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在《财经》杂志奖学金百人会上的发言

李北方按：今年是《财经》杂志创刊10年，也是《财经》奖学金创立十年，于是有了十届学员聚首的百人会。作为第五届学员之一，我也去了。会期两天，昨天下午的安排是“十年感怀”，据说要求是谈谈变化谈谈想法什么的。我作为第五届的代表上去说话，所以之前写了这么一个发言稿。

实际情况是，这个发言并没有完成，正题只讲了一点点，就被主持人“粗暴”地打断了。时间不够了一个表面上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大家往下看一眼，就可以理解了，毕竟大多数人喜欢一团和气。所以，没关系，没说完就没说完吧，表达的渠道多了，我也没必要非在一个喜庆的场合让人不舒服。此时此刻，会议仍在进行中，下午才结束。我提前离开了，因为马上要出差去。

特此把该发言稿贴在这里。开头主要是介绍其他9位朋友近5年来的经历，故此处略去。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时间过得真快，回想我们这届财经班的在郎润园学习，转眼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在这里，我首先要作为我们这十个人的代表，感谢财经杂志，感谢舒立，感谢CCER，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重回校园学习的机会。我们也要对2003年春天的SARS表示一下感谢，当时因为课都停了，我们这些人就组织起来，锻炼身体，抵抗非典，一起跑步、跳绳、玩老鹰抓小鸡，在这个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现在，相信也会一直保持下去。当时，我们上课到4月底就中断了，10月份又到北大补了一个月，所以我们这一届算是特别的一届了。

经过财经班的学习之后，很多人的情况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原本十个人里面有三个不是北京的，后来有两位来到了北京发展

………………（此处介绍略去）

五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又不算短，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也可以说或多或少的进步。这些变化和进步应该说都与在财经班的学习是有直接关系的。

学习，不是个被动的接受的过程，而应该包含主动的反思。学习也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积累和消化。在思想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某些特定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可能是某个人的一句话，也可能是一次讨论，就能触发一些灵感，进而把所学所知重新进行反思，逐步形成自己独立的想法。

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记得林毅夫教授给我们十个人开的那次小型讲座，确切地说，是他对我的一个问题的回答。2003年前后，有一段时间，经济学界关心的议题是经济偏冷，内需不足，CPI持续走低，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我问林教授的是一个相当外行的问题：那么人没脱贫，那么多人吃不好穿不暖，他们有很迫切的需求啊，怎么能说“需求不足”呢？我记得林教授的回答是，我们经济学家讨论的需求，指的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这句话对我是有触动的。我后来特地查了经济学的教科书，找到了需求的两个概念，个人需求和市场需求，市场需要是有支付能力的个人需求的总和。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市场需求，关心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问题，至于有多少人、是谁参与到有支付能力的这个人群之中，他们就不管了。事实上，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市场需求扩大了，但贡献市场需求的人群却缩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发现，我可能永远也不能像经济学家那样冷静地思考问题，我关心的是，怎么能让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变得有能力。

周其仁教授的课很吸引我，周先生的口才绝对是一流，只有你进入他的逻辑，简直没办法不接受他的结论。但核心问题是，我为什么要进入你的逻辑？周先生对国有企业问题发言是比较多的，还写过《国有企业的性质》一文，论证他的“国有资产无主论”。“国有资产无主论”是我一直不能接受的说法，国有资产的主人在法理上是清清楚楚的，改革面对的问题是，国有资产所有人不能行使对资产的所有权，那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了，为什么要说国有资产无主呢？这不是在为腐败官僚化公为私提供理论和舆论上的帮助吗？

后来在CCER的一次活动上，周先生做了一个主题演讲，然后我和其他几个人到他办公室，去问问题。我问，国有企业改革不光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那么首要的价值就是正义，而不是效率。周先生勃然大怒，反问我什么叫正义，说你这种学生我教不了了。我这才发现，我们的经济学家其实是不太讲道理的，而且没打算讲道理。翻开报纸，不讲道理的经济学观点太多了。比如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这种观点，要想理解，不但需要理解能力，还需要点想象力。

大约从2004年，我开始系统地对此前所学过的东西进行梳理和反思，逐步走上了跟CCER所教给的那些理念相反的方向，因为这些理论已经无法说服我了。比如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对其实质做一点深究，就知道这不过是在为既有不平等的世界格局辩护，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穷者恒穷富者恒富、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图景。

同学们，

今年是奥运年，也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因为奥运的关系，对30周年的纪念被推迟了，也许要到奥运结束之后才大规模的开展，媒体上将铺天盖地地出现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歌功颂德。

而明年就是建国60周年了，这个国家走过了前一个30年和后一个30年，可谓不短了，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我们一起讨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反思和评价的时候了。1992年以来的历史，被官方定性为千年未有的盛世，我们都知道这个盛世是怎么来的吧，是枪子打出来的，是坦克压出来的。我们也知道这个盛世是谁的盛世，又是谁的灾难。有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作为参照，我们才可能更深入地理解改革开放之前的实践，理解那场被人诅咒了3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只可惜，认真思考和讨论的意愿实在是太难得一见了，报章杂志随处充斥的是妄顾史实的臆断，一遍一遍念经般重复，直到把谎言变成真理。

30年的改革开放，仿佛就是为了验证毛泽东当年对历史走势的判断，我们看到，官僚集团的确成了新的剥削阶级，裹挟着整个国家走上了一条最坏的发展道路。在30周年之即，从广东又发起了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真的搞不懂了，解放思想解放了这么多年，把奴隶制都解放回来了，还要解放到哪里去？仔细想想，奴隶制是最符合改革开放路线的，最符合邓小平理论的啊，一心一意谋发展，只讲效率不问公平，只看总量不管分配，奴隶制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学家早就证明过了。

