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以民族而是阶级来区分进步与反动

——毛主席如何评价明清朝

江 涌

目录

一、矛盾辩证分析法：抓主要矛盾，反错误倾向

(一)“攘外”与“安内”如何取舍，“两个拳头打人”要不得

(二)既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也反对大汉族主义

二、全面历史分析法：读史可以明鉴，各民族都有优缺功过

(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二)明史看了我最生气，满族对中华民族做过伟大贡献

三、阶级分析法：以阶级而非民族区分进步与反动

四、《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与《甲申三百年祭》的启示

(一)杀人如麻的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还是“地主阶级领袖”?

(二)推翻大明王朝的李自成是“流寇匪首”还是“革命英雄”?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世纪之交被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被公认有两大理论贡献，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的挚友、被誉为“第二提琴手”的恩格斯认为，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由此而产生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的动力，这就叫作“历史唯物主义”。一代伟人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作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美国斩杀线”直指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引起广泛共鸣，主要在阶级分析，而“1644史观”混淆了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只能得到部分共情，广泛共鸣与部分共情的差别就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差别。当下，要有效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彻底理论。

一、矛盾辩证分析法：抓主要矛盾，反错误倾向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怂恿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积极通过代理人“鹰犬”，阻碍中国统一大业，妨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敌当前，恶霸环伺，任何有损民族团结、影响众志成城、转移矛盾斗争焦点的言行、并由此掀起混淆视听的舆情，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都是要不得的。

(一)集中对付主要敌人，“两个拳头打人”要不得

1961年10月浙江省绍剧团在北京演出根据《西游记》改编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观看后有感而作《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毛泽东见到郭氏的七律后，也诗兴大发，遂创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翻阅中共党史，每当雾蒙蒙、雨纷纷、乱哄哄时，都有伟大导师拨云见日，中国革命由此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由辉煌创造更灿烂的辉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不是应景口号，而是有实际功效，因为“读听做”的修炼而站到巨人肩膀上，就能排除万难，赢得胜利，这是经过无数实践而反复检验的真理。

当今世界，纷繁复杂，没有几个国家真心乐见“穷棒子翻身”——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即便是朋友也会妒忌，更何况是敌人。敌人不是一个，而是一批。毛泽东思想启示我们，在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主要攻击对象，不能到处树敌。就是对敌人营垒也要加以分析，不能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样就能减少阻力，增加助力，最大限度地将我们所要打击的主要之敌孤立起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时下的滑稽局面，早就出现过。一百年前，“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议论‘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戴季陶的信徒不仅“打倒共产党”的立场是错误的，而且“两个拳头打人”的方法论也是错误的。如今，一些民族主义者不仅“两个拳头打人”，还用“两只脚踢人”“用嘴骂人咬人”，把自己置于堂吉诃德的处境、置于“王明‘左’倾路线”的位置，是完全行不通的，肯定会败下阵来。

作为伟大思想家，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找主要矛盾就是找解决矛盾的方法，抓主要矛盾就是抓中心工作。毛泽东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1页。]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这就决定了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2025年)再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原则，表明其在新发展阶段仍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

以“中国为最主要竞争对手”的美国反华势力，近年来，不断纠集其同盟军与代理人，努力干扰中国的发展进程，阻止或延缓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有鉴于此，当前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积极谋求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与美国霸权主义的欺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应当成为“伟大斗争”的焦点。任何转移主要矛盾、偏离中心工作、模糊斗争焦点的行为，都是有害的，要不得的。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相互影响，甚至可以相互转化。中心工作与其他工作相互关联，中心工作可以带动其他工作，其他工作反过来也可以促进中心工作。抓紧中心工作，并不是说可以放松其他工作，而是要围绕中心工作，有步骤地开展其他工作。毛泽东提出学会“弹钢琴”，是要求十个指头都要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

