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作为一项重要的统一战线工作，对参观访问的各个环节都进行了细致周到的部署。一批批港澳同胞得以受邀成为观光团成员，赴内地参加观礼活动，考察祖国各地建设成就，与内地人民座谈交流。目前，学术界对以组织港澳观光团的形式开展统战工作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对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间段内这一问题的研究，一些具体史实与关键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本文拟结合相关档案资料，对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观访问的有关情况作进一步梳理和研究。

一、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的缘起与考虑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不懈努力并取得显著成效。在此基础上，又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祖国的有关情况，港澳各界人士十分关注。为进一步增强对祖国的了解，部分港澳工商界人士、爱国工会和青年团体代表自发组织队伍赴内地参观。

1949 年11月6 日，香港工会联合会率先组织一支规模庞大的“港九各界回国观光团”赴广州参访，受到了热烈欢迎。1950 年8 月，“港澳工商界东北观光团”抵达广州，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设宴招待观光团全体成员，观光团团长黄长水表示：“如果对新民主主义建设还有怀疑的人，经过实地观光后，再也不会有任何怀疑。”港澳同胞赴内地参访的意愿及参访带来的认知转变引起了我们党的重视。广东省率先开始以这种形式增进粤港澳三地人员交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5 年10月至12 月，广东省利用在广州召开“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契机，不仅邀请了众多港澳工商界代表，还首次成立“各人民团体接待港澳同胞回穗参观委员会”，专门组织港澳民众赴广州参观学习，超过5 万名港澳同胞参与其中。而全国层面的组织参观也正在酝酿中。

1954年 9月，由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任团长，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任副团长的“港澳国庆观礼团”受邀赴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期间受到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热情接待。1955年底，国务院发出《做好 1956年度华侨回国观光团员及港澳同胞观光团接待工作》的通知，提出要“让观光团成员接触到他们所乐于接触的人和事物，充分了解祖国在前进中的困难和美好的前景”。组织港澳同胞赴内地参访正式进入了国家工作层面。随后，越来越多的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观访问，港澳与内地的交流不断增强。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的背后有着深远的战略考虑：

（一）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有利于团结广大港澳同胞，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参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尽管港澳人口主要来自于内地移民，但由于长期被英国、葡萄牙侵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人们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除了少数极为反动的以外，一般具有两面性，这就是在政治经济上，华商一般深受殖民者的压迫，不满英、葡统治当局，迫切盼望祖国强盛。另一方面，他们……受各种谣言欺骗较深，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较少了解而怀有疑惧”。

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部分工商业者因此而移居港澳并带走大量资金。这些工商业者到达香港、澳门后的错误宣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港澳同胞对政策的误解。但港澳同胞对祖国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一些爱国港澳商人想办法突破西方对华禁运封锁，协助内地获取重要物资。基于这些情况，周恩来认为，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内地经济建设。具体来看，就是“团结进步和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孤立分化美蒋特务分子”。这就明确了我们在港澳问题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思路。

1954年，华侨事务委员会在总结华侨回国观光组织工作时指出，观光团能使“国外侨胞进一步认识和热爱祖国，从而扩大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孤立蒋匪帮”。华侨观光团的有关做法为中国共产党面向港澳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启示。

1957年 4月，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提出：“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我们可以同他们内外合作，不使人家吃亏。至于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1961年 3月，朱德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港、澳是自由港，离我们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

通过组织港澳观光团，让港澳社会各阶层人士在考察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受祖国的强大与温暖，有利于帮助他们消除内心原有的疑虑，更好地理解党的有关政策纲领，进而为团结、争取港澳同胞参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二）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有利于打破西方舆论“围剿”，塑造新中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宣布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有权立即收回香港和澳门。但在具体做法上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

毛泽东、周恩来等考虑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的实际情况，考虑到当时香港和澳门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作用，决定采取“暂时维持现状”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毛泽东曾在与苏联特派代表米高扬谈话时指出，不必“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周恩来也在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解放全国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更加重视发挥港澳的桥梁作用，通过港澳沟通与世界的联系，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瓦解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传递中国和平友好的大国形象。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一方面能够以有力的事实戳破敌对势力污蔑新中国的谎言，将港澳进步分子与港英当局、澳葡当局，在港澳美帝国主义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势力分化，一方面能够让港澳同胞把中国的客观情况带回去，向国际社会展示出来，从而为新中国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并在复杂的国际舆论斗争中赢得主动，提供助力。

