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飚为我从天落――为《那儿》而作
　　　　　　　　　　　　　　　
                           韩毓海

(本文删节稿原载《书城》杂志2005年第1期，全文将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1．1993年4月10日，一个共产党人死了――被极端右翼分子刺杀于约翰内斯堡的车站里。
　　克列斯 哈尼（CHRIS HANI，1942－1993），毕生献身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在南非黑人中享有崇高威望。然而，当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即将胜利的前夜，他却突然宣布放弃在非国大的一切高级职务，放弃在一个新的国家里可能担任的一切官方职务，因为“他已经决定再次献身于一个少数和充满矛盾的政党――共产党。”――而仅此一点，恰就构成了杀害他的理由。
　　在这样的时刻里（历史已经终结），在这样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宣誓成为一个“共产党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为今天，“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把它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反动的敌人呢？”
　　
　　克列斯 哈尼被枪杀几天之后，全世界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加利福尼亚开会，为了纪念这位刚刚牺牲的“共产党人本身，纪念这个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共产党人”，被神圣同盟们反复妖魔化了的“妖魔们”，在这不合时宜的、“密谋性质”的会议上，终于第一次站出来，公开宣布承认自己的政治立场。也就是在此时，法国伟大的思想家雅克 德里达以交响乐章的叙述方式，发表了他毕生最光辉的演讲文献――《马克思的幽灵们》。
　　据我所知，当下中国的德里达信徒还没有哪一个敢于面对作为“马克思分子”的德里达，正如他们从来也不敢面对作为“共产分子”的加西亚 马尔克斯。恰恰相反，今天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如这个学说的创始人早就预见过的：不过就是将它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并将自己思想上的敌人骂为“新左派”――而除了这运用了100多年的陈旧伎俩之外，它们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了。
　　今天，使我不得不冒险回到阔别了10余年之久的“当代文学批评”工作的，恰恰也是一个同样的理由――一个公开承认自己立场的理由。
　　因为今天，有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死了――在一篇叫做《那儿》的小说的结尾，他是用自己设计的汽锤砸死了自己――他选择的死法特殊：栩栩如生然而却身首异处。
　　而这与其说是“死亡”，不如说是“断裂”：因为所谓“身首异处”，无非是头脑与四肢、灵魂与肉体、是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断裂。而恰恰是通过这种必要而致命的“断裂”，他才使自己超越于形形色色，关于头脑与四肢、灵魂与肉体、物质与精神的叙述之上，――一句话，才得以超越于一切现存的、既定的知识“命名”方式之上，从而他才能成为一个“幽灵”，――成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确证其存在的“唯一存在”，一种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实现，而却“一定要实现”的可能性本身。
　　一百多年前，学说的两位创始人就这样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今天，小说的作者则这样写道：“因为那才是他真正热爱的一种生活，那才是他身心舒畅灵魂飞升的舞台。”
　　而今天就是幽灵回归的时刻。
　　这个幽灵，这个化名为“朱卫国”的幽灵，在他由四肢和头脑复归为幽灵之前，还留下了“一堆新打的镰刀和斧头”，也留下了妻子寒风中的苦苦质问（“你怎么这么傻啊？不值啊真的不值啊！”）――而这些都意味着如下疑问：难道“朱卫国”是为一个“已经确证其存在的”东西殉节吗？抑或――他是为一个虚构的“理想”而走火入魔、陷入迷狂吗？
　　要回答这些，我们首先必须明了的是：问题从来不是现实的、已经确证其存在的，从而令其对手放心地以为“不过如此”，并得以妖魔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乃至无产阶级特殊阶层（例如前苏联和镰刀斧头）。问题也不在于作为心灵慰藉，从而与“黑暗庸俗的现实”构成二元关系，比蓝天都遥远的，天国宗教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
　　因为问题恰恰在于：作为“幽灵”而存在的共产主义，问题恰恰在于：幽灵般的思考与行动。
　　而我们所谓幽灵般的思考，就意味着必须将“无法确定其存在”的东西当作思考的前提――甚至“唯一的存在”来对待，而幽灵的行动，则意味着宣誓那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一定要实现”，――并从这里开始漫长而无望的斗争。
　　于是，问题也就不在于永远从“现实出发”的“现实主义”，也不在于永远陷入到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分裂中苦苦挣扎的“现代主义”，更不在披着后工业社会外衣的原始社会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问题恰恰在于：什么是幽灵化的写作。因为幽灵式的写作，必须怀抱着对“无法确定其存在”的“存在”最高度的敏感，同时，必须竭尽全力，一定要将“永远无法实现的东西”在文本中“实现”、并且竭尽全力去完成。――而我认为：这恰恰就是小说《那儿》完全不同于当下中国所有的写作之处。
　　因此，不能离开这样一种幽灵化的视野去谈论小说的种种包括其缺点。因为这视野本身，是黎明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前进的大纛，爱与憎的纪念碑，它与一切圆熟精制没有关系。――它属于另外的世界。
