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一文质疑

奚兆永

  11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4版发表了一篇延春写的题为《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的文章，一些媒体竞相转载，我是在11月25日的《报刊文摘》上看到该文的。虽然该文被置于《报刊文摘》头版头条的位置，但是从网页的评论来看，反映却是负面的，大多数人都不以为然。今天，我在“谷歌”上以“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搜索此文，发现结果竟有708000条之多，说明此文非同一般，影响极大。但是，对于此文的观点是不是真有道理我却深感怀疑，故特为文提出质疑如下：

延文说，“现在很多人都以为‘三思而后行’是孔子的主张，其实这是误解。恰恰相反，孔子是反对三思而后行的。”

其实，“三思而后行”是一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成语，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孔子的主张，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是不是孔子的主张根本就不感兴趣，也不会想到要在这个问题上“正本清源”。

不过，既然延文提出要正本清源，我们也不妨对它较真一下。

延文说，我们不妨看看《论语》原文：“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见《论语·公冶长第五》。)这段话的意思是：季文子要三次考虑以后，才去做某一件事。孔子听到这事，说：“考虑两次，就可以了。”(译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论语通译》。)由此可见，《论语》中“三思而后行”并非出自孔子之口，而是季文子的行事原则。季文子，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左传》记载，季文子之为人，于祸福利害，计较过细。孔子对季文子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考虑两次就可以了。宋代学者程颐就此解释说：“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现代学者钱穆在《论语新解》一书中注解此句时指出：“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无足称。”这些注释赞同孔子的观点，对季文子的行事原则提出了批评，认为考虑过多就会生出私心杂念来，办事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不值得称道。

对于季文子的“三思而后行”和孔子的“再，斯可也”究竟如何理解，尽管延文找了不少根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一个无情的事实是，两千多年来，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把“三思而后行”作为劝导人们要多思而后才能行动的有益格言，而绝无将“二思而后行”视为更加正确的成语来使用的。

其实，对于季文子处事原则和孔子对其的态度，《左传》里的介绍和宋代程颐及今人钱穆的的注释，也不是不可以商榷的。查季文子为鲁国的上卿大夫，自公元前601年至公元前568年在鲁国为政33年，推行“初税亩”，使奴隶从井田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深得民心，以致民不知君而知季氏，是一个推动社会进步很优秀的政治家。而且他生活十分俭朴，“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是一个口碑极佳的清正廉洁的执政者。这些显然也都和他奉行“三思而后行”的处事原则有关，孔子显然没有理由对此进行批评和否定。当然，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子对于季氏搞“八脩舞于庭”是非常愤怒的，他发出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吼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页）但是，此事错的是孔子，而不是季氏。因为礼坏乐崩其实是社会在进步，维持奴隶社会的旧秩序倒反是逆时代潮流的。至于程颐说什么“三则私意起而反惑”，钱穆说什么“多思转多私，无足称”，更是毫无根据的。联系到今天那些些不学马列、不注意世界观改造而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的精英人士 来说，他们根本不要等到第三思才“私意起”或“转多私”，其第一思想的就是私，就是歪点子。这是一。二，从孔子说的“再，斯可也”来看，我认为把“再”理解为“二”似乎也太过狭隘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再”不可以解释为“二”；应该说，在许多情况下这样解释并不错，但是如果把它仅仅解释为“二”或认为只能解释为“二”，那就就失之偏颇了。比如我们发表意见，已经讲了好几点了，最后说，“再一点”，那它就应该是n+1，如果前面已经讲了五点，这个“再一点”就是第六点，而绝不应该是第二点。同样的道理，孔子在这里讲的“再”是针对前面的“三思而后行”的“三”说的，这个“再”的基础是前面的“三”，那么“再”就是比“三”还要多一点，而绝不应该是少一点，在这里将“再”理解为“二”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是非，还要联系孔子的整个思想。我们知道，《论语》里曾讲到到孔子的弟子曾参说“五日三省吾身”（《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孔子还说过，“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同上，第173页）《论语通译》对“九思”作了这样的今译：“君子在九个方面多用心考虑：看，考虑是否看得清楚；听，考虑是否听得明白；脸色，考虑是否温和；态度，考虑是否庄重恭敬；说话，考虑是否忠诚老实；做事，考虑是否是否认真谨慎；有疑难，考虑应该询问请教别人；发火发怒，考虑是否会产生后患；见到财利，考虑是否合乎仁义。”（《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这里讲到“九思”，那就更是“多思”而非“二思”了。

