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二次大战

祝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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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我们不久前所经历的是一个“短20世纪”——1914年到1989年。这个社会史意义上的“短20世纪”，起始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1920年代短暂的和解与稳定，接下来便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由此催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冷战架构内经历了20年重建和繁荣，然后便是前后相继的19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1980年代的社会主义危机，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短20世纪”以冷战结束为标志而终结。

跌宕有致的历史进程是由深层的社会矛盾推动的，它所形成的是一种“政治时间”，这种“政治时间”区别于“物理时间”。而与它相匹配的是某种“政治空间”——所以，我们看到，某个历史进程总是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启动，在一定的地缘范围内，沿着一定的方向和利益线前行，并合乎逻辑地在另一个地点终止。也就是说，历史进程在地缘空间上的启、承、转、合都并不是任意的。所以，我们看到，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成为“短20世纪”的起点——因为那里正是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文明交错重叠的矛盾聚焦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青年普林西普恰好在那里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皇储，从而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绝非偶然；而位于欧洲中部的柏林墙则成为“短20世纪”的终结之地——因为二战以后世界体系一分为二，在北约与华约集团长期战略对峙的格局中，柏林墙正好是东西方阵营保持均势的脆弱的力量平衡点。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是20世纪整体叙述的一部分，它与在它之前20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一战时期协约国军总司令法国福煦元帅在战后所说的：“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正因为如此，沃勒斯坦将两次世界大战合称为“30年战争”（1914~1945），就的确是一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概括。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二次大战，美苏两霸构建了战后的“雅尔塔体制”，形成了冷战架构下各自长期的势力范围。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承先启后的历史转折点，的确值得纪念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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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勒斯说过，“资本主义带来战争，正如乌云带来暴雨。”我们知道，生产与消费，即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与社会购买力的相对不足，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这一基本矛盾，资本主义随着自身的发展，必然要在其社会之外寻求新的资源（为了扩大生产）和新的市场（为了增加消费）。扩张到单个国家之外，以至于扩张到整个世界，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内在矛盾的表现。资本主义就意味着战争。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内，两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经纬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1871年德国统一后，实施赶超战略，借助第二波工业革命的势头大踏步前进。以数字为例，187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1.8%，居绝对优势，德国仅占13.2%；而到1914年，英国工业产量所占比例已经下降到14%，德国则后来居上，超过英国，达14.3%。迅速增长的工业实力必然要求相应规模的资源和市场，换句话说，力量对比的戏剧性变化必然导致欧洲范围、乃至世界范围的战略格局的根本调整。

本来，欧洲列强之间的实力均衡曾经是欧洲和平的前提，也是欧洲列强在近代从事大规模海外扩张、征服和殖民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均势的条件下，向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远距离的海外地区寻求资源、市场和生存空间，较之向同一文明圈和同一国际体系内实力均衡的对手挑战，显然更容易获得成功。但是，急剧的工业化进程打破了原有的均势，迅速上升的德国向拥有广大海外殖民地而又业已衰落的英国发动了挑战。因此，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次内爆。

然而，被打破的欧洲均势借欧洲以外的力量而得以恢复，这就是美国的崛起和干预。1870年，美国工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还远低于英国，只有23.3%，而到1914年，美国已经上升到35.8%，超过英、德两国的总和。因此，真正有实力接管大英帝国世界霸权的国家是美国，不是德国。更何况美国采取了精明的战略——在两次大战中，美国都是在交战双方打得两败俱伤之后才正式参战，它用战争力量摧毁了德、日新一代法西斯国家，用战争借款掏空了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而顺利地实现了世界霸权的交接。

