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捞取稻草 乔伊蛮横扣战俘
巩固阵地 陈赓点拨筑坑道

夫地形者，　
兵之助也。　
料敌制胜，
　计险隘远近，
　上将之道也。
　　
　　　　　　　　　　　　——《孙子·地形》
　　

　　30天过去了，停战谈判没有签字。
　　这个事实意味着现有接触线就不是法定的军事分界线，在停战谈判签字以前，哪一方有力量有手段，哪一方就可以改变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移动。
　　其实说白了，就是双方还可以继续用打来解决问题。
　　没有谈定的，还可以打定。
　　仍然是谈归谈，打归打！
　　
　　磕磕绊绊的谈判最后僵在战俘问题上。
　　“……谈判是美国在国内国际压力之下恢复的，而谈判的恢复，转过来又增加了国际国内要求把战争停下来的压力，这就是形势发展的辩证法。因此可以认为现在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增长了。这就是我们的毛主席和金首相的估计。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
　　11月中旬，李克农这样向中朝方谈判代表团传达中央指示。
　　那会儿参加谈判的人们都对此将信将疑。
　　事实证明，年内达成协议的估计确实过于乐观了一点。
　　第二项议程好不容易达成协议，第三项议程又卡住了。
　　第三项议程是：
　　“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职司。”
　　中朝方面早有准备，首先提出了五项原则建议：
　　
　　一、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正规与非正规部队武装人员，应自停战协议签字之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为。
　　二、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3天内，自非军事区撤出。
　　三、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5天内，以军事分界线为界自双方的后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如逾期不撤，又无任何延期撤走理由，则对方为维持治安，对于此类武装人员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四、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区，亦不得对该地区进行任何武装行动。
　　五、双方各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具体安排和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

　　饶有趣味的是，这次停战谈判很象抗战胜利后的国共谈判。那时候，国民党请共产党谈判请得分外诚恳，蒋介石一电二电连三电，那姿态谁看了谁都觉得国民党那份和平愿望真是皇天可鉴，共产党要是辜负了委员长这番美意那是混账透顶也是傻瓜透顶。
　　可共产党真的来谈了，蒋介石们又傻眼了。
　　国民党方面全无和平的具体打算和具体方案，一切都要共产党方面先拿出提案。而每当共产党方面一拿出提案，国民党方面就要东拉西扯王顾左右而言他拖来拖去晃荡时间，直到共产党再拿出第二个提案……。
　　这种过程，很为共产党培养煅炼了一批提案高手。
　　这次停战谈判也是这样，提案大都是中朝方先提出，然后“联合国军”代表们挑刺找茬说长道短，中朝方则再拿出提案……。
　　李克农们在拿出首案的时候，预案已在手中，随时准备打出去。
　　其实谈判水平往往在这里分高下。
　　措手不及的往往是那些对对方预案毫无准备的一方。
　　这次也一样。

　　中朝方五项建议一打出来，联合国方面就开始节外生技。
　　乔伊们一反谈判开始时“撤退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不应该在军事停战中讨论政治问题”的立场，而要讨论停战期间“不增加军事力量”这样广泛的势必涉及双方内政的政治性问题了。
　　这倒也没什么，军事和政治本来就是牙齿和舌头的关系。不是政治问题两边也不会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打得血肉模糊不可开交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军人们要不是这么随心所欲也不会那么到处给自己找麻烦到处讨人嫌了。
　　关键是他们提出在停战后还要到中朝军队后方去进行空中和地面的所谓“自由视察”。
　　这不是扯淡吗？
　　“驳回去！这种无理要求坚决给他驳回去！”
　　对方的这种态度早在幕后指导谈判的李克农的意料之中：
　　“打仗之前我们不会同意，停了战了难道我们还允许敌人到我们后方视察？主权是一个国家的生命，这个问题上可能又要僵住，我们准备提出在双方的后方一两个口岸由中立国进行视察的解决方案。”
　　这个用来打破僵局的预案早就准备好了。

　　12月3日，中朝方面在原有修订5项原则建议的基础上，又提出了7条建议，其中前4条一字未动。第五条略作修改，又增加了第六、第七条：

　　六、双方各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具体安排和监督除本项第六条所规定的监察范围外的全部停战协议的实施。
　　七、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
　　八、为监督第六条规定的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察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的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视察结果的报告。

　　果不其然，这张牌一打出去。对方立刻就傻了眼。
　　“直接视察中朝方后方”肯定是不可能的了，人家那建议已经说啦，“中立国家代表成立监察机构”。
　　而且这一条绝对冠冕堂皇，谁也无法提出反驳。
　　至于“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那明摆着是给“联合国军”上套子。谁都知道，现代化程度很高的“联合国军”对补给的要求相应要大得多。而且，实行记点制度的“联合国军”的兵员轮换也要频繁得多。
　　这一条倘要实行起来，“联合国军”那士气绝对要大打折扣。
　　可这一条乔伊们一时也想不出道道来反驳。

　　想不出来就拖。
　　一拖就拖了9天。
　　12月12日，大概是华盛顿智囊们传授了机宜，“联合国军”代表终于拿出一个对案。
　　中立国视察后方口岸一条，没法反驳，只好原则同意。
　　但却提出大规模轮换部队和补充武器弹药，而且又生出了一个飞机场问题，提出要“禁止朝鲜境内飞机场和航空设备的恢复、扩充与修建”。
　　这后一条提得很有水平。
　　对于“联合国军”方面来说，不存在所谓“恢复、扩充与修建”机场和航空设备问题，因为中朝方面的空中力量完全不能威胁到“联合国军”的机场和航空设备，所谓禁止双方，实际上是禁止中朝方一方。
　　由此也可见美国人对于中朝方面日益强大的空中力量的畏惧。
　　很明显，如果中朝方空军进入朝鲜北部机场，将直接威胁到在朝鲜南部的“联合国军”后方，从而使其处境变得非常尴尬，甚至直接关系到“联合国军”能不能在朝鲜呆下去的问题。

