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周总理的身体急剧消瘦，癌症已经发生转移，情况变得愈加严峻。6月1日，他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开始了第一次的重症治疗。从此，他的生命进入了更加艰难的阶段。那段时间，周总理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工作时间超出了常人的极限，身体负担几乎让他无法承受。为了国家，他毫不犹豫地付出了所有，而他却在不知不觉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即使住进了医院，周总理也从未停止过工作。

1975年9月，癌细胞大范围扩散，病情持续恶化。医疗团队为了避免周总理过度劳累，决定取消他的外事接待和室外散步活动，周总理也因此彻底与外界隔绝。然而，健康的恶化仍然无法避免。

周总理不管身体什么情况，每天都必须了解国内外情况，以前是自己看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参考资料等文件材料，后来无法坐起来，就按照文件密级和报刊分类分别由秘书、卫士、医生或者是护士念给他听。

1975年12月份以后，周总理进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给他念报纸的秘书赵炜开始有顾虑了。周总理对未来的政治形势很关心，每天听报纸，一定是想从报纸中找到所需求的信息。

1976年元旦一早，已进入弥留之际的周总理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地听到了电台的广播声，他知道是发表了毛主席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他赶紧让赵炜将当天的《人民日报》找来读给他听。

当周总理听到毛主席诗词中“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嘴角抽了抽，绽出几丝笑纹。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把报纸放在他的枕边。重病中的周总理显然十分欣赏这两首词，多次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当听到工作人员将词中的字音念错时，他马上给予纠正，听到有趣之处，他还会轻微地笑笑，偶尔还议论几句。

为什么重病的周总理会如此专注地聆听毛主席这两首诗呢？

事情还要从十一年前说起。

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不仅喜欢读毛主席那些已经发表的诗作，而且都十分关心毛主席新的诗作的问世，希望先睹为快。

1976年10月，邓颖超上交给国家一份毛主席1965年写就的两首诗词的清样，难得的是该清样上附有毛主席给她的一封短信，信中说：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毛主席致信邓颖超时用的清样，下附邓颖超对当时情况的说明，本件由邓颖超于1976年10月上交国家

可以说，这两首词，邓颖超、周恩来是最早的读者之一。

那么，邓颖超是怎么“压迫”毛主席写诗的，又是在1965年的什么时候？

关于“压迫”毛主席写诗的问题，在邓颖超上交的毛主席送她的《词二首》清样里，在铅印件下方空白处她写了一段说明：

“一九六五年夏毛主席接见女外宾时，我作为陪见人，曾问主席是否作有新的诗词？我说很久未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故在主席批送他的词二首的批语中用‘压迫’二字。”

邓颖超亲笔说明所谓“压迫”毛主席写诗的事，发生在1965年夏陪同毛主席会见女外宾时。那么，1965年夏邓颖超陪同毛泽东会见女外宾有几次，她在说明中所说的那一次是指哪一次，时间是几月几日呢？

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考证：

“夏，一般指一年中的六、七、八三个月。经查阅邓颖超的工作台历，在六、七、八三个月中，台历上记载她陪见外宾只有两次。一次是6月28日，台历记载‘下午，陪见坦桑外宾’;一次是6月29日，台历记载‘下午，陪见卡瓦瓦夫人’。这两次，她陪同的是我国哪一位领导人，是不是毛泽东，台历上没有说明。

于是，我又查阅《人民日报》的报道。1965年6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有一则消息：‘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今天下午接见了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团员……接见时在座的，有邓颖超、曹孟君。’6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也有一则消息：‘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接见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团员……接见时在座的有邓颖超、曹孟君。’

由此可知，邓颖超所说的1965年夏陪同毛泽东会见女外宾，是1965年6月29日这一次，也就是说邓颖超‘压迫’毛泽东写诗的时间是1965年6月29日。”

十年后，这两首词在《诗刊》1976年1月号上公开发表，首都各大报都在头版转载了。

元旦这天，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从广播里听到了他十分熟悉的这两首词，心情十分激动。他让身边工作人员买来当天的报纸，读《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给他听。周恩来弥留之际，工作人员看到的，他对毛泽东诗词的那种热爱，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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