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拒绝蒋介石出兵朝鲜？

——兼谈两种决策观的一点随想

亦风  晓民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国民党当局驻韩“大使”邵毓麟立即报回韩战情况。蒋介石喜出望外。让他多年来期盼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实现他“反共复国”的计划似乎看到了希望。真可谓心情急迫，望穿秋水。但更让他没有想到的却是快慰兴奋之余连碰三次钉子。

一、经过

“三荐”“三拒”的经过大致如下：

第一次，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认为“天赐良机”，杜鲁门否决“引蒋入朝”建议。

“6.25”凌晨，美军远东总司令兼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接到战况报告后，立即同正在东京的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诺斯塔德等进行紧急磋商。会上，麦氏提出一份“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主要内容有四：一，立即援助韩国，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韩国；二，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三，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四，保卫日本的安全。这内容经会议赞同后，交由约翰逊向杜鲁门转达。与此同时，派出以费尔德为组长的“驻台军事联络组”，并致电蒋介石，请他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派出一个军驰援韩国。

当日中午，蒋介石立即召集陈诚、俞大维、叶公超、周至柔、孙立人等到阳明山“总统官邸”开会，军方多数反对出兵，但王世杰、叶公超等“外交人士”却认为，这是政治上一个难得机会，应该出兵。经过四个小时争论，作了出兵决定，认为，出兵朝鲜参战是反攻大陆的一个天赐良机，到时可以借助美军的力量，由韩国北进大陆，先在东北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再在东南沿海相继发起反攻大陆的作战。因此，会议根据美李请求，决定派遗其王牌部队第52军前往增援韩国，并于当晚分别致电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同意派兵驰援韩战的建议。26日，蒋介石即致电李承晚，对朝鲜半岛战争深表关切，表示包括派遗主力52军加第13师共3.3万人出兵朝鲜，直接参战。李承晚自然表示感激。

6月26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听取了从东京返回的约翰逊代表麦氏汇报和建议。会上大家从当时韩战情况出发，都积极主张杜鲁门接受麦氏建议，让蒋介石派兵增援。当时，杜鲁门也表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议。”

但国务卿艾奇逊在总统表态后，却发表了坚决反对的意见：“当前台湾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所以我们才不顾中共的极力反对，决定派第七舰队和13航空队去保卫那个岛屿，现在怎么反叫这个岛上的受保护者跑到别处去保护他人呢？况且蒋介石的军队并不比韩国的军队强到哪去。即使是让蒋介石的军队去，也还需要我们给他换上全套装备。这样做还不如把这些装备直接送给韩国，其效果更显而易见。”

约翰逊辩解说：“台湾只是缺乏海空军，其他地面部队的战斗力和阵容在亚洲地区的反共国家中却是最强大的。况且蒋派的52军是台湾最精锐的部队，也是蒋介石在满洲的40万军队中唯一没有被中共打败的一个军。”（笔者注：其实，52军是林彪在辽沈战役中未按军委“关门打狗”精神，从北到南赶鸭子，从营口、葫芦岛乘船逃出避免了被歼命运，才得以保存以军为建制的部队撤退到台湾的。）

艾奇逊毫不退让说：“这恰恰说明了阁下的短见，只是看见了朝鲜的局部利益，而没有从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全球战略格局考虑问题。如果说总统阁下批准了福摩萨（台湾）出兵参加朝鲜半岛的战争，将有可能激怒人口众多的中国，引发新的战争。到那时我们美国将会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同时面临两个地区的战争，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战争的解决，而且极有可能危及福摩萨的安全，岂不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逐两兔者难得一兔。”

杜鲁门在国务卿与国防部长的辩论中，原来倾向于蒋介石出兵的主张，在艾奇逊强烈反对带威胁的言词下，屈从了艾奇逊的主张。

第二次，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蒋介石又露如意算盘，美政府再次拒蒋出兵。

1950年7月5日，美军第24师第一团在鸟山投入作战，美国正式参加了朝鲜战争。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于10月19日秘密入朝参战，并迅速改变了朝鲜战局。特别是11月美军发动“圣诞总攻势”失败后，麦克阿瑟深知兵力匮乏，随于11月20日致电蒋介石请其仍派第52军前往朝鲜助战。蒋介石接电后又是一阵高兴，当天召开紧急会议，下令52军于24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