　　“那儿”的世界，本是当代知识、所谓“当代文学”的种种叙事所无法“命名”、无力界定的。
　　而恰恰在这个意义上，它又为当代知识、当代文学的自我反思，设定了一个基础、一条分界。
　　
　　2．从结构上看，小说《那儿》由三条线索构成，其中一条看起来采用的是“童话”叙事，这也就是讲述小狗罗蒂的故事。
　　在小说开头，小狗罗蒂由于咬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杜月梅，因此被小舅朱卫国抓起来“放生”。但是忠犬罗蒂却历尽周折，艰难跋涉，终于回到主人身边。而当罗蒂再次被送走的时候，这条狗却选择了自杀。
　　毫无疑问，忠犬罗蒂是主人公朱卫国命运的缩影。而作者想苦苦追问的其实是：比起宁死也不肯背叛“主人”的罗蒂，为什么“人”的德行，还不如一条狗呢？
　　当然，我们不必简单认同“人不如狗”的讽喻，但是，认为这就是一句简单的讽刺那也错了。――因为如果往深里说，这里面就自有“人与动物”的辩证法在。
　　所谓讽喻，是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开始，在所谓“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口号声中，方诞生了“人的主体性”理论，才有了从《人啊，人》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人的文学”。――因此，“人不如狗”的故事，当然就构成了对所谓“人的主体性”神话的辛辣嘲讽。
　　所谓“人的主体性理论”的确是以“动物”为参照建立起来的。在马克思的第一部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讨论了人与动物界的区别和不同，特别是，青年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展示了他高超的辩证法视野。
　　实际上，也正是根据这个手稿，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们，才得出了人高于动物一等的“人的主体性”理论。因为根据这种理论，人与动物的区别乃是：人有语言、能创造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即人能创造一个“表象的世界”，据说这也就是人高于动物一等的“主体性”所在。
　　但是，《手稿》的作者却从来没有人道主义者那般的乐观、浮浅。在马克思看来，恰恰由于人不具备动物那样凭借“本能”而适应自然的能力，所以人才不得不发明和依靠“工具领域” 、“表象的世界”而维持自己的生存。换句话说：发明“表象的世界”，固然是人类“脱离”自然王国走向“必然王国”的开始，但是，这同样也是基于人根本上的弱点和匮乏使然。因此他才说：所谓表象的世界依然是“必然的王国”，而远非“自由的王国。”
　　实际上――与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家和浮浅的人道主义者、主体论者恰好相反，马克思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人如何为他自己发明的语言所缠绕、人如何为自己所创造的思想所束缚。而在惊心动魄的《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他则细致地描述了人如何利用“历史”而又反过来被“历史”所利用。最终，在伟大的《资本论》中，卡尔 马克思冷静地、细致入微地讲述了人如何制造商品，但又反过来跪拜在自己手造的物品面前的“拜物教”。工人制造了机器，而又如何为机器所排斥和管理的“物化”――“人们创造着自己的制度，但却为自己手造的制度所束缚。”“他们不知道却这样作了，只是到后来才想到去解释这象形文字的秘密。”
　　因此，我所谓马克思视野里的“人与动物”的“辩证法”就是指：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历史和制度（表象的世界）――即马克思所谓“象形文字的世界”；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人发明了表象的世界、依赖表象的世界、却最终为表象世界所束缚，从而，最终丧失了求生和生存的“本能”――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人其实反过来不如动物。
　　但是，那些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者”却说：当人转身拜倒在这些自己手造的幻影面前，即拜倒在这些文字、这些历史、这些制度脚下的时候，所谓“人的主体性”就算实现了。――而这却恰好是马克思所无情的批判、嘲笑的。
　　回首马克思的教诲，反思世界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运动所遭受的挫折，我们首先必须检讨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和斯大林计划经济路线。迫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野蛮资本主义造成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世界在1950年代启动了福利社会计划，这一计划通过许诺社会福利，维持了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成功地压抑了工人阶级运动――其战略是：给工人工作和福利，但绝不给他“能力”（掌握生产的能力和拥有知识和技术）。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斯大林主义的计划经济也同样如此，充分就业和福利待遇，是与工人放弃管理企业的权利――将此交给官僚――为前提的。
　　如果这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不如说是对工人阶级的阉割；如果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如说是对于马克思的背叛。
　　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因为他认识到，如果工人阶级没有掌握生产的能力，如果工人阶级不具备知识和技术，如果它放弃管理企业乃至上层建筑的权利――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人阶级会继续呆在那个社会主体的位置上而最终不被抛弃。
