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解读文本 还原历史真相

　　—— 读杨松林新作《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西 岳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 习近平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有两个数字令世人关注，其中之一就是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传说。倘若如此，以当时的中国6亿人口计，毛泽东罪莫大焉，共产党罪莫大焉。

　　本书作者积数年之功，以一己之力，对多年来海内外诸多人士的有关著述深入探究，从研读文本做起，查核数据，演算数字，剥茧抽丝，发现这些“猜大数”参与者的所谓研究中，无不存在着严重的数理推导或数学计算错误，再加上个人主观臆测，以至谣诼。

　　而对长期以来“饿死3000万”主导舆论的现状，一部认真进行研究的专著会面临如何的局面?作者有着清醒的认识：“笔者还清楚一点，在中国‘主张饿死3000万者’处于主流地位的情况下，无论一个正面论述多么逻辑周延，主张和实事求是都不会被承认。只是想能起到这样的效果——你可以不承认我是对的，但不能否认你是错的。”(P021)正是以这样的自信和勇气，作者在此书的第一编中，对“主张饿死3000万者”的文章或著作逐一进行了批评。

　　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申明了三点：关于概念、关于研究范围、关于“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计算方法。这是作者研究的前提，其实也应该是参与此话题讨论者共同遵循的原则。而在作者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以为‘非正常死亡’是‘饿死’的委婉说法。其实规范的‘非正常死亡’包括‘淹死’、‘摔死’、‘汽车撞死’、‘医生治死’……甚至汶川地震中死亡的那七八万都算，但没有包括‘饿死’。‘超线性死亡’（即‘过量死亡’）也不等于‘饿死’。”(P022)原来，这么多年处于主流地位的研究者们和他们的论调，是在以一个不规范的概念在混淆视听，曲解黑白。

　　从第二章开始，作者就几位外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逐一进行了分析，从他们的研究方法开始入手，找到他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他们研究中的错误，并归纳出他们存在的通病，如不熟悉中国，数据的不准确，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等。对这些外国学者研究的评价，作者引用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先生的总结是恰当的：“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P068)

　　从第三章到第八章，作者先后对蒋正华、丁抒、金辉、王维志、杨继绳、曹树基、冯客等最有代表性的著述逐一进行了分析和批评，而当你认真阅读后就会发现，在以上众多研究之中无不存在着普通数学范围内的公式或计算错误而导致的错误结果和结论。同时还第一次了解到许多被常人忽略的有趣的事情。

　　例如，“王维志同志算是体制内的人口学的内行、专家。他毕业于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人口统计专业，此后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而根据他计算出的三年非正常死亡3378万的计算公式进行计算，1962年的出生率要达到53.34‰，也就说，“中国妇女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1年怀孕比例竟然比大丰收的1956年要高出64%”。(P108)在一个公式的计算下，人口死亡率上去了，但人口出生率也要超常规发展。这样有如压跷跷板的计算公式可信吗?

　　再如，在此话题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炎黄春秋》杂志副主编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了。获得英国2011年“塞缪尔·约翰逊”非小说类文学奖的《毛泽东的大饥荒》的作者冯客，在书中介绍各相关研究成果时就说：“退休记者杨继绳认为大约是3600万——也就是基于已公布的统计数字。”而杨继绳则在多处演讲中说，“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3600万，少出生4000万，总计减损人口7600万”。(P124)2013年4月，在网易思想库沙龙的一次演讲中，杨继绳说：“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网易思想库沙龙实录2013-04-10 14:10 作者:杨继绳)而作者指出：“通读《墓碑》全书，杨先生既没计算出1958—1962年（比其他国内研究者多两年）‘非正常死亡’人口3600万的数字，也没有计算出‘少出生’4000万的数字。他计算的数字比他尚未计算前和成书以后声称的3600万‘非正常死亡’少42%，也比他声称的4000万‘少出生人口’少20%。真不知道《墓碑》一书中这样清清楚楚、白纸黑字的数字，怎么会讹传到三四千万，而且流传那么广，还有那么多人信以为真。”(P125)原来，杨继绳先生的一句“我估计”，就足以成就了一桩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历史灾难，他在网易思想库沙龙中继续说：“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1000多万，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4000-5000万，这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是在半年集中发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网易思想库沙龙实录2013-04-10 14:10 作者:杨继绳)这个谎言在他的嘴中已经势不可挡，口若悬河，无法抑制。稍微理智一点，思考一下，那个年代中国大约有6亿人口，死亡3600万，相当于5%—6%，也就是说，当时的2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非正常死亡”。可能吗?这已经不是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是无限夸大的造谣了。对于这样的惊天谎言，真有些窃国者的味道了。

　　在阅读此书时我感到有一点不解，就是这些文章或大作中的错误为何长期得不到指正?逐渐我体会到其中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去认真解读文本。从开始讨论“饿死3000万”这个话题至今，还没有看到一个人像作者这样把体现最主要观点的文章或著作逐一进行解读的，指出文本中的问题所在。其实，这是讨论一个话题的基础，何况这是一个与中国人命运攸关的大话题。仅从认真解读以上文本这一点上说，此书就已经具备了文化、思想、社会的价值。

