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真相—裕仁与侵华战争》并纪念“九·一八事变”

在英语中以Japan表示的那个亚洲东部的岛国，近代以来用汉字“日本”自称，而20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则称其为“倭”或“和”，是指在这个岛国中用武力立国的一族之族名。“倭”或“和”字并不贬意，而是对其族其国的准确称谓。至于用汉字“日本”自诩的国名，则显示着妄自尊大。使用英语的人不承认这种妄自尊大，汉字的创造者和正宗使用者，也不必承认这种妄自尊大，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汉字“倭”或“和”，来翻译不当使用的“日本”，就像英语Japan一样。故此，在我近年的书和文章中，一概称其为“倭国”，至于引文，则按著者所用字。

近日有幸读了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的力作《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4年)一书，很有感悟，又逢“九·一八事变”七十四周年，写出来以志念前事，警觉今后。

一.“天皇”——集权专制的核心

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噩运，一是来自本国的集权官僚制，这个曾经促进农业文明的社会制度，在延续了两千余年后，已经相当腐朽、反动，成为工业文明和历史进步的主要障碍；二是外国侵略者的掠夺与欺凌，其中最严重，也最恶劣的就是倭国的军国主义统治集团。自明朝起，中国沿海就不断遭受倭寇侵扰，1609年倭国又侵占琉球，但此时其国内尚处封建领主制，诸侯割据，不能形成统一的对外侵略势力。而1872年“明治维新”后，构成了以倭皇为核心的集权专制，开始了以侵略邻国为主要方式的工业化。1874年第一次侵入台湾，以流氓手段敲诈腐败的清王朝（在侵台倭军已陷入失败的局势下）50万两白银。之后，于1894年倭军又侵占朝鲜，并于1895年初侵入威海，占领辽东。迫使清王朝割地（台湾）赔款（28000万两白银，《马关条约》规定为20000万两，倭方又额外要求“赎辽费”3000万两，并以“贴实足色”为名另外敲诈5000万两），这笔赔款就成了倭国工业化的基本资金。继而参与“八国联军”，大肆掠夺一番；又与俄国在东北打了一次战场在中国、争夺中国东北权益的奇特战争。自20世纪初起，中国就如一个病人，成了倭国这只巨型毒蚂蝗成长壮大所必需的吸血的对象。到1931年，这只蚂蝗因壮大而变异，成为一只恶狼，公然撕咬东北，进犯华东、华中，继而全面侵略中国。中国工业化的资本和资源几乎全被倭寇掠去，倭国的工业化是靠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供养的。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倭皇裕仁亲自部署和指挥了持续十四年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给中国和有关亚洲各国，以及美、英、荷、澳诸国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也对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倭国明治以后至1945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外侵略和对内残酷剥削的历史，是以杀人和抢掠为内容的反人性的历史。那么，这部历史的主体是什么，其核心又是谁？

有一种以教条主义唯物史观为依据的说法：倭国的明治维新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是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不仅掩盖了倭国社会制度的实质，也严重干扰了对倭皇裕仁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责任的追究，至今仍阻碍着对倭国法西斯的认识，也因此不能认知残存的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危害。

《真相》一书，以大量的事实，展示了明治以来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为我们探究其本质，认识倭皇裕仁的战犯罪责，充实了必要资料。在写《社会巨变中的经济与政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时，我已认识到倭国政治制度的专制性，并用“军事独裁君主专制”这个提法来表示，但这个提法只能表示其特征，还不能概括本质。近年对劳动历史观的研究，使我明确“集权官僚制”应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其典型在中国的秦至清两千余年，欧洲大体从15、16世纪至19世纪由几个大国由君主利用商业资本来建立，但尚未完善就被资产阶级革命所颠覆。倭国的“明治维新”，实际上做了两件事，一是削藩，即打破封建领主的割据，强化倭皇为核心的中央政权的专制；二是由国家和贵族、官吏兴办企业，同时容许、鼓励民间资本的发展。后者很容易使人产生“资本主义”的假象，而强化集权专制才是“明治维新”的实质所在。从明治及其主要大臣们的主观意愿说，他们所要实现的，还是类似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但同时又采取重商主义政策，以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为经济基础，巩固集权专制。不过，他们也采用了英国君主立宪的一些形式，以笼络贵族、官吏和私人资本家。

倭国的“君主立宪”是由君主为主体的立宪，宪法是君主的手段，而非对君主的制约。“宪法的基本原理是天皇作为法律的根据，超越宪法，宪法的目的不是要限制天皇的权利，恰恰相反，宪法一要保护天皇，二要提供一种机制，以保障天皇的权利行使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这种体制的外表虽然是立宪，但绝不是君主立宪制。”（《真相》第5页）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进行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是“帝国元首”，统揽国家所有权力。由天皇任命内阁大臣，各级文武官员必须效忠天皇；天皇是军队的“大元帅”，是最高指挥者，直接统帅和指挥军队，政府和议会不得干涉；天皇可以召集或解散帝国议会，可以发布诏书取代法律；帝国议会只对天皇起“协赞”作用，并对参与议会选举者的身份、财产做了严格限制，全国只有十分之一多一点的人有选举权；法院以天皇名义行使司法权。这是以立宪形式出现的君主专制，其中，君主的权利甚至比中国的皇帝还大，且以法律明确予以规定。在这个集权专制的制度中，倭皇是核心，也是直接的领导和指挥者。明治维新确立了这个制度，睦仁也有效地起到了核心作用，而其子嘉仁却因体弱、懒散、缺乏政治决策能力不能起这种作用，导致政权和制度的危机，所谓“大正民主”的出现，原因就在于此。倭国的贵族、官僚和军官把复兴君主专制的希望寄托在皇太子裕仁身上，在乃祖的关怀下，裕仁从出生（1901年4月29日）70天就寄养在退役海军中将川村的家里，接受“武士道”教育，进而由专门的“学习院”、“御学问所”和专任教师培养为一个合格的专制君主。《真相》专门用一部三章“皇太子的教育”来考察这一过程。裕仁于1921年11月5日成为他父亲的摄政。1926年12月25日即皇位。直到1945年9月15日麦克阿瑟以占领军总司令名义行使对倭国的统治，24年的时间内，裕仁对他作为集权专制的核心地位有着明确而坚定的认识，并尽其全力发挥着核心和主导的作用。“从最初开始，裕仁就是一个行动型的强有力的天皇，但矛盾的是，他给世人的印象却是一个防守型的被动的君主。全世界都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他没有起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个人作用，坚持将他视为一个无能的、有名无实的元首，缺乏智慧，没有知性。事实是，他比大多数评价的更精明、更狡猾，也更精力充沛。从裕仁的谨言慎行中，人们可以读出比他实际说的和做的更多的东西。在执政的前22年，他发挥了高度的影响力，对于想做的事，他很少表现出无能。”（《真相》第8页）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集权专制制度又融进了法西斯精神，对内强化专制统治，对外侵略扩张，使几千万人死于战乱，其中包括几百万倭国青年和民众。倭国这个制度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野蛮、最残忍的制度，其祸害甚至超过德国法西斯制度。然而，与德、意法西斯制度的核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同，倭国集权专制制度的核心裕仁，却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甚至没有受到来自交战国和受害国的指责，并在美倭两国垄断财团的共同保护下，得以在“天皇”的宝座上安享天年，直到1989年1月7日，以88岁的高龄病逝。

＞＞揭倭皇裕仁真相，识法西斯本质(之二）

＞＞揭倭皇裕仁真相，识法西斯本质(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