（三）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有利于增进港澳和内地的民间往来，厚植港澳与内地人民的感情基础

长期以来，香港、澳门同内地之间没有严格的边境管理制度，港澳与内地人员往来密切。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港英当局和葡澳当局对入境政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特别是港英当局先后颁布了《入境管制条例》和《边境禁区命令》，对往返人数制定严格的配额制度。广东省也在口岸建立边防检查站，执行出入境审批流程。边境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地民间正常往来，造成港澳同胞对内地认识的偏差，“有的顾忌自己过去当过国大代表，有的怕进来出不去，对祖国总还是有一定的隔膜”。即便有机会返乡，由于内地接待能力一时跟不上，体验感也会有一定落差。

1956年4月，广东省召开港澳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谈到港澳科技人员返乡问题时，不少代表反映“广州旅店很缺，有人回来找不到旅店住”，还有的代表希望接待单位“对本单位各方面情况能作一次详细的介绍”，有机会能组织“参观一下工厂、学校、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表们的意见反映了港澳同胞对赴内地考察的期盼。基于这一问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在会见参加中共广东省委一届二次会议的港澳代表时指出：“港澳超 90%的人都是广东本地人，他们有权利定期返乡，到家乡指导工作，为我们出谋划策。为此，过去六个月广东省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帮助港澳同胞易于返乡。”

广东省的做法得到中央的肯定，国家层面的保障措施也逐步出台。比如，1957年 4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华侨旅行服务社总社。总社的工作任务是，“通过旅游服务，做好回国观光华侨及港澳同胞的政治接待工作”，为协调港澳同胞返乡探亲接待服务提供便利。定期组织港澳观光团，既契合了港澳同胞期待赴内地考察交流、探亲访友的意愿，又有利于加强三地民间往来，厚植情感基础，搭建合作桥梁。

二、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的组织开展

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的具体组织工作一般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统筹。由于这一时期港澳事务与华侨事务未作明显划分，因此，华侨事务委员会也要承接部分工作。此外，根据观光团成员的构成，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人民团体也参与观光团的接待工作。省市一级主要由各地统战部门牵头，联系各大城市基层单位的接待组织及具有一定对外交往职责的学校、展馆、工厂、农场等机构。观光团参访期间的生活起居及交通出行由各级华侨旅行服务社安排。在这些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一批批受邀港澳同胞前往祖国各地游览名胜古迹、考察城乡样貌、参观工厂农场，圆满完成了参访行程。

（一）慎重选择邀请对象

确定港澳观光团的组成人员是组织参访活动的首要工作。一般而言，邀请对象由港澳爱国社团推荐，经广东省委港澳工委拟定，报送中共中央统战部审批，若观光团里包含海外侨胞，还要报送华侨事务委员会审批。获批后形成正式的观光团成员名单。选择邀请对象时通常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热爱祖国并倾向进步。从成员构成看，必须是爱国者，但可以来自不同政治团体、派别，持不同政治理念。例如，1960年由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澳门中华总商会推荐的观光团组成人员“均系港澳中上层人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祖国建设、人民生活、副食品供应问题似信非信，都带着惊奇和怀疑的心情，回来看看真实情况”。这类港澳同胞热爱祖国，但对祖国认知尚为模糊；倾向进步，但政治觉悟不高。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启发、培养、引导，有利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志，提高统一战线工作的效果。

第二，具备比较广泛的代表性。观光团组成人员的构成涵盖了港澳社会各阶层与各行业。既有社会名流、中上层精英，主要包括港澳工商界、科技界、传媒界和演艺人士；也有普通大众、工人群体，覆盖港澳纺织、搪瓷、五金、医务、校工、造船、海员等各个领域；乡绅乡贤同样被纳入进去。以 1957年“港澳工人国庆观礼团”为例，20位代表中，来自机电行业的有 6人，纺织行业的有 3人，造船行业的有 4人，市政建设的有 2人，医务工作者有 2人，有关商业工作的有 3人。而在 1960年“港澳各界人士国庆观礼团”的 21位成员中，有工人 6人，医师 2人，资本家 5人，乡绅 8人。他们都是来自港澳的爱国同胞，但职业背景和专业界别各异，体现了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第三，突出典型引领。受邀的港澳观光团成员大多在各自行业和领域内有较大的影响力、感召力、引领力，能够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定期组织的“港澳工人观礼团”为例，受邀对象主要是港澳各工会负责人以及有威信有技术的老工人。在重大斗争涌现出的先进工人与积极分子，也有机会受邀参访。例如，在1956年“九龙及荃湾暴动事件”中勇于斗争的香港工人代表，就和其他澳门工人代表一起受邀组成 1957年“港澳工人‘五一’观礼团”，赴北京参加庆典活动。邀请这些代表能够向他们传递来自祖国的关怀与支持，激励他们继续做好本职工作，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二）精心设置参访议程

