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X学家”　胡星斗　先生的学术品质（二）　　

清华大学 李定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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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10)　　

　 　

（续《质疑“X学家”　胡星斗　先生的学术品质（一）》　　

　 　

2.    关于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机制　　

　胡星斗　教授说：“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泽东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党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这暴露了这位教授对中共历史知识的完全无知。凡是上过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课程的大学本科学生都知道，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受王明路线排挤、打击多年以后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中重新有了发言权。“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广大红军指战员日夜盼望的毛主席又开始指挥红军了！　　

遵义会议要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停止博古、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束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祸害，摆脱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使红军转危为安，胜利实现长征的目标。因此，确立毛泽东同志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是第一位重要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中央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样，以最小的人事变动，既达到了改变指挥红军行动的决策权的目的，又保持了党中央和红军领导体系的连贯和稳定，以保证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克敌制胜。鉴于　3月10日　中央负责人讨论攻打打鼓新场计划的反复，险些招致重大损失的教训，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团长，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集中指挥军事，以临机决断应对瞬息万变的作战情况。　　

虽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名义上不是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但是他在军事行动的指挥和党的路线决策上，无疑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中央红军这些大范围的飘忽不定、迂回穿插，无一不是毛泽东军事才能的神妙杰作。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铁桶似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长征后期，在中央与张国焘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逼蒋抗日正确路线的过程中，毛泽东都起着不可否认的领导核心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历来认为，核心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自然形成的。1935年8月，周恩来在长征途中病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工作。从此以后，毛泽东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组织上就成为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者。　　

关于中共中央的领导问题，1972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回忆说，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时，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变换中央领导的问题，“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即张闻天 – 引者注）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显然，毛泽东同志从大局出发，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认为遵义会议后由张闻天负中央的总责是最有利的，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中贡献他的思想和智慧。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在1936年下半年和1938年上半年，毛泽东集中地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十年土地革命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且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进行战略的思考，先后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成为毛泽东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至此，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理论家、战略家和军事家，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领袖和统帅，已为全党所公认，也为共产国际所承认。1937年5月，在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下，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的有64人。这是建党以来人数最多、代表性最广泛的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标志着全党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流血牺牲，成败曲折，终于在政治上选择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为自己的领袖。1938年7、8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王稼祥在9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政治报告和结论。《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这就从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是党在与国内外反动派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党的领导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都是有史可查的。胡星斗胡乱地把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关系称作封建的“主客”关系和“君臣”关系，更罔顾事实，污蔑造谣说毛泽东“篡党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是何等的荒谬。　　

　 　

3.    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和台湾问题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这场革命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高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旗帜，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变中国为它的附庸国和势力范围的政策的旗帜，为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胡星斗在他的文章中，把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描绘为抛弃蒋介石政权，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把毛泽东代表的中共中央对美国的政策歪曲为拒绝美国政府的“善意”，“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 ，“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他说：“内战（指解放战争 - 引者注）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求援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独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留在炮火连天的南京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英国开始了与中国的建交谈判，美国还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见《作家文摘》）”。在这里，胡星斗没有说明他引用的这些材料出自何年何月何日何期的《作家文摘》，使人难以考查引文的原貌。暂且不论　胡星斗　先生的上述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即使当人们回顾解放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时，也不能仅凭　胡　先生的以上只言片语，而要完整地、全面地进行研究。实际上，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对蒋介石政府和中共的政策不是从零开始建立起来的，而至少是它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同样，中共的对美政策，也与抗战期间和美方的关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上述关系也是当时世界格局，特别是美、苏、中关系的一部分。为了对美国-蒋介石政府-中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相互政策关系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除了前面介绍的一些文献，笔者还阅读了一些其它的著作和论文，包括：胡长明：《毛泽东与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时殷弘：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 – 中国大陆学者近年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王伟：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援助（1945 – 1949）,《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章百家：中共对外政策和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起步与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第9卷第5期，2002年9月；杨奎松：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第2版。从这些文献和著作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史料和认识：　　

　 　

a)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千方百计发展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周恩来特别重视对美国官方的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负责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从1944年6月到12月，在周恩来的精心组织下，先后有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1944.7到达重庆，同月访问延安}、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美国总统派往重庆的特使赫尔利（1944.9到达重庆，后继任美国驻华大使）等相继访问延安，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赫尔利、包瑞德、谢伟思；周恩来在重庆多次接触和会见史迪威 （中缅印战区盟军司令）、赫尔利、包瑞德、谢伟思、纳尔逊（美国国务院战时生产局局长，随赫尔利来华）、魏德迈（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参谋长）。这些对美官方的工作，重点是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美国政府在军事援助国民党的时候，也给共产党以援助；要求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影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毛泽东在1944年8月与谢伟思谈话时，甚至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以便在抗战胜利观察组离开后仍然与中共近距离地沟通。” 　　

b)            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与蒋介石在反共意识形态上有高度的一致性，把扶持蒋介石政府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支柱，认定蒋介石是中国未来的代表，只有他才能帮助美国实现其在华的利益。因此只将援华抗战物资送给国民党；在调停国共双方的分歧时经常出尔反尔，劝诱共产党按照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背弃人民利益，交出军队，派几个人到重庆的国民政府里去做有名无实的官。1945年1月，赫尔利竟然在与蒋介石商谈后提出“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军官做总司令”，妄想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变为隶属于美军的殖民地军队。赫尔利的在华使命就是扶蒋、限共和溶共。这些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断然拒绝。　1945年4月2日　，赫尔利终于脱掉了美国政府在国共之间“公正”调停的假面具，在华盛顿公开宣布美国的军事援助只给国民党政府，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有力地支持了赫尔利走向与中共的对立。为了反击赫尔利的声明，毛泽东在1945年7月连续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两篇文章，抨击并讽刺“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预言“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他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险。”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对“美国一部分舆论界”，要求改变“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 寄予期待。　　

