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情结

——一个第三代海外华人的心声

刘伯松

 （一）

 我是生长在马来西亚的第三代华人，有一个长时期，中国对我十分陌生，也毫无兴趣，只不过知道她是阿公阿婆南来的唐山而已。因此，当时中国大陆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巨变，如什么“三反五反”、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什么“反右派”等大运动都不得而知。同时，在“紧急法令”下的马来亚（我离马时，马来西亚才独立），没有人愿意更没有人敢谈及“共产中国”的。

 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我正在小学四年级，这是我的第二次转校，小二和小三是在国民党学校念的，后来爸爸把我送进当地著名华校——育才小学。

 新中国成立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马来亚英殖民政府为镇压马共游击队而宣布“紧急法令”，不少华校学生都偷偷回国。爸爸怕我受到他们的左倾思想影响，华小毕业后，把我送进卫理教会英文中学。我还记得，每当小学同学提起育中老师在课堂叫我的名字时，我总是泪汪汪的，为此，我曾有个长时期不原谅我的父亲，甚至恨他；我也因此下了决心自学华文了。

 但我对新中国和共产主义并没有任何观念，更说不上什么爱或恨。其实，我爸爸的老板是当地侨领，也是“国大代表”，我在他家里翻阅了不少中日战争的历史资料和图片。什么“八百壮士”、“台儿庄战役”、“谢晋元”、“白宗喜”……；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台后，曾一次在马展览它的新政，孙立人新军和蒋纬国装甲兵团的英姿令我向往，还有它的西瓜和凤梨。

 中学时，我参加了香港友联出版社的《中国学生周报》（后因新马先后独立而改为《学生周报》）新马通讯部的活动，毕业后在它的总部（吉隆坡）工作，负责全国学生课余活动。它在五、六十年代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最低限度，给当时华校学生一个不受左倾影响的选择。

 （二）

 后来到了香港读书，虽然站在新界某山丘上便可看到大陆的农田，而且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也刚刚开始，我也像绝大部分香港人一样“无动于衷”，读书的读书，工作的工作，不谈政治，更不理政治。对于共产主义这个东西嘛，更不知所云，哪能有所谓爱与恨呢？

 香港新亚书院，是一所“流亡”学者在港办的第一个“难民”学院，虽然和台湾没有直接关系，但毕业那一年（1963，文凭最后一年），因为港府只给“文凭”（diploma），一些不愿留读一年而得中文大学学士文凭的学生，教务处暗暗通知他们可以得到台湾发出的学士文凭，不过，需要做个《三民主义》读书报告。我花了几天交了作业，但我离校而又去了美国，至今不知它的下落！

 在香港4年唯一和大陆有关的活动，是1961年饥荒逃难，大量难民偷渡来港，我们组织救灾会，一面筹款，一面组队到山上寻找难民，以避免英军抓拿出境。我记得，我们带了香烟、水和干粮，深夜开始在山上呼喊。一天，我和两位同学找到一位姑娘，把她扮成学生，当做游玩回家，提心吊胆地度过几关，终于把她送到深水埗的亲戚家里。这是犯法的，但当时很兴奋，想不到怕；不过现在想起来，倒是心有余悸的

 在香港4年唯一和台湾有关的活动，是1962年的毕业旅行，由我领队，侨委会招待，住在北投，参观台大、三军军校、东大等机关；游览阿里山、日月潭、淡水等名胜……。当时，为了照顾想进师范学院的同学，我们以“毕业旅行团”取代“回国观光”四字；侨委会的讲词内容经过几位同学商讨完成；侨委会禁止我们与当地学生接触，但我预先已与东海大学一位美国老师Linda联络好，参观东大后，将与她的学生交流，好在陪同同意到时“失踪”，这是整个旅行的高潮。

 不过，最令我难忘的是，当轮船进入高雄港时，远远就看到“反共抗俄”和“反攻大陆”两幅直挂的巨型标语，让香港来的我们看到有点不习惯；后来在餐厅里更看到墙上或柱上都贴等“提防匪谍”、“保密防谍”“汉贼不两立”等标语。

 这些观感在过去几十年在很大方面左右了我对台湾的认识。

 （三）

 在马来西亚和香港时，我知道我自己是谁，也从不怀疑自己的身份，更没有人问及我中国事务，更。但这一切后来到了美国念书时都变了，与美国同学见面时，经常问我有关于中国的问题，我总是支支吾吾地答不出一个所以然。

 一个在别人眼中的中国人竟然对自己的国家毫无认识？怎么解说也说不清，而他们反应的态度也很难看出是接受还是鄙视。这给我带了很多烦恼和不安。

 第一次感触中国大陆是在美国。那是我来美后第二年，到哈佛大学探友，偶然在燕京图书馆杂志室看到几期《人民画报》，这份我在香港时从来不碰的宣传品，却让我喜出望外，手不释卷，原来新中国有这种面貌！这一震动彻底地改变了我对中国的兴趣和看法。而我那位在美国“中国通”第一把手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指导下研究中国农民运动的同学更先我一步，跟我谈起他的感受，我们竟然又走在同一道路上，一条和以往不同的道路！

 后来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本“Red Star over China”，让我更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也认识到群众路线对革命成功的作用。

 那是一个开始。文革不久，美国反战运动也进入如火如荼的高潮。我们社会学几位教授和我们几个研究生在校一面组织Teaching-in（大学师生举行课外的“实事讨论会”），在课堂内外谈论越战，一面设法请韩素英（她当时好像是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到校谈中国与文革。不知怎样，我们的申请竟然被通过！她的出现，轰动一时，报纸、电台和电视都有大幅面介绍。这是我四年在美国的高潮！