　　
　　3．“人与动物”的辩证法，其实不过是青年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它所隐喻的就是：“制度（表象世界）与本能”的辩证法。也就是在这样的辩证法中，马克思才展开了他对“工人阶级运动”的思考。
　　简而言之，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始终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求生意志、造反革命精神，放在种种制度的理性设计之上的原因所在。而且，马克思还认为：无产阶级依附于现存制度的过程，也就是其阶级本能不断丧失、不断退化的过程；――而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要依靠劳动者的“首创精神”，而不能将劳动者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任何现成的、好的“制度”之上――而在上世纪50年代，那种制度即是他所深恶痛绝的苏联“一长制”、官僚制。
　　　《那儿》的故事叙述的基本结构，正是将一个大厂的兴衰，置于制度（表象世界）/阶级本能的框架里，从而揭示了国企工人命运的辩证法。这种辩证关系是指：所谓“劳动者的制度”，如何变成仅仅对劳动者实行管束的制度，变成劳动者“自我管束”的制度，而通过管束和压制劳动者的生存本能，“劳动者的制度”，又最终如何走向牺牲劳动者的利益的不归路。
　　小说所描述的矿山机械厂走向破产的道路，因此具有了典型性：80年代工人本想分出一部分力量开发电冰箱，“可是上级就是不批准，说是要坚持为矿山服务的方向，好，就为矿山服务。”随后，看着“倒爷们”在厂门口倒卖调拨单，“简直是活抢”，“可领导还要我们维护大局。好，就维护大局。到90年代，等人家把市场瓜分完了，原始积累差不多了，领导说你们该下海了，要自己在市场经济中学习游泳了，也行，就学习游泳。――好，他看你还不垮，他就给你换领导班子。非把你搞垮不可。”
　　众所周知――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原本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主干的国有企业（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开始不断陷入困境，对于这种困境之造成，今天当然需要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而在种种解释中，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背负着严重的税务和社会负担，国有企业在所谓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严重不平等地位，是这些企业不断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自1984年以来，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利润数量都是大于税收的，而国有企业的税收数量却是利润数量的3.85倍，1995年，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企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的29.2％，而上缴利润则占48.8％。――我想谁都明白，按照这样的方式发展下去，国有企业的命运可想而知。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从那时起，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厂长们没有选择“说真话”，而是选择消极回避乃至破罐子破摔呢？为什么作为“主人”的国有企业职工同样是心存幻想，而最终选择了消极回避的“个人顾个人”呢？――这里的道理或许再简单不过了，国有企业职工之所以长期忍受这种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就是与作为“主人”的国企工人阶级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官僚科层制度中，实际上丧失了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有关。
　　因此，当小说将工人阶级的命运置于阶级本能/制度设计、现实处境/崇高理想、卑微的客体脚色/夸大其词的主体形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之中时，小说就获得了叙述的基本动力。从而才得以深刻表现公有制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矛盾处境――其中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与其“阶级本能”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当虚构的人主体性、阶级的主体性成为束缚的工具，被压迫、求生存的斗争本能，才能在所谓“主体性”的废墟上复活。而如果中国还存在一个鲁迅所代表的左翼文学传统的话，那么，《那儿》的价值就在于：它力图在当代的语境下进一步回答，什么是鲁迅所谓“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实际上，所谓主体性的虚构，从来就是湮灭现实的生存意志和斗争本能的借口与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当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谈到无产阶级时，总是将无产阶级受压迫的“现实处境”，而不是其“崇高理想”、抑或对无产阶级形象的“崇高想象”放在首位，这也就是为什么，卡尔 马克思总是将无产阶级基于“生存条件”而产生的“求生本能”，而不是其乌托邦制度想象放在首位。
　　他反复这样教诲我们说：
　　
　　“问题不是这样、那样的无产阶级,或者所谓无产阶级全体本身,他们当前把什么东西作为目的而想像。而什么是无产阶级,而且相应的――他们的存在，他们在历史上被迫使做什么,――这些才是问题。”(《神圣家族》)
　