c)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事实上把中国划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也承诺战后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合作。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美国毫无顾忌地实行扶蒋、限共和溶共的政策。而当这个政策遭到中共的抵制后，美国便实行助蒋反共的政策。　1945年4月12日　罗斯福逝世，由杜鲁门继任。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杜鲁门发出关于接受日本投降的《1号命令》，规定“中国（除东北外）的所有日军只准向蒋介石政府投降”，完全否定和排除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功勋和受降权利。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0月国共签署双十协定。在抗战胜利后短短的几个月内，美国用海空力量运送50多万国民党军队抢占华北、东北的战略要地，并向八路军发动局部进攻；同时美军在华北登陆，占领重要港口、煤矿和铁路干线，派军事人员训练国民党军队。到1945年底，驻华美军总数已达11.3万人；美国一再延长《租借法案》，满足蒋介石对战略物资的需要。到1946年6月，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已经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军事准备，国民党主力军队完全是美式先进的武器装备。　　

1945年11月，赫尔利对中共软硬兼施的政策失败，辞去驻华大使职务，杜鲁门任命马歇尔为驻华特使。12月，马歇尔抵华，调处国共争端，一方面巩固蒋介石的强势地位，压迫共产党，一方面防止中国爆发大规模内战，使中国的局势服从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1946年1月初，组成由张群（后为张治中 – 代表国民党）、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和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的三人会议。在马歇尔调处的初期，由于解放区军民坚决抗击蒋介石军队的进攻，迫使蒋介石下达停战令，毛泽东对马歇尔的斡旋活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且一度对停止内战，和平民主新阶段表示审慎的乐观。针对外界流传的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的谣言，毛泽东特地要周恩来带话给马歇尔说，如果要出国的话，他愿意先到美国，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　　

但是，消灭共产党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加上美国的武装和支持，蒋介石从来就没有履行停战协定。到1946年5月，局势全面恶化，马歇尔开始背离他的“公正”立场，与蒋介石一致压迫中共，在东北问题上与蒋介石的意见无大区别，在关内问题上，与中共的意见日趋对立。原来马歇尔出使中国前，杜鲁门已向他交底：如果蒋介石坚决以武力解决国共矛盾，美国也只能支持他。　　

d)            1946年7月，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的特使地位不变。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从苏皖南线、北线、西线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华中野战军被迫反击，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歼国民党军5万余人。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8月10日　，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非直接承认调处失败。9月，美国政府不顾中共的强烈反对，执意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出售协定》，将太平洋战争时美国存放在中国、印度及17个太平洋岛屿上的价值约9亿美元的剩余物资和设备折价让给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地实行“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1966年7月横排本，1431页）。11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历时一年多的国共谈判彻底破裂。12月，杜鲁门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完全支持国民党政府。　1947年1月8日　，马歇尔离华回国任国务卿。1月底，美国驻华使馆宣布美国代表团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并撤出军调部美方人员；随之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军调部。　　

e)            1947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蒋介石乞求美国援助。5月，马歇尔下令恢复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杜鲁门派魏德迈使华，“就中国现在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的情况作一个估量”。魏德迈访华后认为，“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对美国利益是有害的”，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援华建议。10月，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2.7亿美元的经援协定；美国陆军顾问团参加国民党军队在台湾训练中心的训练工作。1948年4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援华法案》，规定在12个月内向国民党政府提供4.63亿美元援助，其中1.25亿美元的“特别赠款”“由中国政府自行决定其用途”。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大规模军事经济援助没能挽救其失败。1948年秋季，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役，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美国政府看到国共的战局已很难扭转，其对华政策也开始转折。美国政府意识到它战后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主要依靠中国的战略正在落空，便采纳凯南设计的以日本取代中国作为战略基地，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遏制”苏联势力的战略设想，及早从中国脱身，把“尽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的目标修改为“尽力阻止中国变为苏联的附庸”。1948年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它的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强烈反对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1949年2月，美国军方已不再强调加强对华援助，相反建议终止军事援助计划，以免军事物资落入共产党军队之手。此时，美国政府在中国已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集团走向灭亡了。　　

f)              1948年12月，一个美国记者在香港发表谈话称，美国国务院现政策的中心，在于如何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个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国则在某种新的方式下承认新的联合政府，恢复与中国贸易，对新中国投资。美国承认联合政府的条件是政府的构成须为美国可接受者，联合政府得承认美海军、陆军在上海、青岛等地的基地权。美国政府处心积虑地要在中国扶植新的代理人，即所谓非共产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第三种势力，破坏即将诞生的全国革命政权；企图以贸易、投资为诱饵，引导中国共产党采取适合美国需要的政策；阴谋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保持它的在华特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会上当。　　

g)            中共中央极其重视外交政策和外交工作。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在1945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接着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新中国的外交路线、原则和政策都做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是：主权要独立，领土要完整，不允许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一边倒”不是倒向哪个国家，而是在内政和外交上倒向社会主义，不倒向帝国主义。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指示、处理、过问了一系列涉及外交政策、方针和方法的问题，如不允许任何外国和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保护外国使领馆及其外交人员和外国侨民、三十五军进占南京后擅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宅一事、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入侵长江的事件、南京电报局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讯事件等等，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反对武装干涉，尊重国际惯例，留有回旋余地的原则。　　

