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屈原

　　刘润为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当年，屈原曾以这样的比喻慨叹群小在政治上对于自己的嫉妒、谮毁和诬谤。然而，他何曾逆料，两千多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竟有人操起了连他的政敌都不曾使用的话柄，居然真的在他头上扣上了一顶“善淫”的帽子。

　　前年有人说他死于“情杀”，今年又有朱大可先生说他死于“谋杀”(见《新民晚报》1994年6月2日)。两说大同小异，因为这“谋杀”还是因情而起。文章说：屈原与楚怀王宠姬郑袖“暗恋”，“楚怀王驾崩”以后，“为防止屈原因与郑袖的暧昧关系而卷土重来，其政敌派出武功高强的杀手”，“在汨罗江上乘舟追杀”，“把他装进麻袋”，“投入江心”。端午节这天，人们“用赛龙舟来隐喻当时的追杀与逃亡的激烈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变。其中，米饭象征着屈原的肉体，粽叶象征着装他的麻袋，粽丝象征着捆扎他的绳索”。

　　读了这篇奇文，你不能不惊叹作者天马行空般的臆想能力。这等才情倘若“投资”到香港专营言情、武打的影视商那里，未尝不可以赚得数枚港币，可惜用到了学术研究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投资”上的倒错。

　　支持屈、郑“暗恋”一说的唯一根据，就是屈原的那首《湘夫人》。《湘夫人》与《湘君》系姊妹篇，都是祭祀湘水之神的诗。关于湘君和湘夫人所指，历来歧义颇多。王逸以为湘君是水神，湘夫人是舜之二妃，即娥皇和女英;后又有人以为湘君是娥皇，湘夫人是女英;还有人以为湘君是舜，湘夫人是二妃;近代以降，则多以为湘君、湘夫人是配偶神。关于诗的内容，王逸以为屈原借男女之情寄托了自己对于楚怀王的情思，近人则认为纯粹是民间祭歌的加工，其间没有什么寄托。不管怎样阐释，也没有一人把《湘夫人》与郑袖扯到一起。可见朱大可先生的阐释是标新立异的。然而，这“新”和“异”却令人觉得乖剌，原因就在于它无视本文传达的情感特征。不错，在《湘夫人》里，诗人以华美的笔墨渲染了湘君对于湘夫人的思慕哀怨之情，但是在自我情感上却是保持着相当距离的。倘若拿此篇(以及《九歌》中其他诸篇)与《离骚》、《九章》等作一比较，感觉就可以更为鲜明一些。读《离骚》、《九章》，我们可以感觉到诗人那种非常投入的个人情感，而在《湘夫人》里面，个人情感却是相当稀薄的。也就是说，《离骚》、《九章》是以私人情愫为基础的抒情诗，而《湘夫人》则基本上是以场面上的感情为基调的叙述诗。这样的区分，是每一位稍具楚辞修养的人都不难作出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既然屈原对于郑袖“投入了异乎寻常的眷爱与迷恋”，他怎么可能仅仅抒写场面上的情感呢?这无论在心理学上还是在创作学上，都是讲不通的。以这样的诗篇作为屈原与郑袖“暗恋”的根据，难道不是相当轻率的么?

　　事实上，郑袖非但未与屈原“暗恋”，反而恰恰是屈原的政敌。《史记》说得明白：郑袖与靳尚一党是搞在一起的。一直搞颠覆楚国活动的张仪进入楚国之后，屈原力主杀掉此人，而张仪所以能平安地返回秦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郑袖在楚怀王那里吹了“枕头风”。既然与屈原“暗恋”，郑袖为何不去支持屈原反而去支持屈原的政敌呢?其实，屈原在《惜诵》一篇即已借用晋献公宠姬骊姬用谗言害死申生的典故(“晋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谗而不好”)，表达了他对于郑袖的愤恨和轻蔑。而汉代的东方朔在《七谏·沉江》中则以“晋献惑于骊姬兮，申生孝而被殃”的诗句，追述了屈原遭罹郑袖谗害的史实。将这样两个在政治、人格、气质上反差如此巨大的人乱点鸳鸯谱，恐怕比风马牛还要荒诞。

　　朱大可先生之否定屈原自杀，还因为他认为屈原自杀的证据不足。他说，那“唯一证据，就是他被放逐后所写的《怀沙》。诗中声称，自杀的方式已然确定，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跃，去拥抱(‘怀’)江底的柔软泥沙。”而这篇《怀沙》，又是政敌在谋杀诗人之后伪造的“自杀遗书”。

