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三评陈奎元”的“关键词”　　

张丹红女士——《德国之声》“新闻自由”的牺牲

“普世”早成敏感词语，它触及到中国改革十字路口两大阵营的敏感神经。陈奎元一个体制内的批评，就像捅了马蜂窝，遭到了右翼精英的连续炮轰。陈徐之间决非个人间的意气之争，它是中国当下左右两翼也即大众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思想政治方面斗争的突出表现，有着很高的典型意义。　　

 “斗争哲学”虽然被围剿多年，但高举“合二为一”“和谐哲学”旗帜的精英们，从来也未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口诛笔伐。不破不立、破中有立哲学颠簸不破，从来没有纯“立”不“破”的哲学。这不，徐景安三声炮响过后，“普世”的大纛更呼呼猎猎飘扬了，作者尽管还有点犹抱琵琶，但比起之前的形形色色来，的确出点新意。这里，就其“关键词”略作辨析，就中可以略窥右翼精英动向耳。　　

徐文的“关键词”有两个：“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名”， “公开叫板四项基本原则”。 比起《南方》《炎黄》以前的文章来，确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创新”。　　

一曰将为“自由化”正名提上日程。　　

“自由化”云云，赵紫阳时代是明确“不提”，其余时间也在“主要反左”的呵护下实际上不许提，因之，30年来“自由化”实际上早已成为“思想解放”先锋的标尺。正如“和平演变” 一样，它虽已被一个更为确切的“接轨转型”所取代，但却未正式“平反”；“自由化” 作为一个习惯性的政治用语， 也有待正式“平反昭雪”。现在，徐景安就正式提出来了。　　

“资本主义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资产阶级自由化”。　　

“正是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创造了相对自由的环境，所以西方出了众多的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带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二曰公开叫板“四项基本原则”。　　

“今天，对意识形态管理的“政教合一”的方针依然没有改变，党章是规范共产党的，宪法是规范政府与民众的，但宪法中却用共产党的信仰来约束民众。就拿四项原则来说，这只能是对党的约束，怎么能强制民众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呢？对民众来说，好，就拥护；不好，就反对，不存在要坚持的问题。”　　

“动不动就用四项原则来打压，不区分政治与学术，是重建的大敌。”　　

笔者孤陋寡闻，右翼头面人物公开声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好像还是第一次，虽然它早已名存实亡。　　

此二“关键词”俱由普世理念派生，亦新老精英几十年一贯制的“葵花宝典”耳，不值一驳，仅谈几点：　　

一，右翼精英高举 “普世”得鱼忘筌有点健忘。　　

奥运圣火传递期间西方霸权媒体呼应“藏独”封杀异己的拙劣表演，中国人民记忆犹新，80后年轻一代都上了一堂生动的“普世自由”教育课——衮衮诸公自己“普世”过的光彩壮举，怎么忘得干干净净？　　

张丹红事件还记得不？在德国一片“自由”的反华喧嚣，《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华人张丹红女士为中国说了句公道话，立马被无限期停职—— 这就是西方“普世自由”的现身说法。 　　

 二，所谓社会主义的 “政教合一”。　　

徐文借“陌生化”创新，用“政教合一”称述“专制”：　　

“长期以来，我们实行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把全国办成神学院，谁不信马克思主义。”　　

“陈奎元院长就是按照“政教合一”的原则，把社科院当神学院来办，居然为研究划禁区”。　　

共产革命的目标是颠覆私有制，它要同有着几千年传统一脉相承根深蒂固的优势意识形态做生死较量，不借助政治无从确立话语优势。任何“自由化”“不争论”“普世化”的高调，都无异于堵大众的嘴，放手让传统意识形态洪水滔天——毛泽东一生特别强调，这里是人民政权的命门。　　