11月28日上午，当麦克阿瑟急电杜鲁门，要求空运台湾52军驰援韩国的消息再次传出后，当日下午，杜鲁门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商讨韩战败局问题。

艾奇逊在会上率先表态：“我的意见依然没变。……”

杜鲁门又一次在艾奇逊发言前妥协了。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布莱德雷和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也害怕在此败战局势下，再动用蒋介石的军队会由此引起苏联出兵和中共增加兵力，便开始转向艾奇逊的一边。就这样，麦克阿瑟的建议再次被否定，蒋介石的希望又一次落空。

第三次，新司令再次建议，蒋介石又觉情中有戏，新总统已主张结束战争。

“联合国军”经过志愿军三次战役的打击之后，失败情绪严重，内部矛盾加深。麦氏开始抱怨部队士气低落，而白宫则认为麦氏本人的士气更值得怀疑。麦氏向白宫提出“除非扩大战争，否则就只有撤出朝鲜”。这正是华盛顿最为反感的。艾奇逊毫不掩饰地说麦氏的来电是一封“遗书”。杜鲁门也对麦氏不认真执行其命令，萌发了炒他“鱿鱼”的意向。最后于1951年4月11日，在第四次战役尚未结束的时候，杜鲁门总统“深感遗憾”地撤销了麦氏一切职务。由原来麦氏在西点军校任校长时的教官、当时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官克拉克接替他的全部职务。这位有着显赫身世的麦氏从此消然隐去。

1952年5月27日，新任司令官克拉克，鉴于“后继兵员不足”的情况，又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希望从台湾抽调一个军到朝鲜战场，以便从朝鲜抽出相应的美军去增强日本的防务。

蒋介石又感到出兵朝鲜有望，再次指示52军做好出发准备。

当时朝鲜战场处于双方对峙状态。美国最高决策层对克拉克的建议和蒋介石的请求，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讨论。美国政府还专门从台湾召回驻台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直接向总统汇报。蔡斯说，台湾军队低下的作战能力根本不是中共军队的对手，就是入朝参战也改不了朝鲜的战局。此时的李承晚，对派台湾军队来韩也持异议，认为还不如加强韩军力量。在此情况下，杜鲁门告诉克拉克，取消国民党52军入朝计划。

在杜鲁门和艾奇逊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形势下，失望不已的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了新总统身上。1952年12月上旬，艾森豪威尔接替杜鲁门担任总统后，为早日全面结束朝鲜战争，秘密视察了朝鲜战场。克拉克再次提出派蒋介石入朝作战。艾森豪威尔征询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的意见，明确表示反对使用台湾军队，并宣布新政府希望早日结束朝鲜战争。至此，蒋介石三次企图出兵朝鲜的预谋彻底破灭。

二、分析

其实，美国军方要蒋介石的军队进驻韩国是早有计划，也是韩台协防计划中的安排。只是朝鲜战争的爆发，随之出现“三荐”“三拒”之事。事实是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麦克阿瑟就开始和蒋介石谈判派军队开赴南朝鲜问题。实际上，这是出于朝鲜南北双方都有自己的统一计划，这场战争已不可避免的前景所作的一项措施。

韩战前夕，麦氏就派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柯克海军上将去台湾，要求蒋派兵前往南朝鲜，以抵抗北朝鲜可能先发制人的进攻。蒋介石认为时机到来，可以借此向美国要一些服装、武器装备和给养。但柯克毕竟不是政府派出的代表而没有答应，却仍就出兵的细节条件进行谈判，直到全面战争爆发。由此可见，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前，美国在玩弄美国出钱出枪，李承晚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的把戏。只是未曾想到北朝鲜对李承晚的“北进统一”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全面反击，于是麦氏迫于形势，立即向华盛顿提出要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建议。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被杜鲁门认为“很不错的建议”，却遭到国务卿艾奇逊的反对。艾氏高人一筹地认为：如果台湾军队在朝鲜出现，北京的共产党人就可能决定参战。另外，由于英国已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立起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不希望看到蒋介石的军队出现在朝鲜半岛，因而英国宣布不能和台湾的军队并肩作战。加拿大等国也反对使用蒋介石的军队。英、加等盟友的态度，美国最高决策层不能不认真考虑。在朝鲜半岛使用台湾军队还会使美国疏远印度等亚洲国家，因为印度等亚洲国家不愿与中国结仇，还将增加将来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难度。艾奇逊的观点终于被杜鲁门所接受。