“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劳动者阶级没有把奇迹期待于公社身上。他们根本不拥有该由人民的命令来开始的、任何现成的乌托邦。······他们除了解放在崩溃过程当中的旧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所孕育着的新社会的诸因素之外,没有其它任何该实现的希望。”(《法兰西内战》)
　　
　　而在另一段广为引用，而又广为误解的教诲中，马克思正是通过比较“人与动物”的不同指出：人在表象世界里逐渐丧失“本能”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无产阶级在被机器所管理的生产活动中丧失自由的隐喻：
　　“······我们作为前提的劳动,是只属于人的形式的劳动。蜘蛛做类似于纺织匠的工作,蜜蜂也由其蜂巢来使得多数人类工匠脸上无光。不过,原来即使最低级的工匠之所以也都优越于最优良的蜜蜂,是因为工匠在实际用蜡做蜂巢之前，在脑海里已经做过。于劳动过程的开始时在劳动者的头脑里作为观念而存在的东西,到了劳动过程的最后作为结果而出现。
　　劳动者不仅使自然变形。同时也在自然里实现自己的目标。其目的是他所知道的,而且应该是控制他的行动并且使他的意识顺从于它的。而且还不止于让意识听从。在整个劳动的持续期间,除了在劳动着的器官的紧张之外,还需要作为注意力而出现的合目的意识。”(《资本论》)
　　这当然绝非“童话故事”，我们也完全不能简单地从中得出“人优于动物”的结论，因为这无非是从“春天的童话”，走向“冬天的童话”的辩证法。
　　因此，当学说的创始人们呼吁无产阶级“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时候，――他们也无非是说：“人与动物”之不同在于，人是自己创造的语言、历史和制度囚牢里的奴隶罢了。
　　
　　4．作为描写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命运的小说，《那儿》首先要面对的是：谁是无产阶级阶级？如何界定无产阶级？――这是一个需要历史地回答的问题。
　　而马克思本人在界定德国无产阶级的起源时曾经这样说：
　　
　　德国无产阶级是随着刚刚着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遽解体过程、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不难看出，与马克思的上述对无产阶级的界定相类似的，其实是当代中国“农民工”，而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国企工人，却并不能被“天然地”理解为“无产阶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曾经是计划经济大厦中“国家干部”的最后一个等级。而在1980年代学习东欧特别是南斯拉夫企业承包和奖金制度的过程中，大企业的职工，一度则成为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级”的后备力量，而在那个时候，他们除了自己的奖金和家里的电器几大件之外，的确很少关心社会以及社会的其他阶层。――或者说，即使他们关心社会，也不过是马克思所谓“市民社会性质的关怀”：“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即当自己这个阶级既有了钱又有教育，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们之后，这个阶级才能考虑解放整个社会。”
　　悖论的是，如果没有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战略造成的社会解体和下岗失业运动，那么用卢卡契的话来说，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也许只能具有“封建等级意识”和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而或许永远也不能获得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意识”、首创精神、主动姿态。――特别是那种被历史逼迫而造成的“远大总体眼光”：与市民阶级的自我意识相反，所谓无产阶级意识不是指工人阶级先解放自己，然后再去解放社会，而是无产阶级除非解放全人类，然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而这也就是小说主人公朱卫国在普通下岗工人面前遭遇的尴尬，这也就是当年的工友们，如今对他的置疑：“你能代表工人阶级吗？你早就是国家干部了，你早就不是工人阶级了！”
　　由于在买断工龄和转制中两次“欺骗”了工友，自认为是工人阶级一分子的朱卫国，终于被在下岗运动中沦落为“无产阶级”的原“工人职工”兄弟姐妹们开除出阶级阵营――也恰恰是这种丧失了“阶级归属感”的焦虑、震撼和打击，才是朱卫国一度陷入“失语”状态的原因所在。而这种丧失归属感的焦虑对朱卫国造成的病状，与刘恒的“张大民”的症候表现相反而实则相同：后者的表现不是“失语”，而是话语的完全失控和满嘴言不及义、胡言乱语。
　　在由市民阶级的自我意识向无产阶级意识转换的过程中，“张大民”们发生了“梗阻”，于是：现实处境是无产阶级的，而意识却是“市民社会”的――这就是在社会解体过程中从原有的“国企职工”转向无产阶级的劳动者的“一般精神状况”――这个阶级在诸如《东北一家人.》之类“搞笑剧”的自虐式快感中，表达着其压抑、悲情与无奈，更表达着其根深蒂固的软弱和浮浅。
　　因此，小说《那儿》的另一个线索，就必然是主人公摆脱焦虑、压抑的释放过程，这也就是他突破等级意识、自我意识，形成无产阶级意识的过程。而在这个线索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杜月梅。正因为“杜月梅”不是“李云芳”，“朱卫国”才不是“张大民”，正是这个无产阶级女性使得朱卫国重新获得了归属感，因为在杜月梅眼里，朱卫国不是工会主席，不是既得利益者，他首先――是个“男人”，一个曾经当过她的师傅的、她爱过的男人。
　　进一步说：“张大民”之所以理智，不过是因为“李云芳”比他更理智。而朱卫国之所以“疯狂”，首先是因为杜月梅“疯了”：
　　
　　小舅呆掉了，接着浑身簌簌发抖。他说：你是说，拼了。
　　杜月梅眼睛亮着：拼了。
　　小舅：可是，可是――
　　杜月梅：可是什么？
　　小舅：可是你愿意拼，我愿意拼，大家都愿意拼吗？
　　杜月梅没有回答。她坚定地瞧着小舅，瞧了好大一会儿，然后调头就走。她越走越快，然后再也没有回头。她举着一把小花伞，碎碎的那种小花，在灰蒙蒙的烟雨中越走越远。
　　我相信，那一刻在小舅眼中，这是一团火，而且突然就燃烧起来。
　　后来我想，这种点子也只有杜月梅才想得出来。这用信任解释不了，用爱情也解释不了（爱情没有那么伟大）。根本的原因是，这是一种在绝境中求生存的本能。
　　