这里还有一个决断问题，决断固然需要果敢，但是其前提仍然是多思。没有多思做基础，这种决断就是武断。好的决断不仅要多思，还要多谋，要走群众路线，毛泽东提倡要“多谋善断”，少谋独断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值得注意的是，延文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变三思而行为二思而行”。文章特别对“三思而后行”的领导干部提出批评说，“这样的干部就需要对照一下孔子对季文子的批评，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一思问题症结何在，应不应该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创新；二思怎么能改革好，如何统一思想、明确思路、制定方案、出台政策，增强预见性、提高科学性、注意协调性、完善配套性，努力实现预期目标。只要这两个问题考虑成熟了，足矣。如果有第三思，往往就是考虑推动这项改革会不会对我个人利益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得罪人、丢选票，会不会对个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甚至人身安全带来风险，等等。一句话，就是滋生私心杂念，“多思转多私”。因此，这第三思要不得，要下决心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把个人的利益抛在脑后，时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只要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地去做。当然，上级在考察干部时，也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去衡量干部的政绩，建立鼓励改革创新的干部选拔机制。全社会也要营造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让更多的人消除犹豫不决的思想包袱，勇于开创新局面。”

在我看来，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三思”或“多思”，而恰恰在于缺少学习，缺少思考。孔子主张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7页）《论语通译》对此作的今译是：“学习了而不深入思考，就会迷惑；[但]只是去空想而不去学习，那就危险了。”（《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5页）毛泽东曾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党的中央机关和高级干部作过一个《学习和时局》的讲话，他说：“列宁斯大林经常劝人们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 ’他对脑筋的作用夏利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地方法，养成复习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949页）在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空气，善于思索的空气，比之于当时，很难说是加强了，工作中的盲目性很难说是减少了。可以不夸大地说，许多问题已经成了堆，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如果再不强调学习和思考，是很难得到解决的，而其后果也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什么“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的危害性也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在这方面，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来说，孔子说的“君子有九思”倒显得更加有意义。许多领导干部也是以精英自居的，古代无精英之说，君子和精英恐怕也差不多吧，如果以这“九思”检查检查，对照对照，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不过要提醒一下，孔子毕竟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他虽然有一些思想可以借鉴，但是糟粕也很不少，绝不可把孔子捧上天，更不能一切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搞“凡是”；宪法规定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一条是万万不可忘记的。

当然，以上所述只是个人的一点浅见，是否正确还需要大家批评指正；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那就是，语言，特别是汉语中的成语是约定俗成的，绝不是哪个人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如果说当时的“至圣先师”孔子想改都没有能够改掉，经过了两千多年人们还继续照讲“三思而后行”不误的话，今天如果有人想改成什么“二思而后行”也必定会以失败而告终。我坚信，这是毫无疑义的。

变三思而后行 为二思而后行

《 京华时报 》（ 2009年11月6日   第 003 版）
　　现在很多人都以为“三思而后行”是孔子的主张，其实这是误解。恰恰相反，孔子是反对三思而后行的。我们不妨看看《论语》原文：“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见《论语·公冶长第五》）这段话的意思是：季文子要三次考虑以后，才去做某一件事。孔子听到这事，说：“考虑两次，就可以了。”（译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论语通译》。）由此可见，《论语》中“三思而后行”并非出自孔子之口，而是季文子的行事原则。季文子，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左传》记载，季文子之为人，于祸福利害，计较过细。孔子对季文子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考虑两次就可以了。宋代学者程颐就此解释说：“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现代学者钱穆在《论语新解》一书中注解此句时指出：“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无足称。”这些注释赞同孔子的观点，对季文子的行事原则提出了批评，认为考虑过多就会生出私心杂念来，办事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不值得称道。

　　在现实生活中，孔子对季文子的批评对各级领导干部很有借鉴意义。受长期以来传统体制和习惯思维的束缚，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大量需要从体制机制创新中求得突破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领导干部往往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善于研究和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敢于突破陈规陋习，勇于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甚至为全局创造了经验，取得了显著政绩。

　　第二种是循规蹈矩、就事论事，虽然工作尚属勤奋，但缺乏辩证思维能力、开拓创新意识，习惯于围绕传统体制做文章。这样的干部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学习提高，不断增强改革创新的意识和本领。

　　第三种是看到了体制机制的弊端，但害怕费力不讨好，害怕得罪人，害怕上级考核时有人说“坏话”，因此不愿触及矛盾，满足于“门市”工作，好做表面文章。实践中这种干部不乏其人，而且在一定时间内往往发展还很“顺利”，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这样的干部就需要对照一下孔子对季文子的批评，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一思问题症结何在，应不应该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创新；二思怎么能改革好，如何统一思想、明确思路、制定方案、出台政策，增强预见性、提高科学性、注意协调性、完善配套性，努力实现预期目标。只要这两个问题考虑成熟了，足矣。如果有第三思，往往就是考虑推动这项改革会不会对我个人利益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得罪人、丢选票，会不会对个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甚至人身安全带来风险，等等。一句话，就是滋生私心杂念，“多思转多私”。因此，这第三思要不得，要下决心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把个人的利益抛在脑后，时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只要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地去做。当然，上级在考察干部时，也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去衡量干部的政绩，建立鼓励改革创新的干部选拔机制。全社会也要营造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让更多的人消除犹豫不决的思想包袱，勇于开创新局面。

　　一言以蔽之，思亦有道。思而不行者，多思无益；思而决其行，再思可矣。

　　摘编自11月5日《人民日报》　文/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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