曾经一段时期，满屏都是辫子戏，国际资本渗透文艺，魑魅魍魉光怪陆离。“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2019年，XX出征，清理杂草，文化战线一时清净不少。然而，正当举国聚精会神搞美抗倭反“台独”时，风向突变，网络汉满重开战，似乎“辛亥革命”又来了，事出反常必有妖?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曾就在北京发动“茉莉花革命”在美国会做证时称，美国在中国有30万同盟军，可以一起扳倒中国。日本极端右翼势力更加猖狂，称在中国有50万的日本内应，中日若再战，中国必败，甚或不战而败。当然排满者未必都是“妖”，但是在历史列车早已驶过“旧民主”站点，新阿Q和假洋鬼子肯定不再是“革命者”，很可能成为搅乱一池春水、有意无意充当遏华乱华反华的马前卒、代理人。

汉奸国贼，当然处理上“视情节”而有别，尤其是“无知被利用者”可以教育可以争取可以转变。

(二)既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也反对大汉族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大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党内和革命队伍中，始终存在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和党的正确路线的错误倾向，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不同程度甚或严重损失。错误倾向有多种多样的表现，但是归结起来，就是“左”的和右的两种。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造成巨大损失，在纠正陈独秀错误路线过程中，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左”倾路线，后来出现的王明“左”倾路线更是登峰造极，危害巨大，使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使红区根据地失去了百分之九十，迫使党和红军不得不作战略性转移。

跨越真理，哪怕只是一小步，也会成为谬误。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正确的思想路线同错误的思想倾向也是对立统一的，二者相互渗透，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只有当某种错误倾向，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成为错误路线，造成严重损害。因此，错误倾向出现时，应当审时度势，及时准确全面地加以纠正，防止发展成为错误路线。持“左”或右的倾向性错误的人们，其世界观都是唯心主义，方法论是形而上学，共同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把两者联结在一起，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列宁说，“左”倾狂热性虽然曾经给右倾机会主义者以惩罚性打击，但“左”倾思想泛滥起来，又往往“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从而加深右倾错误的危险。纠正右的错误决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而纠正“左”的错误也不能站在右的立场上。否则，“左”的或右的错误，不仅得不到纠正，甚至会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当成错误进行批判，造成思想上的混乱，造成更大的损失。

毛泽东指出：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又可能掩盖着另一种主要倾向。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因此，必须进行“戒‘左’戒右”的反倾向斗争。“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历史的发展证明，党内和革命队伍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是时起时伏，经常发生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因此，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

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不是重点。”对于我们这个大一统的国家来说，历史经验表明，大汉族主义比地方(狭隘)民族主义，更具有危害性，因此反对大汉族主义应是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但是逆向种族主义，尤其是以狭隘民族主义当由错误倾向恶化成为错误路线，配合境外敌对势力搞分离分裂活动，已经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是绝对不能允许和容忍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党内或革命队伍中发生错误倾向的时候，一个时期往往有一种错误倾向是主要的。但是，在反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的时候，必须注意另一种错误倾向的滋长。因为反右时容易出“左”，反“左”时容易出右。所以，掌握反“左”防右，反右防“左”，是重要原则。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要注意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要注意“左”和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要善于捕捉主要的错误倾向，既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也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满清遗老遗少”的错误思想是正确的，但是用“民国遗老遗少”的思想来批判“满清遗老遗少”的思想，显然是一种错误倾向掩盖、替代另一种错误倾向，也是错误的。

二、全面历史分析法：读史可以明鉴，各民族都有优缺功过

国家安全有短板问题更有底板问题，一大底板就是与“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在人们的大脑、在思想，大脑可以注水，思想可以操纵。注水大脑、操纵思想可以通过篡改历史实现，是谓“欲亡其国，先乱其史”。有史可鉴的千百年来，图谋不轨者总是在历史上做文章，在民族团结历史上做文章。“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实现中国梦，就要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的力量。…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民族团结的大敌，要坚决反对。”[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

(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任何事物都存在于具体环境，有其特定历史条件和形成过程。一切都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势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在经济进化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3页。]

在资本主义处在上升时期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才能取得胜利。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认为，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一国取得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条件下的中国，毛泽东成功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途径路线。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注重“历史的启示”。