通过组织参访，让港澳同胞感受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是观光团接待工作的重要目标。195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制定《关于接待港澳工人国庆观礼团工作计划》中，明确“要求通过组织他们观礼、参观、游览，使他们看到祖国各方面的社会主义伟大建设成就”，“同时通过在各地参观过程中的访问、座谈，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今天祖国在前进中的困难和缺点，澄清思想顾虑”，为此，负责接待工作的有关部门对具体的参访议程进行了精心设置。

第一，赴首都北京参加观礼活动。在“五一”“十一”等重要节日，北京天安门常常组织盛大游行与庆典活动，有时还会举行国庆阅兵仪式，这些活动能给在场人员带去巨大的视觉冲击及心灵震撼，留下国家强大与神圣的直观印象。

1956年以后，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的港澳同胞“‘五一’劳动节观礼团”与“国庆观礼团”，都会受邀赴北京参加各类庆祝活动。在北京期间，这些观礼团还常常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且有相关部门为其举办欢迎宴会。例如，1956年 4月 30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港澳工人‘五一’劳动节观礼团”成员。5月 7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酒会，欢迎到北京观光的港澳同胞。这些高规格的礼遇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港澳的重视和对港澳同胞的关怀，让港澳同胞感受到“祖国的伟大与可爱”。

第二，前往祖国各地走访和参观。接待部门希望通过更多参访地点和考察项目，全面展现社会主义社会新气象与人民生活新改变，增进港澳同胞对祖国发展状况的了解。从行程看，观光团参访地点涵盖东北、华北、华东、华中与华南地区，集中在沈阳、长春、鞍山、天津、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工业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及其近郊。针对部分观光团港澳同胞的特定需求，也会安排其返乡考察。如 1960年4月组建的“港澳同胞旅行团”，成员多是江浙人士，初次回来，“除到各地了解情况外，还要看看家乡的情况，他们思想上存在的怀疑程度也比较深”。他们的行程中，就特意安排了江浙地区。

从考察项目看，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一是名胜古迹与革命遗址；二是培训单位和科教机构，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天文馆、展览馆、高校等；三是工农业发展成就及市政建设，如新型工业企业、特色农业基地等。此外还会安排观看电影、戏剧、民族歌舞等，观看作品大多反映新中国成立前的艰苦革命斗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的社会生活。上述考察项目会根据观光团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安排。如果观光团主要由港澳工人构成，就会“请当地工会组织先将本地的工业建设、工人福利等一般情况展开介绍，参观项目主要是本地规模较大、设备比较完善的工业企业、工人福利事业等。在访问工人住宅区时，还组织他们访问一些工人家庭”。

如果观光团主要由港澳工商界及乡绅人士构成，接待部门就会“通过工业和技术革命介绍，使他们进一步了解祖国工业建设的伟大成就”，具体项目包括参观工业展览会、工厂、文化遗迹及游览市容等。针对不同观光团特点进行个性化与差异化安排，对于港澳同胞更好地感知和了解祖国的发展建设起到了良好作用。

第三，与内地人民进行座谈交流。座谈交流会一般安排在参观之后，为的是进一步解开港澳同胞内心深处的疑惑，增进与内地人民的沟通与理解。座谈交流会上，通常由接待人员介绍单位情况和相关政策方针，再邀请港澳观光团的同胞结合参访所见所闻，发表各自看法，期间港澳同胞提出的想法或疑问，都会由接待人员现场解惑，或记录下来，反馈给有关部门。

例如，在接待“港澳工人代表团”举办的座谈会上，上海印染一厂工作人员介绍了“上海工会组织运作情况和统一战线的好处等”，增进了港澳工人代表对内地工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了解。又如，有的港澳观光团对内地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问题比较感兴趣，有关部门便安排观光团的港澳同胞与上海市妇联和妇女界代表进行座谈，了解上海在妇女权益保障规范及妇女、儿童发展事业方面的做法。

