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闪转（下）
　　

　　会编故事，蒋在珍替“朱毛”吆喝/婆婆揽了媳妇的活儿，蒋公要亲自出马/好事黄了，蒋公端走了“朱毛”的菜/“田丰之谜”，是烈士还是叛徒？/退后一步，周浑元又逃过一劫/大迂回大包抄，林聂建议充满魅力/“民主决策”，毛泽东只有一票/又是个“三人团”，毛泽东获得指挥权/蒋公叫停，吴奇伟也免去一灾/寻战不果，彭杨建议“三渡赤水”/把对手们都闪到前面，这是拼刺刀一对多的密诀/玄机莫测，为什么中选者不是吴奇伟？/真杀实砍，鲁班场血肉迸溅/掉头就走，“朱毛”要过赤水河/稀里糊涂，蒋公和麾下诸侯都是一通瞎忙活
　　

四
　　

　　在这里笔者不能不暂时跑一下题，就着这事儿来说道说道什么叫做“民主决策”。
　　“民主”这个东西的确是个好东西，但它只是决策手段而不是决策目的，实现民主决策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而投票表决方式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在有合理与充分的监督机制制约下，以民主选举方式或公认权威机构委托方式，将重大决策权交付某个已经通过各种考察考量考验的贤者智者雄才伟略者，也是“民主决策”的一种形式——比如现如今很时兴的“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以笔者陋见，制约机制比个人品行更重要，择人比择事更重要，笔者本人就忒腻味参加各种自己根本就不明就里，或者根本就不感兴趣的会议。同样，笔者被人委托办事儿时，也忒腻味儿什么人都来指手划脚不着边际地点点拔拔：要不你来干？要不俺来立个军令状，办不好事儿你来办俺成不成？
　　客观而言，在转战频繁，敌情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下，动辙就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来讨论某个具体作战计划，既不符合战场指挥规律，也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这当间不是有不少掺和不了这事儿却有其他要紧事儿要掺和的人么？如此“民主决策”，“民主”的目的还上哪儿找去？作战指挥是一种须要高度集权的工作，只要这个集权能得到充分的制约，它也还是被“民主”范畴所包纳。此前博古、李德的“集权”，是一度失去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制约的“专权”，而且他们自己专权却不喜欢下边干活的人临机也专一把权，战略级别的指导者竟然连人家机枪迫击炮放哪个位置都要限得死死的，这当然就跑出了“民主”的范畴。但现在什么事儿都要开大会讨论，跟博、李等把师团甚至营连指挥员的活计都搅揽一把的作为，不说是“五十步与百步”，至少也有“异曲同工”之嫌吧？
　　此时毛泽东可能已经有了束手束脚的掣肘之感，遂提议“不能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审议通过了下一步“野战军战略方针”的同时，也批准成立了一个新的“三人指挥小组”，这个“三人指挥小组”的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任务是“全权处理最紧迫的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主要责任（1）。
　　至此，毛泽东名符其实地重登前台。
　　名符其实登上前台的毛泽东面临的形势实际上已趋紧迫，北线川军郭勋祺部和紧随其后的中央军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已进至遵义，从何键那边调来的湘军第53师李蕴珩部也正向遵义赶进，南线吴奇伟纵队主力也由乌江渡、刀靶水向遵义、鸭溪扑来，可供中央红军选择的回旋地域正在日渐缩小之中。
　　于是，在毛泽东等的视野中，“赤水河上游”区域就顺理成章地愈加凸显起来。
　　1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议定成立新“三人指挥小组”的同时，也重新把消灭泮水、西安寨的黔军犹禹九旅的计划提上了日程——因为“该敌仍回踞西安寨——泮水一带”，为消灭犹旅使用的兵力为红三军团和干部团，统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要求他们于13日“以秘密、迅雷手段迂回该敌，到新场（即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旧路而消灭之”（2）。而红一军团则“分经倒流水、长干山附近两路”，“限13日10时开到井坝、石坑、坳口地域”，“向坛厂警戒，向泮水、新厂方向侦察警戒并封锁消息”（3）。
　　中革军委在下达上述部署时，也说明了“消灭王敌”的真正目的：“我野战军决转移于仁怀东南及以南地区消灭王敌，以寻求周、吴两敌的机动，并略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渡河点。（4）”但“略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渡河点”有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障碍，那就是有着12团之众的周浑元纵队，此刻他们正盘踞在坛厂、鲁班场一带，正好遮蔽着在毛泽东等视野中已愈渐凸显的这片地域。
　　也就是说，对“周、吴寻求机动”，是“略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渡河点”的重要前提！
　　——特别是“周、吴”中的这个“周”。
　　从中革军委12日的部署来看，“朱毛”对周浑元“寻求机动”之首选，是将其“调离”。
　　周浑元好像确有被“调离”的迹象：13日那天，盘距坛厂的周浑元纵队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为“堵匪西窜”，奉命“经鲁班场向三元洞搜索前进”，并于当日午后“全部到达三元洞，警戒待命”（5）。自觉自愿地为“朱毛”晾出了坛厂——仁怀——茅台这条要道。
　　而万师刚有移动的动向，就立即被正严密监视其动向的中央红军侦知。
　　这似乎正是中央红军“寻求机动”所寻觅之时机与战机。
　　于是“朱毛”又决定调整部署，歼击目标由“消灭泮水——西安寨之敌”追加上了“消灭三元洞周敌”，而且被追加者还是主要的：歼灭泮水、西安寨之黔军犹禹九旅的兵力缩减为红三军团“一部”，主力则转用于“进攻三元洞周敌”。其部署为：红一军团于当日黄昏由倒流水、长干山进至五马口、井坝之间适当地区，红五军团进至永安寺以西红一军团东侧，向三元洞警戒并封锁消息，各部当日侦察三元洞地形及道路网，完成作战准备，14日与西安寨方向配合，“迅速将当前之敌解决”（6）。
