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使“后人复哀后人”——兼与许成钢教授商榷苏联解体之因

    

 
    1991年12月25日，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身份被永远地封存在历史之中，苏共一个百年大党一朝倾覆。这一改变世界政治地图的历史事件迄今已经过去20年。20年来，学术界从来没有间断过探究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但迄今为止，学术界仍然歧见纷呈。2011年春节前夕，拜读了“财新——《中国改革》”对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先生就“苏联解体20周年”问题的专访。许先生认为，苏联解体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的经济改革失败和经济增长停滞，另一个是长期以来的政治压制导致失控。这种看法可以说代表了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最新观点。但是，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许教授商榷。
    许教授在文章开首阐述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时说：“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到80年代末，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反复的各种改革和尝试，都失败了。这使得苏东国家改革派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不可改革的，只能以市场经济全面、彻底地取代。这一认识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笔者的分析就先从这里展开。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不可改革？

    苏联的经济体制的确有其弊端，甚至可以说从这种经济体制建立伊始，其弊端就已经存在。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先天性”的问题：产品经济、统购统销。这既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巨大优势，也是后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最大弊端。但是，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存在这些弊端，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以改革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靠改革而使自身的弊端得到不断克服的。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匈牙利卡达尔的改革到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都是为了通过自我的改革来克服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弊端。赫鲁晓夫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等，包括戈尔巴乔夫最初的改革也是为克服体制内的弊端。这些改革虽然大多失败了，但也有阶段性的成功，例如柯西金的改革，对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走上经济的鼎盛时期至关重要。包括后来社会主义各国都走上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失败而走上市场化之路的，而是对计划体制改革走上市场化之路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最初也是计划体制，中国改革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中国并不是在完全否定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走市场化的，而是在承认计划经济有其弊端同时又吸纳了计划经济的积极因素走上市场经济之路的。因此，迄今为止，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客观的事实显然证明了中国在保持政府宏观调控有效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要远远优越于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特别是面对金融危机，更是中国经济拯救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如果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以进行改革的话，那么就是要否定中国的成功实践。
    苏联经济增长的停滞并非由于经济改革的失败，而是经济改革的成功。这可能是绝大多数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所不能接受的，但这是客观的判断。苏联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上半期的十年中，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归功于柯西金的改革。苏联经济的增长是在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下实现的，即计划经济和大型综合体。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改变了苏联的经济社会结构，也破坏了曾经产生快速增长的独特制度框架的持续有效性，结果反过来也导致经济本身失去其效率。由此可见，把经济停滞归因于经济改革失败，仅仅是看到了苏联经济运行的表面现象，而没有透过现象去认识其本质。从这本质来看，苏联解体的原因显然不是经济增长停滞，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停滞，而社会生活的停滞则是由于其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遭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破坏。当然，这里并不仅仅是快速增长不好，关键是要看是怎样实现这种快速增长的。

                    苏联就走向全面的市场经济形成共识了吗？

    当带来效率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遭到破坏以后，启动新的改革就势在必然。对于这一点，苏联包括东欧国家是有共识的，但并非像许先生所说的就市场经济全面、彻底地取代计划经济形成了共识。简而言之，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有共识的，但走向怎样的市场经济是有重大争议的。
    关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东欧国家可能认识得比较早一些，但都不是要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即便是动作比较大的捷克斯洛伐克，按照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奥塔•锡克的想法，也并非要走向完全市场化，而是在计划与市场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即实行计划与市场的平衡。至于苏联，在后期的改革过程中引发的争议就更多了。经济学家沙塔林在1986年第一次鼓吹价格自由化，但遭到苏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他也因此而一度销声匿迹，直到80年代末，沙塔林才重新活跃起来，重新提出自由市场和私有化，并在1990年9月提出了所谓的“500天计划”。而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化的“500天计划”，从一提出起就遭到了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的强烈反对，为此雷日科夫提出了一份渐进走向市场经济的方案。除此之外，当时有不少政治精英、知识精英都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改革计划，例如激进的雅夫林斯基、稳健的经济学家阿巴尔金等。最后虽然是按照“500天计划”进行转轨的，但最初连戈尔巴乔夫都反对“500天计划”而支持雷日科夫的方案，戈尔巴乔夫甚至还请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制定了一个折中了沙塔林计划和雷日科夫计划的方案。所以，说苏东国家在全面市场化、彻底取代计划经济方面形成了共识，显然是不客观的。事实是，苏联后期的市场化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推行的，失败就在所难免。
    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全面市场化问题上是否形成共识，而是最后苏联是按照激进的“500天计划”进行转轨的。按照“500天计划”的设想，用500天的时间使苏联经济从计划经济完全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用自由化、私有化的手段对苏联经济进行“休克疗法”。结果，这些手段对苏联经济而言，只有“休克”并没有“疗法”。特别是私有化把苏共和苏维埃体制赖以生存的公有经济彻底摧毁，这对苏共而言是致命的一击。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苏共还有与其他政党公平竞争的可能性，而私有化把苏共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都挖掉，就意味着苏共的生命力被彻底葬送了。

