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看待袁世凯等对南开的捐助？

教育产业化、读不起书已经是当下和谐社会广大国民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不久前，《南方周末》刊文介绍中民国闻人对天津南开建校的捐助情况的文章，接着还跟踪了一些议论。

该文介绍了南开开办和维持过程中的捐助情况，从徐世昌大总统到江苏督军 “据初步统计，以大洋计，军阀对南开的捐助，前后有150多万元”，“袁大总统”本人及其“婶婶袁太夫人”为学校礼堂、实验楼“思远堂”先后捐助了近20万元。

时下教育情况严峻，古今中外比鉴反思，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角度——我们该如何反思？

一，“中国对教育的投资比例几乎比任何一个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即使是非洲的穷国乌干达”（联合国联合国专员托马舍夫斯基），而绝对量，中国的教育投入，则不及官员的吃喝或小车消费钱多。如果从这个角度，与北洋军阀时代对比一下，审视一下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教育投入，倒是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将我们那些只知损公肥己、巧取豪夺、鱼食鲸吞，只知权钱勾结、傍富豪、为洋人保驾护航的贪官污吏，与北洋军阀放到同一平台比较一下，也不失为一种棒喝。

不过，如果由此受到“启蒙”，回过头来景仰“袁大总统”们，觉得应该加快与北洋“联省自治”时代“接轨”的步伐，那就有点居心叵测——至少是犯糊涂了。南方的一些先锋刊物屡屡发表重新审视“联省自治”为陈炯明之流翻案的文章，不由人不作此想。

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我们的印象中应该说是一个绝对黑暗的时代，可上流社会的那班官老爷、官太太、富商巨贾们对教育的态度还真的让你说部出半个‘不’子来。”前半句是陪衬，后半句才是真意。

果真如此没的说么？未必。

只说一件事以见一斑。由Y某人顾问策划的《走向共和》极力为“李中堂”开脱翻案，就因为李鸿章不光是北洋之父，也是中国官僚买办阶级的鼻祖。官僚买办行时，则李氏风光必再。李氏开创了办洋务和卖国致富的模式。1896年中俄卖国密约签订后，他与俄方签订中东铁路修筑议定书，一次“引资”就收受俄方回扣300万卢布，由道胜银行分三次支付。李与盛宣怀二人的私产，几与甲午赔款相当，时人谓“宰相合肥天下痩”。说到这里自然会联想到私产保护的话题。盛宣怀的家产在辛亥革命后曾两次遭到没收，其后又两次予以发还。第一次没收是民国初年，不久袁世凯当政即予发还。第二次没收是1928年，1933年4月国民党政府再次全部发还。为此事，鲁迅先生还还写过一篇名文《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今天极该一读。盛氏的身后的际遇极富讽刺和启迪意味，不知近年是否也“落实政策”了。

北洋时代的教育投入，读读鲁迅和叶圣陶吧，看看当年从小学到大学的教师们的索薪风潮也就了然了。几年前刚兴欠薪人们感到不可思议，觉得这不是跟北洋时代一样了么？不料才几年时间，精英的视角居然能够颠倒过来了——“思想解放”的步伐实在太快！

四，如何看待袁世凯们的捐助？

如果就事论事，不光毛泽东、周恩来未曾向教育“捐助”过一分钱，就是小平给希望工程的捐款也不过千元，那他们似乎该有愧前人了。精英的“启蒙”就是教人逐渐习惯于此种思维方式，以便颠覆“传统”。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剥夺剥夺者”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由国家办教育。毛泽东时代从小学到大学是实质上的义务教育，而且时时强调多数劳动者的受教育权。过去只要能考取，就不愁上不起大学。在他生前，有钱上学与行乞兴学之类，的确属于“专制”对象，不允许其“民主”存在。

如今的贪官，对教育固有愧于北洋的一面。不过，也不能不看到其历史原因。社会正处“转型”之中，“产权明晰”还未完全实现，“书记”还未完全变成“老板”，“心有余悸”在所难免。所以，即使有此心而无此胆。试想一下，陈良宇如果假以时日，当他退出政界MBO为上海房地产身价数十亿的老板之后，某精英名流向他募捐，他拿个亿把几千万给交大复旦建个“良宇”楼之类，不是小菜一碟吗？曾记否，赖昌星先生资助家乡教育，也是功德巍巍、有口皆碑的？——他们也不是不能跟“袁大总统”相比。

五，再看作者给大众的启示——

“论中国近现代教育，有两人并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转换，张伯苓则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国近代教育超越了传统政治文化，张伯苓则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了实业化道路。

北洋惟有军政，军政没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党治，党治有党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识形态化。因此，党治之下，文化退化。试以蔡元培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当得很大，堪称党治要员，可还算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吗？

放在这样的视野里来看北洋时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

例如，同样对南开新私学的支持，北洋政府让南开中学暂蔽于公款之下，条件一成熟，就让它私有化，而蒋介石却要将南开大学收归国有。一是不自觉地支持了教育独立，而另一却有意取缔之。就像当年请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一样，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正如当年用党化手段废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废了张伯苓。”

如果没有领会错的话，应该得到这样的“启悟”：一，教育应该实业化和自由化，也即私有化和独立化；二，因为搞党化，至少在教育问题上，国民党不如北洋军阀——其潜台词，自然是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因为它更强调“党化”。

应该说，“南方”的不少文章很能糊弄人，若参透机锋，则内含杀气，我读之常有凛然之感。

如此这般讲史一番，我们才如醍醐灌顶：毛泽东时代“专制体制”的教育，必须彻底颠覆，教育必须进一步产业化！

那么，穷人上不起学怎么办？答曰：由老爷太太们捐助。换成现代话语，就是希望工程。因此，武训精神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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