　　不过这也在中朝方代表们的意料之中。
　　12月14日，照顾到美方的记点轮换制度，中朝方再次对原提案作出修订，在第六条后补充了“但双方的任何一方如需要对其在朝鲜的军事人员进行轮换时，应向军事停战委员会提出请求，获得批准。此项轮换的人数，每月不得超过5 000人，并应经过中立国监察机构的实地监督，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
　　可双方仍然在机场问题上相持不下。
　　中朝军队代表说：我方不能同意你方限制机场设备的建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绝不让步的是我方内政不受干涉，至于我方进行或者不进行这一种或那一种设备，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联合国军”代表表现极为蛮横：
　　“这种干涉现在我们就以我们的军事力量进行着。你们还是忘掉主权、内政这种支离破碎的字眼吧！现在我们正在干涉着你们的内政，你修飞机场，修好了，我给你炸掉，你再修，我再炸！”
　　“联合国军”代表霍治很是趾高气扬。
　　儒将解方气极，一拍桌子站起来：
　　“你们使用军事力量不能得到的东西，却企图用谈判的办法得到，我坦白地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不会得到你们使用军事力量所得不到的东西！”
　　……
　　12月27日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就这么在吵吵嚷嚷中给“浪费”掉了。
　　后来才知道，这些胡说八道的版权属于华盛顿。
　　话说回来，谁叫人家家伙硬呢？
　　
　　第三项议程还没议消停，第四项议程也僵住了。
　　第四项议程也是最后一个有实质性内容的议程。
　　本来这个问题是最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
　　1929年缔结、1949年又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一一八条明文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
　　第七条也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一部或全部。”
　　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在这个条约上签字的国家有61个，美国是其中之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还不是签字国，中国政府是在1952年7月13日才宣布承认这一公约的。
　　有鉴于此，中朝代表团也认为这不应该有什么大问题。
　　连毛泽东也认为有多少换多少，不难达成协议。
　　谈判老手李克农对大家说：
　　“我们主张收容多少换多少，他们才是真正不幸的人。交换俘虏，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全没想到，这个问题竟成为谈判中最难达成协议的议程。
　　一吵吵了近两年。
　　
　　倒是“外交才子”乔冠华对这种乐观估计有所保留。
　　进入这一议题谈判之前，中朝代表们已经知道，中朝方战俘营中对方战俘的数量，远不如对方战俘营中中朝方战俘的数量多。“联合国军”极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胡搅蛮缠。
　　“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当然捏造总捏不圆，他所指的什么第八十一师第二十一团，我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而且美国国防部也说汉莱的声明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们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
　　乔冠华真不愧是一位目光敏锐的外交人才，一切都被他言中。
　　
　　果不其然，刚一谈判，美国军政首脑就在打战俘的主意。
　　1951年7月5日，停战谈判前夕，陆军心理战首脑罗伯特·麦克卢尔准将最先在致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上将的备忘录中提出一个损招：将那些原是国民党军和那些害怕因投降而受共产党惩罚的中国战俘送到台湾。因为台湾在法律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计策可以保证美国至少在法律意义上遵守日内瓦公约的。麦克卢尔甚至露骨地说，“一些中国战俘会愿意被秘密地送往大陆登陆，然后回到自己家园或游击队占领区去。”
　　这已经是露骨地在暗示可以用战俘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了。
　　而且这个建议本身就是对《日内瓦战俘公约》的蔑视。
　　
　　笔者认为，麦克卢尔这个建议是对美式人权的最好诠释。
　　李奇微则主张“一对一交换”，因为他认为“联合国军”在收容战俘的数量上拥有优势。
　　总统杜鲁门后来也渗和进来，坚决反对全部遣返。
　　这个立场于11月作为美国官方立场传达给了李奇微。
　　
　　12月11日，第四项议程的小组会开始讨论战俘问题。
　　第四项议程小组委员会由朝鲜人民军代表李相朝少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柴成文、“联合国军”代表鲁思文·利比海军少将和乔治·希克曼陆军上校组成。
　　根据《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有关条款，中朝方代表提出了停战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
　　不料“联合国军”代表拒绝表明态度，要求先交换战俘名单。
　　
　　12月12日，中朝代表正式提出5点建议：
　　
　　一、确定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
　　二、商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病战俘应先在第一批内释放及遣送的原则。
　　三、建议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定在开城板门店。
　　四、建议在停战委员会下，双方各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遵照上述协议负责处理战俘的交接事宜。
　　五、上述各项一经双方同意确定后，即行交换现有的全部战俘名单。
　　
　　按理这不存在什么问题。
　　可“联合国军”方面始终避免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作出反应，又提出了两个纯属枝节的问题，一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人到双方战俘营访问，二是首先交换战俘名单。
　　“英语中有一句谚语：‘不买装在口袋里的猪’。不首先交换战俘资料，我方不能而且不愿做出任何轻率举动。”
　　在“联合国军”代表利比海军少将心目中，这就是一次人口买卖。
　　好吧，那就先交换名单。
　　
　　拿到名单，双方都大吃一惊。
　　“联合国军”当时收容的中朝战俘约有132 474人，其中中国军队战俘20 720人，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111 774人，交来的名单中只有英语拼写的姓名和战俘番号，中国人没有汉字姓名，朝鲜人没有朝文姓名，也没有部队编号、职务、衔级等，根本无法查对。
　　而且人数也对不上。
　　中朝军队当时收容的战俘为11 559人，其中：
　　“联合国军”官兵4 417人；
　　韩军官兵7 142人。
　　而“联合国军”战俘中，又有美军官兵3 198人，英军官兵919人，土耳其官兵234人，法军官兵10人，菲律宾官兵40人，荷兰籍军人1人，希腊籍军人1人，澳大利亚籍军人6人，南非籍军人4人，加拿大籍军人1人，美籍日本人3人。
　　“联合国军”代表感到震惊的是，这与他们原来估计的数字差距太大。按他们原来的估计，韩军官兵在战斗中失踪的数字为88 000人,而美军的失踪数为11 500人。
　　美方认为，中朝方面提供的战俘名单，仅占失踪美军的27%和失踪韩军官兵数的8%。
　　两相比较，美方收容的战俘比中朝方面多10倍以上。
　　这是怎么回事儿？
　　的确，在中国军队入朝参战前，朝鲜人民军就曾俘获过数万美韩军官兵，中国军队入朝参战到停战谈判双方互换名单时为止，也俘获过美军6 573名，英法等国官兵1 317人，韩军官兵29 922人。
　　朝鲜电台也曾经公布过俘敌65 000余人的数字。
　　可收容到中朝军队战俘营中的战俘何以如此之少呢？
　　这是不同战争类型的互相转换中给人们开了个大玩笑。
　　
　　朝鲜战争刚开始时，是朝鲜民族的一场内战。
　　当时，朝鲜南部有人口1 600万人，而北部仅有人口900万人，就兵员资源来说，南方远比北方雄厚，所以北方特别重视消化俘虏兵。战争打响后，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先后俘获过8万多韩军官兵。
　　这些韩军官兵，很快就被“消化”在朝鲜人民军的队伍中。
　　中国军队在内战期间也是这样“消化”了数百万蒋军官兵。
