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童话：春运票价不上浮

余斌

摘自《经济学的童话》东方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经济学家反对价格管制的理由是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低效。但是，当供给者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主动不涨价时，比如铁路部门主动地在春运期间不上浮票价时，他们也要跳出来反对。

吴敬琏在2007年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认为[1]，当年春运火车票价没有上浮造成了三个有害结果：一、许多人连夜排队买不着票，排队成本增高；二、黄牛党横行，票价高涨，更多人难以负担；三、权力凸显，“批条子”的现象严重。他还声称，作为一个学术观点，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赞成春运票价不上浮的办法，因为这一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可能造成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低效，使我们意图得到好处的人，并未得到好处。他提出，如果打工者在过年回家的问题上确有困难，我们可以采取其他方法，例如对全体打工者补贴，更加实际。

但是，吴敬琏所提到的三个有害结果的现象，在以往春运火车票价上浮期间同样存在。这是因为，对于中国的打工者来说，春运火车票是比牛奶更必需的消费品，票价上浮也不能不买。要想不扭曲价格，就必须使价格上涨到使绝大多数打工者坐不起火车的地步才行。而如果等票价上浮到如此高的程度后再来对打工者补贴到使他们能够坐得起火车，那么，要么票价继续上浮到补贴之后打工者也坐不起火车，使补贴纯粹成为扭曲价格的昂贵行为；要么一边补贴，一边限制票价继续上浮，从而吴敬琏所谓的三个有害结果不仅一个都不会少，反而给财政增加了严重的补贴负担。

张五常也反对价格管制，“价格管制是干扰了收入权，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租值消散。选用非价格的准则——例如排队轮购的基本原因，是价格管制促成了非私产的效果。”[2]

他的依据是，“7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大事推行石油价格管制，动员达5万人！汽油站供不应求，排队轮购动不动要一两小时。懂得门路的顾客，把汽车交给汽油站做小‘修理’，修理后油箱是满满的。

第二次大战之后，纽约市的楼宇有租金管制，引起了key money的盛行，以致这一词入了字典！租金被管在市租之下，业主出租时以奇高之价把公寓的钥匙作为入伙权卖给租客，因而得名。战前香港租管，业主更富想像力。他们发明了‘鞋金’，说是因为找寻和服务租客，行来行去，鞋子行破了，要以奇高之价买新的。战后香港的楼宇租管，以‘鞋金’买入伙权怎样夸张也不够高，业主就收取‘建筑费’。这是要租客支付楼宇建造的局部或全部甚或高于全部的费用了。

香港昔日因为租管而产生的‘鞋金’与‘建筑费’的合法问题，我曾请教一位租务法庭的法官朋友。他回应道：‘这类收费法律无从禁止。买入伙权，租客自愿出数万元向业主买一张残破椅子，法律管不着。租客要签了租约，搬进了楼宇，租管法例才能生效。’”[3]

但是，今天中国大陆的水电煤气的供应也大都实行的是价格管制，为何没有排队轮购的现象？可见，美国当年排队加油与中国春运排队买票一样，是另有其它原因而不是出于价格管制。

关于某种垄断性供给的分析，西方经济学是比较粗糙的，主要是认为垄断企业会减少可以供应的数量来增加自己的利润（或租值）。

其实，垄断的情况还可以细分。有些垄断比如一般情况下的水电煤气的供应有着充足的生产能力，有些垄断比如香港的租屋则纯粹是出于供给有限。对于前者，政府的价格管制的确消散了垄断企业的一些租值。但只要政府管制的价格高于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企业仍然会尽量供应满足市场的需要，从而这种价格管制反而能够达到促使企业增加供应的效果。对于后者，除非政府征用所有资源如规定房屋只能按管制价格出租给政府，再由政府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出租分配，或者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大量供应房屋以供出租，否则，在私产制度下，价格管制是不可能有什么效果的。

有意思的是，在这里，香港的法官并不禁止租客自愿出数万元向业主买一张残破椅子，但香港的廉政公署一定禁止一个商人自愿出数万元向与其业务有关的香港官员买一张残破椅子。实际上，这里不存在法律管得着管不着的问题，它只不过表明西方的三权分立，并非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完善的制度设计。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从1857年起授权地方当局封闭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险的住房的情况时，指出，“如果萨克斯先生以为，一个议会法令只要获得法律效力就能立即真正实施，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几乎在任何地方，不卫生的和有倒塌危险的房屋的房主，在市政委员会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强有力的代表。……因此，很明显，这个法律几乎到处都受到地方当局的强烈反抗，而直到现在还只是在群情激愤的场合才被采用，并且多半还是在已经爆发了流行病以后才被采用……英国每届自由主义政府所奉行的原则，都只是迫于极端必要才提出社会改革法案，至于已经存在的法律只要有可能就根本不去执行。”[4]

