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大庆精神”

高梁

    摘要：前30年的工业建设史不应该遗忘，“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赶超战略”奠定了我国现代工业的基础。重提大庆精神，不仅仅是为了回顾那段人与自然的艰苦斗争史，回顾“领导号召，干部带头，政治思想工作先行”的精神激励法，也为了“以人为本”而不是“资本为本”，传承“两参一改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上下同欲者胜”。

    谈起“工业学大庆”和“大庆精神”，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看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工业发展历程。近些年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成就时，有一种刻意贬低、甚至否定前30年工业建设史的倾向，似乎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工业起飞只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不用我们重复。但是之前30年的工业建设，我们不应该遗忘，应该给它应有的肯定。“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赶超战略”在短期内建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为我国日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的基础。虽然其中有一些失误，如“大跃进”、“文革”等，但总体上那段时间还是发展不错的。据有关统计，那段时期工业增长的速度平均是11%以上，GDP增长率平均是6%。这个速度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只有日本和我们相近。因此，只有清楚认识前30年工业建设史的成就，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大庆精神的意义。

贫油国的背景

    能源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石油是核心。建设现代工业和现代国防，离开了石油基本上什么也干不成。1949年以前，我国石油的历史最高产量不过30万吨，被西方人称为贫油国。解放初期，在西北的玉门、柴达木等地方发现了一些油藏，但直到一五末期，全国的原油产量仅200万吨，不能自给，要花宝贵的外汇进口。当时我们还没有今天这样庞大的加工业，可以用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产品去国际市场换外汇，只能用农矿产品去换。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率还很低，加上自己还要吃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从牙齿缝中抠出粮食来出口换外汇，买石油，买机器装备。当时国内，1斤玉米从农民那儿的收购价平均是6分钱至7分钱，1万吨玉米也就200多万人民币，100万吨2亿。石油紧缺，当时大城市公交车只好背个大气包烧煤气。更严重的是，石油被人卡脖子，飞机坦克开不动，国防安全都没有保证。当时就这么个窘态。

大庆会战：人与自然的搏斗

    当时，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不信这个邪，不相信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就没有石油。当时的地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专家，提出了新的石油生成理论——“陆相生成理论”。根据这个理论，1959年，石油部勘探队伍在黑龙江的松辽盆地找到了大型工业油田。这一年赶上建国十年大庆，所以把这里命名 “大庆油田”。
    大庆位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之间，中心位置是萨尔图，是一块湿地，当时的石油部长是余秋里，一条胳膊，红二方面军出身。在1959年发现大庆之后，决定搞一场“大庆会战”。所谓会战，就是集中全系统的技术力量、建设资金、机器设备等，把这个油田拿下来。当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压缩基建规模，资金极其紧张，人都吃不饱。正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中央咬紧牙关，支持石油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任会战总指挥，亲自蹲点，经过三年奋战，拿下了大油田。到1963年底，周总理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已经实现了石油自给，依靠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大庆会战是毛泽东时代工业战线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典范，突出体现了“革命加拼命”的奋斗精神，严格科学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干群团结的工业管理模式。“工业学大庆”的精神，到今天仍不失强烈的现实意义。
    196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新华社记者袁木、范荣康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首次报道了我国的大庆油田，并在次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文章对大庆会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创业伊始的年代，建设者们在一片茫茫的大地上，哪里去找到一座藏身的房子啊！人们有的支起帐篷，有的架起活动板房，有的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丢弃了的牛棚马厩里办公、住宿。有的人什么都找不到，他们劳动了一天，夜晚干脆往野外大地上一躺，几十个人扯起一张篷布盖在身上……，几场萧飒的秋风过后，带来了遮天盖地的鹅毛大雪。人们赶在冬天的前面，自己动手盖房子。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人，教授和学徒工，工程技术干部和炊事员，都一齐动起手来，挖土的挖土，打夯的打夯。没有工具的，排起队来用脚踩。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垒起了几十万平方米土房子，度过了第一个严冬。就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沉睡了千万年的大地上，到处可以听到向地层进军的机器轰鸣声，到处可以听到建设者们昂扬的歌声：‘石油工人硬骨头，哪里困难哪里走！’……”
    报纸同时刊登了人拉肩扛卸车的照片——当时萨尔图小站缺少装卸设备，干部和工人们为了抢时间争速度，齐心协力，靠人拉肩扛，硬将近10吨重的钻井设备卸下火车。这一激情澎湃的场面，在1975年上映的电影《创业》中生动地再现。那才是真正的“感动中国”！
    ——这就是大庆会战，是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在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的共和国工业史的奇迹。

