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红遍了中国大江南北，他的行动曾影响上世纪中国千千万万青年。他并非什么名门之后，而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名字叫董加耕。

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董加耕

——1964年新华社展览照片

知识青年董加耕用实际行动改变人们轻视农民，轻视体力劳动的旧思想，立志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农业，立志成为社会主义第一代的新农民。

董加耕从返乡的第一天开始，就积极参加劳动，学习各项农活。

董加耕把体力劳动看作是一座的熔炉，什么重活、脏活、累活都抢着干。

一九六三年四月董加耕被社员选为生产队的会计，处处为集体精打细算。他记账用的算盘、墨和砚台。

董加耕从日常的劳动中体会到体力劳动并不是一件简单事，他处处向老农虚心学习。

董加耕常常利用劳动休息时间，向社员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大事，宣传公社的好人好事。

为了团结更多的农村知识青年共同进步，董加耕热情地同他们交朋友，相互鼓励。

在学校里，董加耕是一个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回乡以后，他把活跃的文化生活带到了农村。这是他向社员讲解革命歌曲的歌词。

董加耕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

党团组织领导到大队探望董加耕，鼓励他在农村中发挥更大作用。

董加耕的模范事迹传开之后，江苏省的青年纷纷开展学习董加耕的活动，这是董加耕的母校——盐城县龙岗中学同学办的墙报。

董加耕被选为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的队长，他勇敢地挑起了这付重担，带领着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董加耕：上山下乡的偶像

放弃北大扛起犁耙

董加耕的名字，在上世纪60年代几乎家喻户晓。1961年，他高中毕业后立志务农，被树为全国的知青典型。他的名言“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成为教育青年学生时经常引用的座右铭。他的形象曾鼓舞许多青年喊着“学习董加耕，一心下农村”的口号，投身于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

实际上，早在1961年，刚高中毕业的董加耕就应该“一飞冲天”了。在这之前，他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团支书，还被推荐入党。那一年，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96分以上，并且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脱离农村到城市上大学，是多少农村孩子梦寐以求的夙愿啊，更何况还是中国第一学府！

但是，他却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放弃北大，回乡务农，并将名字“董家庚”改为“董加耕”，意为加倍努力耕耘家乡。在家人、老师、同学、社会的一片谴责和质疑声中毅然扛起了犁耙。

他不去上大学，是因为放心不下家乡的父老乡亲。当时，全国都在挨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县已饿死了十几口人。他的老父亲，由于饿得受不了，喝了用发芽的慈姑做的汤，结果毒发身亡。一想到这些，他的心便不由得一阵阵发紧。

10天以后，董加耕用一根扁担挑起自己的书和行李，回到了家乡——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董加耕在农村利用所学的知识，改水田为旱田，稻、麦、棉、绿肥轮作。结果，不仅粮食丰收了，水乡还第一次长出了棉花，董加耕被选为了生产队长。

完全出于当农民的一片赤诚，做梦都没想出名的董加耕却转眼间成为叫响全国乃至世界的人物。1962年8月8日，《新华日报》以《目标始终如一》为题，率先报道了董加耕放弃北大回乡务农的事迹。1964年初，共青团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发出学习宣传董加耕的决定，随后，《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论，充分肯定了董加耕的壮举。其中《人民日报》指出：“董加耕所走的道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路。”随后，董必武、邓小平、薄一波、彭真等也号召向董加耕学习。在耀眼的光环中，董加耕也由生产队长跃为不脱产的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团中央委员等，一直坐到第三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和执行主席的位置上。

一时间，董加耕的事迹变成了新闻报道、宣传画册、连环画、话剧、歌曲……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苏联、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求爱信雪片般飞来。而他的个人志愿，也变成一个时代一代人的“选择”，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高唱着“学习董加耕，立志干革命”的歌曲，投身到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中。

此后的命运更是超出董加耕的预料。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浪中，这个原本一心只想务农的年轻人，接连被抛上抛下。

主席寿筵头号客人

董加耕成为全国青年学习标兵后，先后9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他的事迹几次进了中小学教材。

毛泽东与知青们在一起，后排左一为董加耕

新中国成立那年，毛泽东56岁，从那时起到去世，毛泽东只给自己过过一次生日，那就是1964年的7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用自己的稿酬张罗了3桌还算丰盛的寿筵。尽管是个特殊的日子，但毛泽东甚至没有请自己的子女，而是将董加耕、邢燕子、陈永贵、王进喜这些当年的楷模列为贵客，并和自己同桌。几十年过去，董加耕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激动不已。