中国贤哲认为，读史以明鉴，察古以知今。学习历史，探究历史真相，主要目的在于古为今用，而不是泥古拘方。四大文明古国，其中三个早已作古，呈现给后人的只是些历史碎片和传说，唯有中国一脉相承，绵延不绝。悠久历史，丰富史料以及各类史说，可供后人镜鉴。毛泽东博闻强识，一生酷爱读书，尤其是爱读史书。读史可以滋养人格，他借用唐朝韩愈的诗句“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来勉励自己。读史，不是迷信史书中的史料史述史论，沉迷于故纸堆，而是进得去且出得来，得出启示，以史为鉴。他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7页。]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历史，把毛泽东活学活用地概括为“古今中外法”。我们是立足于现代的中国，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这叫“古今中外法”。“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他认为这种“古今中外法”适用于一切问题，一切矛盾的研究。因为任何问题、任何矛盾，无论从发生、发展到解决，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都要经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都有一个内部和外部的联系问题。“古今中外法”的核心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决定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立足点和必然归宿。“古为今用”的关键在于“推陈出新”，“洋为中用”的关键在于“民族化”“中国化”。二者的关键都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借鉴和学习仅仅是手段，而最终目的是达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目标。

“古为今用”为制定革命和建设策略提供依据。毛泽东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读史，能够掌握历史规律，更深刻理解现实社会结构和矛盾，把握国情，让新中国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他将《二十四史》视为“政治教科书”，从中汲取政治智慧，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例如，对诸葛亮“七擒孟获”的肯定，体现了其民族政策思想;他既肯定陈胜、吴广的起义作用，也指出其“功成忘本”的教训，显示出在分析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性与历史性的统一。

要使革命斗争取得成效就必须“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认清朋友和敌人是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而认清敌友需要历史分析。在考察人民是什么这个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加以考察，而不是对它下一个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抽象的定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写道：“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很显然，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人民是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时代、时期内涵外延都会变化，但是工农大众的“基本盘”始终不变。毛泽东认为，任何事物在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特征，事物在时间中是变化的。从历史方面考察事物，就是要着眼于事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特点和其发展，反对静止的、抽象的、非历史的观点。

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各个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1840年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是反帝反封建之民主革命的起点。从此，中国社会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新旧斗争。“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页。]在一百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各有自己的历史性质特点，前八十年为旧民主主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为分水岭的后二十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很显然，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与中国民主革命等与1840年的鸦片战争历史地、逻辑地联系在一起，并被庄严地刻进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要颠覆这段历史，就去毁弃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学习和时局》中，毛泽东在谈到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时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我们党正是按照这种历史分析方法，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才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团结才有力量，在民主革命时期，才能取得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的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才更有力量战胜境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凶恶反扑、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1644史观”弄清了什么思想(所谓新史实多半似是而非)?又团结什么(民族)同志?“1840史观”早就写在中共党史与新中国历史里，颠覆这一“共识”，制造新的思想混乱，有何裨益?在《论新民主主义》中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更是行不通。

(二)明史看了我最生气，满族对中华民族做过伟大贡献

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提出“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全面的历史的方法”要求“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割断历史和一味效法祖宗的主张都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发展的，都不能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

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构成完整的各民族共同谱写的中国历史，过去的荣耀与屈辱一并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今天，中华伟大复兴不仅各个民族(人民)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各个朝代(历史)一个也不能丢。在中国的历史账本上，各个民族都有相应的资产和负债，甚或各民族内部的地方派别，都有你打过来，我杀过去，剪不断，理还乱，说不清，要历史地、积极地看待这种打杀以及由此形成的资产负债，客观辩证地讲，这是融合的过程和体现。

在著名诗篇《沁园春·雪》中，毛泽东点出了中国历史上的风流人物，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可能是词牌格律形式的限制，没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实际上，毛泽东对朱元璋有较好较高评价，称其“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赞赏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从战争中学习的能力。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讲到大老粗和知识分子问题时，提出“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毛泽东推崇朱元璋出身草莽却成就帝业的传奇，认为这体现了“老粗出人物”的历史规律。1951年，毛泽东在参观明十三陵时，评价明成祖朱棣“有胆识”，认为他敢于将陵墓建在当时的边塞地区，展现了勇气和智慧。