　　彭德怀、杨尚昆却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13日晚19时，他们“鉴于我们数日来想扑捉战机都落空”，直截了当地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由于时间仓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工事坚固等因，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应迅速脱离当面之敌，控制茅台、仁怀，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7）。
　　这大概是明确提出要“三渡赤水”第一篇文字，而且地点就是茅台！
　　厉害呀厉害，不服就是不行，染房不出白布，“朱毛”麾下就没有什么等闲的角儿。
　　万师向三元洞移动让出了坛厂，也就是为中央红军出让了去仁怀、茅台西渡赤水的要道，彭、杨建议乘此时机迅疾西渡，好像也是个非常合理的选择。不过中央红军各部从现集结地就这么着直奔茅台渡口，要完成渡河动作至少也得两天，而且意图非常明白无误，不被周浑元察觉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一旦察觉撵将上来，以其12团之众击红军于半渡之中，这种危害性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了。
　　这时候的彭、杨可能还不知道，万师抵达三元洞的当晚，就已连夜向鲁班场折返。
　　彭、杨建议一小时后，中革军委亦将“野战军战略方针”下达各部：
　　
　　甲、依据目前情况，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
　　乙、军委依此方针决定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丙、在这一战役中，各兵团后方统应向西。（8）
　　
　　这与彭、杨建议在本质上是吻合的，只不过“方针”蕴含的动作可能要更复杂一些。
　　这个经“党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此刻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看来还是“创建川滇黔新苏区”原路子。不过，如果笔者暂时将自己定位在“朱毛”的对手位置上来推演历史，那么在洞悉“朱毛”这边的状况和这个“战略方针”后，也肯定会作这样一番掂量：“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域”可能是他们真实意图也可能是冠冕堂皇的旗帜，更大的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说变就变非常便当，此“朱毛”惯有之狡诈伎俩，而真正的意图在他们那里只能是“存乎一心”……
　　而此间已进至头道水的中革军委又得到了情报：由桐梓南下的川军郭勋祺部已进占遵义，再次从乌江北上的中央军吴奇伟部也已进至遵城附近，且已按蒋公12日令，不进遵义而与川军一部左右转弯并肩而行，“径向鸭溪场方向急行追剿”。（9）在3月13日当天，已进了鸭溪，正向长干山一线奔来。
　　13日当晚，中革军委再次调整部署，将“打周”改作了“打吴”：“吴敌两师有向鸭溪开长干山的可能。因此，我野战军决明14日转移长干山附近伏击，并消灭吴敌两个师，造成了有利的战局。要求一军团及干部团（由林、聂指挥）应以伏击吴敌之目的，经桑树湾、长干山两路，限12时转移到长干山西北及以此伏击阵地，向东南及以南突击。此战关系全局，各部须按时到达指定地区，并干脆于14号半天解决战斗。如吴敌不进，则一军团应以一个师，巩固罈（坛）厂阵地，其余各兵团均留指定阵地待命。（10）”
　　时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的童小鹏老人在3月14日的日记也称：红军“先拟消灭三元洞之敌，后得情报吴奇伟已到鸭溪，周浑元退鲁班场，故决定回头击敌，移长干山宿营（十五里）（11）”。
　　而14日这天“吴敌”真的就未进，究其缘由还是蒋公伸出一只手把这盘菜给端了回去。毛泽东打吴奇伟主意的同时蒋公的手也伸了出来：“吴纵队到达鸭溪附近，即须搜索前进，不可随意轻进。但无论周或吴部，如闻有一个纵队与匪激战，则其他纵队，须不顾一切，向激战方向猛进，以期夹击尽净，万勿稍加犹豫。（12）”
　　这几天蒋公几度伸手败了毛泽东等的胃口，的确有及时雨宋公明之气派，而这在上个世纪两公斗法的历史中是极为罕有的现象。这当口两公推手的过程似乎一直在顺理成章地导向这样一个推论：此间英明的是蒋公而不是毛公！因为就连周浑元这天也在为上次逃脱一劫而喜出望外地向蒋公报喜：“佳日（3月9日）犯长岗山伪一、三、五军团均到……因误以为长岗山为国军基本阵地，故用全力来犯，到后，乃大失望。（13）”
　　其实此时渐趋糊涂状的是蒋公，虽然就巴掌那么大块地方，他对“朱毛”主力集结的确切位置依然是一片茫然。只能模糊下个大包围，判断其“尚潜伏于仁怀、坛厂之四周”，对其动向的研判也还是游移不定。就在同一天里，他对“朱毛”意图的判断时而是“断坛厂东北方面线窜平坝、大坝，转向赤水之公算为多”，时而又是“有与我周纵队决战，乘机西窜之模样”。至少，他老人家这回伸手把吴奇伟这盘菜半路端了回去，就并不是什么明察秋毫的英明之举，而是举棋不定拿不出准主意来的一个侥幸——就在端回这盘菜的同一天，他在另一电中还催人家“由鸭溪、白腊坎（今白龙）、枫香坝、花苗田（今花茂）方向兜剿，限于15日占领白腊坎（今白龙）”哩！（14）
　　蒋公想过来想过去，就是没想到“朱毛”转来转去那当间还有一高招：再渡赤水河。
　　只有一个人想到了，那就是刘甫公麾下大将潘文华将军。
　　3月13日12时，在泸县的潘文华将军作出判断：“匪主力已过枫香坝以西，似有经打草坝、吴（五）马口，渡赤水河西窜模样”，或许不打算再为蒋公助阵把“朱毛”再往川境内赶，他发出的命令竟然是这样的：“郭（勋祺）指挥率部下遵（义）城后，即暂行停止，扼要待命”（15），而此间蒋公基于正游移间的那两个判断之一，给郭勋祺下的命令则是“留3团以上之兵力暂守遵（义）城……其余主力，即由遵义经江花场、牛蹄塘（今牛蹄场）、牛角屯、两河口（似在遵义境内的纸坊附近，待查证）方向兜剿，务限于16日前进占两河口。（16）”
　　呵呵，潘将军大概是觉得川军不在“剿匪军第二路军”序列内，听不听蒋公招呼都没事儿。
　　管郭勋祺饭碗的是甫公而不是蒋公，这当口该听谁的“郭莽娃”心中跟明镜儿似的。此公办事儿比较老道，并不象孙渡那样爱犟脖子瞎咋呼，而是不吭声不出气地装作没听见蒋公那番招呼，磨磨蹭蹭地并不上劲儿去向那边厢“兜剿”。到了3月16日蒋公规定的那个限期，他那队伍基本上就没怎么挪窝！
