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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召开纪念甲午战争大型研讨会众多军队将领云集(图)

作者：华生来源：华夏网日期：2014-07-30 点击：

2014年7月25日，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30多名军队和地方的首长、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

　　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袁雍(中)与彭光谦(左)、姚有志(右)少将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樊建新同志主持，军事科学院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彭光谦少将、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姚有志少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王晓秋教授、国防大学马列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郭凤海大校、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法律研究室主任邢广梅大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亚非军事研究室研究员袁杨大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研究员江新凤大校、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研究员张露中校、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龚云研究员、军史专家周军先生、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研究部主任(华夏网总编)马钟成先生等在研讨会上先后发言，日本文物收藏专家王雪先生向大家介绍了反映日本侵略中国相关罪证的一些文物。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马自树同志、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原副部长杨春长少将、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军分区原副司令张树鹏大校、抗日战争纪念馆原常务副馆长刘建业先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许青松先生、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综合研究室主任祝念峰同志、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胡木英同志、朱德外孙刘康等人出席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樊建新同志主持座谈会

　　120年前的今天，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两个甲子已经过去，这场战争留给我们的思考还在继续。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曾两度提起甲午之战并称之为“剜心之痛”。如今，虽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严峻形势的挑战和考验。国内，官员腐败、两极分化、社会分裂、百病丛生，令人忧心。国外，美国对我遏制围堵，挑唆邻国侵占我领海岛屿，在我国东海、南海制造事端，企图打断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进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图谋再次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威胁我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这些都表明，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险象环生。

　　历史是一面镜子，本次研讨会邀请军方和地方的首长领导、专家学者，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态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反思历史，总结教训，直面现实，居安思危，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激发正能量，发出好声音。研讨会的宗旨是“总结历史教训重塑华夏魂，研究当今世情实现中国梦”。

　　彭光谦少将指出，甲午两甲子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今天的日本的氛围与当年发动甲午战争前夕有惊人的相似。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不是偶然，这里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和历史文化根源。日本战略空间狭小、战略资源奇缺、自然灾害频发，这是驱动日本军国主义对外连连征战，力图摆脱岛国地位成为大陆国家的内在动力。在美国全球战略东移大背景下，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美国有意释放日本的战略能力，把日本军国主义放出笼来。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事态的最大典型。对我们而言，美国是一个长远的战略挑战，但是日本是一个现实危险。面对新的安全形势，今天反思甲午战争，必须对日本再军国化保持高度警惕，扎实的物质准备无疑十分重要，但凝聚军心、党心、民心的精神准备更具根本性和决定性，要坚决反腐除奸、纯洁组织、纯洁思想，排除媚日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干扰。

　　军事科学院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彭光谦少将发言

　　姚有志少将指出甲午战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立体腐败，核心是封建文化和殖民买办文化的双重侵蚀下官场及民族精神的腐朽与腐败。共产党的成立，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革命创建人民军队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才出现了从物质和精神相结合，整治腐败、腐朽社会肌体的新生力量，最后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伊始，毛主席把从精神文化上铲除和治理旧社会的余毒创伤，尤其是防止党内、军内的腐败，摆到了头等重要的位置。今天，紧跟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誓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纪念甲午战争、回顾中国近代史所得出的最具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启迪和结论。

　　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原副部长姚有志少将发言

　　清华大学刘江永教授认为，钓鱼岛问题的产生是甲午战争的直接的结果。日本对外扩张，一个战略方向是朝鲜半岛，一个战略方向是琉球、台湾。甲午战争之所以爆发，从日本的方面看，它企图占有中国的钓鱼岛等无人岛，以此作为军事集结地，占领台湾。这是日本准备甲午战争，展开军备扩张、军事动员、情报搜集，最后和中国决一雌雄的一个逻辑起点。甲午战争前日本把琉球据为己有，战争还没结束就秘密把钓鱼岛划入所谓冲绳范围。今天，日本又是以钓鱼岛为契机加强军事力量，这绝不是历史偶然。今天，中日全面开战的可能性不大，日本右翼势力的盘算是利用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邪教、暴恐势力、分裂势力，甚至是南海危机，趁中国内乱之时对钓鱼岛出手，海上打败中国，进而引爆中国的政治危机。我们要善于利用毛主席讲的统一战线，团结日本国内进步、和平、友好力量，孤立打击安倍代表的右翼势力。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指出，研究甲午战争、总结它的历史教训，应该有一种大的历史观，不能局限甲午那两年。甲午战争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日本的战略误判，战前李鸿章等人认为日本不敢挑战中国，战后又祈求各国调停，对日本国情和日本的战争准备完全不了解。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目的就是征服中国，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起源。后来历经明治维新，日本崛起，扩张野心越来越大，武士道精神的尚武、残暴，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脱亚入欧论，种种思想结合在一起，在二战暴露无遗。我们要居安思危，要认识我们的对手，要了解我们的敌人。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王晓秋教授发言

