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解“窑洞对”

　　军队同志首先提出，把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和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著名对话，称为“窑洞对”，认为在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有必要重温“窑洞对”，进一步认识它的理论的和政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载，1945年7月4日，以国民参政员身份来访的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主席提出：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可以从八个方面理解“窑洞对”。

　　第一，它产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国共两党围绕中国命运的决战即将开始的前夕，凝结着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但是并不是一个仅有局部战术意义的、局限于当时特定条件的提法，而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贯穿于党和国家全部路线政策方针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工作的所有方面。

　　第二，“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我们的这条“新路”，是同人类社会在私有制统治下无法摆脱的“旧路”的决裂。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根本的历史使命和不会陷入过去一切政权循环的周期率的原则界线。

　　在《共产党宣言》中，它表述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恩格斯在后来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写道，“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一个统治的少数这样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经历诸多的失败和曲折，然而这种“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将继续前进。

　　第三，“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道路的设计中，民主同蒋介石集团的专制独裁相对立。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民主被列入共产党的奋斗纲领。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同时适应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将成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特征。称为“新路”，在于它是不同于旧民主主义的民主、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民主的，基于中国实际的新的历史创造。

　　民主是一个被资产阶级思想界搞得极为混乱的领域。清扫迷乱的路径，在于区分这是在一种怎样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属于哪个阶级和为哪个阶级服务的民主。从来的剥削阶级，都把本阶级内部的民主冒充为一般民主。列宁在1918年的《论“民主”和专政》中写道，“对资产阶级来说，在人民面前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它说成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有利的，必需的”。这种所谓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我们要求的是，用工人、农民和广大劳动者的民主即“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种专政，没有别的路可走”。

　　第四，“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御史弹劾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权分立，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甚至仅仅是其统治集团内部的监督制度。其中没有人民的地位。毛主席提出的，是人民监督政府。这是实现人民管理国家、人民自我监督的举措。这种全新的政治设计，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变为现实。

　　中国有一派人，不是坚持人民监督政府并努力使其逐步完善，二是拆庙换菩萨，诬蔑人民民主为“专制独裁”，主张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内部监督，来取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监督。这是十足的历史倒退。

　　五，毛主席所说的人民监督政府，属于人民管理国家的主人翁权利。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是掌握国家政权的人民。人民不是在政府之外被恩赐监督政府，而是自己组织政府、监督政府和管理国家。

　　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批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全面论述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

　　“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经常看到似乎是不经意间把党、政府和人民分割开来的提法。比如用鱼水关系、血肉关系比喻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准确的，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了。比如干部不论职位高低，本来都是人民的儿女、勤务员，却称“父母官”。比如要文化“贴近人民”。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自己的文化，如果不是从人民中产生、发展、繁荣，请问从哪里“贴近”过来呢?

　　第六，“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亡政息，在私有制度基础上，一个家族、一个集团、一个党派，三世而斩，为人作嫁，“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周期率。如何保证人民流血牺牲取得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会随着革命精神的稀释和革命理想的淡化瓦解，不会随着它的缔造者们的逝去崩毁，退回到旧制度复辟的老路，是对它的历史合理性和生命力的决定性考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历经艰难，保卫和巩固政权同样历经艰难。取得政权靠人民，保卫和巩固政权、建设和发展国家，同样靠人民。还在中国尚未赶走入侵者、随后将面临同反动统治者进行殊死决战的时候，毛主席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并给出了越来越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能不能实现“人人起来负责”。苏联共产党后来把国家治理得变成这样——领导人扮演榜样的角色，入党成为向上爬的阶梯，多少有点权利就只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负责，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则在个人物质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引导与氛围中放弃集体的、阶级的、国家的意识。于是人人对私欲负责而没有人对阶级、党、国家的命运负责。物质利益和闲暇本身不会腐蚀工人阶级，但是物质利益如果不是经过阶级的团结和社会斗争，而是来自自上而下的赐予和小交易，物质利益就成为阶级意识和道义退化的根源。这样的社会只能等待死亡。在这样的社会里，仍然名为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已经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构成一个人民痛恨又很难采取有力行动制约和铲除的特殊利益集团。背叛昨天的辉煌，人亡政息，改旗易帜，就是一个必然上演的节目了。

　　第七，“人人起来负责”，这里指每一个公民又不限于每一个公民，包括个人利益又不限于个人利益，而是每个公民把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同人民作为整体的愿望和利益结合起来。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后来说的：“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那样的联合体。

　　第八，“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需要具体的实现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毛主席和老一代革命家关于国体政体的设计，就是这种实现形式。按照同一原则，它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还会有所区别，而且需要适应情况的变化不断有新的创造。基础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保证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能够实现人民监督和人人负责。关于工业企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关于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已经为此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无论遇到怎样的阻力和破坏，这条道路一定会继续走下去。

　　“窑洞对”与其说属于过去，不如说属于现在和未来。即使懂得和接受一个用简单语言表述的历史的真理，也往往需要正面的和反面的实际生活的教育，尤其是反面的教育，而且是一次再次的教育。“窑洞对”至今68年。见过了人民战争的胜利，见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见过了人民的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也见过了那么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坍塌，见过了那么多人民公仆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见过了曾经把入侵者打得屈膝却自己开门揖盗，见过了英雄的后裔踏着祖辈和父辈的血迹向西方资产者求乞。只有中国，因为坚守毛主席划定的历史底线，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中巍然屹立，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袭击中岿然不动。

　　真理深深地植根于我们伟大人民的心里，就成为任何力量也无法撼动的铜墙铁壁。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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