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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贻害百年,吸毒人员两千万,新中国如何用三年打赢禁毒战争?

伯陵说:

建国初期的禁毒战争,其实也是经济战争。

1

1838年,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书:

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实是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一语成谶。

由于清朝统治能力低下和国力贫弱,不仅没能彻底铲除鸦片,反而让鸦片传播的越来越广,到清朝灭亡的时候,鸦片几乎和中国融为一体了。

民国年间,虽然国府也颁布过禁烟禁毒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国府自己就和上海滩的杜月笙合作,贩运鸦片抽取利润,用来补贴财政和军费。

地方官员们上行下效,纷纷出台所谓的特税,并且扶持特商,用荼毒人民的鸦片收益来满足自己的野心。

例如主政贵州的谷正伦,便设立特税征稽处,每百两鸦片收10块银元的过境税,还派人和桂系搞关系,商量贵州鸦片运到广西销售的问题。

桂系也想赚钱,便同意谷正伦的要求,不到一年时间就合伙销售12.5万两鸦片。

至于某些县长们,更是强迫农民铲掉农作物,改种鸦片,有些县的鸦片种植面积,能达到耕地的一半以上。

让他们来禁烟禁毒,相当于从自己的身上割肉,怎么可能呢?

所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国罂粟种植面积达到百万公顷,吸毒人口有2000多万,各省的大城市里烟馆林立,随处可见形容枯槁的人。

而这些吸食鸦片的人,为了筹措资金,不惜卖房卖地鬻妻典子,受鸦片毒害的人恐怕要过亿了。

九省通衢的武汉是鸦片运输买卖的重地,对鸦片危害的感受也比较深,所以武汉流传着一句话:

烟枪一杆,打的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天。

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

而且鸦片的感官体验和经济利益,已经渗透到新中国的某些地方干部之中,腐蚀着新中国健康的肌体。

刘青山和张子善自恃对革命有功,便贪污腐化吸食鸦片,陆续挪用150亿(旧币)公款。

吉林省蛟河县委书记殷子华、县团委书记崔晓光,利用职务之便和毒贩合伙贩毒谋利,甚至用巨额利益把公安局长、税务局长等领导干部拖下水,把整个县委班子变成贩毒集团。

南京法院秘书长丁辰琛收受贩毒集团的贿赂8700万元,然后让一名法院的部下脱离革命队伍,做为自己的白手套,和贩毒集团合伙谋利。

他们利用国家机关的文件和印章,欺骗铁路、航运、邮政系统的工作人员,为自己的贩毒罪行服务。

用国家的资源赚自己的钱,好家伙,犯罪都让他们玩明白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量国家干部、各系统职工和贩毒集团们沆瀣一气,继续做着自清朝以来的犯罪勾当。

可以说,鸦片之毒已经深入中国骨髓,要是控制不住,短期来看肯定是复兴无望,长期来看中国真的要亡国灭种了。

彻底铲除毒品,已是势在必行。

2

自从晚清以来,鸦片毒品在中国存在百余年,早已形成种植、制作、运输、销售、购买的产业链,哪怕有相当部分的人不吸食毒品,也要在这条产业链上谋生,以便养家糊口。

禁毒战争,本质上是一场经济战争。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各省就把禁毒和经济联系起来。

例如河南出台文件,禁止买卖和吸食毒品,并且按照低于市价的比例收购散落民间的毒品。天津命令毒贩限期上交毒品,政府按照不超过总价50%的价格,给与补偿。

不过毒品是贻害全国的东西,要想彻底消灭毒品,也必须是中央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行动,才有成功的可能。

这些各省的临时规定,有效果,但是不大。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解放战争也进入尾声,中国基本上没有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禁毒便成为新中国要面临的头等大事。

1950224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主要内容包括这么几项:

