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观察和处理中国人口问题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与马寅初之间有过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学术论争，后来发展成对马寅初的错误批判。有人因此误认为，毛泽东主张人口越多越好，“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以致造成了我国的人满为患。这种认识是偏颇的，也不科学。正确认识和看待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人口思想

　　我们研究毛泽东的人口思想，应该全面地分析，把毛泽东正确的人口思想，同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讲的不正确的论断区分开来。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主要包括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人口原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最早提出了“两种生产”的人口原理，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从这一原理出发，马克思说：“共同体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应有一个“由一定形式的生产条件的扩展能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这个限制“随生产条件而变化，收缩或扩大”。

　　恩格斯认为，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和对人类数量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做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同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物质资料生产决定人的自身生产的发展;人的自身生产又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两种生产”的人口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的基石。

　　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两种生产”的相互联系，揭示了人类自身生产必须适应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规律，把其中恩格斯关于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对人类自身生产进行调整的思想，发展成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一样，都要做到而且可以做到有计划生产的理论。

　　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这一科学新命题。毛泽东指出：“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要有计划地协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讲的“社会生产计划化”，是就人类社会总体而言的，而不是专指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计划生育不只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是适应“两种生产”综合平衡，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无论在哪种社会经济体制下都需要并且可以实现人类生产计划化。

　　(二)毛泽东明确提倡节育和有计划地生育。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这是因为，人既有一双手，又有一张嘴，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两重性。人多是好处，是因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但是，毛泽东认为要解决六亿人口的穿衣吃饭问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多又会变成坏处。人口数量在生产条件能适应的情况下，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之，超过生产条件适应的可能性，就会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泽东关于人多也好也坏的思想，进一步阐明了人类自身生产，要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这一客观规律，由此得出了计划生育是适应这一客观规律的必然措施、必由之路的结论。

　　毛泽东指出：“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人口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但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如果再这样下去，人家“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因此，毛泽东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把我国由人口大国变成经济大国这个根本问题。

　　在毛泽东的“计划生育”命题中，包含着根据本国国情或是鼓励生育，或是节制生育两个方面的含义。而且同一个国家，也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或是鼓励生育，或是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否则，不是人满为患，就是缺少劳动力，都将制约社会的发展。

　　当然，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也曾在特定场合提出过有关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极大的好事等观点，认为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因此，有人据此而认为毛泽东主张人口越多越好，却忽视了讲这些话的历史背景。其实，毛泽东说这一席话，侧重讲的是人的历史作用，体现了毛泽东推崇人的价值的思想。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也一再申明：“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直到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国家计委核心小组《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还在“计划生育是毛主席提倡的”这句话后面，加进了“人口非控制不行”。这是毛泽东晚年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最后表态。人的历史作用大小与人口数量的多少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认为毛泽东主张人口越多越好的看法失之偏颇。

　　(三)毛泽东强调要研究采取适当措施，解决计划生育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要研究计划生育问题，应当根据人民的要求，作出适当的节制生育的措施。毛泽东提出的措施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规定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逐步达到计划生育。“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

　　2.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节育委员会。

　　3.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其中包括“劳动、工资和人口”。

　　4.组织一个人民团体来提倡。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要有一个社会力量，要大家同意，要大家一起来做。

　　5.抓人口问题，“在多数地方，在那个人多的地方，逐步试点、推广和普及，逐步达到计划生育。”在少数民族地区，要适当发展人口。例如，“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

　　6.“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针对有些人听了节育宣传，认为要修改《婚姻法》，抢着结婚，毛泽东说，“还是劝说劝说。教些节育办法，要搞指导员”。“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

　　7.要研究方便群众的节育措施和工具。避孕不能光宣传，应帮助解决药费和工具。“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避孕药具，要送上门去，免费提供。(四)毛泽东非常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实行计划生育，不以控制人口数量为最终目的。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希望人口发展，科学进步”。他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道德。”