明朝先后历16个皇帝(南明4个不算)，除了朱元璋父子，毛泽东对明朝皇帝及其功绩没有多少好评价，批评多于褒奖，尤其是明朝后期的皇帝，不去励精图治，而是玩物丧志，有些适合从事手工艺，比如喜爱木工的明熹宗。在276年(南明18年不算)的统治中，嘉靖在位45年，万历四十八年，两人几乎折腾了明朝近百年，许多后世学者认为明朝的衰败基本始于万历。毛泽东认为，万历是明朝灭亡的根源，无道昏君的典型，但是他对嘉靖皇帝批评最为严厉，称其“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嘉靖初登大位时也曾革弊图新，裁汰特务机关，广行宽恤之政，颇有明君气象，但是不久便玩弄权术，耽于享乐，倚重严嵩等奸臣残害忠良，经常廷杖大臣，又特别崇信道教，醉心于斋醮、方术、祥瑞等无聊之事，毛泽东认为，嘉靖执政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在读《明史·杨爵传》时，毛泽东旁批四个字“靡不有初”，下笔似有无限感慨。“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话见诸《诗经》，意思是人们做事大都有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中国历史上，主要封建王朝都是高开低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明王朝也不例外。

196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在汇报到读书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被书迷住了，我这一辈子想把二十四史都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旧唐书比新唐书好，南史、北史又比旧唐书好些。明史看了我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特别是后期当上进士的，就没有一个干好事的。这与那些膜拜大明、景仰汉儒者泾渭分明。

老舍(1899-1966年)，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正红旗人，因创作《龙须沟》等大众喜爱作品，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清廷腐败无能，国家蒙难屈辱，老舍觉得“丢人”不愿承认自己是满人。1960年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老舍有一次座谈，他对老舍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谈话间，毛泽东对康熙给予了高度评价“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的基础。…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文化，他尊孔崇儒。”“有奖罚分明的用人制度。…能组织起一支有严明纪律的军队，所向披靡。”[舒乙(老舍之子)《毛泽东谈康熙的三大贡献》，《人民日报》2004年1月7日。另参见武在平《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8页。]《春秋·公羊传》曰“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宋朝欧阳修以此为根据，在《正统论》中提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的核心观点，将“正”定义为“天下之正”(普遍认可的正道)，“统”定义为“天下之一”(实际的统一状态)。王朝颓老，昏聩无能，义士起兵，人民造反，自然批孔反孔，及至掌权便又尊孔拜孔，搞外儒内法，清王朝也是如此。百代都行秦政法，一律祭孔尊先师。很显然，毛泽东是用“正统”标准衡量康熙大帝和大清王朝的，继而肯定了“唐宋元明清”的一脉相承之“正史”。1953年2月22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在南京参观了蒋介石的总统府，随后游览了莫愁湖、玄武湖。在玄武湖畔，他兴致勃勃地对陈毅说：“陈老总啊，我倒是听得这么一首诗来：‘唐宋元明清，匪盗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念着打油诗，特别有韵味。

正是基于“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基本“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毛泽东肯定“满族对中华民族做过伟大贡献”。自辛亥革命后一直抬不起头来的满族同胞，自信地成为共和国的公民，连末代皇帝溥仪这一历史罪人，竟然被改造成为人民的一员，亘古未有。