杜鲁门决定婉言谢绝蒋介石的建议后，蒋介石并未死心，决定另外寻求机会。7月4日，台湾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何世礼在东京拜会了麦克阿瑟，表达了蒋急出兵朝鲜的愿望。麦氏还表示希望访台。蒋自然求之不得，美国五角大楼认为此时形势微妙，劝麦缓行。而固执的麦氏不听劝阻，断然于7月31日秘密访台，并在没有取得白宫同意情况下，扬言要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并公开表示在朝鲜战场使用台湾军队。蒋介石为了给岛内军队打气，大肆炒作麦氏访台意义，鼓吹是“中美军事合作”的标志，“挫败中共军队的保障”等。杜鲁门获息后专派特别顾问哈里曼去东京做麦氏工作，并答应增兵朝鲜。到8月18日，台驻美“大使”顾维钧奉蒋命令抵东京，面见麦克阿瑟，提出台湾当局以“志愿军”名义，派兵15000人参战。但此时的麦克阿瑟因为已从华盛顿获得他已足够的4个师的兵力，加上朝鲜战场的战况有利于美李军方面转变，于是对蒋再提此事予以婉言谢绝。蒋介石第一次出兵朝鲜的企图宣告破产。

美军在九月仁川登陆后，朝鲜战争形势逆转，朝鲜人民军处于被动挨困危机。中共应朝鲜金日成请援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旗开得胜，但美军不服输，并集中兵力发动“圣诞节总攻势”失败之后，深感兵力匮乏的麦克阿瑟于11月20日致电蒋介石，请其仍派52军前往朝鲜助战。并通知蒋介石说，美军已从冲绳派出飞机和船舰，装备补充52军的武器装备赴台，同时接运该军从空中和海上开往平壤地区。他还要求蒋火速派出一个参谋指挥官代表团飞赴汉城同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商讨52军入朝后有关事宜。同时向华盛顿建议把国民党52军编入“联合国军”，以增强在朝的作战能力。

麦克阿瑟的决定让蒋介石喜出望外，认为第一次是美国担心中共出兵援朝，现在中共已经出兵同美军直接开始较量了，终于等来了机会。蒋介石当天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下令52军于24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并要求海空军加强与美军第七舰队和驻台美国空军的联系。会议上决定派“国防部副部长”侯腾和52军军长郭永等人飞赴汉城与美军建立联系。11月30日，由麦氏派来的7艘运输舰和3艘货船抵达基隆港，30架运输机也在新竹和松山机场着陆。52军新获各种车辆200余辆、火炮千余门、各种器材近2万吨。52军各部分开赴指定地点集结，待命出发。

然而，美国政府对麦氏此举并不认可。杜鲁门接到麦氏急电后立即召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联合会议。大部分与会者认为，朝鲜战场的局势即使再严重十分，也不能动用蒋介石的军队。蒋介石军队入朝作战，无论从军事战略还是从政治、外交的角度来看，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不明智的举动，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同时，还把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羞辱了一番，认为最精锐的主力也是共军手下的败军。就这样，蒋介石的第二次出兵计划又破产了。

杜鲁门将麦氏的一切职务免除了，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对麦氏的自作主张，不听华盛顿的话或先斩后奏的做法不满是多种原因的主要因素。

克拉克接任麦克阿瑟职务后的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基本上处于边打边谈，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时期。在阵地对峙中，我方开展了“零敲牛皮糖”的冷枪冷炮运动，给敌方造成很大伤亡，让美国兵心惊胆战，特别是他们对上甘岭进攻战的失败，使他们看不到朝鲜战争胜利的可能。而对我志愿军来讲，对现代化战争把握日渐成熟，人民空军也一天天成长起来，后勤交通运输大有改善，美国要想在朝鲜战争中取胜的难度越来越大。基于这一背景，克拉克以“后继兵员不足”为由，于1952年5月27日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请求蒋介石派兵支援的同时，告诉蒋介石说，总统和五角大楼都很重视他的建议，请蒋做好准备。但鉴于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看到战争胜利无望，在准备结束韩战的情况下，对于引蒋入朝已没有任何兴趣。蒋介石寄托于中美对抗中求生的希望终于最后破灭。