就在山西黑窑工事件过去不到一年，广东又出了童工事件。还有一件事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有一个村子，竟然到现在还没有通电，这个村子也是在经济最发达最改革最开放的广东。我在温州了解到，一个乡镇级的卫生院，断指接活手术的成功率可以达到95％。这得靠多少根手指头才能练到这个熟练程度？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建立在多少底层百姓血泪和残缺的肢体之上的，又养肥了多少寄生虫，谁能算清这笔帐？整个冬天，东北地区见不到雪，南方却冰雪成灾，天怒人怨哪。

用茅于轼老先生的话讲，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了不起的中国企业家，有了他们，财富呼呼地冒了出来。真的是这样吗？企业家里有多少是像年广久一样靠炒瓜子赚钱勤劳致富的？没多少。绝大多数是寄生在官僚的羽翼下，靠窃取国有资产、靠官商勾结爆发起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必要麻烦胡德平先生们一天到晚地喊赦免原罪了。但是，正如上海退休女工王炼利所指出的，这不是什么田园牧歌式的“原罪”，这是赤裸裸的罪恶。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担当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尤其是经济学家们。什么“吐痰论”、“冰棍论”、“靓女先嫁丑女陪嫁论”、“无主论”，种种歪理邪说层出不穷。我在设想，50年或100年以后，我们的后人学习这一段历史，我想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无耻到这个地步。尤其是“吐痰论”这种东西，如果没有一点“我佛慈悲的大不要脸精神”，真的是说不出来。

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责任就是给改革开放撰写辩护词，每当改革出了问题，需要反思的时候，他们的药方简单得出奇，那就是继续深化改革，继续市场化。有些人会说，他们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推动市场化挤压了政府权力的空间，经济学们本人们也喜欢说，改革出了问题，原因不是市场化，而是因为市场化得不彻底，是因为腐败。只看他们的言论，他们是政权的批评者。不过在我看来，这不过是表面现象，更深刻的本质乃是经济学家们和官僚集团与不法奸商们的合作关系。比如，“国有资产无主论”就是为贪官和奸商化公为私服务的理论。经济学家们对改革的每一次批评，都在为下一步的改革制造合法性和舆论准备，说白了，也就是为新的腐败和寻租拓展空间。正如办公大楼的装修，每一次装修都是拿回扣的好机会，但重新装修总得需要点理由吧？我们的经济学家就是制造理由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配合得天衣无缝。一屈一伸，目标是同一个，遭殃的也总是老百姓，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是已经形成了的扭曲改革的机制。甘阳早就批评过，有些学者已经成了一半为官府一般为大款驱使的得力马弁，话虽刻薄，可是一针见血。张宏良说，古今中外都找不到像今天中国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像赞美上帝那样赞美资本，像讴歌爱情一样讴歌金钱。这话说的太好了。

放在世界背景下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这个全球化不是理想的世界大同，而只是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家的全球化。我一直在说，全球化是当今这个时代最大的谎言，最大的骗局，最厉害的迷幻剂。这种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支配下的全球化进程的本质，用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的话说，乃是“资本无限剥削的乌托邦”，是“野蛮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充当了世界的加工车间和血汗工厂，在复辟的过程中首当其冲。我们都看到了，那些被伟大的中国革命荡涤干净的妖魔鬼怪，又都大摇大摆地回来了，可笑的是，竟然还都披上了进步和文明的外衣。在全球化的大势下，中国的政权买办化了，为了集团私利背弃了国家利益，它已经具备了毛泽东概括的一切反动政权的特征：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知识界，包括传媒在内，买办化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普京批评俄罗斯的某些人不想依靠自己的人民，却如走狗一般在外国使馆和国际基金会门前乞食，也可以视为为中国人敲响的警钟。

全球化不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只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哪里的劳动力便宜，哪里的环境可以随便破坏，哪里可以榨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就奔向哪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吸引到巨额的外来投资的原因。资本向中国等欠发达转移的付产品，是发达国家工作机会的减少和人民福利的降低，而各国为了争夺投资不得不向国际资本让步，改变政策过程。马丁和舒曼的那本《全球化陷阱》，副标题就是“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所以布迪厄说，全球化让马克思的“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又有了现实的基础。

从资本的立场上，它当然希望世界各地都能像中国一样，整个地球都变成“无限剥削的乌托邦”，于是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拷贝到非洲和拉美的呼声才那么高，于是林毅夫先生才得天时地利人和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任命一出来，中国的媒体可谓欢心鼓舞，可如果我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就不禁会有所怀疑，这真的是中国的荣耀吗？反正我不觉得是。

同学们，

在场的各位大部分还在从事新闻工作，虽然一些人已经离开了新闻，但大都还从事与文化传播相关的工作。我一直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职业，是个很重要的职业。媒体不但在传播信息，也在传播理念，在影响和塑造一代人的对时代的看法，同时也是在为未来留下记录。也许多年后的学生要靠我们这些人写的东西，来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如今的传媒界是否担负起了这个使命？我个人是不满意的，也曾写过很长的文章来批评媒体界的现状，今天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说，现在已经到了需要认真反思的时刻，在一片狂欢的气氛中，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既要全面地评价历史，也要搞清楚，这个民族应该怎样迎接一个未来。

最后，再次感谢财经杂志，感谢CCER。感谢在座的各位。我个人还要感谢第五届财经班各位哥哥姐姐给我的帮助和关心，你们是我永远的朋友，这年头好人越来越少，剩那么几个，都让我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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