　　国防大学郭凤海大校从三个方面总结了甲午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度层面上，关乎国运的改革一再受阻，中国长期传统社会缺乏公正，官场腐败;人民群众能否凝聚起来取决于执政者要有所作为，历史表明一切伟大的业绩都是由先进的政党，强有力的领导者，加上伟大的人民的良性互动中共同创造的，习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以来，这种良性互动局面正在形成;人民军队必须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随时准备一两场阶段性的有限局部战争来捍卫国家长远发展。

　　国防大学马列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郭凤海大校发言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邢广梅大校指出，反思甲午战争，除了制度、文化、战略、军事等等因素以外，国际法的视角也很重要。甲午战争日本聘用了两个留学欧洲的博士——高桥作卫和有贺长雄作为顾问，美化日本军方的侵略行为，抹黑清政府的作战行为。旅顺大屠杀日本引用国际战争法区分原则将日本屠杀平民解释为杀死战斗人员，中国处决日本间谍反被指杀害非战斗人员。遗憾的是，国际法运用重视不足，到今天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希望反思甲午战争这个纪念活动之后，对国际法的运用能够有所改变和落实。邢广梅大校发言时还强调，我们当前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但是内忧大于外患，解决好了内忧才能更好地解决外患。这个观点赢得大家的强烈共鸣。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法律研究室主任邢广梅大校发言

　　军事科学院袁杨大校指出，从历史上看，日本是有侵略扩张的传统和历史的，从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这三个政策之后，最后导向军国主义的政策发展;山县有朋的大陆政策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基本理论基础和国策;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上提出的“田中奏折”，将征服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扩张的目标。今天反观安倍遏制和围堵中国的相关政策，从中可以看到以上三点的很多影子。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肯定会继续往前走，中国应保持高度警惕。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亚非军事研究室研究员袁杨大校发言

　　军事科学院江新凤大校提出甲午战争的四点反思：第一是居安需思危、警钟应长鸣，不排除日本挑起钓鱼岛战端企图实现所谓的“正常国家”，再次打乱我们中国崛起的进程。第二是腐败必先败，改革是关键，只有惩治腐败，正本清源，才能够上下齐心合力，锐意进取，才能永葆我们党不变的本色。第三是弱国无海权，富国强海军，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归根到底是制海权争夺问题。第四是有备方无患，悲剧拒重演，面对日本这样的近邻对手，应从最坏的情况着眼，做好应对复杂局面的军事斗争的准备。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研究员江新凤大校发言

　　军事科学院张露中校指出，对比当时的中国和日本，五个层面的竞争决定了中国当时必然失败：时代观方面，日本首先认识到了那个大的时代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它的变革要往近代化的方向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中国还是想保留自己的帝国体制，只是器物方面发生一些变化;战略观层面，中国对于战略风险的预见性不够，战略情报的研判不足，作战理念转换不足，对海权不够重视，对战争走势研判有误，李鸿章一开始就抱着和的心态，日本选择对中国宣战的时机也是恰逢中国四分五裂、腐败盛行;文化观层面，日本岛国文化，很大的特点是冒险性，愿意以国运相赌;舆论观层面，两国民心士气截然不同，日本家属送士兵是求战死，中国是怕孩子回不来，日本很注意影响国际舆论，中国则做的很差;军事变革观层面，日本进行的非常彻底，完全按照西方建制，中国还是用传统陆军思想去建立海军。造成以上五点的原因是一个层面，是高层不作为，地方自保，腐败盛行;第二是极度自大;第三是对时代把握不清。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研究员张露中校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龚云研究员从精神层面分析了甲午战争中国为何失败。鸦片战争中国没有觉醒，洋务运动只是器物层面学西方;中国社会统治阶级普遍自大;下层多数处于麻木不自省的状态;统治阶级不团结，帝党和后党、湘军和淮军，整个一盘散沙。而甲午战争对中日双方精神层面影响也非常大：日本在精神层面彻底击溃了对中国过去那种仰视的心理，使日本完成了脱亚入欧关键一步;甲午战争只是警醒了少数中国人，大多数人仍然是浑然不觉。甲午战争120年，日本的大和魂到现在也没有变，而我们的中华魂到现在还需要重建。甲午战争最大的启示就是，我们在精神上、在思想上要强化中华民族一体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龚云研究员发言