　　如此这般，就把“朱毛”正在扫视打量的这片空间，给结结实实地晾了出来。
　　而就在那天晚上，刚喜出望外给蒋公报了一喜的周浑元开始紧张起来。
　　

五

　　
　　3月13日晚上，周浑元将军得到报告：
　　“元日（3月13日）黄昏，有匪约7000，窜至鲁班场东南十里之大茶园附近。（17）”
　　这大概就是中央红军正在集结拟于14日进攻三元洞万耀煌第十三师的部队。
　　周浑元据此作出判断：“匪并未向西南窜并由井坝、永安寺方面逐渐西移，有寻我决战之企图，绝无逃窜模样，纵队决集结兵力与敌决战。（18）”
　　于是，刚进至三元洞的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又连夜向鲁班场折返。
　　至14日，除散布于五马口、岩孔、毛坝场、童塘、石革关、清水塘、六竹山等一带的少数部队外（奉蒋公令担任“伏兵”，拟向毛坝、仁怀南北一线“截剿”），周浑元纵队主力全部收缩集结于鲁班场。
　　周浑元将军字乾初，保定军校出身的老行伍，此前生平已难以详考，大陆现有的民国将领传略中也很难见到他的名字——就是其籍贯也有“河北安新”和“江西金溪”两种说法。然而根据已知史料我们也不难作出这样的推断：此公既然能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一步一步熬到“陆军中将”的位置，那就绝不会是一只只会胡乱扑腾的菜鸟。此间他抢在“朱毛”之先一步收缩了兵力，又有堡垒工事依托，仗未开打其实已先得一分，更足见其智商也并不低下。
　　那当口，“朱毛”攻打鲁班场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哩！
　　这事儿周浑元肯定向薛岳和蒋公作了报告，但蒋公好像并没怎么在意，大概是已认定“朱毛”徘徊于此间乃是“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所以14日那天给正在鸭溪的吴奇伟发去一电纯属抚慰性质：“匪既然未窜去，则我军可以从容部署，严密兜剿”，吴部“可派一部分扼要作工事，其主力应即向左延伸出援助，努力与周（浑元）纵队及犹（禹九）、何（知重）、柏（辉章）各部之联系，并与遵义郭（勋祺）部设法联络。（19）”
　　万耀煌连夜赶回了鲁班场，吴奇伟呆在鸭溪不动窝。红一军团在万耀煌和吴奇伟这两盘菜之间来回奔波，却连口荤腥也没沾着：先是去三元洞准备打立足未稳的万耀煌，又听说吴奇伟“突出冒进”而来，肯定也会威胁坛厂——仁怀这条要道使中央红军腹背受敌，于是也就不得不连夜往回赶。而当他们差不多赶回来的时候，毛泽东等又已确悉：吴奇伟并未“突出冒进”，这盘菜也吃不上了！
　　林彪那个跑冤枉路的怨气，很可能跟这儿又被狠狠地煽乎了一把。
　　中革军委13日已由苟坝经青坑、梯子岩进至井坝、头道水地域。在14日整整一个白天里，毛泽东等脑子肯定就没消停过，讨论也没有停息过：下一步行动关系至大，成败与否都与中央红军今后的生存状况及战略走向联系紧密。他们掂量来掂量去肯定也找不到什么万全之策，现在前后左右都是敌人，红军的生存空间十分局促而且还会更加局促，如此下一步棋就必须是起死回生的绝招，而且还必须是成与不成都可转换为另一系列机谋的节点……
　　这一天讨论的参与者有哪些？都有过哪些预案？这些预案背后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有没有发生争论？……，等等，这些情况因当事人均已作古我们已无从得知，因而笔者在此只能作一些推测：“三人指挥小组”如今已经成立，不会再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议来议去，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自然就是当然的参与者；朱德总司令虽然不是“三人小组”成员，但负有组织全军作战行动的重大责任，也是必须在座的人物；作战方案的拟定和具体部署的落实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份内工作，这个会议也少不得他；张闻天虽是“总负责”，但一般不会来掺和他所不熟悉的战役决策……
　　14日晚21时，以上由笔者推测而出的与会者们终于拿出了他们议决的方案，并指示各军团：我野战军决与全部力量于明15号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以粉碎敌人的围攻，转变整个局势；各军团应立即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并依总政治部训令进行战斗鼓动；各军团除九军团外，均应于明15日4时吃饭完毕，准备作战（20）。
　　一小时后，中革军委作战部署正式下达：
　　
　　甲、（敌情通报，略）
　　乙、我野战军决于明十五号以全力进攻鲁班场、三元洞地带之周敌，期于当天坚决干脆消灭该敌，而以小部在枫香坝监视吴敌。
　　丙、为此，各兵团明十五号进攻动作应如次：
　　A、第一军团、第三军团主力（限明日十二时前赶到鲁班场作战）及干部团为右翼队，由林、聂指挥，取道潭厂（坛厂），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之敌之正面及左侧背，一军团教导营应监视和相机消灭观音场之敌，并切断其通仁怀交通。
　　B、第五军团及彭雪枫指挥之两个团为左翼队，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挥，应以五军团之一个营固守分水岭工事，主力则出分水岭，由西南协同一军团突击该敌；其三十七团一个营应协同彭雪枫指挥之两个团作战，并受彭指挥。彭雪枫应以三十七团一个营先进攻并吸引三元洞之敌向南出动，主力则从鲁班场、三元洞之间突击，并向五军团主力靠近。在雪枫未到前，董（振堂）、李（卓然）直接指示该营行动。
　　C、第九军团主力应由蔡（树藩）领率为总预备队，于明日九时以前赶到潭厂（坛厂），另一团带小电台由罗（炳辉）指挥于明日十二时前出枫香坝以东地区游击、阳（佯）动，监视吴敌，并迟滞其向西进。
　　丁、野战军此次作战，除预备队外均归林、聂指挥，一、五军团、干部团应于明日上午开始攻击，但左冀队之左翼部队应在八时开动。
　　戊、各兵团后方应集结潭厂、桑树湾地段，受张云逸指挥。
　　……（21）
　　
　　瞧瞧，历来不愿攻坚的毛泽东这回一反常态，要去啃鲁班场这个保垒了！
　　就在几天前，林、聂想去打鼓新场（今金沙）捡几根“九响棒棒”，还遭致毛泽东的强烈反对，那反对的话音儿这会儿可能还没落地哩！对于周浑元吴奇伟这类中央军大户，毛泽东的主意一直就是诱其出战而不是上门摆擂，现在周浑元滑头缩进了堡垒，他却要闷头一个大步跨将上去，硬要去掏人家的窝。这举动这作为实在不象毛泽东素来的风格，倒与那些二十郎当岁师团营干部的“冲冠一怒”极为相类，二杆子楞头青之状毕显，甚至比打土城那一仗还要显得冲动——那一仗的本原设计是“诱伏”。
