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工程问题时，总会涉及科学与技术，对工程决策的一些混乱认识，常常是源于搞不清三者间的异同。

这三个概念常常被放到一起讨论，说明他们有某种共性，属同一范畴。没有人将凯恩斯主义与咸味放在一起讨论，因为很难找到它们的共性，它们分属不同的范畴：一个属经济思想，一个属生理感觉。当然不排除有人硬要将它们联起来，本文不讨论这种超现实主义的先锋派思路。

科学、技术与工程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人类的理性活动，更确切地说，笔者这里指的是：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实施。

作为人类的理性活动，其首要的属性是“目标”，不同的目标决定了不同的成果形态、实施特征以及其哲学背景。

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解决认识问题，以作出“事实判断”。科学研究的成果是学说或假说。作为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科学研究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而其工作氛围需要开放、自由，其探索结论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是对认识的深化。检验科研成果的核心准则，是它是否符合事实。因而它必须追求客观性，而非膺服权威。

科学研究的哲学背景是认识论，而在认识论方面，人类远未达成共识。目前，科学界内占主流地位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它为今天大多数科学家遵循，尽管其中许多人并不关心这个哲学层面的问题。历史事实证明，它对推动人类认识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逻辑实证主义受到广泛的质疑，这本质上是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反思。这一过程提醒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有必要了解人们在认识论方面的进展与困惑。这有助于学界保持开放、宽容的氛围，避免从“科学警察”到“宗教裁判所”的陷阱。

技术开发的目标是解决能力问题。任何一项技术，其作用都是使其拥有者能利用可用的资源实现预定的功能。由此观察，我们的很多“科研”活动其实是技术开发。技术开发的对象不局限于物质性的（如设备、工艺、流程、材料等），也包括非物质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Project软件，它基于运筹学的研究成果，为项目规划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工具。“运用可用资源实现预定目标”，这一要求决定了技术开发的哲学背景是方法论，而其成果是一套“解决方案”。寻找解决方案的工作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因而必须关注成本/效益比。科学中不同假说间的竞争，比的是与事实吻合的程度；技术上不同 “解决方案”间的竞争，比的是费效比。于是，与非功利性的科学研究相比，技术开发需要更强的计划性、预见性，更低的不确定性。

工程实施的目标是利益，是兴利除弊。工程实施的成果是对现实的改造。这现实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社会；既包括“硬件”，也包括“软件”；既包括物质对象，也包括精神对象。从这个角度看，不但建筑大坝、高楼、道路、桥隧是工程问题，建立生产流程、教育系统、社会保障系统等等也都是工程问题，甚至一种宗教的“弘法”，一种社会经济体制的创立也是工程问题。技术开发的成果要影响现实，需有人使用其解决方案；科学研究的成果要影响现实，只能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间接发挥作用。而工程则直接改变现实。无论技术开发还是科学研究，最终要能影响世界，都必须经过工程这一环节。

在工程问题上，技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工程是靠许多技术的复杂组合来实现其预定目标的。科学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个工程方案，它客观上会对现实造成什么影响？能否实现其目标？会产生什么副作用？需要靠科学研究来判断。由于工程涉及利益，既需要搞清它对自然界的影响，也需要搞清它对社会的影响。为作出这两方面的事实判断，既需要自然科学，也需要社会科学。由于工程直接改变现实，其决策不得不慎重，不得不依赖严谨的论证、规划、计划，不得不力图将不确定性降至极小。由于工程涉及诸多方面，它不得不依赖系统思维，由于工程将持续在现实中发挥作用，不得不从发展、演化的视角进行研究、论证。于是工程的哲学背景应是系统科学，它的两个基点是整体性与动态性。

通过“两弹一星”的实践，我国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1978年，钱学森提出：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工程技术（钱学森等«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文汇报1978.9.27．），1979年他又提出建立系统理论和创建系统学的问题（钱学森«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光明日报，1979．11．10．），并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钱学森等«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自然杂志，1990，13(1)：3—10．）

对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涉及两类思想工作，一类是严密的逻辑推理，一类是形象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前者工作量巨大，往往非人力可以完成；后者只能在反复试错过程中摸索前进。对前者，计算机表现出了远超出人类的强大能力，而对后者，计算机基本上无能为力，只能依赖人。

据此，钱学森提出了“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构想：一切可量化的计算与推理公作都交给计算机，而人只负责需要形象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环节。在这些环节，各方面、各学派的研究者提出各种各样的构想与假设，靠计算机完成计算与推理，将其后果整体而动态地展示出来，看其是否符合事实，是否满足要求，再修改构想与假设，如此反复迭代，直至达到最可接受的结果。

由于人类认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依然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可以将决策建立在我们现有认识能力的最高水平上。与仅靠经验、估计、猜测甚至撞大运的决策程序相比，无疑避免了“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的状态，事实反复证明，这是我们许多决策失误的根源。