                           是政治压制导致苏联政局失控？

    苏联在政治上的确有过压制的情况，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仍然推行政治高压的政策，但斯大林以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社会生活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即所谓的“解冻年代”。这个时期并不长，但对苏联的影响非常重要，特别是培养了一代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勃列日涅夫的18年中，苏联社会生活又重新回到斯大林主义的轨道上，经历了“解冻年代”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对苏共体制的弊端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当然其中不乏有善意的批评者，要求回到列宁主义。但越往后，有一批知识分子竟然公然站在苏共的对立面，跟着西方后面对苏共进行妖魔化，甚至成为西方颠覆苏共政权的先锋。这对任何执政党来说，都是难以容忍的，必须要进行惩治。遗憾的是，勃列日涅夫只对权力和荣誉感兴趣，对如何治理苏联这个国家既缺乏战略能力，在具体问题上也缺乏必要的技巧。特别是在处理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过程中，“一刀切”地采取打压的方式，结果连那些对苏共还抱有“可以自我改革”心愿的一些知识分子，也都被划归到苏共对立面去了。而在苏共内部，正如雷日科夫后来所说的那样，“对领导者、尤其是对党的领袖的赤裸裸的阿谀逢迎，喋喋不休的空话引起了人民、也包括苏共党员的反感”。这就是在苏共垮台时，苏共一千几百万党员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的原因所在。
    勃列日涅夫之后，苏共在这一方面的政策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全面“松绑”。苏联不仅非常客气地对待像萨哈罗夫这样的“异见者”，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完全淡化，提倡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包含了“人道”和“民主”，戈尔巴乔夫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专门提出来，实际上就是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从而使苏共的传统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又倡导所谓的“民主化”、“公开性”，实际上就是把苏共政治权威的最后“遮羞布”揭开了，苏共权力运行必要的秘密完全暴露在大众媒体上。在这种情形下，大众媒体在苏联解体、苏共丧权的过程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一方面，大众媒体为表达不同观点提供了舆论舞台，另一方面也是媒体最为恶劣的一面，就是媒体曾经作为苏共的重要宣传喉舌，而在苏共丧权的过程中却大肆丑化和歪曲苏共的历史，甚至认为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为俄国制造了悲惨的命运，是“一场不该发生的革命”。加之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的“重新认识历史”、“还历史以真实面目”等，媒体对苏共历史的丑化和歪曲，反而被民众视为真实。在是非不分、真假不辨的情况下，苏共的形象被严重损毁，苏共的威信扫地。
    与媒体的大肆丑化和歪曲相呼应的是，叶利钦等党内“激进民主派”大搞民粹主义，打着反对党内特权的旗号，实则为了个人权力欲望从事着分裂苏共、瓦解苏联的行径。毋庸置疑，苏共党内的特权现象极为严重，需要消除这些特权现象，但以反特权为借口发动普通民众来反对苏共，无疑是在挖苏共执政的根基，意在推翻苏共的执政地位。从这一点来看，也正如后来的俄罗斯人所认为的那样，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者发挥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戈尔巴乔夫的问题是在治国能力欠缺上，而叶利钦则充分利用了戈尔巴乔夫的弱点来鼓动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从而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
    由此可见，并不是苏共的压制导致苏联政治局势失控，恰恰相反，是苏共在后期放松了必要的控制致使民粹主义泛滥、大众媒体功能发生了异化，这两股力量是导致苏共亡党亡国最直接的原因。