　　(五)毛泽东强调在人口问题上也要贯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他明确指出，“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这也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客观地分析毛泽东和马寅初的人口问题论争

　　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他心忧天下，关注民生，密切注视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同时，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寻求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答案。

　　1955年，马寅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我国的人口问题阐述了控制人口的主张。在浙江小组讨论时，除了邵力子和其他几位科学家外，不赞成马寅初主张的很多。马寅初说：“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要讨论，为什么不讨论?说是苏联没有讨论，所以中国也就不讨论，彻底的教条主义，十二万分的教条主义!苏联与我们不同，苏联是地多人少，只有两亿人口，可以不谈，我们却有很大的问题，人口这样多，多于苏联三倍，不能不谈。但因为反对的人多，我自动收回。”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我国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马寅初在3月1日的结束会上发言时说：“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见所闻远比我广，得出的结论一定更正确。”他把1955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浙江小组上的发言稿，在会上简略地讲了一下。毛泽东对此给予了肯定：“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马寅初受到鼓舞，于1957年6月向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提交了人口问题的提案，7月3日，以《新人口论》为题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新人口论》。在《新人口论》和在此前后发表的文章中，马寅初阐明了他的人口思想。他认为今日中国的大矛盾，就是生产力落后。中国人口问题与这个主要矛盾关系很大。中国人口太多，影响工业化进程，如果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要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要控制人口。他还提出了着眼于提高人口质量的思想，认为提高人口的质量就等于增加人口的数量。

　　但是，马寅初也说过错话，比如他在1957年3月1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预言，50年后中国会有26亿多人口，“二十六亿人口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去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这话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57年4月5日，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刘少奇问毛泽东：“主席报告提倡节育，有些人不大了解这与马尔萨斯人口论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回答说：“马尔萨斯就是结论不对。说人口成几何级数增加，粮食是算术级数增加，因此说战争不可避免的，失业和危机也不可避免的。这个级数的说法是个问题，尤其是结论。马寅初就如此说。可是人多了是否一定要打仗?你人多了，人家也人多了，不就打不成了吗?”

　　1957年4月27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作人口报告时，马寅初又说：“如人口这样增长下去，50年后，中国人民不免因生活困难而侵略他国。”这话讲出后，会场上有人递条子问：“马老您是哪个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马寅初“转背一想，知道大错而特错了”，立即以果断的语言、铿锵的声调回答：“我首先是马寅初的马，也是马克思的马!”后来，马寅初曾多次做自我批评并阐明自己的立场。1958年3月21日，他在北京大学校刊上登出了认错的大字报，表示“深信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致蹈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而侵略别人，我保证此后决不致再有这样一种错误”。他在公开发表的《新人口论》中特别强调指出：“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因此，马寅初关于“人口多了不免要侵略他国”的说法，只是一种失误，而且已经作了改正，不能代表他的新人口论观点。

　　毛泽东在1957年最高国务会议上说马寅初“讲得很好”，是基于同意新中国存在人口问题，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这个基本点。后来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逐步发生了变化。马寅初看到了人口剧增对生产力的压力，喊出了三个“不得了”：人口多得不得了，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毛泽东则认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马寅初不仅发现我国存在的人口问题，制约国民经济发展，提出了新人口论，而且发现国民经济失衡，严重影响发展速度的弊端，提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马寅初认为要综合平衡，非把人口问题搞好不可，他把自己的人口理论称为“平衡论的新人口论”，并且尖锐地指出，“大跃进”运动已使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失调，想“就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个科学的解释”，不料却引来一场灾难。