    南京解放前后，除苏联大使随同国民党政府去了广州外，美国等多数国家的使节仍留在南京。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从香港给周恩来、邓颖超写信，试探中共的动向。周恩来派遣曾在北京燕京大学读过书的黄华随军南下，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指示他可以与司徒雷登（长期担任过燕京大学校长）进行私人接触。所以　1949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说：“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5月10日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的电报中，专门具体地指示：“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可见，只要美国政府尊重中共中央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原则立场，放弃干涉中国内政，新中国是欢迎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它的外交政策也不是司徒雷登所能决定的。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国会中的共和党人”、“麦卡锡主义者”、“中国（蒋介石）帮”及受他们影响的具有“蒋即中国”概念的许多美国公众是不会承认新生的“中共政权”的。　1945年8月5日　，就在司徒雷登奉召回国的途中，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国与中国关系 着重于1944 ~ 1949》的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信件，继续采取敌视中国人民的立场，承认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为此，毛泽东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系统地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教育人民，指引方向。　　

h)            台湾问题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政策的产物。1948年底到1950年初，杜鲁门政府的台湾政策几经演变。当美国政府认定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时，开始制定台湾政策。起初，它致力于扶植“台湾本地非共中国人政权”，既想防止蒋介石控台，更要阻止共产党入台，显然这个政策有明显的“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色彩。蒋介石不去控制台湾到哪里去？于是坚决抵制美国，美国只好放弃这一政策。美国国务院随后搞了几套迅速将台湾公开分离出中国的方案，但是因美国军方不愿为台湾分散兵力而放弃了。1949年10月，美国国务院经杜鲁门赞许，确定了对台新政策：一方面接受蒋介石对台湾的控制，一方面只给蒋介石提供少量经济援助，似乎隐含着准备台湾被“共军”攻陷的考虑。但是在年底美国军方强烈要求援蒋保台。蒋介石一生中做了两件好事：一件是接受抗日（尽管是消极的和片面的）；另一件就是坚持一个中国，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是他的“中华民国”的领土，使美国下不了手。在国内党派斗争和国际冷战背景下，杜鲁门于　1950年1月5日　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宣布美国无条件地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也不拟对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和提供意见。”  这个阶段美国决策的原则是，在不动用美国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利用蒋介石，阻止中共控制台湾，以防其战略地位被“共产阵营”利用。然而不到半年，美国就自食其言，出于其远东战略的需要，把台湾作为日本-南朝鲜-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东南亚）弧形遏制岛链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1950年6月27日　，即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就宣布武装封锁台湾海峡。杜鲁门为什么从他　1月5日　声明的立场上作如此迅速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解密的档案显示，在战争爆发前10天，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从远东地区视察回国时，带回了美军驻远东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一份备忘录，称台湾将在　7月15日　前被共产党中国占领，详细阐明了不让共产党中国占领台湾对美国具有的重大战略意义。麦克阿瑟说：台湾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对华政策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性是一贯的。既然在美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已经30多年的今天，它仍然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于不顾，照样出售各种先进武器给台湾，甚至扬言有武力保卫台湾不受大陆军事进攻的义务，那么，在美国还承认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的1950年，它能心甘情愿地对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袖手旁观吗？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过是美国抓住时机，公开其对台政策真面目的一个借口罢了。　　

    　　

在以上回顾的史实中，有　胡星斗　先生说的“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美国 “允许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一丝一毫的证据吗？没有，一点影子也没有！相反却证明了　胡星斗　先生所说的全是谎言。还要指出一点，　胡星斗　先生振振有词地说，宋美龄在内战之初“赴美求援空手而归”，他把时空完全搞错乱了。宋美龄一生两次赴美求过援。一次是1943年2月中国抗日战争困难的时刻，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特使访问白宫，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争取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收获不小。另一次是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已是穷途末路，蒋介石派宋美龄赴美游说援助，企图捞到几根救命稻草。但其时美国对蒋介石军队已经失望，不愿再作无谓的投资了，告知宋美龄这次只能作为国务卿马歇尔将军夫妇的客人以私人身份访美，而且不得公开露面。自然，宋美龄的访美一无所获。她可能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就没有再回大陆，而是留在了美国，直到1950年1月才从美国回到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身边。这个许多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的中国现代史上的插曲，竟被作为经济学教授的　胡星斗　先生在文章中写得面目全非，岂不怪哉！　　

　 　

4.    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　　

为了“证明”毛泽东“独断专行”，胡星斗还拿抗美援朝说事：“中共政治局开会，由于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这段话里，“中共政治局开会”、“毛与彭德怀一席话”确有其事；“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不准确； “毛泽东一度作罢”、“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则完全违背事实。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请看：　　

a)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b)      　6月27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同时声称：“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　　

c)      　6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d)      　6月30日　，杜鲁门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　　

e)      　7月7日　，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召开军委讨论保卫国防会议，正式通过《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草案），经周恩来修改后，　7月13日　报毛泽东，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　　

f)      　8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g)      8月下旬，美军飞机侵入中国东北安东（今丹东）市上空，并向民船射击，杀死船工。　　

h)      　9月15日　，美军7万余人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　　

i)      　9月22日　，美军飞机在安东市区投掷重磅炸弹12枚。　　

j)      　9月30日　，周恩来在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k)      　10月1日　，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　　

l)      　10月2日　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m)      　10月3日　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n)      　10月4日　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有各种。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心里也难过。”　　

会议进行中间，彭德怀（从西安）赶到会场。彭德怀对这个会议毫无思想准备，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　　

o)      　10月5日　上午，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他们两人进行了一次倾心的交谈，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请彭德怀在下午政治局会上“摆摆你的看法”。　　