各级政府部门合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其中政府和公安要负主要责任。

1950年起,没有战争的地方立即禁种罂粟等毒品作物。

自《通令》颁布起,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毒品的贩运销售活动。

命令藏有毒品的人限期上交现存毒品,如果是官僚地主上交的,便无条件没收,如果是平民上交的,应该视为财产,酌情给与补偿。

新中国的禁毒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份通令一出来,各省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省市县级的禁烟禁毒委员会,开始查封烟馆、收缴毒品、捣毁贩卖毒品窝点等等,短时间内便取得巨大的战果。

以刚经过战火洗礼的新中国的执行力,这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不必多说。

但是从事后来看,新中国的禁毒战争,其实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经济禁毒,也就是釜底抽薪,铲除各地种植的毒品作物,切断毒品的来源。

毕竟城市的禁毒工作再成功,如果农村依然源源不断的种出毒品来,那最后也会成为表面功夫,不可能真正铲除毒品。

革命的精髓是农村包围城市,禁毒也要从农村着手,最后再包围城市。

经济禁毒的任务,《通令》里已经说清楚了。

一方面是收缴毒品,并且给与平民经济补偿。

禁毒通令颁布以后,各级政府部门组成的禁烟禁毒委员会积极行动,和新中国成立前一样,对上交毒品的平民给与低于市价的补偿,相当于低价购买,让以种毒贩毒为生的平民,不至于受到重大经济损失。

对于以毒谋生而沾染毒品的平民,政府根据个人经济情况,给与免费或减价的戒毒药品。

在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收缴毒品,甚至允许平民用毒品抵扣公粮。

这几项开支,耗费的都是政府财政。

中央人民政府拨款100亿,用来收购毒品,以及救济贫困的吸毒人员,另外拨款290亿,做为研制戒毒药品的专项经费。

而在地方城市,仅西安就拨款3000万做为禁毒经费,再加上全国各城市的拨款,加起来其实不少于中央政府的拨款。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政府财政非常紧张,花钱的地方又多,还能拨出这么多钱来禁毒,可见决心之大。

经济禁毒的另一方面,则是组织干部到农村铲除毒品作物,做为补偿,政府免费提供粮食和种子,或者给农民贷款。

例如在四川南部的雷波县,工作队铲除毒品作物以后,无偿借给农民93万斤稻谷,让他们趁春耕的时候种下去,不要耽误当年的收成。

云南红河州也是种植毒品作物的地方,政府给铲除毒品作物的农民发放12.5万斤粮食种子、耕牛贷款1.5万元、牛种贷款3250元、农具贷款5000元。

类似的事情,全国各地都在发生。

而在经济补偿以后,各地政府就没那么好说话了,谁要是再敢种植毒品作物,工作队可以无条件铲苗,哪怕农民折本也概不负责。

至于没有上交毒品私藏在家的,一旦被查出来,从重处罚。

先礼后兵,先经济后法律,但凡是有点脑子的农民,都不会私藏毒品,更不会继续种植了。

于是经过1950年的禁毒战争,全国焚烧鸦片数千万两,销毁烟具近百万件,全国种植毒品作物的土地减少大半,哪怕是最严重的西南地区,面积从1545万亩下降到600万亩。

这剩下的种植田地,都集中在偏远山区或者边疆地区,暂时没有办法。

可以说,新中国用一年时间,便扭转了鸦片荼毒中国百年的历史惯性,接下来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了。

3

新中国禁毒战争的第二阶段是断网。

毒品从土地里种植出来,需要庞大复杂的贸易网,才能卖到吸毒者的手里。

据统计,1950年代初期,东北中长铁路沿线的55个县,分布着近一万名毒贩,要么把东北的毒品卖出去,要么把关内的毒品买进来。

山西、河北等华北地区也有毒贩近万人,江苏、安徽、上海等华东地区有毒贩三千人。

而做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更是全国毒品的集散地,以一座城市的规模匹敌华东地区,藏匿着四千多名毒贩。

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毒贩,点和点、面和面的联系起来,就是一张笼罩全国的毒品贸易网。

依靠这张毒品贸易网,毒贩王子骥在19501月到6月,先后5次从昆明、重庆购买毒品,然后用轮船和汽车运回武汉,销往广州、西安、兰州、上海等大城市,总量达到60万两。