三、阶级分析法：以阶级而非民族区分进步与反动

思想巨人马克思说“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革命导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引述马克思这段话后，明确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199页。]列宁还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今天，很多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敢使用甚至诋毁“阶级斗争”，岂非咄咄怪事?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阶级社会现象、揭示阶级社会本质的科学方法，这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所谓阶级分析，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去观察和认识阶级社会的社会历史现象，分析阶级社会问题，认清其中所包含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本质，找出哪个阶级是时代的中心，弄清社会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以便制定出正确的阶级政策。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对我们观察阶级社会现象，分析和解决阶级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毛泽东特别指出“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毛泽东选集》首卷是毛泽东应斯大林的要求、在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间隙、亲自主持选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选集的开篇，该文开宗明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新时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夺取反恐怖、反分裂、反‘台独’、反干涉、反渗透、反“颜色革命”的新胜利，就要分辨真正的敌友，而要分清敌友，不可不进行阶级分析，抛弃或失去这一科学方法和锐利武器，只能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只会是“徒手搏虎，昔人所嗤”。诸多优秀青年分子，勇气可嘉，自发“革命斗争”，但是多半跟着情绪走，跟着感觉走。笔者不才，郑重提示，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实践反复证明，唯有如此，消极而言，才会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积极地说，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否定或放弃阶级斗争(学说)，实际就是让人民否定或放弃掌握科学方法、锐利武器的权利，人民民主专政也会沦为空洞口号、银样镴枪头。

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阶级的存在都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作一个大概的分析。阶级分析方法，主要是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地位。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后，就把它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用于分析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毛泽东说，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在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基础上，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因为，每个阶级的政治态度都是由它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一般来说，人们有什么样的经济地位和经济要求，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剥削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基础，就形成了与其经济利益相一致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并建立了相应的政治制度。被压迫阶级为了谋求经济上的解放，自然也会产生自己的政治要求和思想倾向，而且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和思想倾向相对立的。[商孝才、李有忠主编《毛泽东方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1962年8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小组汇报讨论财贸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们要和风细雨，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在于搞清思想，不在于把人整了。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正是基于阶级分析方法，1963年6月3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王任重等人会谈，在谈到中国历史时，他说：元朝的统治并不很坏，社会经济有进步。明朝是很腐败的，不如清朝。清朝形成了这样一个大的中国。我们不是以民族来区分进步还是反动，而是以阶级来划分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说，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几千年的文明史”绵延不绝、用编年方式清晰记载的，实际只有中华文明史，只有中国历史。唐宋元明清的历史，虽然为复杂迷离的民族矛盾所笼罩，但是其主旋律就是阶级斗争史。在阶级社会中，离开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就不能认识历史发展的真面目，任何社会历史事件或现象都难以得到科学地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观察历史，分析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要想得到更科学合理的解释，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分析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历史问题，当然包括明清历史问题，由此才能厘清皇汉与满清的矛盾。

对历史问题坚持使用阶级分析，同样是“古为今用”，为现实斗争服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邀请末代皇帝溥仪到中南海颐年堂做客，并请章士钊、程潜等作陪。毛泽东对溥仪说：“对于过去的有些事，你要负责任，而有些事也不是你一个人做的，要好好总结一下历史上的教训。你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我看过初稿，里边检讨好像太多了，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现在是人民的一分子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经过十年改造的溥仪，已经成为共和国的普通公民，成为人人平等的人民一员。会见后毛泽东同溥仪等共进午餐并合影。根据《溥杰自传》(溥杰口述、叶祖孚执笔，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表述，新中国成立前，登记的满族人口只有8万，到1956年则回升到240万，2020年为1042万。这表明，在新中国，不仅只是溥仪、溥杰等昔日皇室贵族，而且一般满族人都成为共和国公民，成为人民的一部分，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中国提供了一面极好的镜鉴。苏联有过因为“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太紧”而导致“肃反运动”的教训，然而矫枉过正，对内宣传“阶级斗争熄灭”、对外大搞投降主义(所谓“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所谓“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所谓“三无”，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苏共无视甚或否定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凸显了民族矛盾，使苏联的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民族主义同机会主义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的告诫抛到了一边，几个较大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民族，在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认定少数民族一直占俄罗斯人的便宜)上越走越远。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外的别洛韦日丛林别墅里，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即《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和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国家与民族悲剧正式诞生。追本溯源，恰恰正是赫鲁晓夫批判“人为地制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断送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前程，直接导致苏联解体。