　　于是，朱卫国首先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男人”，他求生存的“本能”在无产阶级“女性”的视野里复活，而后，他才在阶级斗争的舞台上复活――口若悬河，仿佛变了个人。
　　在求生的本能中，在解放的欲望里，“自我”和“超我”都将被轰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顺着这样的线索朱卫国得以重生，这并不意味着弗洛伊德改造了马克思。恰恰相反，是弗洛伊德将马克思“总危机”的概念，发展到了伦理和精神危机的领域――如果没有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弗洛伊德将一事无成，如果换一种视野，这类情节就不得不堕入当代中国的“身体写作”中去。
　　
　　5．美国《外交》杂志2004年7－8月号发表了麻省理工学院乔治 j 吉尔博伊的文章《中国奇迹背后的迷思》。――这是一篇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引起深思的好文章。
　　该研究指出：中国经济20多年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的危机更是清晰可见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其实是建立在技术竞争力的严重下降的基础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中国的高科技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企业主导的。二，中国企业严重依赖外国核心技术，三，中国企业缺乏吸收、推广、研发新技术的能力。
　　乔治 j 吉尔博伊认为：造成这三个致命原因的就是中国在解散国有企业方面存在失误：私人企业对于长期技术投入天然缺乏热情；而外资企业本来就是对中国采用技术保密的。中国唯一具有技术投入渠道和技术力量的其实是国有企业，但在国有企业垮台后，各个地方按照自身利益不断重复建设，彼此残酷竞争，结果就没有谁可以在技术上真正作大作强。
　　如果这一研究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们必须思考的相关问题是：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与军事和能源（例如《那儿》所描述的矿山机械厂）相关的战略性产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柱，而不是包袱。围绕着国企改革的争论，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性问题。
　　1840年，当GNP指标占世界1/3的清王朝被GDP不足其1/9的英国打败，残酷的事实就昭示了一个被今天所谓的历史学家们有意遮蔽的结论：清王朝的落后，不是经济落后，更不是财富落后，而是国家能力落后――特别是：缺乏将财富运用于军事和能源开发相关的产业的能力。而这一点，首先被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意识到了，他如同李斯特观察德国一样看出：中国并非缺乏商业、缺乏财富、缺乏市场，中国的失败是因为她缺乏将财富和经济转换为“强力”、“能力”，从而无法自立于世界。
　　但是，自1927年起，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势力背叛孙中山，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洋奴、买办和依附型发展道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铁路总长度，竟然还不如日本人在东北所修――一言以蔽之，在洋奴、买办的“四大家族”统治下，中国连钉子都造不出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业可言。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才确立起来的。为什么要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起码是基于两个中国现实状况得出的必然结论：一，中国城市的工商业生产资料非常弱小。二，这些弱小的生产资料极其零散，更为极其零碎的“产权”所分割，其产权交易成本，大大超过产品的成本。这就是中国工商业无法发展的根本瓶颈。
　　因此，在工业生产资料严重匮乏的中国，只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跨过私有产权的瓶颈，才能避开由于微不足道的“产权”，导致的“交易”所造成的巨大成本，迅速形成生产资料的规模，将全部力量投入到生产和建设中去。
　　事实胜于雄辩。在发展中是没有什么普遍规则可循的。在帝国主义面前，更是没有多少市场空间留给中国的。如果没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旧中国，就不可能一跃成为一个拥有两弹一星、核武器，在石油、矿产、钢铁、机械方面居于世界先进地位的新中国。
　　但是，今天那些鼓吹单方面与世界接轨的人们也许从来不想让公众知道：他们作茧自缚的那些包括自由贸易在内的所谓世界规则，是帝国主义列强（例如美国）历史上从来不遵守，今后也不打算遵守的。他们也从来也不提：当鼓励国家财政为中国的战略、能源产业“断奶”的时候，这些中国的国家命脉产业只能向国际垄断资本求食。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拆毁国内的垄断，其真实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国际垄断资本大肆兼并中国骨干企业开绿灯。而当他们把中国工业、特别是战略和能源产业的发展希望，寄托在“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的时候，也从未正视过自始至终、一演再演的无数残酷的事实：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1996年美国在技术上遏制中国，今天，俄罗斯和日本携手在“安大线”能源问题上，再从背后插我们一刀。――而且，在他们津津乐道的“世界加工厂”蓝图中，这些人竟然没有考虑过：如果放弃、拆毁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勒紧腰带发展起来的核工业，如果没有“大庆精神”，那么中国现有的能源水平不但不足以支撑一个“世界加工厂”，而且，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那其实就是说说而已，因为它是缺乏起码的现实基础的。
