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1970年代的人，各人的经历不同，感受也不同。有的至今留恋，有的不堪回首。这些都是事实。但笔者还是赞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的观点，即尽管“文革”运动造成了国家的严重内乱，但那个年代的主流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依然进行”，“我国国际地位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影响”的年代，那段历史因而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的一部分。这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在“1949年中共政府接收了一副经济烂摊子”(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上取得的。陈诚曾当过国民党政权2号人物。他的儿子陈履安2012年在讲述当年的经济情况时说：“当年把黄金运到了台湾，确实救了台湾…把家(指国家)里的钱全搬过来了嘛。”中共接管大陆时，国库基本空了。新中国之初可谓是一穷二白。因此，经历过两个不同社会的人，或者深刻了解两个不同社会的人，如果亲眼目睹了1970年代的中国，有“沧桑巨变”之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是在中国“文革”结束N年后，这些人士，很多是海外华人，仍然坚持他们当年的这种感受的真实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在2013年谈到这个话题时，距离1970年代已经几十年了，他们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感受未变。如果说他们象有些人所言，是“被疯狂的年代愚弄”了，即暗示1970年代的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一片黑暗中，那显然是一种不尊重历史事实的故意。

　　陈兆昌先生是马达加斯加6万多华人中的佼佼者，是马达加斯加顺德联谊会会长。2013年初，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习总书记谈中国梦时，流泪了。我这个思乡的海外老华人第一次切实感觉到了自己和祖国最高层血脉相连，心心相通，一起为了梦想站在了新世纪。”

　　他还谈到了他对新中国变化的感受。他说：“1967年结婚后，我第一次回国旅游结婚，那时候中国很穷，到北京街头都很难买到东西，我们很心痛，感觉祖国虽然脱离了半殖民地，但仍然不够强大。1973年，我再次回国时，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我姐姐一家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能请我们吃饭。中国也加入了联合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马达加斯加在1972年与中国建交，1973年中马两国签署的第一条中国政府无偿援建的2号公路开始在马国修建，30多名中国工人来到马国。那时候，陈兆昌说他第一次感觉到作为中国人在马国的自豪，“开始感觉到祖国的真正强大”。

　　赵浩生是著名美籍华人学者，也是最早访问新中国的海外人士之一。在2000年赵浩生教授在撰述的回忆录《八十年来家国》中，没有回避文革运动，他写道：“在‘文革’初期，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有利于国家社稷的变革运动，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越看越茫然了，只感到深深的忧虑与担心。”

　　尽管他从肯定文革运动到怀疑文革运动，但是他对新中国的巨大变化的感受，仍然鲜明地保留在《八十年来家国》中。

　　赵浩生是河南省息县人。火车通到信阳，然后乘汽车到息县。从信阳到息县，在赵的记忆中要走两天，而且路上还有土匪，但这次坐汽车只用了两个半钟头。

　　快到息县的时候，赵的弟弟指着远远的一片灯光告诉说：“你看，那就是息县!”赵浩生没想到息县有了电灯。小弟弟又指着公路两旁一大片一大片的房子告诉说，这是水泥工厂、化肥工厂、麻袋工厂，“工厂”这两个字当赵浩生在息县念小学的时候，只是在教科书里介绍上海、天津时的插图中看见过，今天息县竟有了这么多工厂，实在是想不到的事。息县县城完全变了，赵的记忆中以前都是土坯麦草房子，但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水泥红砖的楼房。

　　最让赵浩生高兴的，当然是跟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见面的一刹那。二十八年不见，赵浩生只叫了一声“妈!”除了流泪以外，就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来。老人家虽然老了，但精神很好，介绍媳妇跟她见面时，他们要给她磕个头，母亲拦着他们说：“这是新中国，不兴这个规矩了。”

　　赵浩生的三个弟弟，弟媳妇，侄子侄女，所有的亲戚都见面了，他们在一块儿吃团圆饭，听亲戚们说这二十多年的变化的时候，赵浩生问母亲：“妈呀!我们是不是在作梦?”老人家回答说：“这不是作梦，这比作梦还要好啊!”

　　对于这次52天的故国神游，赵浩生说：“假若大家也要我用一句话来说明我的感想，我的回答，就是我母亲说的：‘比做梦还好!’”

　　关于这段经历，还有一点补充说明。赵浩生此行，是先到了广州，长沙和韶山，历时一个多星期。在此期间，有关方面“将信阳到息县的一段公路修整好”(见《八十年来家国》第162页)。这段约70里，车程两个半钟头的路，一个多星期的施工，也就是“修整”而已。但是到了某些人的笔下，就成了“专门修通了从信阳到息县的公路”(见萧象：《一位美籍华人学者眼中1970年代的文革中国映像》)。这位萧象先生很会选择用词，尽管“修整”和“修通”只有一字之差，但拿捏得很到位。如果非要说一个多星期，县城的人力就可以“专门修通”一条70余里的公路，那岂不说明了那时的工作效率高得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了吗?萧象显然不会这样歌颂当年的工农大众的。萧象的其它文章也经常出现这种“画龙点睛”式的词汇，其遣词造句的力量无一不彰显他的“过分”臆测。所以，看“萧象体”文章，还是不要太当真。

　　当然，当时的海外人士也有不同的感受。比如有位叫唐德刚的就写出了他在1970年代回到中国探亲所见到的农村“荒芜”和“萧条”。唐德刚也是在尼克松访华后才有了他的回乡之行。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于1973年互开联络处。美方首任主任是布鲁斯。他在中国旅行时在车上看到的却是“绿树成排”和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绿浪”。

　　总之，1970年代的中国既不是一片光明，更不是一片黑暗。但就整体而言，比起1949年前的中国，确实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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