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规定，到2015年前，1/3的地面战斗将使用机器人士兵。此法案一经通过，美国舆论一片哗然。有关人士披露，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由于美军机器人“敌我不分”，给美军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投入使用仅半天时间便遭撤回。此类不确定性较高的军事技术的使用再次引起了人们的讨论。7月19日，在石家庄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军事技术哲学学术研讨会上，有关专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军事技术哲学经历三阶段

　　如今，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人们不得不放弃曾经对科技的乐观情绪，也让更多的学者加强了对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军事技术哲学是伴随科学技术哲学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性学科，以科学技术中的军事技术作为研究对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教授贾玉树向记者介绍，军事技术哲学在我国的兴起得益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蓬勃发展。作为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重要分支，军事技术哲学的研究视域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以军事技术论为代表，注重对军事技术的反思，研究军事技术的性质、体系机构;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开始对军事技术中分门别类的哲学问题进行反思研究，如对现代军事技术中的政治哲学、法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问题的思考;现在已上升到对军事技术的本质进行思考的哲学阶段，如军事技术中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军事技术发展的限度、军事技术的价值等。

　　军事技术具有价值负荷

　　装甲兵工程学院副教授卫华认为，机器人士兵至少带来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难以区分、挑战人的地位和尊严、催生新恐怖主义、促使霸权主义更加嚣张这四大伦理难题。

　　军事技术与一般技术不同，军事技术有着鲜明的军事目的，直接服务并运用于准备战争和打赢战争的军事实践。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科系教授巨乃岐告诉记者：“军事技术作为人类技术的特殊形式和典型形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任何军事技术都具有价值负荷，而不是价值中立。”

　　军事技术的发明者，即科学家，应该对军事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承担责任吗?中国科学院教授李醒民认为，科学家应从自己的科学良心出发，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首先，要为自己研制的军事武器或装备承担应有的责任，关心它们的应用;其次，遵守战争法和国际法，不能越过道德底线，不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最后，参与军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并不掌握使用武器的决定权，但是他们应该在适当的时机把军事科学研究的结果如实告诉立法者和公众。

　　从宏观上看，在军事技术的所有价值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价值属性还是军事技术的善恶两重性。巨乃岐表示，军事技术的善恶两重性源于军事技术的价值负荷。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阶级和进步力量，为了保家卫国、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军事技术活动，其价值负荷必然是善的。任何已经被生产出来的军事技术，其现实的价值如何，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内在价值，而且取决于应用它、控制它的价值主体，取决于它与主体所形成的具体的、历史的使用方式与作用结构。

　　军事文化影响军事装备

　　针对某些国家对军事装备的过度开发与追求，爱好和平的人士纷纷表示担忧。与会学者表示，军事文化对武器装备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不仅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带来现代战争的基本形态的变化。

　　一国武器装备发展到何种水平不仅受到经济技术的制约，而且受到该国军事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勤务指挥系勤务管理教研室主任李平俊认为，军人对武器装备的研发与使用过程，实际是以其隐含的军事文化价值观对武器装备进行价值评价的过程，这种价值评价反过来又引致对武器装备的改进和发展。

　　有学者认为，应弘扬优秀军事文化，学习我军历史传承的军事思想理论，引领军事技术的科学创新。贾玉树表示，中国传统军事文化重道轻器，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优先发展谋略而非装备，注重防御而非攻击性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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