资本主义由于资本追求增值的内在动力，必然不断寻求新技术的突破，而技术突破后形成新的更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又要求更大范围的市场和资源。但是，由于贫富分化导致消费不足，又使扩大了的产能无法实现利润，从而导致对市场和资源的争夺更加剧烈。这就是资本主义与技术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既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引发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实际上，如果说，1760年到1840年以蒸汽机、煤、铁和纺织业为代表的第一波工业革命奠定了英国在19世纪的世界霸权，那么，自1870年以后开始的以内燃机、钢、电力和石化为代表的第二波工业革命则导致了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崛起。物质技术的突破推动了各民族国家工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这种发展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又必然反映到国际政治领域，决定了国际政治版图的调整。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要用枪炮和刺刀来重新划定这个新的国际政治版图。

但是，仅仅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够的，因为战争的破坏力有限——在一次大战中，以战壕和机枪群为基础的防御要优越于进攻。因此，战争，特别是在西线，变成了僵持不下的前沿阵地战和消耗战，结果各交战国的工业生产没有遭遇多么大的直接损失。这与二次大战的情形根本不同。在二战中，由于坦克和飞机的大规模使用，使得进攻一方的突防能力极大地增强，这不但使纳粹德国能够横扫欧洲，而且使交战国的后方工业基地和城市遭受严重破坏。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战争人为地把扩大了的产能打回原形，从而一举缓解长期积累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也只有这样，才能迎来所谓战后20年的重建和繁荣。

正因为一战的破坏力不够，由于生产无限扩大与消费相对萎缩，波及整个世界的大萧条终于爆发了。一战结束后，从1920年到1929年，美国工人的每小时工资只上升了2%，而工厂的生产率却猛增了55%。因此毫不奇怪，到1929年，5%最富有的美国人获得的收入占全部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投资（产能）与消费的严重失衡。因此，整个20年代，资本品的产量平均每年增长6.4%，而消费品的产量每年仅增长2.8%。这种生产与消费的失衡终于导致再生产循环链条的中断。大萧条降临了。在大萧条的头3年，美国有5000家银行倒闭。1932年，美国钢铁工业只有12%的生产能力还在运转。1933年，美国失业人数保守地估计有1400多万，相当于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英国失业人数近300万，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与美国相近。而德国的情况最差，失业人数超过600万，占全部劳动力的五分之二，另有五分之一也只有非全日性工作。这样，直到希特勒实行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才迅速解决了德国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美国也一样，它的失业人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之时，才大幅度减少。因此，战争成为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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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二次大战与一次大战又有所不同，它兼有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双重性质。这特别集中表现于亚太战场，即一方面是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另一方面是美、日争夺西太平洋霸权的战争。因此，尽管中国付出了3000万军民伤亡的惨重代价赢得抗战胜利，战后却不仅未能收回香港，而且彻底失去了外蒙古，并丧失了东北的多项权益，而1946年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更是全面地出卖了中国主权。因此，二战结束后中国受到列强的伤害，比之于引发五四运动的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条款，的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所受到的这种伤害，也正是由于二战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所决定的。

本来，从历史上看，作为东亚国家，中国和日本分别于1861年（洋务运动）和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了近代工业化进程。中国的清王朝那时已建立近300年，其政治精英集团已经过于腐朽，根本没有可能赶上前文所说的第二波工业革命浪潮。因此，1894年甲午战争成为中日两国此消彼长的分水岭，日本从此长期干扰、阻碍和打断中国的工业化步伐，一直发展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但是，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又恰恰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经历了广泛持久的社会动员，中共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并获得全国性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则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最终形成并获得系统表述。因此，毛泽东多次意味深长地表示，要感谢日本军国主义。抗日战争的确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的重大转折。

更有意义的是，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精英的腐朽，为抵御外敌入侵，就必须释放广大社会阶层包括底层劳动群众的潜力，由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诸领域打一场广泛的人民战争。为此，就必须首先打碎他们身上物质的和精神的各种枷锁。因此，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也必然是一场深刻的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运动。新中国的诞生就这样已经孕育于抗日战争之中。同时，也正因为新中国的崛起，带动了亚非拉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终于在60-70年代冲破了战后沉闷的“雅尔塔体制”，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从而加速了冷战或者说“短20世纪”的终结。

2005-8-2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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