　　这是中国军队的一绝。那年头，昨天戴着青天白日帽徽胆小怕死，今天青天白日揪下来一扔就勇敢无畏的奇迹数不胜数。俘虏过来的国军士兵只要参加过一两次诉苦会，整个就象变了一个人。就是现如今在朝鲜参战的志愿军官兵，真要查起履历来，恐怕相当大一部分都穿过国军的二尺半，进过共军的俘虏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行列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曾经是被“消化”的国军士兵。
　　国内战争，这不应该是什么问题。
　　问题是朝鲜战争后来国际化了。
　　变成了一场先后有20个国家的军队卷入的国际局部战争。
　　
　　这就产生了观念转变和政策调整的问题。
　　中国军队参战后，也曾俘获过大批的美韩军官兵。当时的中国军队俘获的韩军官兵一般都转交朝鲜人民军，“联合国军”官兵则交碧潼俘管处。那会儿中国军队还是国内战争俘虏政策政治攻势的观念，连连在前线释放了不少的“联合国军”战俘，加上运动战时期没有专门的战俘管理机构，在敌机轰炸、看管不严和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战俘失散和逃亡严重，所以收容的美军战俘就很少了。
　　后来回过味儿来，俘虏的韩军官兵也送碧潼了。
　　然而这时又不打大仗了，加上韩军俘虏人熟地熟语言通，本来也不太好抓，所以最后在碧潼的韩军战俘也没剩下多少，满打满算也只有7 000多人。
　　
　　“联合国军”战俘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联合国军”战俘营中的主要成份是“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成建制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官兵。而韩军的头头脑脑们都明白，这些人绝非当时屡战屡败名声很差劲的韩军部队所能消化掉的，真要编进部队没准儿一打起来那枪口就会掉过来开火，与其找这个麻烦，还不如就让他们呆在战俘营里。
　　中国籍战俘则主要是在第四、五次战役后撤中被俘的志愿军官兵，此前，“联合国军”战俘营中只有600多名志愿军战俘。
　　谈判双方最后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联合国军”收容的中朝战俘，10倍于中朝军队收容的“联合国军”和韩军战俘。
　　由于这个悬殊的数字差，使战争又多打了一年多。
　　战俘，成了“联合国军”在谈判中的一个筹码。
　　
　　应该承认，中朝方面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谈判地位相当被动。
　　什么“一对一交换”，什么“自愿遣返”，完全是“联合国军”在战场上被打得恼羞成怒的心态下出笼的一个损招。美国人心中很清楚，对有着5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两万战俘根本不可能对中国军队的兵员资源产生哪怕是些微的影响——这样做在军事上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其所有的意义全在于在想在全世界面前丑化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没有“人权”，中国军人不是“志愿”而是“被强迫”来朝鲜作战的，从而以此来挽回在战场上与对手打得僵持不下所丢失的脸面——因为无论是谈判还是打，“联合国军”手中的筹码也越来越少。
　　既使按最乐观的估计，美国军队也实在没有逮住什么便宜。
　　说停战线吧，开战时在三八线，与中国军队交战是在鸭绿江边，现在却在三八线附近被粘糊住了。虽说经过夏秋两季攻势，夺取了646平方公里的土地，“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占据的地区要也比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以南占据的地区要大一些，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本身在兵员上就居于劣势的“联合国军”方面难以承受的。有些国家已经公开声明，绝不再向朝鲜增派兵员，已派出的兵员损失了也不再补充，直到打完为止。
　　美国军事历史专家拉塞尔·韦格利教授曾经不无调侃地评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决意寻求决定性的胜利，那么唯一可用的方式是跟中国和北朝鲜军展开激烈的歼灭战。这场歼灭战势必要求联合国军付出极大的代价，从而使这场努力与其说是‘胜利的’，还不如说是‘悲壮的’了。”
　　至于“停战监督”，那就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
　　原想用“自由监督”难为对方，却被人家一个“中立国监督”给瓦解了，反而给自己找来了不少麻烦。
　　算来算去，现在只剩下战俘这一项——也是最后一项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议程尚有些文章可做，而且“联合国军”在这个问题上相对来说还具有比较有利的谈判地位。
　　这件事儿狠狠地救了山姆大叔一把。
　　打得狼狈谈得窝囊的美国人这会儿哪怕是见着根稻草也要把它捞起来当作铁拐杖，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多人在自己手中。
　　有人，就可以做人口买卖，就有文章可做。
　　杜鲁门这回是逮住什么就用什么，哪怕这将给美国人到处标榜，涂抹得光辉灿烂的“人权”旗帜甩上一团大大的污泥。
　　这就叫狗急了跳墙！
　　
　　粗粗一看，“自愿遣返”也好，“一对一交换”也好，好象都有那么点公平合理的意思在里面。
　　然而这里面却是一个大大的骗局。
　　中国军队的战俘大多数是经过土地改革的翻身农民，且不说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军队最根本的精神教育支柱，且不说“保家卫国”这个口号对于得到土地的农民群众那种毫不含糊的号召力，仅从千百年的形成的故土观念和“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小农经济的理想生活境界来说，如果不是胁迫和欺压，从黄土高坡上走出来的农民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不愿意回到祖国，回到等待他们耕种的土地上。五十年代的过来人都知道，那会儿城里到农村招工都要反复动员，还不一定招得上。
　　后来战俘营中的反抗斗争和美军的残酷镇压也向世人证实，所谓“自愿”，完全是在一种在控制下的胁迫。关于这一点，大鹰所著的《志愿军战俘纪事》有详尽的介绍，笔者不再赘述。
　　出这损招的美国人让美利坚合众国的蒙受了国耻！
　　杜鲁门、李奇微们的这种作为实在让人瞧不上。
　　
　　其实，就是在美国军政当局内部，对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也不是没人发出不耻之声，比如“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特纳·乔伊海军上将，比如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他们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对“自愿遣返”表示过异议或贬损其价值。
　　可问题是，不弄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的面子上哪去找？
　　归根结底，这还是恼羞成怒下的损招。
　　要是打得顺手，美国哪会费神折腾这种下作把戏？
　　比如海湾战争，美国人打得清楚，赢得明白，逮了10多万伊军俘虏，放得也痛痛快快干干净净，绝不来什么“自愿遣返”、“一对一交换”什么的。
　　留着干吗，还要管吃管喝，多麻烦！
　　
　　既然谈不下去，那就开打。
　　打也麻烦。
　　1951年12月27日，停战谈判30天签字期刚一过，“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中将就命令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提出转入攻势作战的计划来。
　　范佛里特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
　　计划？什么计划？
　　10月初我就向你呈报了攻占铁原、金化、平康三角地带的计划，你说是会给刚刚恢复不久的停战谈判带来不利影响，被你否决了。11月初，我再次提出此案，又被你否决了。还说什么“今后第八集团军只能进行维持现防线所必需的小规模进攻，采取攻势防御”。
　　这叫我怎么打？
　　当时心里边肯定憋着一口气的范佛里特转而向自己的下属发布了一个近乎赌气的训令：
　　
　　今后如果停战谈判过于长期拖延的话，第八集团军需要准备攻势作战。为了表示达成协定的愿望，在维持现防线所必需的范围，将作战减少到最低限度。今后如果没有本司令部的特别指示，夺回被敌攻占的地盘为目的而实施的反击，将是唯一的进攻作战。即要为防止无谓伤亡尽一切努力。
　　
　　这当口跟上司赌气，就是在对手面前泄气。
　　这道训令到了下边，就变成了这样：
　　“除非必要的情况外，不准直接动用部队，只许敌人开炮时才能还击。”
　　本来就不想在这个地方送命的美国大兵们忒欢迎这个训令。
　　可无事还要生非的无冕王们却逮住这事儿做开了文章：
　　“如果至此暂停地面作战，将招致以现状完全停战的局面。”
　　这又让白宫和五角大楼很是难堪：即或是真有这么回事儿，那也是只能干，不能说呀，否则头号强国的面子往哪儿搁？
　　其实这正是美国的两难。