　　但是，鲁班场之战的真正意图，真象上面“指示”、“部署”那般简单清楚明白么？
　　当然，此刻的情势较几天前更为险恶，吴奇伟和川军一部已经跟屁股后边儿撵上来了，中央红军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余地，而按对手下的本钱，不用多少时日就可以将大包围压缩成小包围，最终形成没有缝隙的“铁壁合围”，毛泽东数度想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特别是周浑元）都劳而无功，在这个当口上着急上火要找个对手决一雄雌，似乎也是情理中事。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嘛！而在曾经为“神”者身上，多多挑出“人”的毛病，不也是现如今很时髦的活计么？
　　问题在于：既然都是冲上去硬干，为什么毛泽东选中的是周浑元而不是吴奇伟？
　　吴奇伟部跟在“朱毛”屁股后头的队伍只有欧震第九十师、梁华盛第九十二师是比较完整的，而第五十九师一部则是乌江新挫之师的残部。吴奇伟跟“朱毛”靠得很拢，堡垒也不太结实，不会比周浑元更难打。虽然中央红军回马一枪未必就能挑死他，但怎么着也比对付抱成团的周浑元3个师12个团要容易一些呀？
　　可解决了吴奇伟以后呢？
　　这个问题其实才是最核心的问题，毛泽东视野里真正的焦点：既或打掉了吴奇伟，中央红军仍然被压迫在方寸之地：东北方向是由桐梓南下遵义的川军郭勋祺部，以及随郭部而来的中央军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西南方向是已进至黔西的滇军孙渡部及王家烈的“九响棒棒”，东南方向是薛岳部中央军部队，很可能还有何键过了乌江东岸的队伍……
　　西北方向则正是在鲁班场一线看住了“赤水河上游”的周浑元纵队。
　　也就是说，就算打掉了吴奇伟，“朱毛”仍然处在以上诸公的环伺之下！
　　而“拿下周浑元”或乘隙再过赤水河就不一样了，凭借赤水河这个“转移枢纽”可以把对手们通通闪到自己的前面，虽然古蔺还有川军“边防第四路司令”魏楷一个团和周化成一个“清乡大队”，但这些个土老肥即便知道“朱毛”过了河，想得更多的恐怕还是如何自保而不是来找事儿！
　　再说他们能掀起什么浪头？
　　笔者从戎之时，一位当年的“拼刺英雄”曾跟笔者唠叨过一对多“拼刺刀”的要诀：“小子你可甭信那些飞来踢去几十个人儿近不了身的武打片，一个对几个拼刺刀其实就一点最重要，随时都要把对手闪在你前面而不是旁边或后面，人家一拉圈子围你，你怎么着也得想法跳出圈子把他们都闪到你前面，这样你才能一个一个地对付，逮住一个干掉一个，多干掉几个其他的就要哆嗦，要是让人家前后左右都能让你着家伙，那你就再有本事也要瞎啦……”
　　此刻毛泽东的思维与那位拼刺的士兵完全可能是一个路子，他看中的不是什么周浑元而是周浑元背后那片空间，那片空间虽不宽阔但却能把上述诸公都闪在自己前面，虽不是久留之地却也是一个弹跳的跳板——“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反正要去那片空间都避不开周浑元这个冤家，索性就盯准他挺着刺刀作拼命状扑将上去，能干掉就干掉，干不掉也惊出他一身冷汗让他懵一会儿头，如此再一个大步跳出圈子就把各路环伺人等闪在了面前……
　　于是笔者在此斗胆跟主流观点唱一唱反调：毛泽东此番决策攻击鲁班场，肯定也将这个动作与13日晚彭、杨再渡赤水的建议作了关联思考乃至辩证推理——彭、杨建议与中革军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本质内涵是相同的，只不过彭、杨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全军数万人马要想在周浑元眼皮子底下钻空子过河的确非常玄乎，人家会马上觉察撵上来击你于半渡把你挡回圈子里头。与其如此还不如先发制敌，认认真真地让周浑元先着一下家伙，至少能让他晕头胀脑不明就里，如此要渡河他走也就走得利利爽爽还可以隐蔽渡河意图……
　　据鲁班场战斗的亲历者、时任红一军团第六团政治委员的邓飞老人回忆（当时名字邓富连）：鲁班场战斗前，中革军委已经派出小股部队和工兵营先去茅台架桥（22），后来各部撤出战斗的时间和路线也很象是预有安排，部队行动非常迅速果断，毫不拖泥带水，显得极有方寸和章法——这与土城失利一渡赤水那会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邓飞老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假戏真作，先打后走”。（23）
　　时任军委工兵营连长的王耀南将军也曾回忆，刚从茅台过河，刘伯承即让他派人携短枪去二郎滩、太平渡，检查二渡赤水时的浮桥是否已被破坏，如果被破坏则抓紧修复并予以保护（24）。这个情节或可成为毛泽东等对这一渡乃至下一渡蓄谋已久的一个佐证：要是仓促被动出走，他们会想到这个？比如一个半月前从土城附近一渡赤水，他们可曾设想过还要回头二渡？
　　还有，在中革军委决定放弃攻击打鼓新场部署的3月11日，中革军委曾令各部侦察道路情况：红五军团应侦察由长干山、大王寨经太阳坪、骑马山到平坝、楠木坝的道路及骑马山至坛厂，平坝至仁怀的道路；红一军团侦察由平家寨至何家湾、楠木坝、小箐沟、大坝场至三合口、罐子口的道路以及由纸坊、干溪经黄金坝、三元场至二郎坝的道路；红三军团侦察由花苗田经庙村、袁家岗、芝麻坪至麻子坝、花秋坝，或经观音岩、三元场的道路；红九军团则侦察毛石坎、芝麻坪至麻子坝道路……。各军团侦察时应注意道路的里程、人家、给养条件及有无平行的道路（25）。
　　其中红一、红三军团侦察的道路与此间针对王家烈、周浑元的作战行动似乎并无多大关联。
　　而这些道路，差不多就是中央红军在三渡四渡赤水后南下的路线。
　　不过笔者与邓飞老人等的看法稍有不同：毛泽东等原本打算将看住了“赤水河上游”的周浑元调离，在无法调离情况下才准备将其“逐离”！——真能如此，那当然是最佳效果！“先打后走”，在毛泽东等的心目中，很可能还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虽然“略取赤水河上游渡口”的目的是将其作为“转移枢纽”，仍然还是“走”！但却是更消停更主动地“走”！
　　然而以中央红军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是否能将兵力差不多相等的周浑元纵队“拿下”，在高期望值之下的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首长们对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还是有很清醒的认识和准备的：虽然中革军委此间表现出的决心是“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但从他们占领和控制坛厂通仁怀、茅台这条要道和“各兵团后方应集结潭厂、桑树湾地段”的部署，以及预先占领仁怀的准备上看，他们对作战不利的前景已另有预案，只不过这个预案暂时还不能拿出来说道而已。