那一年的12月26日，正值三届全国人大召开会议，那天散会前，服务员通知董加耕、邢燕子、陈永贵、王进喜4人，会后就地稍等。

1964年12月26日,周总理带董加耕(左三)陈永贵(左二）邢燕子(左一）等参加毛主席晚宴

待大会代表和其他主席团成员逐渐离去，周恩来从后台上来，走到主席台后面的一个休息室，不一会又和朱德总司令带领4人来到大会堂一个小宴会厅，宴会厅里呈“品”字形放了3张餐桌。稍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容光焕发地来到宴会厅，这时大家才想起今天是主席的生日。

毛主席和三位新中国农业战线上的劳模陈永贵、邢燕子和董加耕

毛泽东坐定后，周恩来把董加耕拉到主席的左边，和主席膀子靠膀子坐在了一起。主席的右边坐着邢燕子，同桌的还有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罗瑞卿等人。大家坐定后，毛泽东说：“今天既不做生日，也不祝寿，而是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今天不仅要吃饭，还要谈话嘛！”主席首先问董加耕：“读了几年书？”董加耕回答说：“读了12年，高中毕业。”主席说“好！”随后，毛泽东和董加耕从读书看报纸谈到盐城的“二乔”（指胡乔木和乔冠华，两人均是盐城人），席间，毛泽东不停地嘱咐董加耕：“你是农村来的，要多吃菜。”

1964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宴会上，毛主席与董加耕（中）和邢燕子（右一）亲切交谈

这次主席寿筵，董加耕被人称为“主席寿筵上的头号客人”，也被人视为董加耕光辉的政治顶点。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为共和国走完了光辉的人生历程，董加耕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被唯一特许在主席身边守灵7天7夜！

五起五落荣辱不惊

董加耕没有想到，在耀眼光环的背后，一场暴风雨正在袭来。1966年5月，董加耕当选为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红色风暴”席卷整个中国。

刚刚上任的董加耕成为“造反派”们锁定的目标，他们诬陷董加耕，县里还成立了“董加耕问题联络站”，外面还有“五湖四海调查团”，董加耕也成为当时盐城年龄最小、职务最高的“走资派”，而“造反派”给他网罗的罪名有100多条，编成了“反毛泽东思想100例”，“造反派”们不停地让董加耕背“毛主席语录”。终于有一天，董加耕因为背错了一个字，给“造反派”们留下了把柄，将他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深挖“5·16”分子运动中，董加耕再次受到冲击，被称为“盐城地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头子”，家中被抄，全家被隔离审查。后来，周恩来了解到董加耕在深挖“5·16”事件中所受的迫害，要求为他平反，并提议增补他为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

1974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见到董加耕，问了他在深挖“5·16”中所遭遇的迫害，最后说：“那些整过你的人，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工作，心里感觉别不别扭？”他只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能以错对错。”总理听了，禁不住夸奖他说：“这样好，不愧是小董！”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董加耕成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1975年春，董加耕又被选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并出任了团中央“十大”筹备组的第二副组长。当时，团中央“十大”的筹备工作由王洪文主管，筹备组组长是谢静宜。江青曾想拉拢他，请他和邢燕子在钓鱼台看了一次电影，以示“关怀”。谢静宜更是点名要他去北大、清华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告。可他却说：“这个内容我怕讲不好，如果是有关上山下乡方面的，叫我去讲讲还可以。讲这个，我还是不去了吧。”

相反，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却毫不退让。董加耕是周恩来逝世后治丧委员会的成员，曾带家人去天安门广场吊唁。上面传达了不许到天安门广场去的通知的第二天，中国青年出版社有12个人抬着一个花圈来向他请示，能不能把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去，他说：“你们去吧！我要不是值班离不开，也跟你们一起去。”后来，这件事被追查，谢静宜指责他是“立场问题”，张春桥则在日记中写道：“小董不可靠”。

1977年底当时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准董加耕回到故乡，仍旧回葛武公社董伙大队参加生产劳动，又回到他生活的起点。他这才有了一种像一粒随风飘荡的种子又落根大地的充实感。1982年春天，他又一次被“解放”，担任盐城市郊区郭猛乡主管乡镇工业的副乡长，1987年提任郊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