凭心而论，蒋介石对于出兵朝鲜的如此积极主动，决非出于对美国殷勤，也不是因台湾“距韩国最近，是能够赴援最快的友军”，而在于实现其“反攻大陆”的图谋。在蒋的如意算盘中，如果能赴朝参战的话，就可以从朝鲜进攻东北，并可以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南北夹击大陆，实现“反共复国”妄想。最后，蒋介石面对朝鲜战争的败局，指责美英等西方国家反对台湾军队参加朝鲜战争，“乃是韩战最后没有结果的一个最大原因”来慰籍自己的“正确”性。

三、启示

从美国在要不要蒋介石的军队出兵朝鲜参战问题，出现了战争前方与台湾、白宫之间的三邀、三应、三拒之争，要说是对朝鲜战争有什么矛盾，不如说出于各自的要求去完成朝鲜战争手段的分歧。透视其决策经过与分析感受不浅。

首先，从美国要不要蒋介石出兵问题的决策过程，也让我们联想到中共高层对抗美援朝决策中，同样也出现过多数与少数乃至个人看法与群体想法的关系处理问题。尽管中美两国的决策层代表着不同阶级、阶层利益，但都有一个“民主与集中”的问题。美国当局如果将蒋介石出兵问题一开始就以多数票来决定政策的话，就不存在“三荐”“三拒”的问题。这就如同中共高层当年对应不应该出兵朝鲜的讨论如出一辙，也就不会有抗美援朝运动了。所以，在美国的政治民主中尽管国会可以有各种不同声音势力，最后还是以总统说了为算。当初的杜鲁门之所以否定包括他自身开始的想法在内的多数人的建议，是经过权衡利弊认为艾奇逊的看法是符合美国帝国主义的全局利益。这里有个怎样看个别或少数人的意见问题。其关键就在于个别或少数人的背后代表着哪些人的利益，看个别人的主张能否转化为多数人的群众行动。中共决策层在抗美援朝问题上，毛泽东开始就坚持自己意见，不为多数人的担忧而动摇，就在于他自信自己的主张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而且也有益于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因而通过反复讨论，统一了认识，转化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实践告诉我们：朝鲜战争不但是两国两军实力的较量，而且是两种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较量，即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较量。较量的结果表明，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所以，武器固然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

其次，在要不要蒋介石出兵问题上，最终决定权虽在总统手中，但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国务卿艾奇逊。艾奇逊何许人也？

艾奇逊（1893-1971），1915-1918年分别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以后任过律师、法官、财政部副部长。1941年以后。历任助理国务卿、副国务卿和国务卿。是“二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以其《实力与外交》著作为代表的“总体外交”倡导者。曾参与“马歇尔计划”，并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起人之一，在任内鼓吹“原子外交”，参与策划朝鲜战争，推行“两个中国”政策。更要指出的是，艾奇逊是美国于1949年8月5日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的策划人与主要编撰人。白皮书与他致杜鲁门的一封信，发表在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到台湾等海岛之际，并非偶然，而是要给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们寄以一种希望。这对一些缺乏马克思主义或人民民主觉悟的知识分子来说，一时间搞不清白皮书是在“鼓励”，还是侮辱？是“友谊”还是侵略？容易上当受骗。毛泽东看穿了白皮书的用意，并执笔为新华社写了关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五篇评论（即《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五评白皮书连同此前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内，既阐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针，也为旧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抗美援朝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要想在全国上下、特别是一直怀着崇美、亲美和恐美的旧知识分子中掀起抗美援朝运动是难以想象的。

最后，鉴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实践中的错误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日益在人们思想中淡出、废弃，乃至作为敌对物予以批判。从而混淆是非地评述了包括抗美援朝这样为新中国崛起的奠基之战也在否定之列，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又回到当年艾奇逊所寄望的旧民主主义的要求上，一切以美国为标准，崇洋媚外，忘了自己的老祖宗。因此，一个甲子一轮回，正当抗美援朝60周年之际，回首一下当年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美援朝的决策以及重温包括《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内与“五评”美国《白皮书》，对深化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刻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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