　　在中革军委蕴酿攻击鲁班场那当间，已进至鲁班场附近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李卓然在向中革军委报告了鲁班场的敌情与地形后，也认为“可以进攻鲁班场”，并就攻击鲁班场的动作与部署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建议（26）。而受命“消灭西安寨、泮水之犹敌”的彭雪枫所率的红十团、红十一团在13日冲过泮水、平桥，击破黔军犹禹九旅第十八团宋华轩部阻击后，也于中革军委进攻鲁班场部署下达那当口接近了五马寺附近——这当间还一度与中革军委失去联络，弄得14日16时中革军委还专电红五军团派小部队前去寻觅（27）。
　　虽然因周浑元那天也预有准备，鲁班场战斗最后还是打黄了，这些动作因而也显得意义不大，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首长对鲁班场这场战斗是如何地煞费苦心——至少不会是什么“冲冠一怒”！
　　不管毛泽东此间意图是不是“假戏真作”，双方在鲁班场驳火的队伍却是绝对地玩儿命真干！
　　

六

　　邓飞老人回忆鲁班场之战时，认为鲁班场之敌为“第五师、第十三师、第九十六师共8个团”（28），与中央红军相较兵力处于劣势。但笔者查阅了这3个师当年的《鲁班场战斗详报》后得知，鲁班场之敌共有3个师12个团（万耀煌第十三师是两旅六团编制），与中央红军投入的兵力大致相当，红军并没有占多大优势。
　　当时周浑元的指挥部就设在鲁班场一位名叫孟光乾的士绅家中。
　　鲁班场位于酒城仁怀西南约26公里，当时是个仅百余人家的小场镇。其得名来自于其上场口一小山脚下一个名曰“鲁班洞”的小山洞。这里地形比较复杂，南有摩天岭、分水岭两座高山，其中摩天岭标高1432米，在此间延绵的群山中显得很是突出。周浑元将全纵队收缩至鲁班场后，即利用环山条件，征集民伕依山挖沟日夜赶筑工事，修筑堡垒70余座，并砍伐大量树木竹枝，制成鹿砦、竹尖桩、铁丝网等，在要道口和阵前设置——据参战老人回忆，当时他们攻击的每个山头，都围有3道以上的铁丝网。
　　周浑元的部署是一个大圆圈：第五师谢溥福部3个团守备鲁班场西北之团标寺、龙胜田、露明山等高地；第九十六师肖致平部守备东南之白果寺、亘家山、棋盘山至通坛厂道路的各要点；第十三师万耀武煌部配置于西南一带山地；东面则各师之追击队扼守……
　　而各师（旅）都掌握有1个团的预备队。
　　3月15日8时后，中央红军两翼攻击队由坛厂、观音场、永安寺分别进至鲁班场西北及东南，尔后分进：进至永安寺之左翼队红五军团准备进攻肖致平第九十六师阵地，而日前已进至鲁班场西南五马寺的红十团、红十三团亦经沙土岗、白鸡场、洞口向北前进，正抵近三坝石前的万耀煌第十三师阵前；右翼队红一军团、干部团占领观音场后，即留干部团在该地准备策应，主力则由翁石坝向鲁班场东北端靠近，拟攻击谢溥福第五师阵地，红三军团主力亦随红二师后跟进，准备加入战斗，……
　　与此同时，军委纵队亦由口头经大关口到达骑马山，毛泽东等、周恩来、朱德等则率红军总部进至坛厂，就近指挥鲁班场战斗。
　　9时，沿仁怀大道向鲁班场进击的红一军团一师前卫与谢溥福第五师第二十七团但去非部打响，红一师主力迅疾跟进，抢占松林坡高地。
　　10时，红五军团向肖致平第九十六师阵地发起攻击。
　　11时，各军团先后参战，战斗渐趋白热。敌第五师一部从鲁班场向红一师松林坡阵地出击，遭猛烈反击，尔后在团标寺高地火力掩护下由灰田撤回鲁班场。红一军团即将过攻击重点转向团标寺、白家坳一线，先后向敌发起两次冲击，冲过敌阵前的开阔地并夺取了几个阵地，并潜伏运动至距团标寺近前的采山坪。但因缺乏炮火、炸药等攻坚利器，始终无法再度进展。双方在白家坳山下反复冲杀，齐人高的蒿草俱被踏为平地，仍然是难分难解……
　　中午时分，红三军团主力绕行至鲁班场南端，向肖致平第九十六师阵地攻击，肖致平告急，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即令第七十六团钱慎亚部驰援，因红三军团已占据高地，钱团遭到猛烈火力阻击，伤亡很大……
　　此间，红五军团亦向棋盘山第九十六师第五七六团能克禧部发起数次攻击，多次进入肉搏。
　　战至午后时分，战斗仍呈胶作状。这时各路部队虽已先后到齐，但因到达时间不一，随到随投入战斗，故而造成兵力分散也使攻击力量大打了折扣，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战场总指挥林彪、聂荣臻看到各部已先后到齐，鲁班场守军经上午半天激战也消耗很大，即判断敌军已形疲惫，遂决定：下午15时，全军向鲁班场发起总攻！
　　15时，在松林坡高地红一师火力掩护下，红二师一部向团标寺发起攻击，但攻击受挫。半小时后，红二师再度组织攻击，由采山坪潜伏的部队利用复杂地形匍匐前进至敌保垒射击死角，突然发起攻击，夺占了团标寺。
　　团标寺守军为谢溥福第五师第三十团张镜远部，这时他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了。谢溥福见团标寺失守十分着急，即令第二十七团团长但去非组织迫击炮火向团标寺猛轰，掩护张镜远团残部夺回团标寺，攻占团标寺的部队伤亡很大，红二师又以一部转攻但去非团的保垒，并于17时左右拿下了但团几个碉堡……
　　与此同时，红五军团跟肖致平师熊克禧团白刃战已经打了8次，熊克禧已呈萎顿状。
　　然而虽有局部得手，但整个战场形势却极为不利，周浑元预有准备，3个师集中守备形成了密集纵深防御，且红军攻击方向均为密林，地形狭窄运动极为不便，又缺乏炮火和炸药，所以打得是非常吃力，始终是顶牛之势。
　　而这时周浑元的预备队大部分还没有动用哩！
　　周浑元好像还有的是余力，红一师刚占领但团的几个碉堡，不到个把小时即被敌夺回。谢溥福还乘势兵分几路向团标寺发起反击，红军顽强抗击，但几经白刃格斗后伤亡很大，18时左右还是被迫撤离。而红五军团那边虽然一度得手，手榴弹已在敌人保垒上频频炸响，但在肖致平预备队第五七一团李世荣部与守敌配合的逆袭之下，终难保持势头，不得不退守阵后森林与敌对峙。
　　红三军团那边战至此时也无进展，第七十六团钱慎亚伤亡虽然很大，但万耀煌急令驰援的一团人马也赶至战场，双方又是你来我往的一番肉搏，黄昏时分仍是没有结果，彭德怀遂令撤出战斗，退守身后高地……
　　这一天吴奇伟也率欧震、梁华盛两师向枫香坝前进。一到枫香坝附近就遭到红九军团部队阻击，红九军团阻援部队虽然仅一团之众，但在枫香坝西北高地踞险扼守，还是把吴奇伟两个师拦挡了5个多小时。好在吴奇伟本钱雄厚人多势众，你跟这儿挡着他可以从别的地儿绕路。下午时分，吴部主力绕过了红九军团的阻击防线，实际上还是向鲁班场靠拢了一步。不过有点奇怪的是，吴奇伟好像并不是在为周浑元着急，这会儿他向蒋公上奏的敌情是：“据报匪主力仍在平山、井坝、永安寺一带（29）”——压根儿就没提周浑元这档子事儿！