　　11月29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纠正被误解的“联合国军”作战方针：
　　“战斗没有结束，直到停战协定签字为止，要向敌人施加压力。”
　　为消除“战斗中止”的印象，在杜鲁门声明的当日，第八集团军在整个战线上组织了68次侦察活动。12月，第八集团军又组织了247次伏击行动，以证明第八集团军战斗行动是积极的。
　　可惜这些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美国兵干这个本来就不在行，何况又没什么斗志。
　　所以这会儿，范佛里特那些进取心早已消磨在那些连遭否决的提案中了，而且经过夏秋两次攻势，他也知道再次大打绝非上策。
　　从来都在李奇微那儿碰钉子的范佛里特决心还以颜色：
　　“由于情况急剧转变，我们再不能搞过去那种进攻作战了。”
　　要是范佛里特一个人这样看倒罢了——下他的岗不就得了？
　　要命的是这是美第八集团军团以上指挥官们的一致看法：
　　“为了加强我们现有阵地而进行的小规模进攻，将会白白流血，一无所得。”
　　这明摆着是给李奇微上眼药。
　　你李奇微总不能把他们都下岗吧？
　　
　　范佛里特本来还是主张大打的。
　　11月初，美第八集团军作战部门曾经拟定在向鸭绿江进军的前提下，前出到元山、平壤一线的进攻计划，但范佛里特认为，同预期损失相比，得不偿失，没有价值。美联合作战计划处与作战处在分析这个计划时也估计，第八集团军在前出平壤、元山一线的进攻过程中，将损失20万兵员。
　　对于美国军队来说，这实在是个天文数字。
　　为了一个原本与美国利益毫无关系的朝鲜付出这么多人的代价，这是本来就对这场战争不能理解的美国国内人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甭说别的，那国会没完没了地闹腾就让总统和五角大楼受不了。
　　而且在服现役美国大兵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到朝鲜服役是一种苦役，以至最后不得不想出了“记点”轮换兵员这种招数来，这个制度规定获36点的官兵即可离开朝鲜返国，具体方法为：
　　在前线战斗区执行战斗勤务的官兵每月记4点；
　　在支援战斗区执行任务的每月记两点。
　　后来由于轮换太勤而导致兵员不足，从1952年4月起，又将上述方法作了修改，又在原基础上增加上中间区，规定在该区的人员每月记3点。按此办法，美军官兵分别在朝服役9个月、一年、一年半始能返国。
　　从此后在朝鲜的美国兵都数着点算着账打仗过日子。
　　
　　数着日子想回家的士兵还会对激烈的战斗行动感兴趣吗？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拉塞尔·韦格利先生在其著作《美国陆军史》中对记点轮换制度的弊端作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述：
　　
　　……由于轮换人马走马灯似地往来穿梭，在朝鲜作战的8个陆军师及其附属部队从未形成可观的内聚力。新兵和基层军官们不惜花费很多时间屈指计算轮换期。他们缺乏整体感，学习不了班、排、连所必须掌握的协同动作。他们尤其不具备团结精神或集体荣誉感，很难补偿因不明白为什么打仗所产生的倦怠。敌人并未把美军划入顽强进攻、坚忍不拔的军队之列。如果美军的对手是一支现代化程度高、火力与后勤补给能力势均力敌的军队，那么实行这项导致低内聚力的轮换制度将使美军在战争中失利。
　　
　　美远东海军也认为，在这个作战中，如果中朝军队试图进行空中攻击，将给“联合国军”的舰艇和登陆部队造成相当损失。美远东空军则表示，“不支持把战线扩大到满洲的敌空军基地附近去，希望以慎重的进攻计划代替它”。
　　这就是说，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既不能承受重大伤亡，又要把仗打下去。
　　还要打得又体面又不丢人。
　　任何不义之战，都有这种两难，从越南到阿富汗，无一例外。
　　就这，你叫范佛里特怎么向李奇微拿出“转入进攻的计划”？
　　非不愿为，亦不能为！