    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多数人被说服了，想通了。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挂帅出兵。1970年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时，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这是一个艰难而民主的决策！是毛泽东“思之再三，煞费心血”（聂荣臻语 – 引者注）说服党的领导集体的又一个范例。　　

p)      　10月7日　，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同时，美国将战火从朝鲜烧到中国东北。　　

q)      　10月8日　，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引用史料至此，已经不需要对胡星斗的说法作任何附加的驳斥了。　　

　 　

5.    关于所谓的毛泽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 　　

更为可笑的是，　胡星斗　教授似乎根本不知道抗日战争史，也不懂得辩证思维，更不明白什么是幽默感。他说“毛泽东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呢。没有日本的侵略，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　胡　先生除了无中生有，张冠李戴，还在有意歪曲。毛泽东何时何地“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访华时，毛泽东并没有向他说过“感谢”“侵略”的话，这类的话是在其它时间和场合说的，而且说这些话的原意是把侵略当作反面教员来说的。众所周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占领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亡国灭种的空前危险和灾难，而毛泽东正是面对日本侵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唤醒民众，奋起抗争，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一生干的第一件大事中，就包括“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其中具体细节就不必赘述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包围、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情况下，毛泽东是怎样做日本上层友好人士和日本人民的工作，又是怎样辨证地看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团结、抗争、进步所起的促进作用呢？　　

　1955年10月15日　，毛泽东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客人来看主人，是客人看得起主人，做主人的应该感谢客人。……以后我们要多来往。” “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账，现在你们不再欠账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账。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账。”“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美国的手缩回去，它的手太长了，美国很不应该。”“日本有人把政治问题说成是技术问题，说中日并没打仗，为什么是战争状态呢？但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1999年6月第1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1956年7月14日　，毛泽东在同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谈话时说：“经过抗争时期，打日本，我们的军队发展到了九十万。……强大的打不赢，弱小的总是胜利。”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1999年6月第1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1960年6月21日　，毛泽东在同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说：“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但是日本现在没有负担了，因为日本没有殖民地，相反地变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999年6月第1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1961年1月24日　，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谈话时说：“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同上）　　

　1964年7月9日　，毛泽东在同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访华人士谈话时说：“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同上）　　

不用作更多的解释，毛泽东的意思是清楚明白的：第一，毛泽东严厉而幽默地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第二，日本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两国人民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需要；第三，日本军阀、美帝国主义、蒋介石都是中国人民好的反面教员，他们“帮助”、促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取得了胜利，所以要“感谢”他们。难道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　胡星斗　先生连这一点理解力都没有或者丧失了吗？　　

　1972年9月27日　晚上八点半左右，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来华访问，谈判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日方参加会见的有外相大平正房、自民党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中方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毛泽东和田中角荣的谈话，在我能查到的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中都没有田中“道歉”和毛泽东“感谢”的词句。毛泽东谈话的一部分内容可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439~440页，这是有关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的“严肃”话题。在会见中，毛泽东向客人讲了许多妙趣横生和诙谐的话，还赠送给田中角荣一部六卷本的《楚辞集注》，不经意间轻松、巧妙地表达了对田中角荣在25日晚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中的一句话 – “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迷惑），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 中使用 “麻烦（/迷惑）”一词的不满，一个小时的会见谈笑风生，气氛融洽。　　

　 　

6.    关于大跃进后期饥荒中的饿死人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及造成的后果一直被反毛、非毛人士当作攻击毛泽东“极左”的重量级武器，胡星斗教授当然不会放过利用一下这个武器的机会。这些武器中最尖端、最具有杀伤力的莫过于因缺粮而从1959年冬开始在某些农村发生的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人现象。胡星斗说：“杨继绳确认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四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八百万人（杨继绳书中确认超过一千万人）。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胡星斗把杨继绳认为的“饿死3600万人”加因饥饿而“少出生4000万人”“共计7600万人”的数字认定为“确认”的数字，未免太简单，太武断。　　

有许多国内外的研究者发表过各种各样的研究1959~1961年期间中国的人口变动，特别是非正常人口死亡数字的文章。这些文章莫衷一是，结果之间差距很大，谁的结论都不能成为定论。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那一段时间里的人口统计数据，研究者都是通过不同的模型计算出来的！从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查到，从1953年到1982年，我国只搞过1953年、1964年和1982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其它年份没有人口抽样调查。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支持的人口模型计算结果的可信度有多高，是令人怀疑的。　　

另外，杨继绳并不是一位专业的人口统计学研究者。在1966年底文化革命的高潮中，还是清华大学动力系一名毕业班学生的杨继绳，“有幸”作为红卫兵中凤毛麟角的一员，被提前分配到新华社，成为新闻战线“革命的新生力量”，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新华社系统工作。1990年代开始，他似乎深深地投身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潮流，并且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副社长。这样一位人士，“研究”1959~1961年期间我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正常、严肃的学术研究活动，还是在学术的外衣下通过模型和数字游戏障人耳目，来达到彻底否定毛泽东的目的，是值得怀疑的。　　

我不否认三年困难时期在中国饿死过人，也不否认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错误，但是对胡星斗这样用离科学态度十万八千里的方式“整”毛泽东，用“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四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这些骇人听闻的比喻控诉毛泽东“不可饶恕的罪行”，实在难以苟同。　　