　　而那天黔军第一师师长何知重不知出于什么心态也很积极，竟斗胆率4营之众去踩彭雪枫的脚印，而且从岩孔一直跟到了永安寺，在正向鲁班场进攻的红十团、红十三团屁股后头放起枪来，……
　　战至黄昏时分，战局仍无进展。19时50分，战场总指挥林彪、聂荣臻电告军委：“截至17时半，各方攻击多受手榴弹压迫，故未得手。”20时，林聂电告彭、杨、董、李：“不宜与敌对峙，请（在）适当地点整理，并向鲁班场以东与我们靠拢”，同时向军委建议“应转移地区，以一军团之教导营附两个工兵连立即袭占仁怀茅台”。
　　半小时后军委复电，同意林、聂建议：“着令你们教导营附一军团之两工兵连及干部团之29分队电台，限明16日拂晓赶到茅台河口一段架设浮桥三座，限明天架好，并侦察徒涉场”。（30）而此前原拟先期占领仁怀的红一军团教导营已控制鲁班场通仁怀的道路，作好了袭占仁怀的准备，接令后即迅疾转向茅台奔袭（31）。
　　另据《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编》称，中革军委20时前已作出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向鲁班场东北之茅台、仁怀转移！林、聂提出建议的同时军委撤退令已下达：各部于夜间22时至23时撤出，撤出时都须向敌佯攻数次，迫敌不敢追击（32）。
　　笔者没有查阅到军委这个撤退令的原文。不过当天中革军委有个给红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电令或可作为间接佐证：此电令要求红九军团“明16日应在倒流水、长干山、桑树湾地段有力的节节阻吴敌前进，以掩护我主力转移（33）”，电令文本虽然没有注明发电时间，但肯定发自上述撤退令下达之后（可能是在21时左右），因为该电令也包含有上述撤退令的基本内容
　　
　　甲、我野战军今日围攻周敌未能解决战斗，敌仍固守鲁班场阵地。黔敌约两团由岩孔尾追我十团、十三团至永安附近。
　　乙、我野战军决于今夜转移到茅台、仁怀、潭（坛）厂、小河口地域，限明十六号午前到达，并袭取仁怀，在茅台、小河口地段架桥，以干部团及五军团一部掩护撤退。（34）
　　
　　22时，军委撤退部署正式下达各部（35）。
　　3月15日深夜至3月16日凌晨，中央红军各部在向鲁班场作数次佯攻后，悄然撤出战斗，分3路纵队向仁怀县城中枢和茅台渡口转移。红一军团为中路纵队，于16日凌晨1时撤离战扬，经文昌阁、乌龟石、赵家坝、中华嘴直趋茅台，军团前卫教导营拂晓前占领茅台，将守敌黔军第七团侯相儒部一个连及民团一部歼灭；红三、红五军团为左路纵队，经观音场、盐井河、梅子坳、石子坎抵达茅台；红九军团第七团团长洪玉良率两个连为右路纵队前卫，拂晓时分经岩栈口进入中枢镇，毛泽东、朱德等和红军总部紧随其后。军委纵队这时也从坛厂、骑马山地域出发，经怀阳洞、小湾、楠木坝、两路口进抵中枢（今仁怀市政府所在地）。
　　午后18时，中革军委发出“再次西渡赤水河行动部署”电：“我野战军决于今16日晚和明17日12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36）”。尔后，毛泽东、朱德和红军总部紧随洪玉良的红七团前卫从中枢出发，当夜到达茅台，而军委后方梯队因组织不善，耽搁时间较长，于17日上午才到茅台。
　　周浑元当然还是发现了“朱毛”已经逸去，但却不敢离开堡垒倾巢出动，夜暗沉沉更怕中了“朱毛”的“拖刀计”，只是派出了一支小部队追窥到了观音场，在被红三军团后卫杀了一记回马枪后，也知趣地退回鲁班场。
　　至此，鲁班场战斗划上句号。
　　周浑元将军3年后因病去世，被追赠为“陆军上将”——不知是否有鲁班场这场战事的衬垫。
　　是役，中央红军与周浑元纵队鏖战一个白天，猛攻而未克，当晚主动撤出战斗。中央红军牺牲480余人，负伤1000余人（37），周浑元部伤亡400余人（38）。就战斗本身而言，这是一场失利战斗。在1956年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还曾为此坦率而言：“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39）”
　　这里所说的“茅台那次打仗”，就是战史上的“鲁班场进攻战斗”。
　　这个代价的回报是：中央红军成功地跳出了蒋公的合击圈，又一次把对手闪到了自己面前！而且还让对手在相当一段时间差里，继续停滞于“匪必西窜”的研判误区。
　　也就是说，就全局而言，鲁班场战斗是一个“失有所偿”的战斗。
　　而此刻的蒋公好像还是没有注意周浑元那边的事儿，就在同一天里，他给各部发出的电令竟然是这样一番絮絮叨叨：“据俘虏供称，匪企图窜至横江，以4万人能存1万，即算成功等语。现伪一军团在井坝，伪三军团在平桥，是匪急西窜无疑。此种情势，周（浑元）可截击，吴（奇伟）可追击，王（家烈）可堵击，孙（渡）可追击与截击，郭（勋祺）可绕出仁怀以西追击。假使各部运用得法，努力遵今剿办，乃歼灭良机。希速办理具报。（40）”
　　还给孙渡将军教授“伏击战法”：“志舟兄：前电谅达。兄部别动（队）派遣里程，应不厌其远。如能在瓢儿井东南方草濂溪、水边河、铸钟场、太平场、石革闹一带大森林中，分别设伏，预备沿途截击，必奏大效。（41）”
　　呵呵，这边厢的“朱毛”又要“窜”过赤水河了，他咋象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估计孙渡将军接到这个电报一定会哭笑不得，他这几天除了继续跟“龙主席”拧着脖子犟嘴外，还生着蒋公和薛岳的气，前两天，薛长官、“龙主席”各施其令，让他无所适从：薛长官让其“集结黔西待机出击”，“龙主席”却要他“径向瓢儿井移动截击”，还称“薛（岳）电所云驻黔西及白腊坎（今白龙）等均与现在匪情不宜，概不适用”。（42）而孙渡此人打仗没本事没脾气，吵嘴踢皮球却是脾气冲得不得了的一把好手，抬脚就是一记劲射，把皮球踢给了薛长官：“职以各长官命令意旨，时有冲突，遵办为难，拟恳呈请介（石）、志（舟）两公，以后职部即由钧座（即薛岳）就近直接指挥，较为机宜，并兔往返贻误”（43）。
　　孙渡这脾气都发到薛长官那里了，把“龙主席”也吓了一跳，赶紧于15日去电作了一番点拨：“此间所有电令均系奉转蒋（介石）电加以指导，一切机宜，仍概本蒋（介石）意也。薛（岳）电亦系转蒋（介石）之电，唯其意侧重在巩固贵阳，殊少顾及全局。现为遵照支（3月4日）电统—指挥计，已电蒋（介石）请以后电令由薛（岳）转，以免分歧。该司令必要时，可径向委座请示。（44）”
　　然而孙渡那份儿尖酸刻薄好像还是没玩儿够，次日他仍向“就近直接指挥”的薛长官去了一电，就着蒋公教授的那个“伏击战法”跟蒋公来了一把太极推手：“钧座转委座删已（4月15日9～11时）电，另派别动队向瓢儿井并东南草廉溪、水边河、铸钟场、石革闹一带大森林，分别设伏截击，自应遵照办理，惟指示地名，图上遍寻未获，派人询问，亦无知者，拟俟到瓢儿井附近，再探查究在何处，即派队前往设伏。（45）”