在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党与共和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左”和右的错误，即“以阶级斗争为纲”与“阶级斗争熄灭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告诫全党：“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N].文汇报,2014-06-30.]我国现行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党的二十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六次出现“阶级”概念，并重申：“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波诡云谲的多事之秋，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首先必须稳住阵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同心同德解决主要矛盾，对付最危险的敌人。在“繁花渐欲迷人眼”之际，一定要“乱云飞渡仍从容”，请记住主席的教导，“我们不是以民族来区分进步还是反动，而是以阶级来划分的。”这是我们的事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四、《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与《甲申三百年祭》的启示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1926年加入共产党，1938年参加新四军，1940年辗转到达延安，不久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注下，范文澜撰写主编《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1941年延安新华书店正式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毛泽东非常高兴，特意设宴庆贺，称“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1944年3月大文豪郭沫若在重庆撰写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同年7月范文澜在延安撰写而后出版《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书，篇幅相若的两文(书)都产生非常影响，至今依然有重要启示。

(一)杀人如麻的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还是“地主阶级领袖”?

满清入主中原，统治全国，对汉人精英既用又疑，大权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鸦片战争凸显清政府腐败无能，激化了社会矛盾，洪秀全揭竿而起，领导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严重动摇了满清政权。御前大臣肃顺宣称：“满族没有一个人中用，国家有大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在王朝政权危亡之秋，曾国藩挺身而出，组织领导湘军，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挽狂澜于既倒，延续了满清统治，清廷委以重任(被赋予大权的第一个汉人)，称他“学有来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死后被赐予“文正公”谥号。但是，民间不买账，称呼“曾剃头”，即杀人如麻，像剃发一样轻率与众多。湘军对太平军控制区采取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发明“站笼”等酷刑震慑民众。湘军攻破一城，就是洗劫一城，屠灭一城，所谓“城破时，百物同归于尽”，全城生命财物化为乌有。战争俘虏“一概剜目凌迟”“凌迟枭示”。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南京，“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曾国藩屠杀数千万革命人民(依容闳估计，约2500万人死在战争中)”[容闳，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者。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期间的死亡人数，历史学界存在多种估算，差异较大。学界普遍接受2000万至7000万的死亡区间，其中7000万是较常引用的估值。由于清代人口统计不完善，实际数字难以精确，但这场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人口灾难之一。]。比较满清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野蛮行径，汉人曾国藩及其湘军是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有甚者，在英法联军占天津、攻北京、火烧圆明园之际，曾国藩在江西、安徽埋头剿匪、忙于内战。清政府与英法和议，签订《北京条约》，曾国藩建议与赞成借助帝国主义消灭太平军，“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我皇上圣虑周详，安内攘外之至意”，与后来的像蒋介石(反动汉人政权)一样“安内”重于“攘外”。“在利用外国人力物力以屠杀人民时，曾国藩就全然不管什么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的界限了，相反地，把外国侵略者当作救命王，把本国人民当作唯一的仇敌，假‘安内攘外’之名，行‘安内让外’之实，假尊孔复古之名，行亡国灭种之实，这正是曾国藩传给后来统治阶级的‘不朽’衣钵!”[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出版。]范书及其评注引发了诸多思考与争议，即曾国藩及其湘军积极竭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杀人如麻，由此引起的是“民族仇”还是“阶级恨”。很显然，范文澜冠以曾国藩“汉奸”骂名，认定是“民族仇”，至少也是“民族仇”高于“阶级恨”。范文澜痛斥曾国藩“以汉攻汉”的汉奸行动为“廉耻道丧，莫此为甚”，曾国藩成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出版。]曾国藩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沽名圣贤，实乃禽兽。