　　而“社会主义救中国”、“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工农联盟为基础”――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意识”的核心。这是残酷的历史经验铸成的血的教训。
　　邓小平曾经这样语重心长地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是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在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我想，今天许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者，当然是很不喜欢他的这些话的，因为今天，我们不能不看到，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主张一股脑拆毁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战略和能源产业（无论是分给经营者还是分给全体职工）的“分家理论”，其目标说穿了，其实就是“分中国”――是邓小平同志说的：瓦解中国而已。
　　而这样的理论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高天滚滚寒流急”，将发展和生存的问题，误导为“分家”的问题，如果说这是一股“逆流”的话，那么它的产生也有其必然性。
　　1975年，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清醒地注意到了现代化社会本身内涵的矛盾和后果。
　　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视野里，毛泽东同志高屋建瓴地将这一现代性矛盾描述为：“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矛盾。而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则与“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的目标密切相关。
　　因此，根据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矛盾的深刻认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主体的工人阶级面临的双重任务就是：一，将提高工人阶级的技术、知识能力，管理和经营能力放在首位，甚至包括设想工人阶级在文化、意识形态――特别是管理领域中真正掌握企业命运――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乃当务之急，而陷入“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满足于“好行小惠”，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工人阶级对于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器的真正落实。（因此，1970年代末期，诸如“七 二一工人大学”等尝试就是为了探索工人阶级管理、掌握企业命运的道路而提出。）如果一旦工人阶级丧失能力，则无法最终掌握自己的名运。二，必须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保持工业与农业发展的平衡与互动，保持工业对于农业、特别是农业机械化、产业化的支援。从而逐步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先是农业支援工业，然后工业必须支援农业和农村。
　　1975年，邓小平在国务院制订《工业20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发展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始终要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一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
　　邓小平的这一讲话不但解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工农联盟”的根本意义，也解释了“四个现代化”为什么将“农业现代化”放在第一位。
　　在由此开端的国有企业改革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委书记、厂长一长制”，“强调建立企业中独立的生产指挥系统”，强调这一系统“必须同群众管理相结合”，邓小平指出：这种管理的核心就是“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总之从“从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市场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工人阶级必须管理一切”，并以此结束“企业方方面面无人负责的混乱局面。”
　　也正是由于坚持了工农联盟的方向，坚持工人阶级自主管理企业的经验，同时辅之以市场手段、物质奖励、按劳分配和岗位责任，才比较好的处理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国有企业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6．但是，反思既有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回顾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其内涵的矛盾的深刻理解，我们同时不得不承认：在这些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曲折和反复表明：国有企业的命运，的确深刻凸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在工农联盟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两个最基本方面，我们多年来既有的探索，依旧没有突破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矛盾和困境的深刻思考。
