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该：茅于轼挨骂之我见

前言：

本来是已经快要忘记的，一转眼，整整两周以前的事情了。但最近一期南方周末的评论版提醒我，有一点话还是要记下来。上上个星期六，博客中国召集了一个讨论会，主题是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茅老先生本人也到了。会议原本应该下午两点开始，因为等茅老先生，拖到三点。我是有点别的事情的，已经去了且等了那么久，不说几句想说的就走，实在是不划算。于是就抢在前几个说了一点话，然后就离开了。

昨天看到南方周末，其评论版以笔谈的方式发表了若干人关于茅于轼观点的评论，几乎全部取材于那次讨论。但是，除了一篇表达比较克制的批评外，其他人的观点都可以说是顺着茅老先生的话在讲。就我所知，这不是那次会议的全部，却是一个侧面而已。我个人是批评了茅老先生的，曹建海先生也是批评的（http://caojianhai.blog.sohu.com/61967390.html），我在和中国财富的一位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只是我没机会听到他的发言。

这是个交锋的讨论会，何以取材自该讨论会的一个评论版面竟然成了如此的一面倒？很显然，编辑是他的立场的。有些言论的自由空间大一些，而有些言论的自由空间小一些。媒体从来不是什么公共的平台，大家最好也别以此自诩了。

我今天要把两个星期前说的话，再敲一遍，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借互联网的空间让另外一种声音更广地为人所知。这是个姿态：不是每个人都蠢，想混水摸鱼没那么容易。

只能凭记忆写了。也许会不全，也许会更周全。尽量恢复说话时的原貌吧，因为是说话，就没那么多文绉绉。

发言：

大家好。很荣幸能在茅老先生的当面表达我的看法。可能茅老先生已经不记得我了，我是采访过你的，大概是四年前，我到你家里去。我去的时候，茅老先生正在吃晚饭，夏天嘛，光着膀子，师母去开门，我进来的时候，茅老先生正在穿背心。那样子就像一个和蔼的长辈。

我对茅老先生一向是尊重的。但这一次，我是要持非常明确的批评态度的。因为在我看来，茅老先生发表的这个言论，没有做到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的操守，那就是言之有据，谨言慎行。刚才在发言中，茅老先生本人也说，富人和穷人这个划分是有问题的，既然如此，我要问的是：自己都觉得有问题，那为什么不想好了再说呢？

先说“仇富”这个提法。“仇富”是个伪概念。薛涌在回应茅老先生的文章里说到姚明，他就投几个篮，一年光工资就1500万美元，加上广告费，年收入几个亿，是富人吧？老百姓仇恨姚明吗？老百姓不恨他，老百姓都爱死他了。

再比如说，今年“快男”选出来的陈楚生，立马接到一个7位数的代言，从默默无闻一下子就有钱了。老百姓恨他吗？我刚刚看到一个报道，记者采访陈楚生的父亲，他爸爸说，现在有好几个全国各地的女孩子跑到他家，住在那就等看一看陈楚生，还跟他说要给他当儿媳妇。老百姓恨陈楚生吗？不恨，老百姓都爱死他了。

茅老先生对富人有所界定，他为合法致富的富人说话，包括明星。但老百姓并不恨合法致富的人啊，何来“仇富”？你说的“仇富”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富人指的是那些通过不合法手段，贪污腐败化公为私等，致富的人，那么老百姓是有意见的，是恨的。可是这些富人又不在茅老先生代言的范围内。那么这种仇富，茅老先生应该是支持的，对吧？你说的“仇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仇富”这个提法的质疑，薛涌最近的文章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更不是我今天在这里第一个说的，早就有人更深入地批评过了。我们经常听到在介绍某人成就时的说法，就是他的贡献在做出之后，没有人能忽视，或者在他的成就上继续前进，即便不同意，也不能视而不见，而是要批判过再前进。我想问的是，茅老先生在今天仍然继续毫不迟疑地拿“仇富”说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应该做的吗？

（大概此处，有张鸣教授等人的插话，对以上说法不以为然。）

总之，一句，老百姓不仇富，只仇为富不仁。

其次，茅老先生说，计划经济时代因为仇富造就了一个穷人国，这话缺乏一个历史的态度。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面临的进行工业化积累的任务，所以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少消费多积累，老百姓的日子是苦，可是不代表国家穷，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主要工业指标达到了世界第六，计划经济年代为这个国家积累下了一个完整的重工业基础。搞改革开放了，大家热烈讨论的靓女先嫁丑女后嫁，或者不卖冰棍就化了等等，请问，或漂亮或丑的闺女，那些要化的冰棍是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还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积累下来的。今天的富人们，有多少是靠把那个年代积累下来的公有资产划到自己的腰包里才富的？又有多少是真的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起来的？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决不可以如此武断地一句话了事。

另外，茅老先生在分析为什么网上有人骂他的文章里，把骂人和文革传统联系起来，这是完全不着边际的。骂人跟文革有什么关系？蒋介石没经历过文革吧，还不是娘西皮长娘西皮短的，怎么解释？我觉得这是知识界非常不好的一个风气，什么不喜欢的认为不好的事都往文革哪一推了事，反正文革已经臭了，自己站在文革的对立面就是绝对正确的，他们要反对的全都可以划归文革传统。事情可以这么简单化地解释吗？

我必须要说，茅老先生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话语还停留在80年代初的水平上。请您张开眼看看今天的社会，您说批判的“越穷越光荣”的理论可否还有半点的市场？没有了。这已经是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了！如果说张维迎（虽然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人）在改革开放初鼓吹“为钱正名”是有进步意义的话，那么茅老先生今天还在鼓吹的这一套就已经成了历史的反动。

最后一句话，茅老先生此次如此不负责地发表这个言论，并遭人痛骂，我认为，骂得好！借用鲁迅先生在《论雷锋塔的倒掉》这篇文章的最好两个字做一个概括：活该。

谢谢。

后语：

南方周末的笔谈引用了黎鸣的几句话。第一次见这个人，简直是个说评书的，枉称什么哲学家。他也是说完就走了，但其所谈到自古以来商人的孩子参加科举都受限制等话，随即被搞历史的张鸣教授反驳了，根本没那么回事。我不知道为什么，登在报纸上的还有这个观点。

另外，还有个叫王从圣（名字记不清了）的律师的发言，我没有在现场听到。所有的观点我都是无法赞同的，尤其是他提到了所谓“程序正义”的问题，说什么为穷人代言的人得到穷人的授权了么？哈，天大的笑话，我算是站在“穷人”（姑且借用这个连茅于轼都认为有问题的提法）这边的，也要坦白承认，“穷人”没有发给我委任状。但是，我要问这位王先生，你本人和茅于轼为“富人”说话，得到“富人”的授权了吗？

可惜，没机会当面问这个话。其实答案是想当然的，他一定会回答说没有，如果承认有授权或有勾连，他怕被人说成是资本家的走狗。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廉耻，不会愿意担此骂名，他们以良知和勇气的名义为“富人”说话，以标榜没有主子为荣。呵呵，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了，这种人叫做“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在层次上，是比走狗还要下贱一等的。

2007.9.2凌晨记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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