胡星斗还说在　1962年1月11日　 – 　2月7日　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招致“毛泽东对刘怀恨在心”，不知道他有什么依据。关于七千人大会，中国青年出版社在2008年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 - 《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作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研究员。作者依据官方档案和亲历者及知情人的回忆，在书中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刘少奇组织起草他所作的七千人大会报告、在会议期间作多次讲话和报告的过程和内容，其中并没有胡星斗所说的刘少奇的提议。胡星斗是在自己编造呢，还是有什么权威消息来源呢？　　

　 　

7.    关于文革中的一些事件、人物和武斗　　

胡星斗利用文革的话题来反毛就更显得“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了。不过，行动起来也得合章法，有理据才行。不然的话，反而会弄巧成拙，露出马脚。从下面几个例子中，胡星斗“不真”的马脚就露出来了：　　

“　1967年8月28日　，毛泽东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 - 试问，这条新闻的出处何在？毛泽东向谁下的令？打死了哪个地方的游行群众？据《毛泽东传》和其它史料记载，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中国“天下大乱”：7月发生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8月发生了北京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很多地方派性加剧，秩序混乱，武斗升级。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始终反对动用军队对群众开枪。“七二〇事件”时，毛泽东住在武汉东湖宾馆，包括相当多的军人在内的人群气势汹汹地冲入宾馆，打人揪人，毛泽东没有下令开枪。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中也没有开枪。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时，现场有人放火烧汽车、烧楼、打人，华国锋主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措施，动用首都的工人民兵，没有动一枪一弹，平息了事态。　　

“罗瑞卿因为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 – 这里有一个事实错误。罗瑞卿受批判是因为1965年11月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去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说他要夺取军权，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观点等，毛泽东相信了林彪的告状。“窃听器问题”是杨尚昆的事，他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 – 这是不合历史事实的。贺龙受迫害是林彪搞的鬼，　贺龙的　夫人薛明揭露过。在张素华等三位作者编写的《说不尽的毛泽东 – 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下）》（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中，薛明和女儿贺晓明在《毛泽东和我们一家》中说：“贺龙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情况下，对毛泽东始终是有信心的，认为毛泽东总有一天是要为他说话的。”“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主席说：贺龙是搞错了，我有责任。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了。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没有这面旗子不行，现在贺龙被陷害了，一定要给他平反。一边说着，还用手拍了桌子。”如果贺龙对毛泽东没有感情，在他含冤而死，文革结束后毛泽东又受到批判的背景下，　贺龙的　夫人和女儿还会为毛泽东说好话吗？　　

“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上亿人受迫害。” – 叶剑英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说过这样的话呢？总该给个交待吧。要知道那时全国人口是六亿五千万，男女老幼都在内，平均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受迫害，太夸张了吧？　胡　教授是经济学家，难道连小学算术的概念都没有？　　

“毛泽东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已经形成，幸亏毛岸英早死了，否则他就是中国的金正日。” – 　胡星斗　教授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份毛泽东“自己身后班子名单”的？　　

我们从已有的中共中央文件和权威出版物里知道：　1974年11月12日　，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同在11月，毛泽东针对江青托陪同外宾前去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王、唐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12月，毛泽东警告和周恩来一道去长沙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的王洪文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上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全国人大委员长为朱德，副委员长为董必武、宋庆龄、康生等22人；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副总理。这就是“毛家天下”的班子吗？　1975年5月3日深夜　，毛泽东在他生前最后一次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指出：“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我们还知道：1976年1月，在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时，毛泽东“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这样，毛泽东就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排除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岗位之外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结束后的　4月7日　，毛泽东提议政治局作出决议，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消了邓小平一个人的一切职务，其他的领导人一个没动，从而确认了毛泽东对自己身后党和国家领导班子的安排。这难道就是“毛家天下”？　　

毛岸英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胡星斗幸灾乐祸，不仅是对烈士毛岸英，更是对志愿军全体指战员的亵渎。　　

“江青说：‘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 30多年前这句话就在社会上流传了。不管江青的水平怎么不高，他毕竟当了38年的共产党“第一夫人”，什么世面没见过。她也不是个文盲村妇，临死时也没有对毛泽东“反戈一击”的意思，她能这样自我侮辱，骂毛泽东吗？这分明是从既恨江青又恨毛泽东的人骂的话“江青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改编而来的，对社会政治颇为敏感的　胡星斗　教授能看不出来？　　

不知道　胡　教授从什么地方还搞来了一幅让人胆战心惊的恐怖图画：“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致使上万人丧命。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 – 好家伙！真是比十八层地狱还可怕的场景！湖南一个县的酷刑就有20种之多，而且“惨不忍睹”，好像　胡　教授亲眼见过似的！还有广西8个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人心、肝、肉的事件。”我是从文革过来的人，按照当年的社会情况，如果真有这样的事，什么呼吁啦，通电啦，告急啦，应该是满天飞了，非传得全国震惊不可。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不知道有没有专门描写阎王殿里鬼怪刑罚的书，如果有的话，不知道是怎么描写的，　和胡　先生的描写哪个更“精彩”呢？我的感觉是，文革时期的中国总的来说还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也是好的，社会主义也深得人心，大多数人民还是分得清善和恶的。　胡　教授想用特异功能的办法，把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景象与3000多年前纣王、妲己的酒池肉林的景象重叠在一起而且等同，是不是太把自己当作大师了？　　

　 　

8.    关于林彪的武装政变未遂与叛逃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胡星斗　教授竟然把林彪的政变未遂和叛国逃跑说成是毛泽东“逼迫林彪出逃”、“逼死林彪”，为林彪死党鸣冤叫屈说“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欣赏林立果的“联合舰队”炮制的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的攻击毛泽东的内容， 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子虚乌有”、“林彪集团是文革时代最早的觉悟者”， 要“为林彪平反”。　　