　　这电报的言下之意恐怕是个人儿都不难瞅得清楚明白。
　　说来说去都是蒋公的错，说你是直接指挥吧，明明可以直接发至当事人的电报你却老是让人代转，说你没直接指挥吧，你又常常给给师旅长一级的官长直接下电令，人家“老虎仔”薛长官成了你的邮递员啦！没准儿人家还有一肚皮的不舒服哩：公公婆婆是你，当家媳妇也是你，那你老人家索性也来“就近直接指挥”得啦，弄那么多曲里拐弯儿的道道干嘛！……
　　其实他们都错了，都在赤水河这边一通瞎忙活。
　　“朱毛”并没有跟赤水河南“西窜”，而是“西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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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中央红军转战长干三渡赤水行动要图

（1935年3月2日～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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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三人军事小组成立时间、地点及会址的考证》（中共遵义地委党史办、中共遵义县委党史办），《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称“三人指挥小组”中毛泽东负主要责任，笔者未查阅到相关文献及其他旁证。
　　（2）3月12日《朱德关于我军在泮水、西安寨消灭敌人的部署》，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20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3）《军委部署12日至13日各军团到达地域》、《3月12日17时军委电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9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军委部署12日至13日各军团到达地域》，《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9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5）《陆军第十三师剿匪工作报告书》，《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江》（中）第1016～101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6）3月13日《朱德关于我军消灭西安寨之敌及进攻三元洞周敌的部署》、林彪聂荣臻《配合动作迅速将当前之敌解决》，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204～第205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未查阅到此件原文，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第33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8）《朱德关于我军为贯彻党中央战略方针决定向西南转移致各军团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8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9）《蒋中正电令吴纵队向鸭溪方向追剿》，《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95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0）《军委14日行动部署》，《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56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时间可能是在13日下午或晚间。
　　（11）童小鹏《军中日记》第1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12）《蒋中正电令周、吴两纵队不可随意轻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96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3）《周浑元电告共军在长干山寻战扑空》，《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86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4）《蒋中正为红军在长干山附近将与周浑元部决战命各部配合》、《蒋中正电令周、吴两纵队不可随意轻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964～第96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5）《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部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书（1935年3月）》，《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03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6）《蒋中正为红军在长干山附近将与周浑元部决战命各部配合》，《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6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7）《中央军代总指挥周浑元元亥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6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8）《陆军第十三师剿匪工作报告书》，《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01