　　周军先生认为，甲午战争不仅仅是一次海战失败，而是全面失败。全面失败按理说应该有一场全面胜利来清理，本来抗日战争有一次机会，抗日战争打得是全面战争。胜利分两种，一种就是有限胜利，我不被敌人屈服的胜利;还有一种胜利就是比较完备的胜利，完整地屈服对手，摧毁对方的国家机器，摧毁那个所谓的大和魂，把天皇制度废了，消灭这个图腾。这个坦率地说没有做到，因为全面胜利的主导权不在中国手里。甲午之败不是一两个人误事，而是守旧派和洋务派误事。中国传统战略思想是不在防御以外使用军事力量，被洋务派弄到极致;洋务派幻想以夷制夷，把希望寄托在英美;清政府与民众严重对立也是难以御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史专家周军(双石)发言

　　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研究部主任兼华夏网(www.hxw.org.cn)总编马钟成先生从洋务运动的层面分析了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洋务运动在李鸿章那里成了一场大生意，腐败官员成了汉奸买办;洋务派奉行鼠目寸光的市场经济战略，没有考虑建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清政府及洋务派有很强的买办性和对西方的依附性，洋务工业基本上是依附性工业;清政府和洋务派不注意保护和培植本土的民族工业，也不重视金融主权，金融为外资把控。李鸿章把持洋务工业，家族腐败使军工产品质量低劣，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少，甚至将军事情报出卖给日本。而李鸿章本人就是被外国财团控制的傀儡，在李鸿章帮助下，外资获得“超国民待遇”，甲午海战并非缺钱，而是将钱存在汇丰银行修颐和园。由于工商业利润被外资瓜分，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巨额赔款便主要从农民身上榨取，这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农业及本土工业的凋敝。日本明治维新则完全不同。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是名符其实的东方俾斯麦。他提出“殖产兴业”战略，强调实现日本民族产业的现代化来对抗外来压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奖励国产、扶持国货出口。明治维新一个基本底线是，本国经济不能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不能引进外资。日本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方案。甲午战争后，日本依靠来自中国的巨额赔款，在之前炼铁工业基础上，用了5年多时间就建成了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根本性战略差异，决定了甲午战争的胜负及中日两国命运的巨大差异。

　　马钟成先生发言最后强调，一些人由于日本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得出了日本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乃至日本人种优于中国人种的结论。他说，这都是完全错误的。日本的成功，中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英美主导的国际地缘政治的结构性结果。比如20世纪初日本就从应该购买到了最先进的涡轮机技术，这对于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英美可以扶植日本来对抗俄罗斯和中国，但是绝对不会帮助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发达起来。这就是李鸿章、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失败宿命。中国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买办性依附性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维新三杰生在中国，也无法使中国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复兴。

　　历史昭示我们，近代中国的失败，主要是以慈禧、李鸿章、蒋介石、汪精卫等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失败，主要是腐朽的统治阶级的失败。在西方妄图肢解中国灭亡中国的时刻，正是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如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让西方列强畏而却步，从而使中国没有沦为彻底的殖民地。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被先进的思想组织和武装起来，我们在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中一血前耻。虽然中共人民军队的武器与敌人的差距，远远大于满清和日本的差距，但我们在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的情况下，依靠人民战争，依靠信仰和精神的力量，收复了绝大部分农村失地，并将日本拖死在敌后战场。后来在朝鲜战场上，仍然在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情况下，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从鸭绿江打退到三八线，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随后又在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自主强大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在1979年不仅仅有强大的钢铁石油机械电子工业，还拥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运十大飞机、灯塔导航卫星等等。新中国用短短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两百年、日本一百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这些都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人间奇迹。

　　回顾甲午，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新中国从哪里来，应到哪里去。

　　本次研讨会的最后，日本文物收藏大家王雪先生向现场嘉宾展示了数件自己收藏的极富历史价值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