比如，革命造反历来十恶不赦，共产党人艰苦卓绝几十年，才启蒙了千千万万的“白毛女”，从杨白劳到大春的觉悟过程，是对几千年传统观念的扬弃，是用几千万人的献血生命的代价换得的。一旦失去了“政治”的呵护，“思想解放”不到30年，土地改革，杨白劳与黄世仁的关系，就被“南方”精英们颠倒过去了：原来，靠黄世仁“扶贫”和给黄做二奶，才是杨白劳和喜儿们翻身的普世观念。刘文彩应该万岁。“产权明晰”，“人间正道私有化”之类重新主流。比起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卓绝来，他们可真是轻松愉快啊——一个“不争论”，地覆天翻，他们就“轻轻地，我来了”。　　

三，信仰失落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思想界，在中国民众中，包括共产党内部已不占据领导地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开会时的共产党人与饭桌上的共产党人判若两人。”——徐景安承认陈奎元对中国目前思想理论现状的评估，这点倒有点实事求是。不过他对信仰失落原因的分析与陈相反：　　

 “用专政的手段禁锢思想自由，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方针，不仅不能带来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更造成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危机。”　　

“正是因为长期实行思想禁锢的错误方针。禁止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失去了营养源，也没有了战斗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背诵教条、词句以外，失了起码的思维能力，既不能解释中国发生的现实变化，更提不出预测、指导未来的意见。”　　

（1）教条棍子。　　

从十月革命模式到“农村包围城市”，从直接剥夺到对民族资本“赎买”，从苏联经济模式到“论十大关系”，从“重轻农”到“农轻重”，从“战时共产主义”到“统购统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十大军事原则”，“二百方针”，“两参一改三结合”，“两条腿走路”，“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教育”， “四大”和“文革”,“过渡时期基本路线”,“继续革命学说”，“三个世界理论”……这一切，苏联没有过（有些还被斯大林怀疑过），历史上没有过，前无古人哪！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要说“创新”，这才是“创新”！中国右翼精英只会摭拾西方资产阶级的牙慧，在斯密、哈耶克等等面前忘记了自己的祖宗，除了顶礼膜拜鹦鹉学舌，他们最大的智慧也不过“黑猫白猫” ——他们才是失去任何创新能力的可怜虫！　　

毛泽东时代是这样 “除了背诵教条、词句以外，失了起码的思维能力”么？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只要将“戏”字换成“所”字，元微之的诗句，恰好概括了毛泽东对身后的惊人预见，一切都为哲人所不幸言中！——“既不能解释中国发生的现实变化，更提不出预测、指导未来的意见”，从何说起！　　

（2）信仰到底为何失落？　　

如果从建国算起，毛泽东用28年时间为“六亿神州”建树起了共产主义信仰，也就是尼克松说的“你的书改变了世界”——当时的语境还不止中国。毛泽东身后右翼精英“拨乱反正”， “解放思想” 是一步步渐进的：　　

从“不问姓社姓资”到“不问性中姓外”，从“伤痕文学”到“色戒”，从“新启蒙”到“做300年殖民地现代化”，从“完善社会主义”到“产权明晰”“快卖卖光”，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到对“土改”的血泪控诉，从“先富帮后富”到“我不给穷人盖房”，从“完善”到“为资本和私有制正名”……可以大致描绘“思想解放”的轨迹。它是一个“从天津到北京”的渐进过程，是从批“凡是”到凡是马列都批的过程，是从“指鹿为马”到“指鹿为鹿”的过程。　　

徐文颠倒因果，倒打一耙。与他们经济改革的“设计”如出一辙：“放权让利”，“一包就灵”，“一股就灵”，一步步将国企折腾得难以为继，之后再倒打一耙，将后果归结为“产权不明晰”，因此只有MBO!——中国精英这一“普世”伎俩极不光彩。　　

毛泽东主政不过28年，“拨乱反正”业已30年，中国的“言论”状况，早已是大众失语，右翼一元独霸，牢牢控制着话语霸权。老百姓和左翼只能在网络上说说话。陈奎元实际上是另类，一句坚持体制的话就遭大张挞伐，何来“神学院”！《炎黄》《南方》可以随心所欲地控诉土改和妖魔化毛泽东，而坚守马列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却只好在另一世界里望洋兴叹。叶帅当年曾有诗云：“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如今，除了这面“缥缈红旗”尚未落地之外，诸君还有什么“自由”没有得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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