在此期间，董加耕又被人“盯”上了，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时，他又因曾是“文革”中团中央筹备组负责人和曾经被江青“深夜召见”等原因，被隔离审查了13个月，直到1994年中共江苏省委撤消了对他的错误结论，并重新任职。

经历了人生的巨大落差，董加耕平静如初。他说，一个人的品质、理想和追求，不是由他所处的位置来决定的。历史扭曲了我们，我们自己要掌握好平衡。他以为，帽子可以戴，黑锅也可以背，但为人民服务既是一个共产党员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是义务，一点都不能含糊。

1996年国庆节，一批共和国老劳模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董加耕又见到了邢燕子和侯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热泪盈眶，深感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他们。

患难夫妻相濡以沫

在坎坷的人生路上，董加耕始终以一种进取的姿态不断前进，这与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分不开。他与爱人郝鸿鸾是同乡，结婚几十年来，他俩相互尊重，互相体谅。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内宣传董加耕到达高潮，他的事迹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董加耕，一个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顿时成为无数青年人心中的偶像，通过各种方式向他求爱的人也络绎不绝。但和认准了弃学务农的道理一样，在对待感情问题上，董加耕也相信自己认准的人。董加耕找对象的标准是倾向于能吃苦会干活的农村青年，但要有文化。这个时候，邻村的一位姑娘进入了董加耕的视线，她就是郝鸿鸾。

18岁的郝鸿鸾是小学教师、民兵教导员。但此时董加耕的母亲认为郝鸿鸾是农村人，不太同意，而郝鸿鸾的父母认为董加耕不读大学做农民，太傻，以后肯定会过苦日子。虽然两人互有好感，但关系一直不敢公开，只是将心中最重要的位置给对方留着。那时，不仅在国内，越南、苏联等国外女青年的求爱信也络绎不绝，都被对郝鸿鸾忠心不贰的董加耕“顶”了回去。1965年10月，董加耕划着小船，拖着个大木箱，将郝鸿鸾迎娶回家，开始了两人风风雨雨的人生。

即使在董加耕多次受审查期间，两人的爱也从没有过一丝动摇。在深挖“5·16”期间，董加耕被监禁起来，那时，郝鸿鸾正怀孕待产，董加耕在监狱中省吃俭用，将省下来的20斤粮票托人带给妻子增加营养。而郝鸿鸾也不时带着鸭蛋去探望小董。

现在，董加耕和郝鸿鸾生活在盐城市区纯化路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家中的设施也很陈旧简单，有些家具甚至还是1960年代购买的。董加耕说，他只想和老伴一起过平静的日子，因为过去几十年，他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雨起伏，有时感觉对不起郝鸿鸾。而郝鸿鸾却说：“这辈子嫁给老董，我不后悔……”

昔日楷模余热正旺

董加耕对名利看得很淡。他曾从全国人大常委到一名普通农民，后来落实政策当上了公社副主任。董加耕开玩笑说“这相当于从副部级‘升’到了副科级”。

2000年，董加耕从盐城市政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用16个字总结了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改初衷。”

有人跟董加耕开玩笑：“人家官越做越大，车子越坐越小，你怎么官越做越小，车子却越坐越大？”董加耕笑着说：“何为大，何为小，党和人民最伟大，计较个人得失最渺小。”

由于董加耕是名人，多年来，来找董加耕做“形象代言人”的企业或个人络绎不绝，还有人请他做销售策划，甚至还有人许诺重金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公司，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在政府分房时，按条件董加耕完全有资格分到一个最大的，但他却要了一个最小的房子。这就是他的“大小”观！

也正因为如此，董加耕至今还是不少人心中的榜样和偶像。1998年，大丰市一位患了绝症的病人专门写信给董加耕，说自己从小就学习董加耕，榜样几十年不倒，很难得，在不长的人生中，想见董加耕一面，探讨人生，感受榜样的力量。

董加耕退休后，他自告奋勇担当起盐都区关工委副主任和老区扶贫开发促进会副主任，几乎每天还在为青少年教育和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忙碌。他仿佛还像一团火，依然焕发着青春的活力。

时隔几十年，董加耕仍然初衷不改，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他思维清晰，谈锋甚健，豁达开朗。面对董加耕，透过他一副款式过时的黑边眼镜，可见其眉宇间充满不敛的笑意，言谈间时不时一串打油诗或顺口溜，令人捧腹开怀，咀嚼有味。