　　例如：1970年代后期，工人阶级先是在突破这一矛盾困境的过程中，陷入混乱的争权夺利、“打派仗”；随后，在1980年代前期，中国国企工人阶级则沉醉于南斯拉夫式的物质奖金“刺激”，幻想着通过计划经济下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的梯子，爬入“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天国，而却置工人阶级管理企业、占领文化和上层建筑的历史使命于全然不顾。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解体，为农村发展服务的机械、钢铁、化工企业因之丧失了最大的市场，也就必然面临解体命运――在工农联盟破裂的地方，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是无法独立生存、斗争下去的――当工人阶级无法将他自己的命运与其同盟军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起来的时候，工人阶级自己就是没有前途的。――这已经是被历史所证明。
　　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尤其不能不反省地认识到：在既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更多表现的不是高度的历史的成熟，而是历史不成熟；更多表现的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矛盾的漠视，而不是深刻理解。工人阶级更多表现出的是缺乏“无产阶级意识”、远大眼光，而不是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意识”、具有远大眼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缺乏具有远大眼光的知识分子，同样更缺乏成熟的无产阶级。
　　今天，知识分子的堕落与工人阶级的沦落，都不是偶然的。
　　同样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无论是退回到原有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1980年代的物质刺激的“怀旧”论调，恰恰是放弃了对于工人阶级自身缺陷的深刻反省，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无助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大业――如果说，小说《那儿》有什么重要缺陷，其最大的缺陷也就在于：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及对1980年代物质刺激时代工人阶级状况的无意中的怀旧式美化。而正是由于对于作者而言这是下意识和不自觉的，所以，它才尤其掩盖了小说应有的对于工人阶级自身命运、任务的反思――从而多少流于“同情”。
　　无产阶级是不需要任何的“同情”的――因为无产阶级从他一诞生起，就天然地缺乏这种属于“市民社会”的“情感”，无产阶级需要的是在反思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力量，他就首先必须与这种小市民的“共感”决裂。
　　马克思式的本文总是有多重结构、多重线索的――尽管它往往只有一个主题，一个必须面对的课题。马克思式的文本也总是反思性的――那就是为了深入地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1922年，流亡于维也纳的卢卡契在巴伐利亚起义失败之后，撰写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他用封建意识－自我意识－无产阶级意识的结构，重写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自我意识－精神，或者说，以德语重写佛家“非我－自我－无我”的三重境界。正是基于工人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卢卡契认识到：如果工人阶级寓于眼前利益、如果无产阶级只有“自我意识”，那么他们的眼睛就只能盯住“这儿”或者“那儿”，从而就无法获得一种“总体的眼光”――即获得“英特那雄耐尔”的视野――因此，所谓“那儿”与“英特那雄耐尔”的区别，也就是“自我意识”与“无产阶级意识”之间的区别。
　　那么，什么是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意识？马克思本人这样说过：
　　
　　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为人的全面丧失，并因而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
　　
　　因此，所谓无产阶级意识也就是这样的意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样的意识，只有从“求生的本能”中才能产生，因为无产阶级“本身表现为人的全面丧失，并因而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
　　所谓“求生的本能”，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权”。
　　也正是在这样的视野里，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无产阶级，只有拯救他们的企业，才能拯救他们自己。