这些说法实在“新鲜”，很有“创意”。胡星斗举出的那些“材料”，不但与中共中央为反对林彪集团历来公布的各种文件和资料相违背（参考《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 “三十八、林彪事件”、《周恩来传，1898 – 1976，（下）》“六十九、庐山会议与林彪事件”），而且也与当时有关了解内情的人的回忆录（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97年11月第1版，当代中国出版社；《张耀祠回忆录 –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2008年第1版，中共党史出版社）完全不符。其中一些“材料”，不需要查证，一看便知是极不可靠的。比如胡星斗说“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稿），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这怎么可能呢？“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八大政治报告中的提法，在文革中被作为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证据一再批判。林彪、陈伯达即使内心同意这个说法，也不会公开地把它写进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去，那样的话，就表明他们和刚刚被打倒的刘少奇站到一起了。林彪、陈伯达不可能这样“笨”。　　

林彪要搞武装政变是个事实。《“571工程”纪要》里写的清清楚楚，是要动枪动炮、使用炸药喷火器杀害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其他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林彪在　1971年9月8日　向“联合舰队”下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后来被缴获了；林立果确实在　9月12日傍晚　瞒着中央要了一架256号三叉戟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并在13日凌晨载着林彪、叶群等人向蒙古、苏联方向逃跑了；　9月12日晚　，在北京的周宇驰接到林立果“南去不成，速向北逃”的命令后，他和于新野、李伟信三个“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在13日凌晨劫持了一架直升机逃跑，还把阻止他们逃跑的驾驶员陈修文杀害了。这些行为都构成了犯罪的要件。胡星斗却要给林彪平反，岂不是罪与非罪都分不清了？　　

　1971年9月12日　晚上林彪、叶群、林立果在北戴河密谋叛逃时，北京的毛泽东、周恩来、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对林彪的具体计划一无所知。当时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的会议。是林彪和叶群的女儿林立衡首先向在北戴河负责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然后又向北京的张耀祠和汪东兴报告了林彪的叛逃行动。胡星斗说毛泽东逼死了林彪，根据何在？　　

需要指出的是，　胡星斗　教授用来尊林反毛的很多材料是从香港的一家刊物《争鸣月刊》于两年半前刊登的一篇文章得到的。该文章的题目是《林彪日记档案揭秘》，称“这本日记一直被中共列为绝密的档案材料。去年秋，中共中央研究室获准查阅；今年四月，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又获准查阅，今年六月，省级党校获准在规定范围内参阅。”到底有没有这个《林彪日记》呢？如果真有，既然处于保密状态，怎么泄漏到香港去了呢？就算是泄密了，《争鸣月刊》登出的内容走样不走样，完整不完整呢？谁都知道，外国、港台、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假新闻、失实报导是屡见不鲜的。国外、港台的新闻界认为，只要有来源而不是自造的，不管具体的新闻内容是真是假，报道出来都是不违法的。但是在学术界，谁要著书立说写文章，阐述某种理论和观点，引用的论据必须是可靠的。因为如果大前提出了问题，得到的理论和观点就站不住了。显然　胡星斗　教授没有做到这一点。　　

　 　

9.    关于毛泽东的著作、稿费和私生活　　

　胡星斗　先生还在毛泽东的著作、稿费和私生活上大做文章，对毛泽东大肆进行人身攻击。　　

（1） 关于毛泽东的著作　　

胡星斗说：“毛的文章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根据《炎黄春秋》、《百年潮》杂志的报道，《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原创，毛改动四个字‘原驰腊象’，就据为己有。”　　

这种浅薄无知的话语出自一个比较有名的大学的教授笔下，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历代中共领导人中写文章的第一高手。他从五四运动开始就主编《湘江评论》，担任主要撰稿人。著名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二十余篇长短文，就出自毛泽东的大手笔。“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切改观，……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拍，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这就是青年毛泽东超凡出众的思想！这就是青年毛泽东磅礴如云的文采！80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也会令人热血沸腾啊！　　

《毛选》是什么？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总结的精华，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载体。不是旷世奇才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兼具深厚中国文化的底蕴、独特的思维风格和娴熟的写作技巧，是写不出《毛选》中的文章的。毛泽东在井冈山、中央苏区、长征和陕甘宁边区前期，是没有文字秘书的。1938年末至1939年初，毛泽东才正式提出了设秘书一事。陈伯达是1939年春夏之交，成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在1941年2月以后，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给毛泽东当秘书。田家英在1948年经胡乔木推荐才开始当毛泽东的秘书。他们三个人都是中共有才华的大秘书。虽然他们都很优秀，但是说百分之九十的《毛选》文章都是他们写的，实在大谬。秘书可以给文章增色，却难以创造好文章精妙的灵魂。这一点　胡　教授有没有同感？有书中说：毛泽东参加张思德的追悼会，事先没有准备讲话，发表的是即兴演讲。事后胡乔木把讲话整理出来，就是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叶子龙：给毛泽东当秘书的日子）。但是，话是毛泽东讲的，可谓出口成章，文章是胡乔木整理的，“知识产权”应该属于毛泽东。毛泽东讲过有一篇演讲稿不是他写的，而是被毛泽东称为“少壮派”的田家英写的，并且加以称赞，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徐焰：田家英 - 主席秘书讲真话，《北京青年报》 　2001年6月18日　）。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1936年2月“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而作，那时毛泽东还没有秘书，胡乔木怎么会在他身边写诗词呢？毛泽东1945年到重庆谈判时，把这首词书赠　柳亚子　先生，成为文坛和政坛的佳话，　胡　教授不会不知道吧？说到胡乔木和毛泽东的诗词交往，在《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2005.9）一书中有详细且有趣的描写。实际上，胡乔木是受毛泽东和其他中共老一代领导人朱德、董必武、陈毅等人的影响学习写作古诗词的。1964年，胡乔木在杭州养病，他利用闲暇时间创作了几十首诗词。这些作品，都先后得到毛泽东的精心修改。对此，胡乔木曾深情地说道：“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 　1965年1月1日　，《人民日报》登载了胡乔木的“词十六首”，随后《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又予以转载。发表时毛泽东甚至亲自修改了胡乔木写的“词十六首”的引言。《炎黄春秋》自诩“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原来它是在运用春秋笔法，篡改历史，坑蒙拐骗啊！　　