（三）周密细致地做好保障

良好的保障是港澳观光团得以顺利参访的必要条件。承担港澳观光团接待任务的部门都对做好保障工作予以高度重视，有的还结合自身情况制定了具体的工作方针，细化了政策规定。

比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于 1957年制定了参访接待工作方针，即“热情接待、放手自由、外松内紧”。“热情接待”，要求接待上要周密细致，主动作为，如接待工人观礼团时，要“请各地工会负责人到车站接送，观礼团停留期间派干部陪同”，“被参观单位可送产品样品给代表留作纪念”，“港澳工人一般收入菲薄，请假观礼期间又无工资，生活更有困难，应照过去惯例每人发零用费”。“放手自由”，要求“参观项目可多准备一些，照顾自愿，允许选择。日程节目安排不能过紧，务使轻松而有教育意义，又能照顾休息及自由活动时间”。“外松内紧”，则要求“对不同的政治认识，不必争辩，不强求统一，但对一些严重误解或有意污蔑，应作耐心解释，说明真实情况。如发现代表中有政治上可疑分子或特务分子”，应“及时将情况转交公安部门，由他们负责处理”。这一方针为有关工作人员做好接待保障工作提供了指导，使他们能够更加妥当地处理接待时遇到的问题，确保了港澳观光团参访行程的顺利进行。

又如，广东省制定了接待港澳同胞观光招待费用开支标准，确保每位受邀代表获得应有的照顾。针对部分单位在接待过程中存在向港澳代表组织和发动捐赠的现象，广东省还出台规定，要求捐赠必须坚持自动自愿原则，且在申请办理进口捐赠物品时必须按规定手续办理，严格禁止“先斩后奏”的做法。这些规定有效推动了整个接待流程的制度化、规范化。

三、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的成效及其影响

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取得了显著成效。观光团的港澳同胞成为了党和政府联系港澳社会的桥梁与纽带，不仅他们自己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了解和认识，而且他们还向港澳社会积极传递祖国真实的情况，为凝聚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推动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激发了港澳同胞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了解和认知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港澳同胞长期未返回内地，对祖国情况缺乏了解。再加上一些敌对势力别有用心的宣传，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社会主义制度持观望态度，甚至产生怀疑。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让他们亲眼见到了祖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思想上产生了转变。正如 1956年 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为港澳观光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的那样：“‘百闻不如一见’，今天大家在祖国各地观光，自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祖国是好是坏。”

在参访过程中，观光团的港澳同胞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他们的重视。“特别是在北京宴会上见到国家首长和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后，情绪更加激动”。曾于 1950年参加“港澳工商界东北观光团”的莫应溎，1956年作为港澳工商界代表再次来内地参会时明确表态：“今天政府的港澳政策重视同胞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欺骗港澳同胞的情况对比是很明显的”。

观光团的港澳同胞也认识到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祖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他们看到了“党的自力更生精神如何在国内经济建设和经济生活中得到体现，解放前后生产建设截然不同的情况”，“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提高，市场供应不断好转等”。有香港同胞目睹投影仪生产线后激动地表示：美帝国主义运几件先进设备在香港展览，“但展好后马上搬回去了，他们对我们封锁、禁运没用处，只会激发我们，现在我们也能制造了”；还有香港同胞看到“工人生活不断提高，再对比港澳工人的困苦处境，就能加深对祖国工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生活得到不断改善的认识”，特别是“对党的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方式的正确，也有进一步认识”；有香港同胞目睹家乡亲人生活状况的变化后感叹：“以前农民不可能读书，现在能读书是个大变化，在社里我看到三位刚毕业的中学生在参加劳动生产，学生告诉他们要做第一代有文化知识的农民等等，我听了很感动”；有澳门同胞在上海参观印染厂装卸区机械作业时感慨：“澳门没有机器装卸，至今还是全部用人工装卸的”；还有澳门同胞关注到人民群众崭新的精神面貌，“对工人的干劲，对党对老幼的关怀，对妇女地位的提高，都有较深刻认识”。

观光团的港澳同胞还“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截然不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一些初步的朴素的感知。在参访前，一些港澳工商界代表对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有误解，担心如果回内地接受改造会受到打击。对此，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与港澳观光团的座谈会上详细介绍了我们党对待资产阶级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指出“国家需要利用资产阶级的文化、技术、经验和生产能力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党的政策不是打击资产阶级分子，而是团结他们共同走入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介绍使得港澳同胞消除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负面认识，增进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了解和认知。

