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人，原名恒立，字世五。1913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1929年起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国民党第十军军长、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师师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与冯玉祥、 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出师收复了多伦等地。1934年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为主任委员。同年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而受伤被捕。11月 24日，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

1933年2月，日军攻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口进攻。国内形势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国民政府不但不抵抗，反而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消息一出，遭到全国上下一致抨击，迅速激发了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支名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队伍在中国北方迅速崛起，这支队伍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就是吉鸿昌。

正直豪爽，骁勇善战“扁担楞”

1895年10月18日，吉鸿昌出生在河南省扶沟县的一户贫苦人家。他6岁丧母，父亲吉茂松在镇上以开小茶馆为业。为了维持生计，吉鸿昌很小就在茶馆帮父亲打下手，年龄稍大时，常帮助父亲捉蝎子、做药膏，替穷苦乡亲治病。他渴望读书，但由于没有钱，只能在劳动之余到乡塾里旁听先生讲课，因为天资聪颖，也认了不少字，能读一些书。在夏季里，他常在院中的葫芦架下，向儿童们和街坊邻居讲述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经常是言辞慷慨，情绪激动。

吉鸿昌为人正直豪爽，打小就是一个硬骨头。他从不向仗势欺人的人屈服，看到地主恶少欺凌穷人的孩子，他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每回在外面打架，他的父亲知道后经常抡着扁担追着揍他，所以少年时代的吉鸿昌有个外号叫“扁担楞”。但他身上这种“人穷志不穷”及“人少志不小”的气质，常常受到乡邻的称道。

十六七岁的时候，为谋生计，吉鸿昌先后到扶沟县城等地的首饰店、杂货店做学徒，吃尽乱世之苦，尝遍生活艰辛，也使他更加同情劳苦人民。一天，他向父亲表达了要当兵的愿望。父亲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儿子曾多次表示过：“大丈夫要不惜五尺血肉之躯，报效国家!”

1913年8月，吉鸿昌带着父亲从箱底拿出的一块银元离开了家乡，步行到郾城，准备投军。这时，冯玉祥正在郾城一带招兵。新兵挑选比较严格，招募人员总要摸摸报名人的手，看手掌上有没有老茧，是不是属于劳动阶层。吉鸿昌身材魁梧，英姿威严，谈吐忠实厚诚，手掌上又有厚茧子，很快被招募人员选中了。那时，他还不满18岁。

1915年8月，冯玉祥的部队在四川南充驻防。一天，冯玉祥带着一些战士在嘉陵江边洗澡，有几个战士被水冲到深处，他们不会游泳，情况危急。当冯玉祥着急地问谁会游泳，快去抢救时，吉鸿昌一面答着：“我会水!”一面随即跳入江中。其实他根本不会游泳，很快也淹在水中，后被别人救了起来。冯玉祥认为他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十分可嘉，夸奖他说：“你真是个吉大胆!”从此“吉大胆”的绰号便在军队中流传开了。

吉鸿昌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得到冯玉祥赏识，他很快就被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又被提升为营长。1925年元月被调往绥远都统署任副官处处长。10月，升任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当时，冯玉祥在张家口国民军总部和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大院开办了营以上军官轮训班，学习三民主义。吉鸿昌在这里结识了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宣侠父、陶新畲等，开始接受革命道理。

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做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烟酒不沾，却积极兴办公益事业，比如为家乡捐建学校，为驻地修路筑坝等。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今天，在河南省扶沟县吉鸿昌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个细瓷茶碗。这个茶碗是吉鸿昌生前所用，跟随他走南闯北直到牺牲，上面烧制着吉鸿昌亲笔题写的“做官即不许发财”这几个字。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时任五旅旅长的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十九师，他升任师长，归属冯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十九师被人们誉为“铁军”，吉鸿昌成为西北军有名的闯将。

1928年，吉鸿昌被任命为第三十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兼第十军军长。他整饬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两个民族的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师师长。不久，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蒋介石令吉鸿昌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对吉鸿昌采取恩威并施的伎俩，给他送来了河南省主席委任状。

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拒绝了高官厚禄，撕毁了委任状，“托病”到上海与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吉鸿昌对红军采取了一个特别的战术，遇到红军不对峙，绕开走，但把枪支弹药留下。

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着“吉军一来到，红军哈哈笑，又丢枪又丢炮”。他还积极与红军联系，准备组织部队起义参加红军。但因所部高级军官被蒋介石分化、收买，使起义计划失败。蒋介石认为其有“谋反”之意，遂于1931年8月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令其“出国考察”。正要启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请缨杀敌，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永葆气节，誓死不做亡国奴

1931年9月23日，吉鸿昌怀着“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悲愤心情，含泪登船，离开上海。船刚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受刺激”。他发现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写上：“我是一个中国人!”并将其挂在胸前，昂首挺胸地走在美国的大街上。

在国外，吉鸿昌每到一处都向侨胞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侨胞们十分振奋。在一次集会上，一位青年侨胞高喊：“吉将军，你快回国把军队整顿起来!我们一定做你的后盾!”吉鸿昌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同胞们的热望，誓死也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中国人绝不能做外国人的牛马!”他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数千名侨胞群起响应，整个会场沸腾起来。当场就有十多个青年侨胞要求跟着吉鸿昌回国抗日。

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他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3年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图为抗日同盟军进入多伦

1933年四至五月间，日本侵略军占领长城各口及滦东之后，又指使伪军进攻察哈尔，占领了察北多伦等许多县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和安排，吉鸿昌积极策动冯玉祥、方振武等高级军官筹组抗日武装，准备收复失地。