　　这也是美国军队将领逊色于中国军队指挥员的地方。
　　在象麦克阿瑟包括李奇微范佛里特等一大批美国军队将领们看来，要么打一场不惜一切代价的全面战争，甚至不惜将战火烧到中国去，甚至不惜请出原子弹，甚至不惜让大批美国青年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而一旦进入相持不下的小打小闹，还要他们在小打小闹中夺得主动，他们就茫然不知所措了。
　　从经历过的战争和战斗类型来说，他们跟中国军队的指挥员们真是没法比。优越的国力，精良的装备，坚实的物质后盾、相对单一的战争阅历，使麦克阿瑟、李奇微和范佛里特们都只对大打出手的堂堂之阵有兴趣，好象只有这样才能争得主动，才能维持士气，才能赢得胜利。而对于以零敲碎打积小胜换取大胜的战争形式，却完全缺乏相应的思想准备和信心。
　　中国军队的指挥员虽然大都没进过什么大学校门，但却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战斗中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对于从这种战斗形式向那种战斗形式的转换来说，不象范佛里特们有那么多的障碍。几乎每一个中国军队指挥员都有过小打小闹的游击战和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战争阅历，“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形式早在打鬼子那会儿就被他们操练得滚瓜烂熟。“在什么情况打什么样的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武器的仗”，“因时因地制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中国军队作战指导活的灵魂，所以战争形式无论怎么变化，他们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都能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和主动进取精神。　
　　至于中国军队的士兵们，大都是刚从土地改革中得到了翻身解放获得了实际利益的农民，他们曾经饱受日本鬼子的蹂躏，如今穿上军装，领上一支枪，再去打退另一国的鬼子，保卫他们分来的田分来的地分来的胜利果实，保卫他们刚刚获得的当家作主站起来了的感觉，那是一件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儿。
　　这些士兵也数着点算着账打仗过日子。
　　数着算着消灭了多少美国鬼子，立了多少功，风风光光回家。
　　一些被俘美军官兵曾经惊讶地发现，一个普通中国士兵对战场环境和双方态势的了解，甚至超过美军营一级的指挥官。
　　这也是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传统优势，这使得他们即或面临非常艰难困苦的场合，仍然能取得主动，打得出彩。
　　这也是正义之战的优势。

