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事务繁忙的周总理收到了工作人员转来的一封没有署名的挂号信，信封里还夹着一张1.2万英镑的银行汇票。那时的中国，一个普通国家干部的月收入一般不会超过100元，即使是周总理本人，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400多元。那封匿名信中写道：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今天通过银行给您汇去了英金一万二千镑。这些钱是我们这些年来从我们工资内节省下来的。我们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这些陆续积累下来的钱交给国家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但是由于目前的情况，我们还不很清楚应该通过何人将这笔钱交给国家才是稳妥可靠……我们诚恳地希望您将钱收下用以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

1966年，周恩来(前排左一)在河北省隆尧县白家寨公社白家寨大队视察地震情况。(新华社记者 袁汝逊/摄)

知道事情原委后，周总理很是感动。他把信和汇票转给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立教，并作出批示：“精神可嘉。但个人的收入交给国家，国家不能收。要尽快找到捐款人，把钱退回去。”信中并没有关于汇款人的任何线索，钱是从中国银行汇出的，但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查找捐款人的事无法正常开展。为了这笔捐款的安全，负责调查的工作人员就仍然以周总理的名义，先将钱存入了中国银行。多年后，这笔存款渐渐被遗忘了。

直到1997年，即周总理去世21年后，在中国银行内部的一次账务审计中，这笔存款才被意外发现。时间已过去30年，将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并加上利息，这些钱在1997年的价值已达46.7万元人民币。随着调查深入，一个让人感动的跨国故事浮出水面，捐款人的身份也终于水落石出——一对已退休的老夫妇刘本堃和刘道蕊。

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在办公室工作

1918年，伦敦姑娘多利·梅·史密斯(Dorothy May Smith)出生在一个产业工人家庭，1940年，伦敦遭到轰炸后，多利供职的贸易公司停业了，22岁的她应聘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多利除了担任柜台出纳，每天还要为上百名在英中国海员发放工资。多利发现，这些海员受到当地不良风气的影响，拿到工资后就到处吃喝玩乐，挥霍一空。多利经常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故国的苦难，并规劝来取薪水的中国海员给国内的家人汇钱，多利则尽力为他们减免汇款手续费。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生死存亡的阶段。为帮助祖国赢得抗战胜利，中行伦敦分行举行募捐活动，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官方都设立了募捐箱。多利无意中发现，中国官方渠道的捐款，很多并未能真正用于抗日或救助中国难民，募捐官收集善款后，会从中私自扣下一部分钱。更可气的是，为了能私吞更多善款，募捐官将官方募捐箱放在柜台的显眼位置，而把红十字会的募捐箱放在不起眼的地方。

多利实在看不下去了，她想出一个办法——把中国官方的募捐箱藏到银行柜台后面，把红十字会的募捐箱放到前面。被断了财路的募捐官发现多利动了手脚，恼羞成怒，便以“妨碍政府募捐，破坏抗战事业”为名，要求中国银行解雇多利。就在这时，一位叫刘本堃的中国青年勇敢地站了出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

刘本堃是多利的同事，1913年出生于北京，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他为人正直，了解捐款事情的始末，向银行领导据理力争，越来越多中方雇员也开始为多利抱不平。在他们的坚持下，多利没有被辞退。

多利的善良深深吸引着刘本堃，而刘本堃的正直也打动了姑娘的心。5年以后的1949年，多利与刘本堃在伦敦举行了婚礼。婚后，多利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刘道蕊”。

刘本昆和刘道蕊结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伦敦分行行内就是否承认新政权分成两派：一派承认台湾国民党；另一派则承认大陆人民政府，双方斗争激烈。刘本堃是支持人民政府的一派，为防止敌对派转移外汇，他联系行内4名志同道合的同事成立了起义小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封存银行资产，停办一切业务，成功保护了在伦敦的国有资产，并将它们顺利移交给新政府。刘本堃因起义胜利，荣升分行副经理；分行此后成立了党支部。

二战后，英国经济迅速复苏，刘本堃夫妻生活富足安逸，但刘本堃很想回去看看祖国的变化，渴望回到故乡和亲人团聚。刘道蕊尊重丈夫的选择，为了能一起回中国，她毅然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

经历十年的反复申请和等待，1967年，刘本堃携妻子、孩子从伦敦回到了阔别24年的中国。刘氏夫妇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变卖英国公寓得来的1.2万英镑取出来，按照之前商量好的做法，将钱捐给国家，便有了本文开篇的故事。

回国后的刘氏夫妇仍在中国银行工作。刘本堃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部工作，刘道蕊则在总行进口部欧美组负责制作各种单据，实际上就是打字员。此时正处于特殊时期，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都非常艰难。

刘本昆和刘道蕊

改革开放后，刘本堃、刘道蕊的工作都有了变动，刘本堃成为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部副总经理，刘道蕊成为人力资源部经理，负责培训年轻员工。刘本堃在197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刘道蕊则在1986年成为中共党员。

根据周总理当年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的有关人员，将存有1.2万英镑的存折送还给刘氏夫妇。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夫妻俩相继退休， 经济来源只有退休金，生活很简朴，加上那时 刘本堃长期患病，他们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刘氏夫妇仍然认为这笔钱已经捐出去了，坚持不收回。争执不下时，银行方面提议，把这笔钱作为爱心善款建立“刘本堃基金会”， 用来奖励日后银行的青年优秀员工。老两口同意了。

晚年刘道蕊

“刘本堃基金会”设立次年(1998)，刘本堃去世；2013年，刘道蕊去世。而夫妻俩将积蓄奉献给一个新生国家的故事，仍在继续流传。

来源：《同舟共进》202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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