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博文的网友跟帖上有好几位朋友都提出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有否之者，亦有起来维护他的。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确实是讲中国当代史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我想避开双方争论的细节，尝试着从正面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可以免得为了答复争论的细节，而使行文支离破碎，当然讲这个问题，很难离开邓小平同志相关的论述，所以还得从邓的讲话说起。

最近有朋友请我去西郊讲了一次明史的讲座，使我想起在那儿附近有幽静的西郊宾馆，在那里，小平同志讲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及功过评价的问题，希望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讲话的时间是在1993年的1月15日。2004年7月胡锦涛同志与万里谈话时，表示对当年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他是理解的。这次党的九十周年纪念时，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实际上是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七一纪念大会的讲话中说：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的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这一大段话从正面告诉我们，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思想财富，是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毕竟是毛泽东执政的时代，建国初的三十年内奠定的，这是客观事实，也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是经过艰辛的探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取得的，它是后三十年发展起步的基础。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二者之间是无法切割的。邓小平同志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反反复复的强调那个决议“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指毛泽东同志）都提供了一个基础”。他在1980年6月27日的谈话中又说：“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回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对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邓小平同志说：“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他在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讲到起草决议，“第一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他强调，“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

他在1980年10月25日的谈话中还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还说：“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人民也罢，国外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切身感受。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人无法动摇和改变的历史地位。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肯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出的， “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个政治局面。”这几十年来，我们不正是朝着这个政治方向努力吗？我们现在政治环境和经济生活都要宽松多了。

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都留下了非常光辉的思想。例如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他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的作风，保持优良的作风。我们能够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二个务必，到现在看来还是我们务必注意的问题。他对革命胜利以后我们所走的路将是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建国后六十年的经历不是证明了他那时的预见了吗？最艰苦的还是前三十年，那时抗美援朝，我们顶住了海外的战争威胁，为国家赢得了和平建设的时间。我们顶住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我们顶住了苏联赫鲁晓夫的压力，保持国家独立的尊严。没有十年的中苏大论战，当苏联和东欧崩塌时，我们顶得住吗？世界上我们这个国家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仍然是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共产党的力量更加壮大。在个人品德上，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6月27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曾经讲到：“毛泽东同志多次不赞成歌功颂德，提出不以个人名字给地方、企业命名，不祝寿，不送礼。我们现在党中央所坚持的这一套，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我们也有具体化的内容。”然而在对待子女的严格要求上，那谁也比不上他呀！所以胡锦涛同志讲的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点是邓小平同志反复说的，也是他一次又一次讲话中反复坚持的观念，我们又怎能数典忘祖呢？当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千万不能忘记它是从毛泽东思想那儿发展来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在思想上建设和壮大我们国家源源不断而来的汩汩清泉，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伟大的历史功绩的基本估计，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所以有今天，饮水不忘掘井人嘛！这一点是我们与辛子陵、茅于轼之流在思想观念上根本的区别，他们妖魔化毛泽东，无非是为了否定共产党建国以来光辉的历史，为了给社会主义、给共和国抹黑，给海外反华势力颠覆活动制造舆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几条小爬虫和蛀虫而已，怎么能撼动中国共产党这棵参天大树呢？

邓小平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历史评价，他在1980年9月14日的谈话中说：“至于毛主席的一生，我们历来讲，不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搞。我们要肯定毛主席的伟大功绩，他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他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的功勋，他的功绩是占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占第二位的。”这里要注意的是邓小平讲毛泽东的历史伟大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永远，不仅在当时，包括在邓的身后，包括今天及今后。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可以讨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让我们党保持革命的传统，怎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我们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在为了实现理想目标的过程，也有过不少失误。所以我们并不隐瞒和讳言在这六十年建国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不少失误，也犯过不少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回顾这些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更好地前进，决不是像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那样，任意夸大我们的过失，给共产党抹黑，然后让中国共产党下台，放弃执政的地位，然后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把好端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弄一个四分五裂，然后国际反华势力可以砍倒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的最大一面旗帜，对四分五裂的中国可以分而治之。我可以非常坦率的告知他们，这对他们而言，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今后几十年、一百年都会证明，我这个断言是正确的，对于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