   （2）关于毛泽东的稿费　　

    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多费笔墨了。2008年7月，毛泽东生前的“管家”吴连登同志专门系统地介绍了毛主席稿费的有关情况，分别登载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和新华网。他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在某些刊物和互联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毛泽东“亿元稿费”的不实消息。吴连登澄清了四个问题：一是毛泽东到逝世时，他的稿费的准确数是124万元人民币，汪东兴亲口说过这个数目，而且这些稿费中许多是由国外出版机构支付的；二是“文革”中在国内出版的所有《毛著》与所有的著作人一样，没有分文稿费；三是毛泽东的稿费由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机构“中办特会室”管理的，负责人是郑长秋，出纳是老红军战士钟子山，专职保存财务票据；四是毛泽东对待稿费的态度是明确的和一贯的，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就戳穿了胡星斗先生引用的所谓“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相当于现在的三个亿左右）”“（在全国废除稿费制度后），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等谎言。　　

胡星斗所依据的，一是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党史博采》2004年第9期“博采之窗”栏目中的一条消息：毛泽东亿万稿酬处理内情。栏目中没有注明谁是摘录者，也没有注明采自何处，属于无根无源的东西。二是江西省《党史文苑》杂志社主办的《党史文苑》2004年第5期上刊登的《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文后注明该文的作者是陈昌喜，内容是从　2003年10月30日　出版的《精品书屋》摘来的。《精品书屋》里的虚假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我就没有查究了。笔者对比了一下，《党史博采》中的篇幅较短，但内容与《党史文苑》中的一致。可见，这些都是以讹传讹的东西。这暴露了当前国内出版界存在的严重虚假不实的风气，连以打“党史”招牌的刊物都不怕造党史的假了！但是问题在于，既然吴连登同志在2008年7月就已经澄清和驳斥了“毛泽东亿万稿费”的谣传，为什么　胡星斗　先生还要引用2004年的虚假材料呢？　　

（3）关于毛泽东的私生活　　

在造毛泽东与女性交往的谣言方面，胡星斗是超不过李志绥的，不值得与他理论什么，因为徐涛、　吴旭　君夫妇等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们早就专门写书揭露、批驳过李志绥了。但是胡星斗在污蔑毛泽东的时候，也顺带污蔑了彭德怀，这就不可原谅了。胡星斗说：“彭德怀曾斥责毛‘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是在‘选妃子’”。彭德怀同志与毛泽东同志曾经是共事30多年老战友，1959年他们二人的分歧是政治分歧，彭德怀同志从来没有全面否定毛泽东。在《彭德怀自述》里，彭德怀对毛泽东充满敬佩和热爱。作为政治家，他是不可能也没有理由这样“斥责”毛泽东的，更何况中南海里从来就没有“成立”过什么“文工团”。　　

胡星斗还用上世纪60年代初，包括　1961年4月26日　工作人员和厨师为毛泽东订制的西餐菜谱指责毛泽东在饥荒年月里生活奢侈。但是，胡星斗只看菜谱，却不顾其它。毛泽东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不可能像普通百姓人家只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他要和国内外各种人物打交道，免不了迎来送往的国事活动，其间总有招待客人的需要。再者，有了菜谱，也不一定样样都做，样样都吃。就像人们到餐馆吃饭，服务员递上的菜谱琳琅满目，客人也只是按其需要、口味和有多少钱，进行极有限的选择。我手头有一套上、中、下三卷的《毛泽东生活档案》，是由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的。书中“衣食住行”一篇中，也有胡星斗提到的这些菜谱。可是书中还有如下的叙述：“有一次，徐涛（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 引者注）主持制订了一周的菜谱，毛泽东却极不领情。当时，毛泽东已两三天未吃上‘正经饭’（一般只吃麦片粥、烤芋头甚至玉米、压缩饼干）。李银桥听说毛泽东饿了，想吃‘正经饭’了，便跑去对毛泽东说：‘徐医生早就定好了菜谱，就是没有机会做……’毛泽东不等他说完，打断说：‘我不要他的食谱。你给我搞一碗红烧肉来！’”“的确，毛泽东常常不按菜谱吃饭。对此，工作人员尤其是保健人员颇有意见，常常跟毛泽东讲理，但没有一次能说服毛泽东。有一次徐涛跟毛泽东‘说理’，毛泽东听罢说：‘你的话不听不行，全听全信我也要完蛋！照你那么多讲究，中国几亿农民就别活了。人生识字糊涂始，你懂吗？’。” 可见，只看为毛泽东订的菜谱，不能说明毛泽东贪图享受。　　

