周恩来出席波兰领导人举行的欢迎宴会

所谓“波匈事件”，其实是赫鲁晓夫捅出来的娄子。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结束前夕的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突然作了4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苏联何以立足?社会主义阵营怎能不乱?波兰、匈牙利首先出现了政治动荡。赫鲁晓夫面对波、匈动乱慌了神儿，采取高压手段直至出动苏联军队，结果越弄越糟，这才想起来向毛泽东求救，请求派周恩来去一趟。

现在看来，斯大林在取得伟大成就，使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特别是领导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同时，犯了一些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早晚会被揭露出来的。但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强大敌人，什么时候揭，如何揭是有讲究的，必须权衡各方面的情况和利弊，才能下定决心。尤其是在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时，不能把斯大林的功劳也一笔抹杀。比如说，斯大林领导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这样的事实怎么能一概否定呢?二战时几位立了大功的元帅也好，其他元帅将军也好，谁能代替斯大林的领导作用呢?希特勒采取突然袭击，赫鲁晓夫不首先归罪于希特勒，反而把责任都集中到斯大林身上，岂不是敌我不分?虽说斯大林开始麻痹大意，但后来能扭转局面，直到彻底消灭希特勒是何等的不易和了不起，怎么能一笔抹杀呢?赫鲁晓夫搞秘密报告那样的办法，无异于给强大的敌人提供了使苏联自己和社会主义阵营致命的政治原子弹。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果然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周恩来是如何处事的

面对美国发起并带领西方国家大搞的冷战，苏联也只能对着干，中国更没有别的选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周恩来是如何处事的呢?

周恩来先到苏联与赫鲁晓夫等主要领导人会谈。他首先着重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世界求和，长期防御”的世界战略方针。

毛泽东提出的“世界求和，长期防御”的世界战略方针，体现在1954年10月毛泽东对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他同尼赫鲁进行了四次会谈。10月23日，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还有一条经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防御者胜利，进攻者失败。第一次大战中，德国军队在西边打到巴黎，在东边几乎打到彼得格勒，但是结果进攻者还是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进攻者，德国、意大利、日本也都失败了。而防御的一方取得了胜利，虽然在防御这一方面的一些国家被战争削弱了，例如英国、法国。”

10月26日，毛泽东说：“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由此我们需要朋友。”

其实，当时不仅中国对美国弱，苏联对美国也是相对弱的;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阵营同样是弱的;新独立的民族独立国家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就更显得弱。维护和平，创造环境发展自己，无疑是中国、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独立国家共同的任务。把毛泽东的这一世界战略方针讲给赫鲁晓夫等恐怕是很必要的，因为这是指导各种工作的总的方针。

“波匈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搞大国沙文主义，两国多年以来就积累了对苏的不满情绪，斯大林在世时威望高镇得住，赫鲁晓夫没有什么威望，却突然把斯大林否定掉，不引起动乱才怪呢!赫鲁晓夫想以势压人根本行不通。苏联方面必须从克服大国沙文主义做起，从此平等对待比自己小的兄弟国家。其实毛泽东自己就批评过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之前，刘少奇、邓小平去做过赫鲁晓夫的工作，有些效果但不大。邓小平回来后向中央报告说：“苏共领导人虽然开始感到过去大国主义一套不灵，但并未觉悟到必须改弦易辙。”

周恩来继续用中共历史上纠正错误的教训，用中国处理同东南亚国家关系时必须严防大国沙文主义的实践，促使苏联领导人改弦易辙克服大国沙文主义，指出对兄弟国家不能干预过多，人家的事情人家做主，“我们的经验主要靠他们自己……我们卷进到中间去很不好办”。

周恩来告诫赫鲁晓夫对美国的渗透和反革命的叛乱不能放任，不能摇摆不定，该出手时要出手。当时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发生骚乱只是他们党内的不同意见，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赫鲁晓夫竟想对波兰动武。可匈牙利真的发生了反革命叛乱时，赫鲁晓夫又犹豫不决，他这个人忽冷忽热，忽左忽右，全凭脑子一时冲动办事。

最后，周恩来表示，愿意帮助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的领导人一起坐下来好好谈谈。他同时接受邀请，去波、匈继续做工作。

