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按：《党史打假和辨伪》这篇文章不仅为党史打假，也为党史辨伪提供了一个思路。现在类似“公子无用”这般以“标题党”手段吸引眼球，东拉西扯捕风捉影编造离奇故事冒充历史，还盗用党刊为自己背书误导读者的伪史和假学者太多了！从抄袭到杜撰瞎编，网络野史圈真快赶上“罗刹海市”了。而如此文作者这般能以严谨的态度查证史料戳穿谎言的真正学者又太少。在严谨治学态度稀缺而胡编乱造泛滥的网络党史生态环境下，只能希望对党史有兴趣的读者提高自己的辨伪能力。比如，非历史事件亲历者记述某历史场景，在没有引用原始资料出处的情况下，写出当事人的对话且还加上引号，读者就需要警惕了：这原始对话从何而来？作者有录音资料吗？而作者在没有史料佐证的情况下还能描述出当事人的表情，其文字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他是怎么看到的？有穿越历史的透视眼？还有某些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细节，如“公子无用”原文提到任弼时“偶然从一份报纸看到美联社的一篇报道”，在陕北山沟沟里转战的任弼时，怎么可能“偶然”看到这样的报纸？而红色IP对“公子无用”写到的一些历史人物身份的查证，以及对他提到一些刊物的核实，更是辨伪的基本功，值得我们学习。

近日，网名“公子无用”的文章《我党隐蔽战线第一大案：潜伏国军阵营数十名军官，被军统一举破获》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笔者根据相关史料对文中的一些史实进行了考证。文中称“就连多年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我党高级特工熊向晖都险些暴露，不得不远避国外”。熊向晖在”北平案“发生前已和陈忠经、申健被胡宗南作为亲信派往美国留学深造，因此不是”远避国外”。

文中称“直到9月29日夜，正随延安警卫部队向米脂杨家沟转进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偶然从一份报纸上看到美联社的一篇报道。任弼时从这个报道里得知了余心清中将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告之周恩来、李克农，这才引起了中央情报系统的警觉。”众所周知，报纸上的消息源于空中的电文，而在转战陕北的穷乡僻壤，任弼时居然能偶然从一份报纸得知余心清中将被捕的消息，让人匪夷所思。

查《周恩来年谱》1947年9月28日，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二人二十七日在北平被捕后，和任弼时电告杨尚昆、李克农。九月底，和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开会，研究通讯、机要、情报工作为确保秘密，决定将现有的机要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并研究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周恩来、任弼时9月28日已就余心清等二人被捕电告杨尚昆、李克农，因此9月29日晚任弼时在转战陕北偶然从报纸上率先发现余心清被捕一说不成立。

文章接着说“直到两天后，周恩来、李克农才从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琏处获悉我党北平地工情报组的电台已被保密局破获。陈琏不仅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她还是“文胆”陈布雷的小女儿，是我党党员。”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参与编辑并审核的词条：陈琏（1919年10月13日—1967年11月19日），浙江慈溪人。陈布雷最小的女儿。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陈琏考入昆明西南联大，陈琏秘密活动的上级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袁永熙。1942年，陈琏赴重庆中央大学就学。1946年毕业后，陈琏赴北平贝满女子中学作历史教员。1947年8月10日，陈琏与袁永熙结婚。9月24日，夫妻两人因涉嫌为中国共产党间谍被捕，解赴南京，关押在国防部保密局。在她父亲的疏通下，蒋介石准予特赦。夫妻两人直到1948年冬才相聚。

据《周恩来年谱》1947年10月3日，从合众社一日电得知，陈布雷之女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注]在北平被捕，王冶秋在警察到达前跑脱，致电罗迈、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注] 袁永熙，北平地下党员。袁、陈案，后交保释放。

陈琏是我党党员，但属学运系统，没有任过蒋介石机要秘书，周恩来、李克农何以从已于9月24日被捕的“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琏处获悉我党北平地工情报组的电台已被保密局破获？

文中另一处涉袁、陈夫妇：“更为重要的是，9月24日首先被保密局北平站破获的，由电台台长李政宣领导的那部电台的所在院落，其户主正是陈琏、袁永熙夫妇。”袁、陈1947年8月10日在北平结婚，9月24日在其住处棉花胡同甲15号被军统特务逮捕，而新婚不久的他们却会有另一处住宅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恰租给我党北平地下电台李政宣等。对此说法《情报英雄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的作者杨者圣在文中写道：“虽然袁永熙、陈琏夫妇的被捕，与王石坚案件无关，只是偶然因素被牵连进来，但由于他们夫妇俩的敏感身份，结果在王石坚案件中反而有了更高的知名度，说北平密台是被保密局从袁永熙、陈琏夫妇家中起获的。许多资料也都以讹传讹，把袁永熙、陈琏夫妇被捕案说成王石坚案件，混为一谈。其实他们并不是一回事。”多名史学研究者对北平密台是被保密局从袁永熙、陈琏夫妇家中起获一说也予以否定。