结构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功能。透析清政府的权力结构，可以厘清清王朝的性质。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20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搞出一个“统一战线”，先笼络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笼络团结汉族的上层人士，在官吏的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的“双首长制”，大学士、尚书、侍郎、军机大臣都是如此。地方大员如各省督抚满员常占十之六七，另有三四主要是汉人精英。尽管主要权力均在满族之手，但是中国广土众民，其中满族人很少，汉族人甚多，汉族地主精英总数远较满族贵族为多，且远较满族贵族工于心计，由此获得的利益不会较满人贵族为少，满清权贵与汉族精英一丘之貉，沆瀣一气，是故清王朝实际是“联合执政”“共同分赃”体制，即构成剥削与压迫的统治阶级，广大汉人与破落、卑微满人以及其他各民族一同构成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诸多资料显示，清朝中后期，在关外的满族人多数处于贫穷窘迫的境地。

作为一个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青年毛泽东曾经仰慕乡人曾国藩“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类似周公孔子之圣哲，推崇其讷言敏行修养之道，尊敬其为后人效法的楷模。“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被之完满平?”[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但是，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坚定地认为，“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1926年3月18日)，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直到晚年，在1969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很厉害的人物。”阶级分析使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由此成就伟业，福泽新中国。

(二)推翻大明王朝的李自成是“流寇匪首”还是“革命英雄”?

1944年郭沫若在国统区重庆写作并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批判揭露了明朝腐败无能，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理所当然，总结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得到了毛泽东、共产党的高度认可。文章开篇指出“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篇中道出“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篇尾概括“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个种族的罪人。”实际上，大清王朝最终确立的是满清皇室贵族与汉族地主精英联合执政，一丘之貉，压迫剥削包括汉族在内的众多民族。早先的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逐渐转化为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的总结。文章于1944年3月10日脱稿，郭沫若修改后交给董必武审阅，3月19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续4天刊出。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一篇名曰《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该文“为匪张目”。社论说“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所谓“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在外敌入侵时颠覆政府，影射(共产党颠覆国民党政府)之意昭然若揭。注意，这个评论与今天掀起的网络舆情如何高度相似，在批判“满清遗老遗少”的同时，不经意露出“民国遗老遗少”的尾巴。起草社论的是《中央日报》总主笔、国民党笔杆子陶希圣。陶希圣在社论中说：“郭沫若今天把流寇夸扬为革命，把策应敌寇，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这不但是对民族主义的羞辱，并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玷污。”郭陶两大笔杆子对阵，一时引发轰动，洛阳纸贵。

1944年4月18日至19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郭文，并加了编者按：“郭沫若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王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无论如何，引起满清入侵的却绝不是李自成，而是明王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地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之流。吴三桂在后来又‘变卦’了，而且真的变卦了，不像现在有些吴三桂们，表面上‘反正’了，实际上还在替日本主子服务。”编者按有力地反击了《中央日报》的社论，称赞《甲申三百年祭》“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在科学地解说历史”，“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时，其中列举了“明朝的李自成”,指出“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肯定李自成反抗压迫的历史功绩，认为李自成是“革命英雄”。1944年11月21日，在延安的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年3月23日，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前，又提起《甲申三百年祭》中李自成的教训，意味深长地说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很显然，在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目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有资格对共产党及其一众领导进行主考、监考和评卷。阶级分析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革命家始终立于时代潮头，领导广大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称赞、郭沫若叹息的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建立大顺政权，是在汉族地主贵族武装与清军联合绞杀下覆灭的，阶级矛盾超过民族矛盾。甲申之后，满清贵族“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与汉族精英“联合执政”与“共同分赃”，由此加速了满族人汉化与汉族人满化，客观辩证地看，这是民族融合(过程中夹杂血腥与残酷)的体现。实际上，满族人汉化远远超过汉族人满化，相对先进战胜相对落后，否则满清不可能统治那么长时间，得到汉族地主学者精英的拥护。不同于蒙古人在元王朝覆灭后集体退回北方草原，满族在失去政权后无论如何也回不去东北过原来的生活，不得不与汉民族杂居，这应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例证。晚清腐败腐朽腐臭，是中国历代王朝末代共同征象，这是满人、汉人等中华民族集体之阶段性落后——骄傲自满，故步自封，不适应世界潮流浩荡、先进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竞争、帝国主义入侵的体现与结果。唯有用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尤其是其中的阶级分析，才能使我们心明眼亮，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而使我们的事业无往而不胜。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