实际上，三权分立，只是三权互不买账、各行其是的制度设计。其中的要害尤其是以“独立”的司法对抗立法机构在立法方面被迫对广大民意的让步，以便维护少数富人利益。

回到国内的春运问题。2001年春节后，笔者从武汉回北京。当时，笔者没有能够在火车站和代理售票点提前买到硬卧车票。代理售票点的人建议笔者开车前两小时再去买票，因为有时突然会有大量的票卖。笔者将信将疑，就托人另外买了票。每张票加价80元，不到原票价的三分之一。上车后，笔者意外的发现，车厢里只有三成左右的乘客。难怪代理售票点的人说，有时在春运的繁忙时节竟有整列空车白跑的怪现象。

笔者禁不住替黄牛党测算了一下收益。按50%的退票费计算，如果这个车厢的全部车票都在黄牛党手里，那么黄牛党要想不亏本，就必须每张票加价一倍，但实际上，黄牛党的加价一般不超过50%。显然，黄牛党是不可能长期做此亏本买卖的。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即空着的车位的票是按没有售出处理的，尽管各售票点的计算机系统早就显示没有票出售了。这也是开车前突然又有一些未出售的票再次出现在售票系统的原因。原来，真正的黄牛党是不存在任何退票费的负担的。

显然，要想解决吴敬琏提出的三个有害结果的问题，除了增加春节期间的客运车次外，还得实现电子票务监管，一旦窗口无票可售，财政部门就全额收取该次火车票的销售收入，并严格执行50%的退票费制度，同时像购飞机票一样，推行实名购票制，至少要在卧铺车厢实行。

只有这样，而不是放任票价上浮，才有可能消除春运列车上不该出现的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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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敬琏：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规律》http://news.sina.com.cn/c/2007-03-05/031012427611.shtml

[2] 张五常：《经济解释：制度的选择》（卷3），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29页。

[3] 张五常：《经济解释：供应的行为》（卷2），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93页至第294页。

[4]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8页至第189页。

吴敬琏对火车票应涨价为何不悔

2010-02-21  东北新闻网

　　三年前(2007年3月初)在全国政协的分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关于春运不涨价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受到网友炮轰。三周年后，这位著名经济学家死不改悔，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近日，吴敬琏先生在回答广州日报记者提问时说，铁道部表示，因为不涨价，农民工享受到了20多个亿的实惠，那么民工有享受到吗?我的意思是，涨价后，将这20多个亿发给民工，不管是回家还是不回家。而春运不涨价，我们的民工是否有享受到实惠?因为这样，催生了一大批黄牛党，民工到手的车票价格远远要高得多(2月10日《广州日报》)。

　　其实，吴敬琏先生的想法出发点不错，但却很天真。春运一票难求的主要原因是，总需求远远大于总供给。总供给刚性不足是主要原因。而在铁路国家垄断经营情况下，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利用价格变动来促使总需求增加是不现实的。市场规律和价格杠杆在铁路垄断经营情况下已经失去了基本功能。况且，提高铁路运能不像一般商品那样只需要很短周期，铁路运能的提高需要很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春运火车票价只能增加农民工低收入者的经济负担。

　　提高春运火车票价格也消除不了黄牛党。因为，无论火车票价格提多高，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差额并没有变化，黄牛党可能在高的票价上再加价。只有加强管理，加大打击黄牛党的力度，特别是打击铁路内部人员与黄牛党勾结的现象，才能减轻这一问题。同时，加快铁路客运专线建设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京津、武广和郑西高铁开通后，这些线路运输紧张的情况已经大大缓解，黄牛党也失去了市场。吴敬琏先生说，提高票价后，给农民工以回家购票价格补贴。这个想法更加天真。国家拿出钱可以，但是如何补贴、如何发放，补贴范围多大?这在技术操作上难度相当大。很可能出现因为补贴不公而意见更大，还可能出现农民工既拿不到补贴，火车票又涨价了的情况。请吴先生切记，你这个“点子”运作成本更高，有可能使政府给予农民工等非常容易操作的好政策变的更加复杂化。

　　中国目前有这样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那就是许多专家爱出风头、爱放炮，而放出的这些“炮”，往往是信口开河的，往往与现实差距非常之大。主要原因是根本没有到“当事者”中间、到现实中间、到人民群众之间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而是坐在办公室里杜撰空想出来的东西。无论你是多么著名的经济学家、学者以及其他专家，只要你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你的观点必将受到群众炮轰。

　　因此，可以说虽然吴敬琏先生一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并没有因为时间一晃三年过去而验证你的观点正确和受到群众赞成和欢迎。吴敬琏先生应再次反思。
(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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