　　毛泽东与马寅初之间本来只是学术范围内的讨论，由于康生等人的利用，却变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在对马寅初旷日持久的批判中，康生、陈伯达扮演了主要角色。1958年4月19日和4月26日，在康生的指使下，《光明日报》刊登了评论马寅初新人口论等理论观点的文章，拉开了批判序幕。5月4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会上开始点名批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之后，批评文章纷至沓来，见报频率加快，调门也不断提高，多家报刊参加了批判马寅初的大合唱。马寅初看了批判文章，认为真理愈辩愈明，表示接受批判者的质疑，但始终不屈服。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对此，康生在1959年10月24日中宣部召集的会上说，“我们应战就是了。要反击，要比过去更有组织些”。12月15日，康生又发出“指示”：“他(马寅初)已经不是个学术问题，而是籍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12月23日，康生给有关单位的五个负责人写信，指示要像当年批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马尔萨斯主义那样来反驳马寅初“反动的”新人口论。经过康生一系列策划，学术讨论演变为政治批判。马寅初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国的马尔萨斯”、“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帽子和罪名。1960年3月，马寅初被免去北大校长职务，随后也离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陈云、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注下，197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报告及决定。决定指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各部门应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也是正确的。北京大学党委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三、历史地看待批判马寅初造成的影响

　　(一)党内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探索、深化的过程。在毛泽东和马寅初人口问题的论争中，马寅初受到批判是不公正的。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毫无疑问负有责任。对于这个错误的影响，我们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应该说，对马寅初的错误批判，致使我国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工作在一段时间内走了弯路，同时也压制了在人口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堵塞了言路，伤害了一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探索、深化的过程，毛泽东个人也不例外。在探索过程中，既有正确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经后来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认识。毛泽东个人的认识也会随着社会大背景的变化出现偏离，比如，在1957年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曾设想将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在1958年1月28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则估计：“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但是，到了1958年3月23日“大跃进”运动开始前夕，他在成都会议上又说：“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

　　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与马寅初的学术论争演变成政治批判，违背了他自己关于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指导思想。但是，这和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别有用心、残酷迫害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

　　(二)“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没有科学根据。曾经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这句话出自《光明日报》1979年8月5日发表的读者来信，题目就叫《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全文连同标点在内，只有507字，对“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只是一个判断，并未作论述。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首先，不能把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完全归咎于错误批判了马寅初。人口再生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应该从历史条件中去找。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艰难曲折的历程，与落后的生产力和传统生育观念有着密切关系。几亿农民绝大多数并不知道马寅初和马尔萨斯为何人。人们愿意多生，既有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原因，又有经济原因。

　　再从实际工作上看，早在批判马寅初以前，我国就开始了节制生育的工作。1954年以来，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明确指出，“党是赞成节育的”。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作报告，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党的文件中提出，“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在批判马寅初以后不久，中央即采取积极措施，消除这个批判造成的影响，这其中就有毛泽东作出的决策。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重申计划生育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指出：“决不能把我国提倡节制生育，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混为一谈。鉴于最近几年来放松了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有必要向各级党委和政府重申重视和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1973年，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这一年，计划生育被正式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8年，第一次将“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进了宪法。同年10月26日，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的通知指出，“计划生育是毛主席倡导多年的一项伟大事业”，“几年来，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党同志应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战略意义，增强抓好这项工作的自觉性”。从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工作便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了。

　　实际情况是，从1958年公开批判马寅初开始，到1979年为他彻底平反，前后共21年。据统计，1958年我国总人口为65994万，出生率29.22‰，死亡率11.98‰，自然增长率17.24‰，总和生育率5.68。1979年总人口是97542万，出生率17.82‰，死亡率6.21‰，自然增长率11.61‰，总和生育率2.75。21年来，我国总人口增加了31548万。读者来信说，“如果二十多年前，就按他(马寅初)的意见办，现在也只有六亿多人口”，而我国在这21年间，总共才增加了31548万人，要是减去“误增”的三亿人，正如来信者所说的，全国仍然只有六亿多人，几乎等于零增长，这岂不是天方夜谭?在这21年间，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增加的三亿多人不可能都是“误增”。因此，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总之，毛泽东的人口思想十分丰富，为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提出和实施，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虽然他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出现过偏差，但正如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时曾经说过的：“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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