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喜欢右派”？

强坛网友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似有点未着肯綮，这里谈谈拙见，与大家商讨。
"左右"何谓？一般说来革命进步势力谓"左"，反之，反动保守势力谓"右"，如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和以廖仲恺、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左派"都是左派；戴季陶、胡汉民以及西山会议派都是右派；蒋介石先则伪装左、中，后来则露出庐山真面目是穷凶极恶的右派。30年代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终于粉碎右翼文人的"文化围剿"。
再者，同一个阶级的政治力量内部的不同集团，因倾向不同也分“左右”。如欧美的资产阶级政党，像社会党和工党称"左派"，而基民联和保守党则称"右派"，媒体上也有把他们称为"鸽派""鹰派"的。
多年来，在中国“左”是个顶级的贬义词，“极左”是一顶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可怕帽子。“老佛爷”、“李中堂”、汪精卫、胡兰成等等无不可以“重新审视”乃至颂扬，唯独“极左”十恶不赦。不过对立面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而曰“改革派”或“激进派”，弄得中国长期只有左派而没有右派。只是近一两年，特别是“朗旋风”之后，“左派”和“新左”才在网络语言上“赦免原罪”，但在平媒还犹抱琵琶，属于准禁区，敏感词语。
在美国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习惯上把民主党称左派，而把共和党称为右派。70年代毛泽东主席会见斯诺，在谈到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时说过，我比较地喜欢右派。
现代精英往往把毛泽东当作左的化身，那么，这位老人为什么会"喜欢右派"呢？
解开这个谜的钥匙的右派手里。

为修宪与政改，各种媒体上纷纷扬扬。新老左派与主流派、右派，公说公理，婆说婆理，莫衷一是。明白人往往暗中窃笑——何如听听海外也包括香港那些右派的声音！多年前，人家就讲得十分透彻了，那才真叫"超前意识"呢--

"新生的中产阶级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与共产党的现行制度是对立的"，"中产阶级一方面憎恨这个制度，一方面为了赚钱要与这个制度合作，这是他们利益所在，他们用金钱物欲来腐化中国政府，又从消极方面促进这个社会演变。""是中产阶级的钱使共产党腐败。这个政权越腐败，这个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当新生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后，就会希望有知情权、议政权、进而有参政权。这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万润南语，见香港《开放》1994年8月号）

“不如干脆回到50年代×××讲‘剥削有功’那样勇敢的面对现实。讲‘剥削有功’不更理直气壮吗？”
（李泽厚语，香港《明报》1996年7月29日）

“就目前来说，改革已经引起社会的两个实质性的变化：一是名义上 的社会主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二是工人农民的对立面——非无产阶级已经产生......第一个变化是共产党立党基础的动摇；第二个变化是共产党面对一个社会敌手，这两个变化的结果将会引起共产党自身的变化。”
“只有知识阶层具有发展性，因为他的一部分成员在以后将通过不同形式成长为新的资产阶级。”
有产阶级“把建设资产阶级国家作为自己的任务”，“对工人农民实行一定的剥夺，以使社会生产资本得以合理积聚，是政权本质职能”，并准备在“中国工人阶层再度明确提出政权要求以及政权为了社会发展而不得不对工人阶层摊牌时，还这个阶级以应有的社会地位。”
（王山，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95版《第四只眼睛看中国》）

大陆的一位向称敢言的政治小说家在1997年出版的《小说中国》中也有妙论：

“由中国共产党主动制定出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而得以生出的资产者阶层，不管称他们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或中产阶级，作为既得利益阶层……大多数恰恰最维护将他们孵化出的政治条件的。至少在最近十年中，还谈不到独树一帜"自立为王"的可能。他们只会用各种方式在执政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通过代理人发出他们的声音，提出他们的要求。”
“咒语必须有一个法力更强的咒语来破除，在现代社会，法力更强的咒语莫过于：私有制万岁！”

再如一些有头有脸的“主流经济学家” 的高论。

茅于轼：
“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厉以宁：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 法人财产权" ，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盛洪：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张维迎：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厉以宁：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张维迎：
“改革就是不同集团利益的博弈，改革之初的农民懒、工人不干活”

老人家一贯强调反面教员的作用，这是一个来自实践的十分深刻思想。不是吗，比起那些垄断着话语霸权的冠冕堂皇的高论来，你不觉得右派的坦率可爱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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