文中称“保密局抓捕王石坚是极其隐秘的，之所以由局本部行动组执行，而非保密局陕西站执行，就是为了防止走漏消息。直到今天，大陆现存的所有史料上都没有保密局抓捕王石坚的相关文字记录。”事实果真如此吗？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对“王石坚案”有详细记述：

熊向晖、谌筱华1946年在西安王曲，熊蕾提供

罗青长安排我住弓弦胡同15号，这本是戴笠的公馆。罗青长告诉我：1940年，由申健掩护，他在西安三青团工作了短时期。因我处境特殊，没有见到我。他以后在中社部一室任主任，清楚我们的情况。1947年撤出延安后，他随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进行情报工作。周副主席说过，西北战场每天都有得用的情报。王石坚被捕，周副主席在陕北打电报给在山西的李克农部长，设法营救，未成。李克农部长爱护干部，很担心陈忠经、申健和我的安全，以中央名义的口头指示，就是李克农部长多方设法请人转达的。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敌伪大批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李部长已总结了这一事件的教训。

周恩来谈西安情报工作

7月间的一天，罗青长领我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

周副主席谈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事先得到我的情报，中央做了准备。许多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全，纷纷要求毛主席离开陕北，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解放区，毛主席没有同意，认为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没有问题。毛主席还说，只要了解敌情，最危险的地方也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周副主席说，得知蒋胡军有了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他很重视，下令中共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三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作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便迷惑敌人。在得知胡宗南打算固守延安、不再分兵出击的情报后，毛主席同意他到真武洞公开出席祝捷大会，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还在陕北，以此拴住胡宗南，牵着他的鼻子走。

周恩来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做了努力。罗青长说：还有陈忠经、申健，一共三个人。周恩来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可以说是“后三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

周副主席还谈到王石坚。他说：王石坚被捕，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担心。这同1946年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样。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一旦蒋介石看到，下令查办，不论中统、军统，都不敢马虎。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紧要。王石坚是靠陈忠经掩护才站住脚，你结婚后住在王石坚的家，东西被搜走，这都是明摆着的事。王石坚说是利用你们，鬼才相信。蒋介石特务机关一向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有了这些线索，他们肯放手？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选一个被我们抓到的军统头目，把王石坚换回来。①

以上这段话，是1949年7月周恩来讲的大意。30多年后，周恩来正确的分析判断得到了佐证。1985年出版的沈醉②著《军统内幕》,有这样一段：“1947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宗南，那是为了处理军统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胡在西北执掌军政大权，连对日抗战都不发一兵，而是全力对付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他身边居然有共产党暗中活动，这使胡最为丢脸，是非给蒋介石痛骂一顿不可的。”叶翔之认为：“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估计一天之内就可得到答复。第二天，毛人凤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他去看。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①据台湾《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1991年)载：王石坚“后为(国民党)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

②沈醉(1914—1996)，湖南湘潭人，曾任国民党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源自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4月第1版第77-80页

文中编者称“戴中溶被我通过特殊渠道营救出狱”。秘而不宣的“特殊渠道”给人以神秘感和无限的遐想。戴中溶在“西北行二三事”中对他的出狱有详细的记述：

1947年戴中溶、杜先玉夫妇与儿女（左起）戴经慧、戴经安、戴经明，戴经一提供

中间没有休息，主审官就起立宣读审判书。判我十年徒刑，罪名仍是因有妹妹在延安，故而和共产党人有来往。

进了军统的门，没有人能活着出去，安心坐牢吧。可是，坐牢也不让我们安静。淮海战役日益紧张，蒋介石政府要做逃亡之计，先疏散能疏散的人和物，犯人也不能例外。陆军监狱每天早饭前，牢门打开，一排武装军警走进来，叫出几个人，牢门就关上了，一切恢复平静，早饭送进来了。天天如此。我们紧张了，每天早饭前，衣着整齐地等待着，我是第三次感到死神的降临。大约一个礼拜后，午饭后也来一次，我们更紧张了。中午后不敢午睡，紧张静听牢门的响动，这时反而缺乏恐惧感。我们不愿在临死前被敌人轻视，因此，每天清晨，衣着整齐，互相鼓励，等待就义。