访问波兰、匈牙利

1957年1月11日至16日，周恩来访问波兰。波兰对苏联的意见不小。周恩来一方面对他们表示理解，该肯定的地方给予肯定，该支持的地方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劝说他们要以大局为重。周恩来说：“尽管与苏联的关系中有很多问题，可总的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不平等。但是，与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带头作用这点比较起来，那都是第二位了。”“目前承认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很重要，这样才能更有力地与敌人进行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相互往来、商量，增进相互信任和团结。”周恩来还访问了波兰的几个地方。《周恩来传》说：那几天，尽管下着雪，人们还是万人空巷地出来欢迎。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家喻户晓的古老歌曲《让他在我们中间活一百年》。周恩来后来说：“这种景象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周恩来原无计划到匈牙利访问，赫鲁晓夫希望他去一趟帮助缓和苏匈关系。匈牙利听到周恩来要来，立即派总理卡达尔秘密飞往莫斯科见周恩来。卡达尔说：“我们认为周恩来同志访匈是很好的，在国内和国际上加强我们政府的地位方面是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的。因此，哪怕是去访问两个钟头也是好的。这次能去布达佩斯一天，我们是很高兴的。”1月16日，周恩来访匈。当时布达佩斯很混乱，周恩来是冒着很大危险的。国内对周恩来的安全很担心，要求驻匈大使郝德青每两个小时向国内报告一次情况。周恩来的住处外面停着苏联坦克。下午，周恩来出席了动乱后匈牙利举行的第一次群众性集会，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充分肯定“匈牙利人民对反革命阴谋进行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表示“六万万中国人民支持匈牙利人民的斗争”。讲话赢得了1500名代表的热烈掌声。周恩来晚上与匈领导人会谈直到深夜，连使馆人员给他送来的鸡汤面都没有时间吃一口。郝德青大使说：“总理在匈牙利只停留了24小时，也整整忙了24小时，真是辛苦极了。”周恩来的来访使很多匈牙利人十分感动。当时郝德青大使一直陪同周恩来，离任时因此获得匈牙利颁发的勋章。

1月17日，周恩来回到莫斯科，休息后再次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两次会谈都发生了不少争论。

向中央写报告

经过这次访问，周恩来对形势发展趋向的看法是十分清醒的。1月24日，他给中央写了报告，对苏共、赫鲁晓夫等评价说：

他们常常把苏共党的利益同各兄弟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苏联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样就使得他们常常主观地、 片面地、冲动地设想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能客观地、全面地、冷静地把上述两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他们即使纠正了一个错误也不能保证不犯另一个错误。他们即使有时承认这是自己的错误，也只是为着应付一时，而非彻底地觉悟。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我曾经两次向他提出“担心”的问题，比如兵临华沙实行威胁，这显然是武力干涉兄弟国家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而非镇压反革命。这种严重错误他曾经承认过，甚至就在这一次谈话中他们也承认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是不许可的。但是，他们却又狡辩这不是错误。关于批判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只承认秘密报告是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作的，未能作全面分析，更未考虑到报告泄密的后果。还承认后来虽然做了一些补救工作，但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当我们对斯大林全面分析提到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等问题时，他们屡次都不愿接触。在国际问题上，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虽然在会晤过程中，我曾经两次提出讨论国际局势和我们提出的战略方针，但是几乎都没有得到深入地讨论……另一方面，在策略问题上由于原则性不够明确，故有时灵活无边，常常不能通过具体策略的正确运用去圆满地实现总的战略方针。我感觉这里更主要的是他们缺乏对局势的好坏两种估计，缺乏辩证观点，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也常有发生使人担心的事件的可能。一方面他们领导人中有些唯我独尊、利令智昏，既缺乏远见，又不懂人情世故，一年来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是受益还不大;另一方面，他们却有时也表现信心不足，内心有些恐惧，所以在对外事务中和兄弟党的关系中常常采取一些吓人的手段。 他们同我们谈话中有时也谈些真心话，但就是不肯放下架子。总结一句：我觉得对他们不做工作已经势在必行，但是又绝对不能求成太急。因此，恐非有计划有步骤长期而耐心地进行这个工作不可。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当时对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的分析入木三分。但同时周恩来在报告中也谈到，他这次访问受到了苏方的隆重欢迎，因为一是大敌当前，亟须加强团结，这是双方都认识到的;二是苏方看到不能不平等地与中方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了;三是各兄弟国家之间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死水一潭不能争论了，现在可以讲不同意见了，这有助于推进团结与进步;四是苏联广大人民是热爱中国的。

中国的努力和周恩来的这次出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团结又稳定了一个时期。周恩来此次出访苏、波、匈，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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