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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亲情家风

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亲情家风

 

 

 

一、恋亲不为亲徇私

 

亲情、友情、乡情谁也躲不掉、绕不开,领袖毛泽东也无法例外。面对故乡亲人纷至沓来的来信、各种合理不合理的请求,毛泽东念亲情帮助有原则,顾颜面拒绝讲艺术。

(一)亲笔回信,亲情浓浓

“我失骄杨君失柳。”毛泽东对杨家感情深厚,1949年8月10日,他复信杨开智:“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1]这是党中央进入北平后,毛泽东给亲友的第一封复信。1950年4月13日,又致信向振熙:“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从公开的文献记载看,人参、鹿茸是毛泽东送出的空前绝后的贵重礼物。同日,还致信杨开智、李崇德夫妇:“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2]拳拳关爱,跃然纸上。

从《毛泽东年谱》上大致统计,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3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毛泽东回复亲朋故旧的信件达181封左右,其中涉及毛氏直系亲属、近亲、远亲(包括杨家、文家)32人次左右。1950年5月7日、8日两天,他每天给各路“求助”的亲朋故旧复信16封;12日又复信11封,一个月总共58封。

开国领袖毛泽东日理万机,却仍有如此多的亲笔复信,笔端流淌的是浓浓亲情,更是马克思主义者人情、亲情世界的表露。

(二)拒绝徇私,讲究艺术

面对亲属来信中五花八门的“求助”请求,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有人无非是想借他的地位、权力捞点个人好处,比如进京工作、换个岗位、入党当官或者谋些福利等。毛泽东的处理方法展现出极为高超的艺术。

1949年10月9日,就在当选全国政协主席的同一天,毛泽东致电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的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同时还致电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作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3]讲原则从最亲的人开始,这才有说服力,连杨开慧的哥哥都能拒绝,还有什么亲戚不能拒绝呢?

从《毛泽东年谱》上统计,毛泽东先后给远房叔祖父毛春轩、房兄毛岳乔、表兄文南松、堂弟毛泽连、房侄毛远悌和毛远翔、原配罗氏(毛泽东14岁时由父亲做主定的亲,两人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姻亲黄谱臣和罗石泉等人复信,告知他们:“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4]“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5]

在婉拒亲属进京、找工作要求的同时,毛泽东也点明解决问题的思路。“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6]1950年5月12日,复信房侄毛远悌:“你做印厂工作极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时再说。”[7]

毛泽东打破了旧社会的历史定律,为全党开了一个好头,顾亲情决不染指公权,讲原则拒绝“求助”讲艺术。

(三)亲人烈属,一体抚恤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失去了6位亲人,远亲中也有一些革命烈士。如何慰藉、抚恤这些烈属亲戚,毛泽东既充分关怀又不搞特殊,而是“一体抚恤”。

杨开慧舅父向明卿的儿子向钧曾任衡山县委书记,1927年光荣牺牲。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复信向明卿:“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宜以予以体谅。”[8]

毛逸民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父,1950年担任中共湘潭县第三区委宣传委员,他希望毛泽东能照顾一下湘潭当地的烈属。1950年5月8日,复信毛逸民:“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9]

对好友中的烈属,毛泽东同样坚持“一体抚恤”。1950年5月8日,复信烈士王基永遗孀龙亦飞:“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向当地党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10]湖南一师同学周芝麟之弟周玉麟已于1928年牺牲。毛泽东同日复信周芝麟:“就近陈明湖南当局备案,便与全国英烈一体议恤。”[11]

在坚持“一体抚恤”的前提下,毛泽东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还是尽自己的力量照顾烈属。新中国成立后,毛泽覃烈士的妻子周文楠想接母亲去东北。1950年6月14日,毛泽东致信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请他“考虑是否可以给以旅费的帮助。如可能,在通例上说得过去的话,则帮助之,如不可能,则要她仍住现地不动”[12]。周文楠是毛泽东弟媳,他也只是按规定给予帮助,绝不私下照顾。

既是亲人又是烈属,既有亲情又有功劳,用手中的权力给予一些特殊照顾,对于毛泽东来说不难办到,别人似乎也不好说什么。即使这样,毛泽东仍然坚持“一体抚恤”,律己之严由此可见。

 

二、念旧不为旧谋利

 

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对待故交旧友的“求助”,念旧不为旧谋利,远远超过古代先贤的“亲”“仁”认识,开共产党人的一代新风。

(一)尊师敬老,竭诚以助

面对昔日老师和贤达的“求助”信,毛泽东秉承尊师敬老的传统美德,竭诚以助。不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有自己的原则:他们没做过坏事、没有损过革命。

罗元鲲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历史教师,1950年10月11日,复信罗元鲲:“先生及张次嵛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保持政治清洁,年老贫苦,甚为系念,已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予以协助,袁吉六夫人亦在其列。”[13]并致信王首道,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湖南省政府接到信后,即给张、罗两家各送去大米1200斤、现金50万元(新中国币制改革后一万元相对于一元,下文同)。

湖南一师国文教员袁吉六(榜名仲谦)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1936年他对斯诺说,“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14]。1952年10月22日,毛泽东复信罗元鲲:“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15]毛泽东亲笔为1932年去世的老师墓碑题字“袁吉六先生之墓”。

领袖毛泽东尊师敬老还有一层深意:率先垂范爱护、团结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二)仁厚待友,区分情况

