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仰望星空，首先映入眼帘的，总是灿烂星辉，而不是深邃无边的黑暗——越是巨大的存在，越容易让人忽视其存在，从而成为背景。　　

当人们注目于所谓“特殊利益集团”时，会发现一个一直被忽视的惊人事实：虽然人们知道特殊利益集团是当今中国最富有的一群人，聚集了大量财富，那些被推在台前的“富豪榜”上人物，根本和他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有哪些背景，又进行了哪些成功的“商业操作”，拥有何等财富？——不要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商业机密吗），在现代信息社会，网络的力量无所不在，海外舆论更非国内权力所可约束，只要有一个信息源，有一位“知情人”愿意透露，相关信息就会铺天盖地。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特殊利益集团的构成、财富及其获得过程，仍然朦朦胧胧，媒体上也只能得见一鳞半爪，构不成清晰的图景。　　

难道他们的保密工作就做得这么好，战胜了媒体，战胜了网络？难道他们内部就是铁板一块，不会因分赃不匀而心生愤恨，不惜“曝棚”？正是从这一反常事实中，人们可以窥见特殊利益集团真实状况之一角：他们的分利模式已经十分成熟，“内部人”之间基本已可做到利益共享，真正实现了十六大所提倡的“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内部人之间，固然因权势大小、机会远近之不同，做不到老一辈革命家所向往的绝对平均主义，但其中的“不均”，也只是分利多寡之别，不是有无之别。更重要的是，对于怎么分配利益，圈内早已形成规则，此规则似乎即使是权势最大者也不能随意更改。于是，只要进了圈子，每个人都能分享到圈子外难以想象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还是可以明确预期的；即使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不可抗力，例如偶然被媒体曝光，或者政府被迫做出某种姿态）而利益受益，根据规则也能获得相当补偿。当然，补偿的来源还是国家的钱袋。在这方面，早已为人所知的经典案例是2006年至2007年的山东鲁能案：价值738.05亿元的优质国有资产被人以37.3亿元买断，事情被《财经》杂志曝光后，国资委被迫中止交易，700亿资产重归国有，但却要多付给对方9个亿（被瓜分者还必须赔瓜分者9个亿，这本来是只有在革命样板戏中“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时才会出现的情节），还留下一个尾巴“该等转让价格根据鲁能集团2007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报告结果据实调整”——“据实调整”的结果，当然只会是赔给瓜分者更多。对此，媒体已无力介入，具体“结果”外界也就无从得知，因为“内部人”已经警惕起来了。只要他们警惕起来，就能封死一切信息外泄。此前的被曝光，固然有《财经》杂志出乎意料的胆大与执着，更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对方没有在意，没有严防——没有想到，小小一只麻雀也能折腾起风浪。后面就好了，一切都被掌控起来，时至今日，公众还不知道在背后主持瓜分的，究竟是何方神圣？海外虽有传言，各种流言满天飞，但都不足令人信服。　　

正因为有这种“共同分享”的利益格局，以及利益受损时的补偿机制，对特殊利益集团成员来说，现在确实无愧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相关的“知情人士”，也能分享到一定的利益和方便，成为“利益共同体”之一员。于是，也就没有人愿意自曝什么，使得这种状况“不可持续”。　　

当特殊利益集团分去太多蛋糕，引发民怨后，政府开始着手调整。但是，几年下来，人们看到，调整都是在利益增量的边际上做文章，以不破坏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为前提。因此，从增加的财政收入中，在基本满足利益集团分配后，将剩下的部分多分一点给低收入群体，是可以做到的。短期而言，这样做也效果明显；长期而言，虽然在这些环节、渠道上又可能滋生新的特殊利益集团，形成新的分利模式，但毕竟无权势的群体多少也能分一杯羹，仍然值得肯定。然而，那些直接触及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调整，例如调控房价，却很难进行下去。按中国的体制而言，本来政府应该是最有调控能力的，但偏偏就是调不下去。已经捏到手心的“死鱼”（例如去年年底曝光并督促地方政府处理的18幅闲置土地），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指缝间滑走。其中奥妙，自不待言。　　

由此透露的信息是，所谓特殊利益集团笼罩范围之大，背后权势之强。毫无疑问，他们就是当下中国最有力量的一群人。幸运的是，这一因利而结合的群体，并不在“中国走什么道路”之类的空泛宏大议题上过分坚持，他们只坚持自己的利益。利益之外，他们也可以表现得开明，富于道德情操，甚至偶有慈善之举。不用怀疑，几代之后，他们很可能就是最赫赫有名的慈善世家，甚至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开明的领头人物。但在今天，只要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就会化身“黑洞”，让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当然不是中国现状的全部，但确实是今天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是星空中那无所不在的巨大黑色背景。由于这种背景的存在及其难以遏制的扩张，其他人的生存空间不得不不断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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