　　此书的第二编，作者在孙经先教授2011年提出的“迁移人口漏报”观点的基础上，以“背书”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以《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1953年、1964年、1982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得出了1953年—1982年间30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和增长率年末人口的数字变化曲线与实际人口更接近的结论。在匡正“非正常死亡”“超线性死亡”等基本概念的前提下，得出了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超限性死亡人口在350万—400万左右的结论。(P283)

　　我在阅读此编时有几点感触良深：

　　第一，在本编的第一页(P187)作者就开宗明义地声明：“这里需要说清楚的是，这一编的主要论据和观点是孙经先教授的研究。孙教授在2011年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本编叙述的基本逻辑和论证是孙教授完成的，笔者是在孙教授研究的基础上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如果有错误，由笔者负责。”在目前这个不讲理比讲理更盛行的舆论环境下，作者的声明可以避免剽窃、抄袭的指责，同时也不回避文责自负的责任。

　　第二，在以上前提的基础上，作者是以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和反映出30年人口变化的曲线为依据，讨论1959年—1961年三年间的人口变化，而不是去猜想这三年的人口数据。

　　第三，在讨论这个严肃话题时，有相当部分论证过程的内容是十分枯燥的。但若想搞明白，就必须耐心地阅读文本，抓住重要的论点和论据。如作者说：“孙经先教授抓住户口登记的实际环节，依据统计数据和历史记载的社会原因论证了户籍增长人口与自然增长人口之间的差异是由迁移漏报和补报造成的，并证明了自然增长人口和增长率年末人口更接近实际人口数，而户籍增长人口和户籍年末人口严重偏离了实际人口数。”(P221)这种重要的段落还有许多。

　　第四，对于中国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质量，外国人口学者已经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在《对中国人口普查结果的惊奇与确认》一文中写道，‘对1953年、1964年初和1982年人口普查中年龄和性别数据的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即三次普查中年龄申报的质量非常高。”(P246)美国人口与人口委员会主席科尔的评价是：“这些数据按性别及逐个年龄人数结合比较，他们经受住了一系列精度与一致性的严格检验。”(P247)在目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背景下，这些评价证明中国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是可以作为论点和论证依据的。题外话，这也是一种“悲催”。

　　第五，在P283中，作者写道：“如果考虑这个因素，1959年—1961年的超线性死亡人口应该在350万—400万左右。”这是一句带有结论性的话语，也是一个带有结论性的数据。而这个数据在当今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我看到在第十五章第七节(P319)中有一个较长的段落，在忽略繁琐的推理求证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看到结果的。不仅有文字，还有统计表，对我理解这个数据的来龙去脉大有帮助，起码捉摸着明白了一些事。

　　“一个哥们儿知道笔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嘲笑说，‘你就算能够证明没有饿死3000万而是2700万又能说明什么呢?’”(P325)这是此书第三编开篇的第一句话。确实，在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之时，这个问题数据不是“饿死3000万”或“超线性死亡人口300万”数字大小的问题，因为“对于造成这次灾难的原因，多数研究者给出的结论是‘制度’，是‘农村集体化’，还从理论上证明集体化制度必然造成‘生产力土崩瓦解’(林毅夫)。……如果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就存在形成大饥荒、大面积饿死人的可能，再深入研究，建立这个制度的中国革命本身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站在历史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才有意义。”(P325)

　　此书的第三编作者用7章的篇幅就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讨论这个问题。例如，三分天灾?几分人祸?制造灾难的罪魁祸首，摆脱饥饿的途径，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围绕这些敏感话题，作者不回避，敢于直面人生，坚持实事求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批评了历史虚无主义。如果说前面两编体现出作者的扎实学风和清晰的考辨思路，那么这一编就是他在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中有胆有识的体现。

　　我很理解也很赞同作者在“引言”中所说：“新世纪开始，中国体制内外都开始议论一个新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五十年没人讨论，怎么会在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把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运正盛的时候，反而成了问题呢？

　　摸摸这个硬伤就知道为什么了。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往大处猜的文字能够见诸公开媒体，在国内报刊上发文章发专著闹得沸沸扬扬，一方面往小处猜的文字却只能在网络论坛里嘀嘀咕咕。

　　结局会是什么，对照一下前苏联的8·19就知道了。”(P017)

　　这就是此书的政治价值和意义所在。

　　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公开出版的全面讨论这个严肃话题的图书。正如序言作者高梁先生所说：“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关系到亿万人民未来的命运。这是一场思想领域中正本清源的斗争。”

　　书出版了，感谢作者的辛苦!感谢出版者的勇气!争论已经开始，并将延续。我希望的是“认真解读文本”，无论你是哪一种观点，也无论你是网上的阿猫阿狗，当你批评此书时，一定是在读过此书之后。拜托了?!

　　2013年8月14日于暑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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