王进喜——创业者的突出代表

    现在我们提起“大庆精神”，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铁人王进喜”。提起王进喜，最感人的一件事就是他用身体搅拌泥浆。我们不妨看看前面提及的长篇通讯中的描述，“无语的大地，复杂的地层，对于石油钻井工人来说，有时就好像难于驯服的怪物。王进喜领导的井队在打第二口井的时候，出现了一次井喷事故的迹象。如果发生井喷，就有可能把几十米高的井架通通吞进地层。当时，王进喜的一条腿受了伤，他还拄着双拐，在工地上指挥生产。在那紧急关头，他一面命令工人增加泥浆浓度和比重，采取各种措施压制井喷，一面毫不迟疑地抛掉双拐，扑通一声跳进泥浆池，拚命地用手和脚搅动，调匀泥浆。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搏斗过去了，井喷事故避免了，王进喜和另外两个跳进泥浆池的工人，皮肤上都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起了大泡。那时候，王进喜住在工地附近一户老乡家里。房东老大娘提着一筐鸡蛋，到工地慰问钻井工人。她一眼看到王进喜，三脚两步跑上去，激动地说：‘进喜啊进喜，你可真是个铁人’，就这样，‘王铁人’这个名字就这么叫出来了。”
    其实当时大庆会战中，像王进喜这样的英雄，绝非个别，而是一批，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大庆精神大庆人》提供了一组英雄形象：“马德仁和段兴枝，也是两个出名的钻井队长，在最冷的天气里，下到泥浆池调制泥浆；薛国邦，油田上第一个采油队长，战胜了许多困难，使大庆的首次原油列车顺利外运；朱洪昌，一个工程队队长，用双手捂住管道裂缝，堵住漏水，让焊工在自己的手指边焊接；奚华亭，维修队队长，在一次油罐着火的时候，跳上罐顶，脱下棉衣，压灭猛烈的火焰；毛孝忠和萧全法，两个通讯工人，用自己的身体联接断了的电线，接通了紧急电话……”。

深远的战略意义

    大庆是我国第一个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勘探设计和开发的大油田。从1964年开始，我们石油的产量每年以18%的速度猛增，文革期间也没有停止。大庆会战后，我国又在东部和中部相继开发了胜利、大港、中原、华北等油田。到1978年，我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等于1957年的50倍，世界排名第八。（80年代起，原油产量增速趋缓，现年产1.8亿吨）
    “大庆会战”成功，意义极其深远。它一举解决了制约工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能源瓶颈，不仅节约了大量宝贵的外汇，而且给我国未来石化工业的发展、解决人民吃穿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没有石油天然气为化肥、化纤工业提供原料，仅靠20亿亩耕地和原始耕作技术，再怎样发挥“私人积极性”，也很难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而且，随着石油的增产和形成出口能力，从70年代开始我国外汇逐渐宽裕，并开始成套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装备，有力促进了工业技术的进步。

“工业学大庆”