 北上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后，参加了一个马列学生运动组织，除了印传单和贴标语外，还经常研读毛选，其中花时间最多的是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今天我在分析事件时，一直受到它们的影响。前者谈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各种经过、关系和作用。他的一句“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使我我质疑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和实用；而后者，不但很长，而且没有马克思理论和中国文化和历史演变的背景，很难读个明白的。开始，我一头露水；至今，仍然一知半解。不过，我觉得，毛主席这两篇文章是值得一读再读的。

 （四）

 1969年，在一位老朋友鼓励和劝导下回到新加坡前南洋大学行政系执教，以为可以更方便研究和了解中国，哪知，连中央广播电台也只敢在清晨倾耳偷听，后来我觉得“情势不对”，两年后辞职移民加拿大，到渥大华卡尔顿大学继续攻读政治系。

 不过，我曾在1971年，乘着春假之便（长假，如我们的暑假）我申请到一笔研究费到香港友联研究所研究中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我特别欣赏周总理在50年代中期在缅甸对当地华侨讲的一番话，他把我们海外华人当做嫁出去的，要我们遵守当地法律，有时可回娘家看看。这改变了我对自己的定位。

 在友联翻阅资料时，我还被另一个题目所吸住：50年代中的“百花齐放，百家共鸣”运动，尤其是社会学一起一落中费孝通扮演的角色。他写的两篇短文都读了，但他的第三篇却无法找到，可能“鸣放”后便是“反右”，根本没机会发表了。我觉得，当年的“反右派运动”伤害了一代知识分子初期对新中国的感情和依赖，文革更毁灭了他们对中国的期望和认同。

 我特别喜欢“鸣放”，并在这方面，曾经印了不少资料，原定写篇什么的，后来为其他事情耽搁下来，最后不了了之了。

 （五）

 移民加拿大5年后（现改为3年）我申请公民权，两位RCMP两次到校查问，开始我以为他们追查60年代末在多大的学生活动，后来才知他们查问我常到中国大使馆的原因。原来我曾在大使馆为商业部官员补习英文的事给他们偷拍了照，这时我才了解真正警察国家的意义，而我计划在外交部工作的梦想也成为泡影了。

 回顾文革时期，我一直在注意和修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思考。“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各方面，尤其在思想上一切都崩溃了，我一时失落，十分混乱，十分彷徨。开始，我一直抗拒邓小平的“猫论”和“先让一些人富起来”的改革开放。记得，在一次加中友协理事会和中国大使的交流时，我曾以社会学的立场谈及我当时的担忧而现在一一出现的种种社会和思想问题。

 八九风波发生的时候，我和许多华人一样，上街抗议游行，还在《华侨时报》写了一篇游行感言；后来，我发现抗议变了质，不但退出，而且在该报连续写了一系列短评，结果给人骂，并要我“滚回中国去”！不知八九那一周年纪念，我在《华侨新报》专栏写了两三篇回顾评论，结果报社转来一封恐吓信，要我到唐人街小心！

 （六）

 不可否认的是，30年的改革开放，的确把中国推上世界舞台，这是空前未有的，也是世界公认的；但它的代价是什么？利字当头的行为，个人化的一切是否将会把中国带回1949年前的中国？为什么中国越来越富强，却越来越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为什么中国外表显得十分繁荣，而内在却显得十分虚弱？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崇洋媚外，老是以为外国人做的什么都叫好，而自己的一切都见不得人？……？

 不错，今天的确有不少外国评论员都为中国选择的路线欢呼鼓掌，也有不少评论担忧崛起的中国带来各种威胁，政治和经济的，或文化和思想的，或环境和人口的。

 不管他后来犯了什么错误，而且有些是很严重的错误，毛泽东不愧为新中国的救星。“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一个毛泽东”绝不是空洞口号，而是有历史根据的。换句话说，毛泽东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是不能抹杀的。

 新中国成立60年，走过封闭式的道路，也走过灾难性的道路，有被迫的，也有自选的，不管是“革命有理”时代，还是“营利有理”时代，都有一个又一个悲欢动人的故事，都是一页又一页可歌可泣的历史，中国人不能忘也不应忘的。

 今天中国已成为出口第一大国、第三大经济体，但也许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人们只谈只赞后三十，而忽略甚至抹黑前三十，似乎把近30年的成就全归于改革开放。这正视中国60年来的客观变化吗？中国演变60年是连贯性的，没有前三十，哪来后三十？套句某个时期吃香的说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从整个人类发展史看，中国这30年的崛起，可与西方200多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崛起比美，只是时间加速六七倍！不过，如果按照当前中国的路线和时速继续发展下去，人口的压力、环境的承担，尤其在清洁水和粮食上，恐怕是世界性的灾难。

 我总觉得中国不能、更不该再走西方走过的道路了，这对自己对人类都是无益的。地球只有那么一个，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当年西方各国崛起，占去不少殖民地，掠夺不少资源，制造不少市场，奴化不少人民。中国崛起，哪来这些？一切都有限的。同时，它们200多年来对大自然的破坏已经开始危害人类。中国的确不能再走西方走过的道路了。

 最后，和谐社会，不仅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更重要的是基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60年来，中国经过翻天覆地的变化，部分人民和部分地区的确富有了，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有增无减，而人与环境的矛盾也日益恶化。这与和谐社会不是矛盾重重的吗？一两代后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很大方面都可能取决于今后中国所采取的道路的。

 这是我的中国情结，也是一个第三代海外华人的心声。

 祝福妳，中国！（200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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