　　翻遍楚辞，题为《怀沙》者只有一篇。而在这一篇里，只有“限之以大故”一句隐约地

　　透露出诗人要自杀的意向，但是并没有说明采取什么方式。这就是说，所谓“自杀的方式已然确定”等等“诗中声称”的那些话，是朱大可先生强加给《怀沙》的。那么，朱大可先生怎么会对《怀沙》作出这样的理解呢?问题可能出在望“题”生义上。关于“怀沙”的含义，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怀念长沙。楚始祖熊绎受封长沙，怀沙即怀念故土。二是“怀沙砾而自沉”。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楚词·九怀》曰：‘怀沙砾以自沉’，此其义也。”(这里应当附带说明的是，司马贞有一个小小的疏漏，“怀沙砾以自沉”并非出自王褒的《九怀》，而是出自东方朔的《七谏·沉江》。其词曰：“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以后，朱熹在《楚辞章句》中沿用这种说法。即使是“怀沙砾而自沉”，也绝不可译为“向江中忿然一跃，去拥抱(‘怀’)江底的柔软泥沙”。“怀沙砾”是状语，此句当译为怀抱着沙石沉入江底。屈原毕其一生最痛恨随波逐流，所以要怀抱沙石沉江，就是为了避免沉入江中之后随波逐流(《沉江》曰：“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复东”)。由上述分析可见，朱大可先生对于《怀沙》内容的阐释，完全是他一厢情愿的臆想，与《怀沙》本文根本就毫无干系。既然如此，《怀沙》也就不可能是屈原政敌的伪造。他们能伪造一份不能证明屈原投江自沉的“自杀遗书”么?

　　其实，只要稍为浏览一下楚辞，就可以知道：屈原沉江殉国的“证据”既不是“唯一”，也不在《怀沙》。谓予不信，请看以下几例：“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按：王逸注，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之所居。”(《离骚》)“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悲回风》)“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惜往日》)够了!这些铁铸一般的诗句，不是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沉江殉国是屈原久已抱定的决心吗?

　　至于老百姓在端午节赛龙舟、往江中投粽子，则是带有明确目的性的活动。千百年来，所有参加这些民俗活动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知道自己是在祭奠屈原。所以要祭奠屈原，乃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村夫愚妇虽然不会舞文弄墨、不擅数黑论黄，但是他们明是非、辨善恶，绝不会去祭奠一个“花下死”的风流鬼，也绝不会像今天的某些摩登文人那样，去为一个头戴诗人桂冠的杀人犯而哼哼唧唧。这种持久不衰的民心民意，不是某些人的信口雌黄就可以强奸得了的。朱大可先生可能辩解说，这是民俗话语的转义，当初的确是以此隐喻屈原被谋杀的。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当初”。据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练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练叶，皆汨罗之遗风。”剔除其神话的内容，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祭奠屈原的民俗活动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包粽子是以后的事，屈原沉江殉国之始，楚人是将米装进竹筒投江祭奠的。如果依朱大可先生的逻辑推导，屈原应该被“武功高强的杀手”谋杀两次，第一次是装在木桶或铁桶里，第二次才是装在麻袋里。难道这就是朱大可先生津津乐道的“现代侦察学”么?当然，吴均的记载是民间传说，不可与信史同日而语，但是它毕竟为我们研究粽子的演变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线索，至少不能说它比今人的臆造更没有价值罢?

　　我们一向认为，在文史研究领域，大胆怀疑的精神，标新立异的精神，是应当受到鼓励的。非如此，则谈不上学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但是，这种精神似乎又应当与严肃、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从热爱中华民族的立场出发，从顽强的事实出发，应当说是最起码的原则。人们记忆犹新，早在80年代中后期，不分青红皂白地反传统曾经成为一种趋之若鹜的时髦。在相当一部分学人那里，凡是优秀的民族文化，凡是代表民族优秀文化的优秀人物，都必欲谤之毁之而后快。在他们看来，无论古今，所有人的一半都是野兽，什么优秀、先进、杰出、英雄等等，统统都是编造出来的神话。事实已经证明，这样的所谓学术、所谓研究，损害了民族的尊严，践踏了民族精神的旗帜。遗憾的是，直至今天，这种“非俊疑杰”(屈原《怀沙》语)的风气也未曾绝迹。因此，保卫民族优秀文化，保卫代表民族优秀文化的优秀人物，仍然是中国人民的重要责任。至于谈到朱大可先生，则无更多的话可说，只拈得一句古话聊以共勉：“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1994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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