                         苏共亡党亡国内因究竟是什么？

    在苏联解体之后，学术界普遍认为戈尔巴乔夫应为苏联解体承担主要直接责任。的确，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丧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戈尔巴乔夫的指责之上去分析苏联剧变，只是浅层次的分析和认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基础性导因，这种基础性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的东西。历史地看，没有历史的、内部深层次的因素，单凭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力量决不可能使一个百年大党彻底倾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有重要责任，但无论他发挥怎样的作用和承担怎样的责任，都是苏共体制框架内的行为，是体制所赋予的。因此，要寻找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内因，还是在苏共内部。
    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内部经历了较长的和平时期后，社会相对稳定，但同时也使得苏共党内干部已经不再具有危机感，也忘记了人民大众在革命时期对党所给予的支持，相当部分党内干部开始用权力来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始而惭焉，久而安焉”。于是，在苏共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苏共党内的领导人，即所谓“高干花名册”上的人。“高干花名册”反映了苏共内部以权力大小来区别特权多少的社会分化现象。权力越大，享受的特权越多，从而形成一个党内自上而下的垂直的、金字塔式的官级图：底层是普通党员，中层是“委员会集团”，上层是“书记集团”，塔尖是政治局、总书记。特权阶层不仅通过权力在自己与普通群众之间划上一道鸿沟，而且也通过权力使自己的物质享受与普通群众之间筑起一道厚厚的障壁，他们试图在苏共内部建立特权继承制度，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特权利益在当时都是苏共党内少部分人的秘密，普通百姓只是有所耳闻，具体情况并不知道。普通百姓一旦真正了解这些情况之后，他们对苏共的信任大厦便骤然崩溃。这就是为什么在苏共走向垮台之时几乎没有人来拯救它的重要原因。
    苏共内部的特权制度在干部问题上必然带来任人唯亲的问题。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任命制和任人唯亲使特权阶层完全主宰了苏共整个体制。这样的干部制度其结果是溜须拍马之风盛行。因此，对于那些已经进入“圈子”的人，“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社会理想（哪怕是共产主义理想），而是社会地位；不是国家的哲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沿着它可以爬到国家顶峰的那个不太牢靠的阶梯”。简言之，他们关心的只是权力、地位和利益。这样一批贪婪之人来把持着苏共，这样一批蛀虫来治理国家，苏共不被完全腐蚀、国家不被完全蛀空，那岂不怪哉！当叶利钦等当时党内的“激进民主派”，以反对党内特权为由，高举着民粹主义的旗帜很容易就获得了普通民众的支持，结果从党内滋生而出的民粹主义就成为瓦解苏共、埋葬苏联的最重要的一种力量。

                         西方的“和平演变”并非不存在

    苏共丧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在苏共内部，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原因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甚至如许成钢教授所说的那样，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和平演变”。恰恰相反，西方的颠覆力量是始终存在的，西方的和平演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如果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视为“意识形态专家”，这本身就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偏见。许教授用了一个重要的“旁证”，即在整个80年代，没有任何西方的“苏俄研究”专家预言苏联解体、苏东集团崩溃。他认为，事实是，苏联的解体让他们很吃惊，还让他们受到全面的责备。
    西方专家“没有预言苏联解体”就意味着西方没有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苏联的解体让他们吃惊”就意味着西方没有对苏联进行颠覆？如果是这样，那么笔者认为许教授的逻辑推理太简单了。西方之所以没有预言到苏联的解体，以及苏联解体之所以令西方吃惊，是因为西方没有想到像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竟然如此脆弱且崩溃得如此迅速，以至于西方对此毫无准备——当然，苏联内部更是毫无准备。
    西方特别是美国对苏联的颠覆与和平演变，实际上很早就有计划地进行着。到里根政府时期更是有着周密的战略考量。这一点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曾参与策划美国瓦解别国秘密战略的彼得•施魏策尔就专门著书，解密美国是怎样搞垮苏联的，其著作就名为《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该书指出，里根政府制订了一个旨在搞垮苏联的全面战略，其中包括：一是以隐蔽的手段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活动给予财政、情报和后勤方面的支持，以确保反对派在苏联控制下的华沙能够生存；二是对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提供财政与军事援助，并极力将战争引向苏联境内：三是千方百计压低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减少苏联的硬通货收入，使之难以摆脱财政困难；四是对苏联进行技术封锁，以便在与苏联进行技术竞赛过程中保持领先地位和消耗苏联的财力。而在此前，据美国学者辛金克的研究，早在冷战初期，美国的众多媒体机构在美国新闻署的支持之下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渗透，在苏东地区全力推行美国的价值观。而苏联后来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媒体和教育培训项目的影响。或者说是，西方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改造”造就了苏共的“持不同政见者”。
    关于里根政府所实施的搞垮苏联的战略，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学者是有所认识的。曾经参与了苏联许多重要事件的学者阿尔巴托夫就对美国的拖垮苏联的战略有所认识。他指出：“……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少2/3到3/4的情况下，这件事开辟了一条可靠的对于他们没有任何风险的破坏苏联实力的道路，归根到底，通过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遗憾的是，当苏联人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苏联早已经解体了。
    因此，说西方没有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显然是缺乏客观事实的主观臆断。实际上，西方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政权的颠覆之心是始终存在的。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今天，苏共亡党亡国已过去20年，但这一切还是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务必要从苏共历史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环球视野》第361期，摘自2011年第3期《社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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