1948年底，我们同案的十个人，又突然被押解到杭州。杭州西湖畔浙江省的陆军监狱，大得很，可以关上上千人。名为军人监狱，实际上小偷、流氓都有。什么犯人都混杂的关在一起，和过去在西安、南京的气氛完全不同了。过年后不久，杭州也日益告急。杭州监狱也开始疏散了。共产党人和牵涉到共产党案件的人，每天也分批解出枪毙。其他囚犯，则十年徒刑以下的先放，此后，二十年以上的放了，再以后无期的放了，最后判死刑的也放了。整个监狱空荡荡的只有我们从南京来的十个人集中在一个牢房里。因为我们是南京国防部寄押在这里的，当地无权处理。据一个旧监狱官告诉我们，他们第一次请示南京，南京答复解福建沙县。沙县路远，山路多，要求派兵派车。待筹划得稍有眉目，路根本不通了。第二次请示南京，回复解江西上饶，待复电到，去上饶的铁路也不通了。第三次请示南京，南京政府正搬家到广州，无人理睬。这样就拖下来，我第四次等待死神来临，已经四次了，也并不紧张。但是面对整个阴森森的监狱，确实怕人，而且不知是朝是晚，只有整天焦急地等死。

一天狱卒送来早饭，把饭桶放下就走了，没有关上牢门。我们吃过早饭，狱卒仍没有回来收饭桶。牢门开着，我们很规矩地坐在牢房里，没有出去，望也不望外面一眼，出去做什么?望一眼做什么?无聊!到了九点，还没有人来，外面又一点声音都没有。由于好奇，我们走出去探望，整个监狱看不到一个人。厨房里米、面、菜、肉齐全。再向外走，到了大堂前一条很长的通向大门的路上。向外看，大门也开着，看见有一队部队在门口经过，仔细一看是解放军。我们高兴得欢呼起来：我们解放了！我们自由了！我们狂奔到大门口。

我们走出了大门，没有人理睬我们，我们反而茫然了，我们到哪里去?无处可去。诺大的监狱只有我们孤零零的十个人，白天不可怕，到了晚上我们的安全堪虑。于是推出两人去与解放军联系，一位团长说他们要继续前进不停留。后续将来一个团，他们住在这里，你们可与他们联系。后续部队来到以后，我们去见团长，请求派兵保护。团长说，部队正不知到哪里找住宿，有这样好去处，就开进监狱，他们有了住处，我们也安全了。次日我们找到地方党组织，请他们帮助。刚解放，一切没有头绪，他们实在顾不到我们，领我们到一座空楼住下，送来一些钱米，让我们自己先照顾自己，他们再做安排。

不久，杭州军管会成立，在杭州《解放日报》上看到军管会成员名单中有文教部长顾德欢，他是我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我也知道他在浙江一带闹革命一定就是他。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第二天，他就派警卫员来接我到他那里。住了几天，我的家乡嘉定解放了。但上海尚未解放，杭州去上海的铁路未通。我不耐再等，顾德欢帮我从无锡绕道到嘉定，与老母妻儿重新会面，既喜又悲，热泪盈眶。

回家不久，王金平等也到了上海，并来嘉定约我同上北京。北京正在开一个总结本案的学习班，与本案有关的人都集中在那里，我们到了北京也参加了。

源自中国展望出版社2016年10月16日出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隐蔽战线专题研讨会文集》戴中溶“西北行二三事”第79-81页

“我党隐蔽战线第一大案”一文中用黑字标明的余心清通过北平地工情报组发的电文、周副主席对北平地工情报组的批评及“通过特殊渠道回复余心清”的内容不知都出自何处？作者对周副主席的表情和心态“眉头紧蹙，惴惴不安”跨越逾70年的时空，仿佛身历其境的描述使人生疑。依据此文引用黑体字文尾来源：本文资料引自：党史博览杂志社月刊《党史博览》刊载文章“永远的谜团——王石坚案始末”，但却没按惯例列出刊登时间、期号及原作者姓名。经向河南省党史办下属《党史博览》杂志社查询，该刊告：我刊没有发表过这篇文章。“公子无用”可能搞错了。经向和《党史博览》一字之差的安徽省党史办下属《党史纵览》杂志社和河北省党史办下属《党史博采》杂志社查询，他们均告没有刊登过此文章。显然“公子无用”不是一时的笔误，而是有意地冒用《党史博览》这样的党史研究机构名义为自己东拼西凑、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内容背书，误导读者，以为是经党史研究机构审核的文章。治学严谨、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是每一个史学研究者的责任，以此与广大网友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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