基于“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作出的决策，由于它必须预测决策实施的动态过程，可据此连续监测实际动态与预测动态间的差距，及时发现、修改论证过程中的错误，并据此修改原有的决策，避免不撞南墙边不回头的结果。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每一次工程实施都能具体而确切地发现我们原有的认识误区，长期积累下去，会令整个社会越来越理智。然而，现实中这样的反思往往被扣上“秋后算账”的帽子，成为禁区。于是无数成本巨大的“学费”就这样白白地付诸东流。其实，一户农家，如果不知道秋后算账，他难免家道中落。

对“两弹一星”的成就，周恩来总理看到的不局限于器物方面。他希望钱学森把“两弹一星”的管理经验推广到其他社会领域（见于景元«系统工程的发展与应用»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第1卷第1期2009年3月）。可见在周恩来的思想中，物质意义上的工程与社会领域的工程间，并无不可跨越的鸿沟，他清晰地看到了其间的共性。

然而以后的事实是：我们走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对此，钱学森深以为虑。“两弹一星”的实践告诉他，放卫星时不可能火箭上去了，再测它的位置、速度，等位置、速度测下来，知道它要往哪去了，再看看去的地方对不对，若不对，就再纠正一下。“两弹一星”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严密论证，每个环节的首要负责人都要对本环节的运行结果签字负责。而在国家建设问题上，许多人热衷于提出理论、上奏折来指导国策，但我们见过谁签字承担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钱学敏教授纪念其兄长时告诉我们：1995年10月以来，钱学森反复强调，一个人的知识面是很有限的，要大家共同去探索，一个模糊的问题慢慢就会清楚了。是否贯彻民主集中制，涉及大难题的解决，涉及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更涉及人才的发掘与智慧的涌现。早在1990年，钱学森就说：

“中国正面临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我们已落后了上百年，要变成现代化的社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许多事情要与之配套赶上来，这就必须采取综合的发展治理和调整的措施，尽量减少混乱。这就是我提出总体设计部的重要性。”（见钱学敏«钱学森关于复杂系统与大成智慧的探索»北京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年12月第20卷第4期总66期）

事实上，1979年钱学森就提出了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的建议。（《钱学森提出建立中国经济总体设计构想》原载美国《侨报》1993年4月18日）然而钱学森的这些思想和建议统统如泥牛入海，不见回音。　　

仔细思量钱学森的这些思想和建议，其目的在于做出尽可能客观、完整、清晰的事实判断。然而工程实施的目标是利益，它就必然涉及价值选择。主体不同，地位各异，价值相左，所谓“普世价值”在学理上不成立。钱学森指望用“民主集中制”使我们的公共事务决策理性化。然而民主作为一种决策机制，它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参与者有共同的跟本利益，在此基础上，用科学方法作出可靠的事实判断，方可选择出符合参与者跟本利益的决策。回顾“两弹一星”的历程，它正好符合这些条件。不妨作一个荒诞的假设：如果当时美国的约翰逊、苏联的赫鲁晓夫、日本的岸信介也有权力参与我们的“两弹一星”决策，会是什么场面？

如果参与者缺乏基本的共同利益，民主就会演化为不同利益集团间的角斗场（台湾“立法会”屡演全武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其最终决策取决于强势集团的私利。对强势集团而言，“民主”的好处是有一块遮羞布包裹其私利，其缺点是决策效率低下，闹不好还会阴沟翻船。尤其是强势集团的私利与大多数社会公众对立时，用科学方法作出客观、完整而清晰的事实判断，对强势集团而言，无异于自找麻烦。所以有“骗出一个好体制”之说（见樊纲«走进风险的世界»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05）。当然“好”这个价值判断，是基于施骗者的利益。历史证明，这样的“民主”往往走向社会分裂或军事独裁，民国初年我们就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现实告诉我们，一项工程的选择，或基于相关各方利益的交集，或基于最强势集团压倒其他反对力量。我们常看到一些明显荒谬的工程居然得以开工，其背后一定有某个强势集团的身影（比如借此实施利益输送）。而一些事关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工程，连严谨的前期论证也无人主持，这表征了强势利益集团对国家的整体、长远利益的关注程度。

表面上看，技术与价值判断无关。但技术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它可以被某个集团甚至个人私有，他们用专利制度或保密制度来保障这种所有权。谁拥有它，它就为谁服务。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对技术的投入取决于精英集团的利益，而精英集团的核心利益在于控制社会，于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大多为精英集团获得，而平民集团得到的只是更加强化的管制、远超出维持生计所需的劳动。

至于科学，似乎更与价值判断无关。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宣称，“经济学不讲道德”，这主张源自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他认为应把政治经济学改造成为纯粹的、实证的经济科学，只以财富为研究对象。从“科学”的视角看，这个主张无可厚非，“事实判断”确实与道德无关。然而科学家却无法回避自己的道德选择，主流经济学家以财富为研究对象，在中国更进一步浓缩为以资本增殖为研究对象。他们的研究方向反映了其道德选择：为资本拥有者的私利服务。无怪乎18--19世纪的经济学界将这个学派称为“庸俗经济学”。“庸俗”二字描述的不是其“科学”与否，而是其道德选择----“教人发财的学问”。真正需要这个学派的是培养企业老板、高管的“管理学院”而非经济学院，所以它的首席代表人物创办并长期主持了一个管理学院。而这位学者长期充当政界的首席经济学家，则反映了当时政界的道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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