    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核心都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大庆的标杆意义还在于，从会战中形成了带有革命风貌的工业管理模式，也就是严格管理和科学精神。
    严格管理是建立在干群融洽基础上的。大庆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是 “三老四严”：“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和“鞍钢宪法”是一致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
    我们国家的油藏并不丰富，要充分开采原油，就必须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油质较低，含硫量较高，比较粘稠，需要脱硫，这也需要技术创新。现在，中国的采油队伍到国外去采油，比如非洲，前面国家的采油队已经采了一圈走了，剩下的油给我们采，但我们采出来的油产量比他们的还要高，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技术，这技术完全是我们石油战线工人踏踏实实地搞技术创新的结果。
    我国油气田大多是陆相沉积型，渗透性差、油质含蜡高、粘度大，开采难度很大，采出相等的油要比外国付出更多的投入和艰辛。从大庆时代起，在找油、采油技术研发方面，连续多年投入巨大费用，在岩性油气藏勘探、裂谷盆地油气藏快速评价、提高采收率、地球物探、钻井工程、油田化学等领域的技术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石油人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组织了多项科技攻关，钻井速度和质量不断进步。在新油田开发中，钻井速度大大提高。一般的钻机，日运行费用1万美元左右。过去两到三个月打一口井，现在用气体钻井技术，一个钻头29小时打穿。
    手中有独门技术，走遍天下。近年来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秘鲁、苏丹等地拿到的油田，很多是前苏联或西方石油公司钻探开采后放弃的地方，中国公司又成功钻出油井，定位准确，产量可观，这使得中国石油集团名扬全球。

精神鼓励和“先生产后生活”

    那个时代比较强调精神方面的东西，强调组织性，物质方面的鼓励欠缺。从文革起，奖金取消了十年，工资十年不涨，但工业方面却没有出现大的滑坡，为什么？这应该是精神、组织的力量在起作用。领导号召，干部带头，政治思想工作先行，革命精神鼓舞工人，干部和工人同甘共苦。以党、团支部为核心，发挥少数先进工人的模范作用，团结多数，带领大家一起把工作完成。
    当时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在大庆，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都住一样的“干打垒”，就是东北农村的土房。不仅是工人的生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提高得很慢。我1976年到大庆去，“大庆会战”已经结束12年了，大庆人还是住的干打垒。当时吃的也就一个月几斤细粮、几两油、几两猪肉，就这么多东西。这样长久下去是不行的。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民幸福。为了我们后代的幸福，暂时艰苦些是可以的，但如果老是这样，很难长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中央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第一恢复奖金制，第二给工人提工资，这是很有必要的。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内部平等，干部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压力，面临很多的风险、责任，如果报酬和工人一样拉平的话，的确干部的积极性会受打击。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干部比工人工资高出几十倍、上百倍，反过来这又打击了工人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在这中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以人为本”还是“以资本为本”？

    在今天，我们重提“大庆精神”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在所有制多元化之后。现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逻辑是资本主义逻辑，资本家是主人，资本是主体，工人不是主体，工人只是劳动商品，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工具，是人口红利的制造者。但是如果我们把企业当做一个组织来看，这种资本主义的逻辑是非常片面的、有害的，这叫“以资本为本”。
    “以人为本”和“以资本为本”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哲学。什么叫以人为本啊？人在企业中间分为所有者、管理者、技术人员和工人，谁是大多数？谁在运转这个企业？应该是管理者、技术人员和工人共同努力来运作这个企业。如果不把技术人员、工人等多数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把他们当人看，只是当成赚钱机器，如何让这个企业真正有持久的活力？在一个人多资源少的国家，这种模式可以持续吗？
    所谓“大庆精神”，不是单纯地讲要艰苦奋斗，而是要“以人为本”，要把干部和群众，管理人和被管理人之间关系协调起来，形成一种能够上下同心的机制。在《孙子兵法》中就有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外国的管理学家也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企业管理就是让企业领导人的宗旨变成全体企业员工共同认同的目标”。但到了今天，这些都置若罔闻，只剩下一条：产权改革，让工人当牛做马。这种管理理念只适用于100年前的原始资本主义。

（责任编辑：邓守亮*）

● 高梁，原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研究员。

* 本文据邓守亮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

2009年《绿叶》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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