西安的毒贩丹青,以开办奶牛场为掩护,做着贩卖毒品的生意,在北京、上海、洛阳、开封、兰州都有下线客户。

毒贩苗绍温更狠,组织了肛门队9人、阴户队11人,让队员们以出行为名义,给他在全国各地贩运毒品。

看名字就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贩运的……

所以基本消灭毒品种植之后,下一步便是彻底切断毒品贸易网,让吸毒者买不到毒品。

不过在禁毒战争第一阶段进行到尾声的时候,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新中国的注意力转向朝鲜半岛,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支援战争,暂时顾不上禁毒,让那些毒贩又缓了一段时间。

到了1951年底,抗美援朝的五次战役结束,战局基本稳定,中央政府便发起三反五反整顿国内环境。

三反五反指的是在政府机关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笼罩全国的毒品贸易网,其实是符合盗骗国家财产的,由于他们和境外也有联系,经常送情报出去,那么也符合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于是中央政府决定,把禁毒纳入三反五反的范围,用三反五反动员起来的人力物力,重点清理武汉、西安、南京、广州等各大区的毒品集散地,切断毒品贸易网的中转枢纽。

接到任务以后,政府各部门和公安干警进行重点打击。

他们在北京等六大城市破获8156起毒品案件,在武汉侦破以资本家贺衡夫为首的走私贩毒集团,在广州抓捕了15个大型贩毒集团的成员。

王子骥、丹青等大毒贩,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小毒贩们,开始还没当回事,觉得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不过是做做样子,不会对他们怎么样。有的人说吓吓傻子罢了,有的人则趁机涨价,原价三千的货现在涨到五千。

结果他们都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民政府,在这次大规模打击中纷纷落网,枪毙的枪毙,劳改的劳改,再也不能出来害人了。

这些城市里的大小毒贩落网,那张笼罩全国的毒品贸易网,基本上也就断了。

当毒品的种植者和购买者失去联系以后,种植者便卖不出去,为了保本自然不种了,购买者买不到货,只能进行自我戒断。

还是一个农民说的好:烟不值钱,哪个还种啊,弄点粮食还可以填饱肚子。

所以还是那句话,禁毒战争其实是一场经济战争。

4

新中国禁毒战争的第三阶段,是发起群众运动来一场大扫除,彻底完成禁毒战争的扫尾工作。

1952415日,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里面写道: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的大张旗鼓的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是十分需要的。

既然是群众运动,那么最重要的肯定是宣传。

各地政府组织宣传队,用演讲、画报、通俗文章的方式,搞了76万次大型宣传,向7400多万人民群众宣传毒品的危害。

于是让人民群众知道,国家要兴旺发达就不能有毒品,而且也从自身利益方面想明白了,毒品是个赔钱的玩意,家里要是有个吸食毒品的人,基本就走到家破人亡的边缘了。

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旧社会鬻妻典子的悲剧告诉他们,如果家里的男人吸食毒品,他们就是牺牲品。

有了家国理想和个人利益的推动,拒绝毒品成为人民群众的一根红线,谁要是敢越过去,那就是人民公敌。

这就形成人民群众的共识。

而当人民群众有了拒绝毒品的共识以后,检举揭发残余毒贩和吸毒者,就非常有可操作性了。

这就叫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于是全国都出现儿女揭发父亲、妹妹检举哥哥、弟弟控诉嫂子、妻子劝丈夫自首的喜人场景,各地政府部门收到131万件检举揭发材料,里面是向政府揭发的22万残余涉毒人员,而涉毒人员向政府自我坦白的,又有34万。

当时就有人说:现在的政府就是,你想坏,也不让你坏。

经过全国人民群众的大扫除,到了1952年底,中国基本取得禁毒战争的胜利,消灭了贻害中国百余年的毒品,还中国一片朗朗乾坤。

从开始到结束,也不过三年而已。

至于这次群众运动中的漏网之鱼,主要是西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不过随后几年国家的力量深度介入以后,也陆续肃清毒品。