2009年3月29日，重庆气温陡降。南山某知青山庄，气氛热烈，近百个来自重庆、成都、云南、上海的老知青在欢迎他们曾经的“偶像”——董加耕。

在一片掌声中，董加耕在长桌一端坐下。他的身后有五幅巨大的画像，从左到右依次是，恩格斯、马克思、毛泽东、斯大林、列宁。周围墙上的玻璃壁框里，挂着无数的老照片，上面的年轻人英姿勃发，甚至还挂有一面鲜艳的写着字的红旗。现场全都是些50开外的人，他们手里几乎都拿着一本书——《知青心中的周恩来》。董加耕是该书的作者之一。正是因为该书，这些来自天南海北，40多年前分赴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的半百之人聚在一起。

“你知道的，当时，这就是最大的偶像，好比现在你们年轻人心中的刘德华。”坐在记者旁边的一位女士说，“大学不上了，到农村搞了个大丰收：毛主席亲自接见，扛着锄头的宣传画贴遍全中国。那个号召力和影响力不得了！”现场所有人都拿着书让董加耕签名并合影。闪光灯频闪，无数的手在紧握，还有人大声唱起了那个年代的革命歌曲……

“我是一支盐蒿”

当时代的波涛归于平静，“知青”这两个字始终是董加耕身上最显著的标签。2013年4月，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心“三农”，为中国梦的圆满实现献余热》，然后署上：“江苏盐城知青董加耕”

新时代的年轻人已经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董加耕仍是一代人青春记忆中难以抹掉的部分。这些年，他不时受邀出席全国各地组织的各种知青活动，每到一处，老知青争着跟他合影，要他签名。他的老家盐城市建了一个董加耕事迹展览馆，据说至今已有30多万人次参观。

如今，他的名片上，印着众多头衔和荣誉：“荣获共和国百颗星之一”、“荣获共和国百名英模之一”、“荣获建国50周年50人之一”以及“毛主席70岁生日宴会4位工农客人之一”……

眼下，董加耕头发已经花白，不过腰板依然挺直，还在力图发挥“余热”。他仍然关心农村建设，资助贫困儿童，也不时被一些机构请去座谈或宣讲。他到学校讲要坚定理想信念，到机关讲反腐败。

每次宣讲，他几乎“都站着讲，不觉得累”。他也深知，如今是市场经济的年代了，“你愿意听我就多讲，不愿意听我就少讲”。

“对那段岁月你没有一点感触？”记者追问。董加耕沉默着想了想，拿起笔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是一支盐蒿——一种生长在黄海滩涂边生命力极强的灌木植物，涨潮时淹得要死，退潮时干得要死。最终没有死。逢到雨水丰盛，会长得更旺盛。

写完后，董加耕反问记者，“你是怎么看那段历史的呢？”没等记者回答，他自言自语地说，“涨潮退潮都是要死，可我有理想，没死成。现在好多了。我这么老了不是还在为农村做事情吗？”

董加耕(左)与老伴在中国青年报读者林植树

“这就是理想的延续”

几十年前，因为各种各样的背景，几千万知青怀着激情和理想来到农村，洒下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直到1979年，绝大部分知识青年回到城市。

2008年，中组部等有关部门联合发布的一份文件再次引发世人关注：从今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为新农村建设培养骨干力量。

“这就是我当年理想的延续。”对这项决定，董加耕想了想说：“中国农村从来都缺少有知识的青年，当年我不读大学回家务农，也就是想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改变乡村的贫困面貌。现在，中国广大农村仍需要有知识有理性的青年去改变，特别是西部地区。”

他表示，现在的知识青年下农村，还是应抱有“当时我们下乡时的理想和热情，真正对农民、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不是去镀金，也不是去观光，而是踏踏实实地改变落后的面貌。这既是物质的改变，更是用自己的知识改变农村农民的精神面貌”。

不过，他对现在的农村有些担忧：以前的农村乡情淳朴，但农民的生活非常苦；现在，农民不用担心温饱问题，但是更多的人都盯着钱。年轻一代普遍缺乏当时知青那种乐于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孝悌”二字也不那么神圣，“有些人，连孝顺父母都不知道了”。

 

董加耕抚着自己花白的头发说：“作为老知青，不管如何评价过去的历史，但我一直记着一句话——青春万岁。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但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