　　不管有没有障碍，双方在“小打”碰撞了起来。
　　1951年夏秋攻势后，朝鲜战局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双方均无大的作战行动，兵力和部置亦无大的变化。“联合国军”方面第一线兵力有美军6个师、英军一个师、韩军6个师，共13个师；第二线有美军一个师、韩军两个师及土耳其步兵第一旅，共3个师一个旅。中朝军队第一线兵力有志愿军8个军、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共11个军（军团）；第二线有志愿军3个军、朝鲜人民军一个师，共3个军、10个师。另部署于东、西海岸的有志愿军3个军、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共3个军（军团）。
　　利用这个相对稳定的时间，双方一边巩固后方，一边调兵遣将。
　　11月底，“联合国军”调集韩军第八师、首都师开始对智异山、云长山、回文山地区活动的朝鲜人民军游击队进行清剿。
　　12月起，在日本待命的美步兵第四十师、第四十五师与在朝鲜的美骑兵第一师、步兵第二十四师进行轮换。另外，还计划在10个韩军师中的每个师增加4个榴弹炮兵营。
　　同时，记点轮换制度也开始实行。

　　4月，北约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因被内定为共和党下届美国总统候选人而辞去军职。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于4月28日任命“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中将接替艾森豪威尔，就任北约盟军总司令；同时任命美国本土部队司令官马克·克拉克上将接替李奇微，就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其实这主意参谋长联席会议打了很久。他们都觉得李奇微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现在由于他在谈判中过于强硬的立场，反而成了美国利益的绊脚石。但由于今天能够与中朝方讨价还价的地位也是人家费心费力挣来的，白宫和五角大楼不得不给予了他一个几乎与美国陆军参谋长平起平座的位置。
　　不过这怎么说还是比下岗的麦克阿瑟的下场要强得多。

　　接任他的克拉克上将也是美利坚合众国军队的一员战将。
　　和麦克阿瑟一样，时年56岁的克拉克也是将门之后，出身于纽约州麦迪逊·巴腊斯克，1917年毕业于西点军校，跟李奇微是同班同学，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意大利方面的第五集团军司令官，指挥过著名的萨莱诺和安齐奥的登陆作战，夺取了卡西诺的坚固阵地，为解放罗马立了大功。当时，李奇微就在他手下的第八十二空降师任师长。
　　不过，美国新闻界认为，真正“使其有名的，可能还是作为美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官在巴尔干方面的作战，和战后作为奥地利驻军司令官兼高级专员和苏联科涅夫元帅就奥地利中立化协定开展的外交论战。”
　　美国总统给“联合国军”派了个能打又能谈的统帅，很有些意味深长。
　　克拉克曾于1951年2月来朝鲜战场进行过实地考察，并参与过美国军方战后的战略规划，他在回忆录中也说：
　　“我从头到尾参与了华盛顿的战略规划。在担任主管训练的美国本土野战部队司令官时，我就懂得这个职责意味着紧急的战火爆发。没到一年时间，韩战真的爆发了，我们加紧扩充地面部队，训练他们去与只会依从少数战争律例的敌人作战。”
　　可惜克拉克来得不是时候，面对这瓷器活，他也没金刚钻。

　　利用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中朝军队开始大兴土木全线筑垒。
　　在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中，中朝军队虽然最后粉碎了“联合国军”的攻势，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第六十七军、第六十八军均伤亡惨重，战役一结束即撤出休整补充。其根本原因是，在“联合国军”方面炮兵、坦克、航空兵火力密集猛烈的火力突击下，中朝军队依托一般野战工事、很难做到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进行持久的防御作战。
　　而恰恰就是“联合国军”铺天盖地倾泄的钢铁，促使中朝军队找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好办法。在夏季防御作战期间，志愿军战士们就创造性地构筑了防炮洞（俗称“猫耳洞”），并将相邻的防炮洞发展成马蹄形的小坑道，成为坑道工事的雏形。朝鲜人民军东线部队在防守作战中，也成功地在反斜面构筑了迫击炮坑道工事，让进攻的美韩部队大大的吃了苦头。
　　当夏季防御作战正在进行时的1951年9月16日，志愿军总部就指示全部队：

　　以后我重要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特别是核心阵地。

　　秋季作战以后，志愿军总部专门发出构筑阵地工事的指示，要求各部在防守的各要点上都必须构筑坑道工事，工事强度必须能抵御榴弹炮的轰击。`
　　进入冬季后，中朝军队在全线开展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
　　那段时间，敌人炸，自己也炸，敌机从天上扔炸弹轰炸，自己在地下放炸药崩洞，成为当年朝鲜战场的一大奇观。

　　当时，联司要求第一线各军都要构筑3线纵深坑道工事。
　　其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土石被冻得异常坚硬，作业工具和器材十分缺乏，作业经验亦很不足。
　　但这一切并没有难倒打地道战出身的新中国军队。
　　工具不足，他们就自设小铁匠炉，反正美国飞机天天都往这儿送钢铁，废弹呀弹片呀什么的遍地都是，压根儿不发愁。象第十二军一个军就建了40多个铁匠炉，8个月自已制造了16 000件工具，修理工具75 000余件。
　　炸药不足，也难不倒他们。
　　那会儿美远东空军到处扔定时炸弹，那玩艺儿一拆卸下来除了废铁可打工具外，还能提供炸药，一枚炸弹能掏出六七百公斤炸药来，还绝对的高效。几乎每支部队都有专卸定时弹的高手。象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就拆了3700多公斤炸药用作开山炸石修坑道。
　　第十五军的副连长庞海鱼、排长刘月荣等都是拆炸弹的高手。
　　后来，在朝鲜北部的敌特向敌人报告了扔过来的定时弹被派的用场，把美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气得不行，他做梦都没想到扔过来的炸弹竟被对手派了大用场，帮了人家的大忙。
　　只好不再扔定时弹了。
　　这叫硬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碰上见着定时弹就想把它大卸八块的中国士兵，远东空军的轰炸机部队算是撞上克星了。
　　玩这个，几乎每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高招。
　　至于作业技术缺乏，这更难不倒中国军队了。
　　中国军队有个法宝，叫“军事民主”，发动群众及时总结、交流作业经验等等，各种战场小报不断地刊载个人和集体的经验介绍，志司还组织各种巡回交流。
　　那坑道工事很快就在全线建立起来了。