（二）增进港澳与内地的社会联系，吸引港澳同胞参与祖国的发展和建设

巨大的工农业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面貌的改变，在给港澳同胞带去认知上的冲击的同时，也提振了他们对祖国发展和建设前景的信心。有观光团的港澳同胞来内地参访，也是顺带考察产业项目，寻找赴内地投资的可能。他们联系到内地工商界亲友后得知，“在公私合营后他们都得到妥善安排，能够发挥所长，政治上有地位，生活上除了原来工资不动还得到定息照顾。很多在港澳的股东在公私合营后得到了定息”，内心的顾虑得到有效缓解。他们表示，回到港澳后，必定将所见所闻“向海外同胞介绍，并且鼓励他们加倍努力，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更多力量”。

各相关接待部门也结合地方实际，积极为有意愿参与家乡和祖国建设的港澳同胞提供配套支持。为照顾港澳特殊情况，1956年，广东省政府出台优待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的政策，规定凡华侨和港澳同胞于新中国成立后以外汇投资于华侨投资公司的股金，“按个人股金处理，保留其私有权”，定期支付股息，同时确保“华侨及港澳同胞不因其投资关系而改变其原来的阶级成分”。同年，广州市成立接待港澳同胞办公室，为来穗参观考察的港澳同胞提供各类协助，积极向港澳高级知识分子代表介绍广东科技发展情况及相关人才政策，帮助他们消除“怕查历史，怕学习，怕待遇低”的思想疑虑，争取了一批港澳高级知识分子回内地工作。

这一时期，广东省还成立了公私合营华南企业公司、华侨投资公司和广州投资公司，许多港澳商人参加招股并在广州、汕头、江门、佛山、惠阳等创办纺织厂、糖厂、造纸厂，修建水电站。这些商人还将部分盈余利润捐资助学，促进广东城乡经济发展。通过组织港澳观光团和完善政策配套措施，越来越多的港澳同胞参与到祖国的发展和建设中。

（三）为凝聚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挥积极作用

赴内地参访后，不少观光团港澳同胞的政治觉悟得到了提高。他们谴责港英当局、澳葡当局严控新闻出版自由，并积极参与到对敌对势力的宣传舆论战中。1950年 4月，招商局香港分局的海员代表赴上海观光，受到招商局工会、上海海员工会的热忱欢迎。当时，一些敌对势力在香港散布谣言，唱衰新中国国防与经济形势。代表团返港后，有成员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上海观感，记述了新中国国防特别是“空防全面加强”的情况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情况，以亲眼所见的事实揭穿了谣言。

来自澳门的观光团成员也在赴内地参访后，积极联络澳门爱国人士筹办《澳门商报》，以向澳门同胞和海外侨胞更好地宣传新中国政策主张。同样参与舆论宣传战的还有香港演艺界人士。新中国成立后，“香港电影界观光团”来到广州，亲眼目睹了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言行一致的形象。回到香港后，演员刘琼在《大公报》发表赴穗观感，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许多港澳同胞通过这些报道了解到祖国和家乡真实情况，国际反华势力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

另有许多观光团同胞回到港澳后，自发组织爱国团结运动，介绍党和政府对港澳同胞的政策主张。一些青年代表结合自身实际，对港澳学生开展正确的思想指引，积极组建爱国青年工作组织。不少港澳中上层人士在参访结束后，积极联系居留在港澳的侨眷，通过进行社团联络、展播电影艺术等传播新中国的正面形象，在增进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对祖国的了解，凝聚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上取得了良好效应。

在打破西方国家对华封锁、禁运方面，观光团的港澳同胞也作出了积极贡献。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朱石麟赴内地参访后深有感触，发表《港货不能再受限制》的书面谈话，呼吁香港厂商背靠祖国，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压力。香港华商织造总会会长冯白坚返港后接受香港国际社采访，强调“香港任何产品输出绝对不应协议限额”，倡议港商一同抵制美国对港织造品输出限制。

在港澳华商的协助下，内地工厂得以从海外订购某些稀有原料配件，拓展了我国对东南亚的出口贸易和对远洋进出口贸易，争取了更多的外汇收入。港澳华商逐渐成为“反封锁、反禁运”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结语

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为港澳同胞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识提供了契机和渠道。通过参访，港澳同胞进一步了解了党和政府在港澳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能力，看到了社会主义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增进了与内地人民之间的联系。他们把这些认知和理解传播到港澳社会，争取到广大港澳同胞对祖国建设和发展的支持，又依托港澳地理位置优势，为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赢得有利地位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之，港澳观光团到内地参访，作为党的统战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意义和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作者：聂励，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