此前，中共中央和河北省委从各地动员大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到冯玉祥部西北军工作，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一度发展到300多人。在此基础上，经过吉鸿昌的奔走、联络，1933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由冯玉祥任总司令。

1933年6月15日，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图为代表合影

同盟军成立初期，人多枪少，武器弹药缺乏，吉鸿昌将天津家中的部分家产变卖用来购买武器。其中部分长枪通过关系用“满洲铁路汽车公司”的汽车运至张家口，几支短枪则由吉鸿昌夫人胡红霞藏进皮箱，冒着生命危险运往前线。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吉鸿昌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省警备司令。1933年6月20日，他率领北路军从察哈尔东部出击，所向披靡，三战三捷，先后收复康保、宝昌和沽源。随即又开始了扫清多伦外围的战斗。

多伦地势易守难攻，为察东重镇，日军视之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派重兵把守。抗日同盟军连一门大炮也没有，而要面对的是武装强大的日伪军。为此，吉鸿昌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在征战前夜，他在指挥部墙上写下了“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根据敌情、地形，吉鸿昌制定了强攻为主、先发制人、内外结合的战斗方案。7月7日晚，同盟军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日伪军凭借工事与火力，拼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击，经过两天三夜激战，至10日晚，仍久攻不下，吉鸿昌乃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连续三次指挥登城。与此同时，暗派副官率士兵40余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12日凌晨，吉鸿昌再次组织猛攻，里应外合，终于打败了日伪军，收复了多伦。

至此，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对全国抗日力量产生极大鼓舞。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团体，都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慰问和支援。

壮志难酬，大义凛然谱悲歌

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高涨，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恐慌，他们便加紧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制止同盟军抗日。国民党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又害怕共产党在抗日反侵略的热潮中扩大影响，决定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采取行动。先是威胁利诱，要求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解散抗日同盟军，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遭到拒绝后，就对抗日同盟军采取了武装进攻的卑劣手段。

7月上旬，正当抗日同盟军克复多伦后，准备进一步行动时，国民党政府的嫡系军队16个师开进了察哈尔，分3路向张家口进逼。他们切断了一切交通要道，对张家口进行全面封锁，给抗日同盟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日本侵略军见国民党政府已经对抗日同盟军采取行动，便从热河向察哈尔东部进行反扑，使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处在腹背受敌的困境中。

8月7日，冯玉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宣布离职下野，抗日同盟军的一部分队伍被国民党的第二十九军收编。冯玉祥下野后，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的决定，吉鸿昌、方振武顶住压力，拒绝收编，并且公开发表外抗日寇、内除国贼的声明，宣布继续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

9月间，吉鸿昌率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向滦河以东地区进击。国民党政府竟然和日军秘密商定，共同“围剿”同盟军。10月8日，同盟军计划在小汤山实施突围。下午4点，国民党五个师与日军相配合，在飞机和迫击炮的狂轰滥炸下，逐渐从四面缩小包围圈。同盟军将士们在吉鸿昌的指挥下，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步步逼近小汤山。

吉鸿昌见夺阵在即，忽然一跃而起，扯掉上衣，袒露胸膛，一手端枪，一手举起大刀，带头冲锋。全军为之鼓舞，将士们齐刷刷地站立起来，端着枪，呐喊着，一鼓作气，击溃了进犯之敌。小汤山的敌人溃退到了沙河一线，留下四门山炮和一片死尸。当晚，同盟军进占小汤山休息整顿。

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三十二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途中二人机智逃脱，潜往天津。

秘密回到天津后，吉鸿昌在法租界的家很快成为中共秘密联络站。他与共产党员南汉宸、宣侠父等人以打麻将牌、会友、听戏、娱乐为掩护，联络抗日反蒋力量。1934年5月，吉鸿昌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任党组领导成员。为宣传抗日爱国，大同盟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用自己的钱购置印刷工具，并在自家设立了秘密印刷厂，他的家成了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联络站，被大家称为“红楼”。

吉鸿昌还广泛联络各界爱国人士，继续准备武装抗日活动，他的夫人胡红霞变卖财产衣物，为抗日前线筹集军火。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南京当局密令刺杀吉鸿昌等人。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天津国民饭店以打牌为掩护，同广西李宗仁的代表秘密会谈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肩部受伤，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后被秘密引渡到北平军分会，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以“叛国罪”(多次煽动兵变)和“叛党罪”(脱离国民党而加入共产党)判处吉鸿昌枪决。

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1月24日，对吉鸿昌早已恨之入骨的蒋介石下达了“立时处决”的命令。在就义前几个小时，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下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数了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他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然后，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就义前，他在刑场上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气贯长虹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写罢，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对国民党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椅子搬来了，吉鸿昌又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枪声响了，吉鸿昌仰靠在椅子上英勇就义，时年39岁。

1979年，为了弘扬吉鸿昌伟大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中共扶沟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在扶沟县烈士陵园的基础上修建吉鸿昌烈士纪念馆。1995年，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在扶沟县隆重举行“吉鸿昌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吉鸿昌烈士纪念馆正式更名为“吉鸿昌将军纪念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题写馆名。

2009年9月，吉鸿昌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十一部委在全国范围内评选的“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张家口吉鸿昌将军纪念馆前吉鸿昌塑像

(来源：摘自《河北抗战英雄谱》，河北美术出版社2025年12月重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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