　　“联合国军”很快就发现了中朝军队正在曾遍构筑工事。
　　这还了得。
　　从1952年1月起，“联合国军”发起旨在破坏中朝军队正在构筑的坑道工事的所谓“高腿柜作战”：把重炮和坦克推进到高地顶上，并由航空兵配合，以重炮和重磅炸弹直接轰击中朝军队的反斜面，并频繁地施放毒气。而中朝军队初期的坑道工事厚度不够，坑道口也不够隐蔽，遭到破坏较为严重。
　　2月11日至16日，美第八集团军进行了一次称之为“诱捕作战”的佯动：即连续几天在全线基本停止炮击和步兵活动，并在部分地区折除铁丝网、工事和施放烟幕，做出撤退模样，企图诱使中朝军队出动。
　　中朝军队一门心思巩固阵地，没理这个茬儿。

　　2月27日至4月9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第一线阵地施放毒气32次，致使中朝军队216人中毒。
　　3月3日到4月9日，一个多月时间内，敌机就炸毁中朝军队坑道42处，杀伤人员236人。
　　此外，由于有些坑道因地质选择不当，土质松软，春季冰雪融化，出现坍塌现象，也造成了一些人员伤亡。
　　于是有人开始怀疑坑道工事的作用了。
　　“这躲在洞里怎么打敌人呀？”
　　“这还算革命英雄主义吗？”
　　“咱们部队可是腿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响到哪儿，这钻进洞里，响给谁听呀？”
　　“看看，这坑道还没派上用场，就让人家给炸塌啦，不如不挖。”
　　“还是搞掘开式好，省时，省力，便于发扬火力。”
　　……

　　牢骚钻进了赴朝接替彭德怀主持志司工作的陈赓耳朵里。
　　陈赓胆大了一辈子，一辈子不知道干了多少胆大得让人咋舌的事儿来，不管是讲革命英雄主义还是个人英雄主义，谁敢跟陈赓比呀。
　　可人家陈赓从来不瞎胆大，人家那胆大全是掂量了形势掂量了把握作了出科学分析的——要不后来也不会让他到大名鼎鼎的哈军工当院长了。
　　陈赓一来，先向高级干部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必须把阵地防御和阵地攻击提高到战略地位”。
　　他特别强调这一句话。

　　陈赓说的都是大实话。
　　“现在敌我力量对比，可以说是旗鼓相当。敌人在装备上优于我们，但其余优势如兵力、士气、正义性等等，均在我方，地形亦对我有利，我们要看到敌人的长处和短处，也要看我们自已的长处和短处。发扬我们的长处，发挥我们的优势去战胜敌人。打仗，是敌我之间力量和意志的竞赛。过去我讲过，谁是最后的顽强者，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麦克阿瑟不行，被撤职了，换了个李奇微，李奇微走了，现在又来了个克拉克，我们倒要看看他会有什么新招！……”
　　针对有人提出的“掘开式”工事的所具有易修建、省时、省力，便于发扬火力等优点，陈赓点拔道：
　　“搞‘掘开式’有千条优点万条优点，但有一条致命的缺点足以抵销它的一切优点，那就是不易保存自己。保存不了自己，也就保存不了阵地。还谈什么消灭敌人？当然，打坑道要和野战工事相结合，保存自己要和歼灭敌人相结合。我们有了坑道，就不怕敌人炮火猛烈，不怕敌机狂轰滥炸，美国飞机再厉害，它总不能钻到坑道里来抓俘虏吧？”
　　对于坑道工事的建设，陈赓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志愿军总部向各部队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坑道工事必须达到“七防”的要求，即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防寒。
　　4月26日至5月1日，志愿军召开的第一线兵团及军参谋长会议，统一了坑道工事的规格标准，要求坑道顶部一般厚度在30米以上，坑道口顶部厚度10～15米，能承受住重磅炸弹的轰炸；每条坑道要有两条以上的出口，坑道内幅员宽1.2米高1.7米。
　　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使坑道工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技术要求和战术要求上，都更加完善起来。
　　至5月底，中朝军队第一线防御地带的坑道工事和与之相配系的堑壕、交通壕、反坦克壕和各种火器掩体等野战工事已基本完成。全线基本形成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
　　朝鲜半岛上，出现了一个特大号的“蜂巢”。

