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革时上海“一月夺权”的关键当事人之一、文革中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对媒体的回忆揭开了历史的隐秘。按照徐的回忆，上海“一月夺权”的每一步突破，几乎都是在毛泽东的关注、支持，乃至一步步引导、推动下进行的。通过以中央文革调查员身份驻节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在千里之外遥控着上海的一切，堪称“一月夺权”的总导演。在似乎是夺权前总动员的中央文革小组为毛祝寿的饭桌上，为鼓舞士气，毛甚至在祝酒时宣布：“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更有意思的是，据另一方的关键当事人、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回忆录显示：直至夺权前夕，中央政府的周恩来，甚至中央文革的陈伯达都一再指示，“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可见当时从地方领导人如陈丕显，到中央领导人如周恩来，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场风暴的动力源自何方，又将刮向哪里。他们都被毛蒙在鼓里，成了“不知情者“。他们猜测风暴的来头不小，“强烈感到有一种来自上边与下边的合力在向我们压来“，但怎么也没有料到，这场风暴的来头大得无以复加。否则，周、陈绝不会指示陈丕显顶住，对抗伟大领袖。

不仅是就要被打倒的刘、邓被蒙在鼓里，被撂在一边的周、陈不知情，就连毛真正倚重的张、姚，也是一点点逐步摸清毛的“战略意图”的。所以张春桥在“安亭事件”后对王洪文说，自己是提着脑袋，“可能弄不好坐班房”。就在毛宣布“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后，张春桥还不敢擅自发动“夺权”，反而对徐景贤说：“你们还是要抓住批判市委这个重点，让各级当权派去顶在第一线，不要把什么事都揽在自己身上。”——这种认识所造成的运动僵局，当然还是在毛的启发、暗示下才打破的。伟大领袖的胸襟谋略，竟然渊深若许！

这些久经宦海风波的人，竟然未能及时察觉风向，这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任谁都不会想到：打算摧毁现行体制的，恰恰就是它的主要缔造者。谁也不会料到：这一回伟大领袖不再象历届运动一样，只是清理、整顿官僚队伍而已，此次他准备改天换地、再造天地。

毛泽东特殊的行为方式暴露了他的动机。如果只是政策、路线的分歧，毛犯不着搞秘密战、超限战，象对待战场上的敌人那样对待曾经的战友。多次党内分歧的事实证明，只要他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党内持不同政见者都会忙不迭“改造思想”，向他靠拢。如果只是权力斗争要拿下几个人，哪怕对方贵为国家主席兼接班人刘少奇，凭毛的地位、威望，“一个指头就可将他打倒”，没有必要赔上整个国家，让全社会为之起舞。

毛想要的不是这些。毛要做的，是推翻整个官僚体系，将政权结构推倒重来，建立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或许在巴黎公社中曾经略现端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目标的新型政权体系。正因为如此，现行体制及其既得利益者都是他的敌人，与他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不共戴天。他总不能对同志们说：当年麻烦你们打下江山，你们福也享了，权也掌了；现在我想换一种玩法，把你们流血流汗夺取的权力送给工农大众，你们自动让位吧——毛知道他的想法使自己与原来的战友们已处于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利益对立之尖锐，中间绝无回旋余地。毛再强势，也不可能正面打垮所有“同志”，因此他只有迂回侧击，打游击战搞突袭。毛的最大优势是，对方并不知道他的真实意图是全盘推倒重来，因此对形势的发展还存有侥幸，以为毛的锋刃只是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当权派”，自己只要“紧跟”毛的脚步，就可以免于被清洗。所以面对毛针对他们所发动的战争，他们不但没有抵抗的意志，没有联手抗衡的自觉，反而竞相“紧跟”，同时脚踩“同志”垫背。陈丕显的说法很有代表性：“由于对这场运动的目的、意义和许多方针、政策、做法很不理解，甚至无法理解，而另一方面却还得紧跟，我们实在是太为难了！”正因为不理解且心存侥幸，所以他们“力图把这场运动纳入我们的领导意图之内”。

毛隐蔽自己的意图，以有虞对不虞，以有心算无心，使对方不知道打击来自何方、指向哪里，只能招架、后退，无法组织针对性反击。只有在真实意图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毛的巨大威望才可以利用原来体制的自上而下秩序发挥作用，拉一派打一派，一步一步推行计划，接近目标。等到“同志们”都恍然大悟时，木已成舟，权力格局、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时势已不可逆转。

由此观之。毛希望人民掌权的意愿是真诚的。经过多次“改造运动”成效不大后，他对官僚体系已经彻底失望，并将其视为当时一切社会弊端和效率损耗的根源。他希望迈越前朝，为人所未为，创建一种前所未有的理想政治。于是他的思路自然回到了以前他对黄炎培承诺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这一大众民主政治形式，于是乃有文革——文革实为政革。

上海的内情如此，其它地方可能也如此；一月夺权如此，文革中其它事件可能也如此。文革一切重大事件的背后，可能都有毛的影子，即使事件看起来似乎与毛无关。暗中掌控，以保证天下大乱后可以走向大治，这是毛的基本策略。只有明白了毛发动文革的真正用意，才能明白其处境，理解其行为，才能真正读懂毛泽东，读懂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