建国以来，我们确实有不少失误，在知识分子中意见最大的是五七年反右的扩大化。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3月19日的谈话中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我想反右斗争是毛提出的，这没有出错，出错是执行过程中把它扩大化了。那时具体指挥这场斗争的是邓小平同志，造成扩大化与我们省市和基层的一部分干部有关，搞打右派的指标，那就扩大化了，伤害自己同志了。反右那一年我生病吐血，在家养病，我没有参预。我回校工作时，反右已进入尾声了，那个空气是很紧张的，有的学生无辜被打成右派，实际上他精神有病，送去劳教了二十多年，他确实受苦了，现在学校养着他也是应该的。我的同学和友好中，也有被错划成右派的，苦了他们很多年。被错划的应该平反和反正，错是在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身上，是党组织犯了错误。邓小平同志还讲了“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在改正的过程中，实际上成了一风吹，没有必要改正的，也给他们平反了。如茅于轼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给他平反，他说不对，“我就是右派嘛！”他还有意见，他还坚持自己右派的观念。如果读一下他今日关于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讲话，他确实杀气腾腾，要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当然没有必要在组织上再给他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那个一脑子右派的思想，难道不该拿出来清洗清洗，通过辩论，让大家懂得现在还有右派知识分子，他们的气焰比1957年还要嚣张呢？我想这是很必要的，对现在的青年提高嗅觉、辨明是非还是有益的。现在有一些右派知识分子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的气焰比那时还要厉害得多，而且党内外互相呼应，国内外互相呼应，希望把那个所谓XX花革命引进来。尽管如此，我也不主张再搞什么反右派运动，划几个右派分子，但应该允许思想上的交锋，以正压邪，那就可以了。在右派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真知灼见，看问题比我尖锐而深刻，所以我也愿意与右派交朋友。尽管政见不同，但你能允许我说话，我的博客上也允许你们骂我，骂我是“文革余孽”也好，我决不动手删你们骂我的话，言论自由嘛，这一点气量我还是有的，谁是谁非都不可能是自己说了算。我今年八十足岁了，千古身后名，容得后人去说，这一点我想得清楚，骂是骂不倒的，最终是谁的道理能为历史所证实，谁的思想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所认可，这才是最根本的，我相信历史自有公论。

建国初十七年中，另一个争议最大的是关于大跃进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大跃进”给我们的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不能说是正确的，两次郑州会议开得及时，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转变风向，来了个反右倾，加深了困难。接着就是困难时期，这以后来了三年调整，1961年开始好转，1962年调整当中见效。邓小平同志这个估计是正确的，争论最多的是关于饿死人的问题，在农村确实有饿死人的问题，然而各地饿死人的情况也各有不同，问题大的如河南、安徽、山东、四川这些地区，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饿死的，这很难有一个正确的统计，当时谁也没有去具体统计过，事后的估计数怎么可能精确呢？今年三月底，我因心脏病住在长海医院，与我邻床的有一位河南老乡，他是周口店人，是一个老支书。我问他当年他们那里饿死人的状况，他说信阳那里确实饿死人的问题比较尖锐，这件事反映到毛那里，是刘建勋到河南去解决的。他们周口店那里有饿死人的事，但不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那里县委书记比较保守，没有放卫星，凡是弄虚作假、放高产卫星的地方，饿死人便多。他们那里县委书记因为右倾，不放高产卫星，所以被撤职了，但老百姓受益了。放卫星那些地方，便按高产的指标征粮，把农民的口粮和种粮都收上去了，当然要饿死人了。关键问题是干部，干部不赶时髦，能实事求是，那即使有一些自然灾害，也可以熬得过去，一刮浮夸风，那就难了。我还问过一个河南老乡，他是南阳人，他说五八年大跃进时，农业是丰收的，但是大家都忙着大炼钢铁，上山砍柴，砸锅搞食堂，结果丰收的粮食没有收进仓库，烂在了地里，所以饿死人了，是大炼钢铁耽误农时造成的后果，问题还出在干部如何执行的身上。五九年、六〇年那二年大旱，有的地方颗粒无收，三年困难时期，既有人祸的问题，主要是干部作风的问题，也有自然灾害的问题。我记得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告诉我，她说安徽饿死人是有的，是曾希圣对农村高征收，上海的口粮安徽与江西是大头，曾希圣是牺牲了自己的安徽，保全了上海，许多事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1日的谈话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这个话还是对的，是实事求是的。再说大跃进，搞建设探索着搞群众运动，摆脱苏联计划经济那条路子，要在经济上赶上英美诸发达国家的愿望不能说全都错了。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是在这样一个大国，那么多人口基础上，探索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那是一种非常艰辛的探索，遭遇挫折和失败，也是难免的吧。我们怎能以此来苛求前人，如辛子陵那样说事，实在缺德啊！我们还得根据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估计的来认识这个问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