以藏族为主体的甘南,1956年底铲除38万亩种毒田地,2411人戒毒,政府发放420万元救助款和29万斤救济粮。

以苗族为主体的湘西部分地区,随着剿匪战争的不断胜利,再加上少数民族的民主改革完成,禁毒战争也逐渐推进,到1958年彻底肃清湘西的毒品。

以彝族为主体的凉山地区,原本就非常偏远,国家力量想进入很不容易,要到1959年才全部铲除种毒田地,收缴毒品5.6万两,完成禁毒战争。

西藏阿坝地区更晚一些,1963年铲除种毒田地收缴毒品。

至此,全中国的禁毒战争才算彻底完成。

这就是新中国的力量,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更是新中国之所以的意义。

5

当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能彻底禁止毒品,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努力奋斗以外,还有一些客观原因。

1949年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15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尤其是抗美援朝以后,中国和西方国家基本断绝经济交流。

既然和西方国家断绝经济交流,就没有人员和货物往来的渠道,那么在西方国家泛滥成灾的毒品,也就没有机会进入中国境内。

而频繁来往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对毒品管理非常严格。

于是中国没有境外毒品的输入,便犹如打仗没有无后顾之忧一样,可以专心清理国内毒品。

这是禁毒战争成功的国际大气候。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着手落实革命目标,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改造,包括土地改革、关闭妓院、剿灭土匪、公私合营等等。

禁毒,当然也是改造中国的重要环节。

改造中国是积贫积弱百余年的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追求,面对这样一种山呼海啸的人民力量,禁毒不过是小意思罢了。

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把八百万国军都被消灭了,联合国军也止步三八线,寥寥几个毒贩,能有几个师?

这是禁毒战争成功的国内小气候。

这两个客观原因,和国家人民的努力奋斗结合起来,便让中国以无毒国家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世界的擂台上。

到了80年代,中国经济和世界接轨。

随着人员和货物频繁来往于国内外,世界上的毒品也沿着经济贸易线,零星的出现在中国境内,这时候就进入警察精准打击的禁毒新阶段了。

毕竟享受了和世界经济接轨的红利,也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副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现在的毒品之所以没有演变成社会问题,一方面是中国重新成为大一统国家,不再是军阀混战的晚清民国。那时候的毒品泛滥,根源就在于军阀、政客、资本家用毒品来谋利,根本没有禁毒的意愿。

肉食者的塌方性腐败,才是社会问题的源头。

现在的发财渠道那么多,那些有能力有地位的人,但凡脑子正常,都不会为了那三瓜俩枣的利益,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稍微动动脑子,买点上市公司的股票不香吗?

当这些人不以毒品谋利,那么毒品就成不了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是新中国的国家机器极其强大,从北京到农村,从上海到喀什,从漠河到海南,稍微出点事情,马上就能动员人力物力来解决。

这么强大的执政能力,绝不是晚清民国那种虚弱政府可以相比的。

当年的毒贩们,正是利用皇权不下县的漏洞,组建起遍布全国的毒品贸易网,现在一旦有穷山恶水出来的刁民铤而走险,便会成为警察同志重点打击的对象,借他们的脑袋立个功。

所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毒品不可能演变成社会问题,只是持续的动态清零。

而且我们中国人民对于毒品,已经有过切肤之痛,绝不会让毒品再次泛滥在中国大地上。

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也有能力实现我们的理想。

最后,向奋战在缉毒战线的同志们致敬。

参考资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禁止烟毒运动的历史考察 莫宏伟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禁毒斗争 马模贞 鞠志刚

新中国初期党对城市黄赌毒社会问题的治理 高中伟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毒品治理研究 张亚东

新中国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 白云涛

略论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的禁烟禁毒运动 范连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治理烟毒活动探析 肖红松 位轩

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禁绝烟毒运动情况考察 马克敏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区对毒品问题的治理 齐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烟毒治理研究(1949-1953) 许小庆

无毒中国缘何不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禁毒运动辉煌历史的反思 胡金野 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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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2-04-27 关键字:历史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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