对待旧友,毛泽东在仁厚以待的前提下,又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对有功于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保护照顾。周震鳞是老同盟会会员,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9年随程潜在湖南起义。针对宁乡县竹山乡农民要求把周震鳞女儿从北京拿回斗争等事,1952年4月8日,毛泽东阅批示:“此事不应当依照农民的意见处理。这些坏事是可能的,但周是老同盟会员,一向不附蒋,现是政协委员,应予以保护。”[16]

鼓励有成就、有文化的旧友加强学习,向党靠拢。易礼容曾是新民学会会员、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央委员,1928年后脱党。1952年6月10日,复信易礼容:“人们说你近年政治上进步不大,这种批评是值得注意的,我从去年的一次谈话中亦有此感觉,主要的是劳动人民的立场还没有站稳。此次参加土改,可能对你有帮助。政协全委会每周或每两周有一次学习座谈会,许多老先生都在学习,建议你去参加,请你自己酌定。”[17]

对不了解情形的旧友,不轻易承诺,要求查实再说。湖南衡东人彭友胜,曾和毛泽东在湖南新军中共过事,他当副目(相副班长),毛泽东是列兵。1951年3月31日,毛泽东复信彭友胜:“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同时,致信程星龄:“他来见时,请你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酌予帮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员例年给若干米,或一次给他一笔钱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办法,则为介绍一个工作而不用上二次办法。”[18]

毛泽东处理故交旧友的“求助”,既体现了仁厚待友的美德,也体现了一代伟人的高瞻远瞩:政治就是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

(三)铭记功绩,涌泉相报

对待有功于革命、有功于人民的故交旧友,毛泽东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力给予帮助,告慰先烈,砥砺后人。

李漱清曾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宣传启蒙思想。1925年2月,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李漱清不仅协助他开展工作,还让儿子李耿侯给他当秘书,成为中共韶山特别党支部第一批5位党员之一。他的4个儿子及长孙先后参加革命,3人相继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没有忘记李漱清。1951年4月2日,复信李漱清的儿子李介侯:“请持此信去统战部找徐冰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办法为你妹妹找一个免费的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如产科、护士或其他学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应当替她解决学习和工作问题的。”[19]

1951年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李漱清及湖南一师的张干、罗元鲲等师长,一一向他们敬酒。饭后陪同他们游览中南海,看电影。国庆节又邀请他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李漱清在京逗留了48天,临别毛泽东送给他一套制服、一件呢子大衣、人民币100万元,在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亲笔签字,送给李漱清留念。

李家满门忠烈,毛泽东对李漱清一家的关怀,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私情为轻、公义为重的情怀。


三、济亲不为亲撑腰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对于毛泽东来说,韶山是他的故乡,有他儿时的记忆,有他征程的脚步,有他难以割舍的亲情,“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韶山的亲人生活很困难,毛泽东“济亲不为亲撑腰”,堪为一代楷模。

(一)自讨腰包,解困济亲

面对亲人的求助,毛泽东除了要求他们不要来北京,在当地靠自己解决外,还自掏腰包,力所能及地资助他们。

毛泽荣是毛泽东的堂弟,排行第五,小名胜五。1949年11月28日,毛泽东复信毛泽荣:“托毛、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20]房叔毛贻全亡故后,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复信房弟毛泽益:“来信收到。贻全亡故,深致悼意。借款事我记不起了,大概是有的。兹寄上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以应急需。”[21]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曾得到房兄毛岳乔父亲经济上的帮助,毛岳乔去世时,毛泽东给其家人汇去300万元,以报答当年之恩。

1926年冬至1930年秋,陈玉英一直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家中做保姆。杨开慧被捕后,她也入狱。1957年6月,因升高中之事,陈玉英女儿孙燕才写信求助,毛泽东复信:“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

除了亲戚,故交旧友有困难,毛泽东也乐于资助。朱其陛是毛泽东辛亥革命时湖南新军同事,1952年8月30日,复信朱其陛:“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聊佐小贸资本。”[22]同年12月21日,复信湖南一师同学易南屏:“体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来京。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借佐医药费用。”

(二)约束亲友,严防特殊

不可否认,也有人觉得有毛泽东这样的亲戚,腰杆硬了,似乎可以仗势压人了,但毛泽东“济亲不为亲撑腰”,约束亲友,严防特殊。

1950年5月7日,毛泽东复信毛泽覃的元配赵先桂的堂兄赵浦珠:“乡间减租土改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23]同月27日,毛泽东又致信湖南省湘乡县县长刘亚南:“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24]

1954年,表侄文炳璋来信反映唐家坨文氏兄弟不大尊重乡政府等情况,并表明自己的批评态度。4月29日,毛泽东致信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25]这封信既照顾了舅家的脸面,又批评了文家。

“家书一束风范在,情理相映暖心房。”毛泽东在处理亲情、友情、乡情的问题上,讲情讲理讲艺术,堪为全党的楷模,对今天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共中共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9页。

[2][3][4][5][6][7][8][9][10][11][12][13][15][16][17][18][19][20][21][22][23][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共中共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第8页,第137页,第132页,第128页,第137页,第121页,第130页,第131页,第131页,第137页,第210页,第617页,第537页,第563页,第321—322页,第324页,第51页,第136页,第592页,第129页,第148页。

[14]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第136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共中共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页。■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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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9-04-29 关键字:历史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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