　　截至8月底，中朝军队除进一步完善第一梯队坑道工事外，第二防御地带的工事基本完成，第三防御地带和东西海岸等重点地区的核心坑道工事也已开始构筑。第一梯队6个军构筑坑道190多公里，堑壕、交通壕650公里，各种火器掩体12 180个。加上第二、第三线的工事，中朝军队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形成了具有20～30公里纵深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形成了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这种“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是堑壕防御体系与支撑点防御体系的发展，是中朝军队对战争艺术的新创造、新贡献。这种防御体系的形成，不仅使中朝军队在防御中处于主动地位，而且也具有发展进攻的潜力，成为反击作战的依托。
　　这一点很快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4月间，“联合国军”小部队向志愿军攻击60余次，却无一得手。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时，“联合国军”平均发射40～60发炮弹杀伤中朝军队1人；而1952年1月～8月，“联合国军”平均发射660余发炮弹才能杀伤中朝军队1人。
　　在五、六月间的防御作战中，坑道工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从5月15日起，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七师第三五０团、第三五一团在火箭炮兵第二０三团、坦克第二团和军、师炮群24门“喀秋莎”、54门山、野、榴炮和4门自行火炮和7辆坦克支援下，在190.8高地及以东无名高地的防御战斗中，依托坑道工事与新上阵的美步兵第四十五师第一七九团、第一八０团反复争夺一个月零1天，毙伤敌2 500余人，仅付出693人的代价，守住了基本阵地。
　　6月12日至6月21日，第十二军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一团在军、师炮群42门火炮支援下，同样依托坑道工事，在官垈里西山无名高地与韩军第六师第二团、第七团反复争夺10昼夜，毙伤韩军官兵1600余人，牢牢地守住了阵地。
　　坑道工事充分显示了其勿庸置疑的优越性。

　　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在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出现改变了单纯凭借兵员优势来赢得战斗的传统思维模式，从而使中国军队在阵地防御期间的战役、战斗具有更高的艺术性。
　　坑道工事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对中国军队的阵地防御战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是在敌以优势的炮兵火力、航空兵火力实施猛烈突击和连续进攻下，中国军队野战工事被毁、表面阵地无法坚守时，仍可退守坑道，继续坚持坑道战斗，最后配合上级预备队举行反击，歼灭敌人，恢复阵地。也就是说，表面阵地虽被敌占领，只要坑道在手，整个阵地就不会丢失，而且表面阵地在我纵深反击部队配合下亦比较容易恢复。
　　二是我无论依托坑道阵地进行防御或进攻，均可在一点数点上同敌形成反复争夺，迫敌投入众多兵力、兵器，从而达到大量杀伤消耗敌人的目的。
　　不仅如此，坑道工事还为阵地进攻战术增加了新的致胜因素。
　　中国军队在实施阵地进攻作战时，可以在前沿坑道工事内，预先屯积兵力，进行攻击准备，或在敌警戒阵地前沿或翼侧秘密地构筑屯兵洞，作为冲击出发阵地，以缩短冲击距离和后续梯队的运动距离，减少伤亡，增强战斗的突然性。
　　一直到八十年代西南边陲的自卫还击作战，这种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仍是中国军队阵地作战的主要依托。
　　苏联专家们也说：
　　“这是中国军队对世界军事学术的新贡献。”

　　第一线部队筑垒工程完成后，志愿军总部认为已完全可以节约第一线部队的防守兵力。同时，为增加机动力量，加强东西海岸防御，决定从西线第十九兵团正面抽出一个军，置于礼成江南岸，作为该兵团的第二梯队，并担任防止“联合国军”从海州登陆的任务；另建议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从正面抽出一个师，置于通川地区，担负海防。经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商定，中朝联合司令部对中朝军队指挥关系作出了调整：
　　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指挥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六十三军、第六十五军等4个军，以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六十五军置于第一线，第六十三军为该兵团第二梯队。
　　志愿军第三兵团指挥第三十八军、第十五军、第六十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五军置于第一线，第六十军为该兵团第二梯队。
　　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指挥第十二军、第六十七军、第六十八军，以第十二军、第六十八军置于第一线，第六十七军为该兵团第二梯队。
　　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指挥第一、第二、第三军团。
　　以志愿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七军、9月间入朝的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和朝鲜人民军第五、第七军团组成东海岸防御部队，朝鲜人民军担任第一线防务，志愿军部队为第二梯队。东海岸联合指挥部由宋时轮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陶勇和朝鲜人民军第七军团军团长李离法中将兼任副司令员；以志愿军第四十二军、第六十四军、第五十军和朝鲜人民军第四军团及游击支队组成西海岸防御部队，其中第四十二军、第六十四军为第二梯队。西海岸联合指挥部以韩先楚为司令员，朝鲜人民军第四军团军团长朴正德中将任副司令员。
　　第四十七军为志愿军总部总预备队。
　　这样，各兵团及东、西海岸指挥部均掌握有一至两个军的机动兵力，可以自如的应付各种情况。
　　6月17日，坦克第三师入朝，与坦克第一师轮换，同时东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赵杰接替黄鹄显任装甲兵指挥所主任。
　　7月中旬，中朝军队全部完成部署。

　　很快，美远东空军的空中侦察发现：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好象出现了一个长220公里，宽20～30公里的巨大蜂巢。”
　　这蜂巢中全是蛰人的蜂，美国人很快就尝到它的厉害。
　　想烧三把火的克拉克听到这个情报，懊丧极了。

　　彭德怀则对来访的作家巴金说：

　　我们的兵法家孙子说得好，知彼知已，百战不殆。相反地，敌人对我们始终摸不清楚。敌人愿意跟我们谈判，是因为我们把他们打痛了。在谈判中间他们还不甘心，又发动夏秋季攻势，结果还是吃亏了，伤亡15万人，才又谈起来。现在敌人是进退两难：要打，他们得不到胜利，没有出路；要和，大资本家的暴利又没有了，经济危机也要来了。我们却不然，和平本来是我们愿意的，我们就是为和平才来作战的；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是越打越强。

　　是的，中国军队越打越强。
　　新中国，也越打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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