　　而无产阶级拯救自己企业的方式，也就是小说最后所写道的：劳动者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方式，自己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和销售――进而逐步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这种最基本同时也是最彻底的方案，却是那些名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则推行彻底“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者们连听也懒得听的的方案。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这是唯一的“不是与他们的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的方案，对那些人而言，所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就是句屁话而已，而按照他们的改革方略，人间只有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条康庄大道，否则就是走错了路，走了“之字形”，――而要把“之字形”挑直了，那就必须实行“连锅带煎坏的鱼一起扔了”的休克疗法，即从原始社会踏踏实实重新来过――重新一步步走向资本主义。而作为这些智叟们设计的一个著名的“案例”，前苏联却在踏踏实实回到“原始社会”后，而几乎就“休克”在那里再也出不来了。
　　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这种休克疗法的后果，因此，它时常散发、飘荡着原始社会的气息不足为奇，诚如陈果在《榴莲飘飘》中所写道的：“男的追、女的跑，按到地上搞一搞，――掀起了原始社会的性高潮。”――而在一片混沌的丛林法则中，站起来的是传媒和商品洪荒时代的宇宙观，――它的摩登学名就叫“后现代主义。”
　　 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而言，20年已经足矣。
　　但也正是这一切，使得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马克思的警示：社会主义，――或者野蛮。
　　
　　
　　7．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特别是不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在一个历史终结、全球化的时代，同样也是如此。
　　从《铁西区.》、《盲井.》到《那儿》，中国工人阶级以令人震惊和绝望的形象，再次出现在文学的视野中。但是，――这就是那个以巴黎公社的原则为全人类提出了光辉灿烂的乌托邦的阶级吗？这就是我们在《红灯记》里所看到的：以伟大的阶级意识超越了血缘关系――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但却比亲人还要亲的阶级吗？这就是“用我那大吊钳推着地球转，回首起风雷顽石要打穿”的阶级吗？――我想不是的。由于在计划经济的卵翼下沉睡得太久，由于在80年代小资产阶级意识中浸润太深，――特别是，由于在90年代“流氓无产阶级”的虚无主义氛围中难以自拔――这个曾经伟大的阶级，早已经丧失了冒着资产阶级的枪林弹雨为全人类争自由的战斗精神，这个曾经伟大的阶级，早已经丧失了以阶级团结拯救社会瓦解的赤诚道德，这个曾经是人类希望的阶级，早已经丧失了屹立在冰天雪地中，为中国、为劳动者争口气的豪情壮志。
　　这就是《宣言》的作者为什么反复告诉我们：工人阶级不但是要在与资产阶级的较量中站立起来――而且，无产阶级必须在与“流氓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真正站立起来。
　　2004年10月，纽约36街的剧院里，一部叫做《THE TAKE》的记录片正在上演。
　　电影讲述了阿根廷金融危机之后的景况，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最终结果：银行破产，富人一夜之间将国家财富席卷而去，留下满街空空如也的提款机，而老板临行前裹走了所有的工资，留下破破烂烂的工厂和失业的大军、不名分文的家庭、嗷嗷待哺的孩子。
　　工人们不得不生产自救，打扫工厂，开动了机器，民主选举管理者，建立工人劳动组合――于是，奇迹产生了，有了产品，有了市场，有了工资，孩子有了奶粉，妻子有了笑容。――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创造人类的幸福要真正靠自己，没有私有制而有劳动者的民主，地球原来转得很好。
　　可惜，好景不长，老板们又回来了，他没有提到拖欠的工资，而是要索回“自己的工厂”。钱后面有权，权后面有枪，老板们有绿卡，他们身后是美国。――面对威逼和利诱，工人再一次妥协了，分裂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工人的妻子们站出来，在瓢泼大雨中，妻子和母亲们手挽手铸起人墙，一个卑微的愿望在雨中坚定――保卫自己的工厂，保卫奶粉和粮食。在瓢泼大雨中母亲和妻子放声歌唱，这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歌唱唤回了他们的丈夫和儿子：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作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那一夜我听到了穷人的歌唱，穷人的生长，穷人的创造和穷人的力量――那是救世主在人间默默哭泣。
　　那一夜友人打来电话，她困惑一个熟读马克思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即使为穷人写写文章。她说那么从此就不要再谈马克思吧――因为卡尔 马克思不过是在欧洲各国流亡的没有绿卡的民工，他原本就不该进知识分子的殿堂。
　　既有的思路逐渐轰毁，我不得不反思我既有的知识，也不得不将那些天花乱坠、杂乱无章的知识逐渐建立在现存的世界里，建立在争取人们的自由与解放的真实斗争中。――也许正像当年学说的创始人们所作的那样。
　　因为――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车衣厂，从罗马到汉城，今天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国际歌》循环往复，再次响起。是贪得无厌的跨国资产阶级，使得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世界无产阶级再次与马克思慈父般的面容狭路重逢。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是幽灵的指令，这就是卡尔 马克思慈父般的声音。
　　这声音如同母亲召唤孩子回家，如同父亲召唤儿女们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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