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9）《蒋中正电令吴纵队到鸭溪向左侧延伸》，《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7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20）未查到此电原文，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第33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21）《朱德关于进攻敌周浑元部的部署致各军团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22）林彪、聂荣臻3月14日20时30分曾建议一军团教导营占领仁怀“宜在我主力与敌打响后为好”（林彪、聂荣臻《我主力打响后占领仁怀为好》，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208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由此或可作出这样的推测：此前正蕴酿攻击鲁班场的中革军委已有以红一军团教导营占领仁怀的意图或部署，而中革军委有可能至少是部分地向林、聂交代了准备西渡赤水的意图。
　　（23）邓飞《忆鲁班场战斗话得失》，《军事历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4页～第18页。
　　（24）王耀南《长征中的刘伯承同志》，《刘伯承回忆录》㈡第1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5）《朱德关于各军团注意侦察驻地情况的指示》，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200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6）董振堂、李卓然3月14日20时《对进攻鲁班场敌之动作提议》，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208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7）未查到该电令原文，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第33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28）邓飞《忆鲁班场战斗话得失》，《军事历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5页。
　　（29）《中央军纵队司令吴奇伟删申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0）本段及上段电文均转引自张富杰《中国工农红军在仁怀境内的活动》，《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期第5～第9页。原文中引述电文均未注明引证的原始出处，待查证。
　　（31）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213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2）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第342～第34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33）《朱德关于红九军团掩护野战军主力转移的部署致罗炳辉、蔡树藩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34）《朱德关于红九军团掩护野战军主力转移的部署致罗炳辉、蔡树藩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35）张富杰《中国工农红军在仁怀境内的活动》，《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期第5～第9页。文中引述电文均未注明原始出处，待查证。
　　（36）《朱德关于我军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37）邓飞《忆鲁班场战斗话得失》，《军事历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7页。
　　（38）《鲁班场进攻战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附册）第3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39）《在八大预备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
　　（40）《蒋中正电令各纵队分别追堵截击西向红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7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1）《蒋中正电令孙渡纵队在瓢儿井东南方设伏》，《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2）《龙云令孙渡径向瓢儿井移动截击》、《滇军纵队司令官孙渡呈薛岳寒子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70～第97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3）《滇军纵队司令官孙渡再呈薛岳寒申电》、《孙渡呈龙云寒酉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71～第97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4）《龙云复孙渡寒酉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5）《滇军纵队司令孙渡铣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98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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