　胡星斗　先生还抨击毛泽东到处为自己建豪华别墅，并举例说1962年竣工的韶山滴水洞别墅耗资1.2亿元，也没说明这个数字出自何处。对此我深表怀疑。试想，那个时候的1.2亿元合现在的多少钱？那时的建筑使用的材料不过是钢筋、水泥、砖、木材和砂石料，并没有现在有的高级装修材料，造那个别墅要花那么多钱吗？现在用1.2亿元能建多大、多好的房子，很多人心里都有数，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不知道？我没有到过滴水洞，没有看到那个别墅的规模，可是根据张耀祠的回忆录，它其实并不大。所谓滴水洞，是个地名，就是山坳，别墅依山而建，一共有三座建筑。1号楼其实是一座青灰色四屋脊的平房，是毛泽东的下榻处，内有会客厅，还有两套住房。2号楼是座有24间客房的两层楼，供随行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住。3号楼距1号楼约　600米　，共三层，是毛泽东警卫部队和湖南省委接待处人员的住宿地。建这样规模的别墅当时肯定不需要花1.2亿元。我看过一个资料，那个时候投资百万元的工程就是大项目了。　　

　胡星斗　先生还说：“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毛泽东一生两次访问过苏联。第一次是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代表团乘坐的是有20节车厢的专列，从　1949年12月6日　离开北京到　1950年2月27日　回到哈尔滨。第二次是1957年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乘的是飞机。胡星斗没有指明“用专机运木板床”是哪一次。第一次不大可能，因为如果要用木板床，只要将床带上专列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用专机运呢？《汪东兴日记》可以旁证那次毛泽东在苏联没用木板床。如果是第二次，也只要把床放到载人专机的行李仓中就行了，不需要再用一架飞机专门运一张床。假如运木板床的事确实有，并且是作为行李和人一块儿运，胡星斗的说法是否过于耸人听闻了？　　

　 　

四、胡星斗的问题和中国问题　　

我的这篇网文写得这样长，实在是被逼无奈的结果。因为　胡星斗　教授的文章不是进行理论论战，而是几乎从一切“细节”方面提出了数不胜数的“事实”和“数据”，指控毛泽东。信还是不信？不能想当然。事实胜于雄辩。“事实”必须用事实来检验，“数据”必须用数据来核实，说空话是没有说服力的。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于是我花了将近20天的时间，看各种书籍和资料，反对毛泽东的和肯定毛泽东的，批评他的错误同时又肯定他的功劳的，都看。结果把查到的与　胡星斗　教授所说不同的事实和数据写了出来，就显得很冗长。　　

经过上面这么一查，让我受益非浅，也吃了一惊。受益，是指我增长了不少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生平的知识；吃惊，是为　胡星斗　教授为学为文（我和他素不相识，不知道他的为人）的过度出格和严重的失范。　　

　胡星斗　教授为学为文的出格和失范的表现形式有哪些？总结本文第三部分的叙述，我想他在反对和丑化毛泽东时，至少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l        把针对毛泽东的谣言和被极度夸大的情景当作事实。　　

l        以讹传讹。　　

l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管现象，不管本质。　　

l        片面地听信一方面的材料和观点，拒绝其它方面的材料和观点。　　

l        谩骂他人和侮辱他人的人格。　　

为了节省时间，这里就不一一重复进行说明了。　　

显然，　胡星斗　教授并不是在开展堂堂正正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辩论，而是企图利用市井的流言，文坛和政坛的暗箭，对毛泽东施行饱和的人身攻击，先把这个至今还有不小“偶像”作用的名字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消灭了再说。“消灭了”毛泽东名字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后，　胡星斗　教授紧接着就推出了他的12条“教训”：就是要在中国摒弃“激进和革命”，推行“渐进与改良或改革”；要用“人民主权”、“民主政治”、“法治”来代替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用“资源、财富归民间所有”来代替“国有”；用“真正的市场经济”完全推倒计划经济；用“可以与资本主义有效互补”的“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代替毛泽东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用西方的“个人主义”、“宗教神”代替集体主义和“汉民族”的“人间神”。一言以蔽之，要完全推翻四项基本原则。　　

这样，　胡星斗　教授从他的为学为文的态度和方法到社会政治经济理想就构成了一个切切实实的“胡星斗问题”。　　

“胡星斗问题”同时也折射出了切切实实存在的“中国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其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当下的中国，“胡星斗问题”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相当的广泛性。“胡星斗问题”是怎么形成的，值得研究。胡星斗为学为文错误的态度和方法，他视“毛时代”为一团漆黑的看法，对毛泽东近乎充满仇恨的偏见，对在毛泽东领导下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和执政理念的彻底否定，对西方一切制度的肯定和向往，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的头脑里固有的。胡星斗庆幸“有了改革开放，我成为最早的大学生。”（http://www.blogchina.com/20080819590341.html）改革开放后的大学和社会，把他培养成了今天这样的大学教授。然后再由他去培养新的大学生　和新的　教授。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胡星斗在对毛泽东和他的路线采取彻底否定态度的同时，对改革开放采取了非同寻常的肯定态度。以他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学者们，向全国人大建议“为了世世代代纪念这一伟大的日子”，“将 （1978年）　12 月 1　8 日 或者 　12 月 1　8 日 至 22 日立法确定为‘改革开放纪念日’，并且在北京中心位置铸立‘改革开放纪念碑’。” （http://www.blogchina.com/20080819590341.html）胡星斗一方面热衷于向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建议设立改革开放纪念日，铸立纪念碑，另一方面却不允许《乌有之乡》网站建议网友“缅怀毛主席日常化”，并给《乌有之乡》加上“鼓吹邪教”的罪名，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人民主权”和“法治”。　　

　胡星斗　教授有没有勇气把自己博客网页的标题改为《胡星斗问题学与中国问题学》，在解构毛泽东和解剖中国的同时也解剖解剖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