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在他的博客上再次发表文章称，“粮食安全与耕地面积并无直接关系”。茅于轼坚持认为，房价高是因为坚持18亿亩耕地红线，因此，茅于轼治理高房价的措施就是大量供应土地。大量供应土地能否改变高房价的局面，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方式，因为，即便在现在的土地供应方式下，还有很多人囤积土地，不做开发，只等着炒作后的涨价。事实上，只要政府不按照“市场规律”、“经济规律”办事，用政府行为的强有力手段调整土地价格，就能改变高房价的现状。只不过，这样一做，便不符合茅于轼、“×市场”、“某市场”等主流经济学家所坚持的市场化道路，便要走到政府计划的道路上去。这是迷信市场的茅于轼等人不愿看到的。关于土地供应与高房价问题，此处不再多说。由于茅于轼治理高房价牵涉到放弃18亿亩耕地红线，茅于轼也很清楚，反对意见认为，这将导致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因此，茅于轼这次又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做出了他的解释。因此，本文只说茅于轼关于粮食安全的内容。
    茅于轼认为，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5.3亿人口从来没吃饱过，而且，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还饿死了3000万人。茅于轼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人口增加到了13.6亿，耕地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反而解决了吃饭问题，吃的比以前好。所以，茅于轼认为，耕地面积“绝非是决定粮食安全的唯一重要原因，这里的关键是单产。由于科技的进步，粮食贸易的发展，……因此耕地能够极大地节约”。茅于轼还认为，“科技的潜力远没有用完，粮食贸易也有巨大的机会没有利用。……不论从全球来看，或者从全国来看，提高单产的前景相当乐观。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提高单产，而只从耕地面积上打主意，造成目前的房价奇高，泡沫严重的局面”。对于茅于轼的上述观点，本人做一点分析。
    首先，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人的事情是有的，但是，有没有饿死“3000万”？我认为绝对没有。按照茅于轼等人的说法，“饿死3000万”等于是每不到20人中饿死一个。按照当时每家每户平均5人计算，等于全国平均约四户人家有一人饿死。这样一个高比例，是耸人听闻的。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很多还都健在，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就知道，这个比例完全不可能。“饿死3000万”的说法是为了丑化中国而编造的谎言。据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有关专业人士指出，这个数字至少多加了一个“0”。因此，茅于轼作为经济学家，用这样一个政治化的数字来做自己观点的论据，是不负责任的，有悖于一个学者的良心。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确有人饿死。什么原因呢？因为中国当时要搞工业化，需要原始积累。中国的原始积累不能像所有西方国家一样，靠在世界上杀人和抢劫来完成，很大一部分只能靠自己的农产品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因此，虚报的产量数字造成丰收假象，使得大批粮食被用于交换工业积累，而非食用。换句话说，如果当时不是盲目乐观，对工业化的进程有比较冷静的态度，这一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其次，茅于轼说到改革开放30年后，人口增加了，土地减少了，粮食却够吃了，因此，耕地面积不重要，单产很重要。在这个问题上，茅于轼没有完全说错，但还是需要分析。在这历史一阶段农业单产的提高，主要依靠的是农药和化肥，在世界范围内，它被称为“第一次绿色革命”。这一农业“革命”的本质是，工业渗透到农业，农业成为工业的附属。在中国，由于中国还没有完全按照西方开出的政治药方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主导权基本上还在中国手中，农业“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成果，也主要被中国人自己享有，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对比世界上其他开展“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国家，亚非拉很多国家都因为在体制上与西方一致，使得“绿色革命”的成果被西方攫取，很多国家不得不以主权来交换。因此，不少非西方国家即便在农业“第一次绿色革命”后，依然吃不饱、饿死人。通过这样一个简单对比我们就会看到：幸亏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意愿迅速进行，否则，中国以农药和化肥为代表的“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成果，也很可能成为西方的利益收获，中国也很可能像某些非洲国家一样，大量饿死人。由此，我们应该更加清醒地确立一个观念：自己主导自己的命运，才是最可靠的安全。
    第三，即便以农药和化肥为主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在中国人口增长的同时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吃饭问题，我们也不能否认，它依然带来了负面的后果，这就是农药、化肥对于生态、人类健康的影响。这方面的报道已经很多，农药对于自然界和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可能一百年内都无法消除。化肥也同样，它造成土地质量的恶化，其潜在、长期的影响，也许现在还没能彻底显现。同时，它还使得工业产品控制了农业的命脉，农民的收入大部分被工业占据，农民只能维持很低的收入水平。即使能吃饱，也很难致富，只能维持在不高的生活水平上。也正在这种负面影响下，西方国家为了解决它的不良后果，又提出了农业的“第二次绿色革命”，这就是生物技术。
    第四，茅于轼说“科技的潜力远没有用完”，“提高单产的前景相当乐观”等，一定程度上就是指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所有支持、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人，都是这么说的，都说将来粮食不够吃，只有转基因能够解决。转基因能否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在转基因推广的十几年间，已经有大量的反面例证，因此，它的前景未必像转基因专家说的那么好，也不像茅于轼说的那么乐观，否则，欧洲也没有必要坚决抵制转基因，这里不再展开。更重要的是，在“第一次绿色革命”时，听信西方的亚非拉国家，很多都遭遇“丧权辱国”的噩运，中国因为没有在政治上完全服从西方而“幸免于难”。那么，在以转基因为代表的“第二次绿色革命”中，我们还能有这种幸运吗？茅于轼在解释“粮食安全”时多次提到“粮食贸易”，说白了就是向别人买粮食。转基因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买粮食”，它很可能使我们不得不“买种子”，到那时，即便守着18亿亩耕地红线，我们也很有可能把粮食安全的主导权拱手交给别人，或交给少数几个垄断种子的寡头。所以，茅于轼的这番话等于在为转基因叫好，他没有说出来的逻辑是：推广转基因可以降低房价。他试图以大众关心的房价来为转基因推波助澜，对此，我们只能嗤之以鼻。
    这里要提供有一组数字。虽然靠着化肥和农药，中国解决绝大多人的吃饭问题，但是，中国的人均耕地很少，西历2004年的数字约1.4亩，西历2009面的数字约1.3亩。什么概念？中国人均拥有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换句话说，中国吃饱饭的问题，是在非常紧张的耕地资源下解决的，因此也是比较脆弱的，如果耕地面积再大幅减少，一旦出现风吹草动，例如转基因作物的负面影响，中国将难以有迂回的空间。世界上190个国家中，中国的人均耕地拥有量排在第126名以后。全中国已有600多个县市人均耕地已经处于0.8亩的警戒线以下。美国的人均耕地是10亩多，是中国的8倍左右，是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3倍左右。其他像加拿大，人均耕地是中国的18倍，印度是中国的20倍。而且，中国大量的耕地质量并不很好，因此，与这些国家相比，一旦出现农业生产的困难，中国很难有回旋的余地。“民以食为天”，吃饱饭的问题是最大的民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容不得半点侥幸。按照茅于轼反复提出的主张，如果中国的耕地面积越过18亿亩的红线警戒，我们只能在“转基因”、“买粮食”上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一旦这两者的任何一项出现问题，全中国人的命运都将非常危险，而且，那将很可能使我们失去粮食安全的主导权。茅于轼甚至说：我们买方也可以主动，因为我们有钱。我不知道茅于轼在快要饿死的时候，还会不会说这番话。就好比一个人溺水的时候，他是抱着黄金，还是索要救生圈？在这个时候，别人以高价贩卖救生圈，你说你有黄金，别人不卖，你又能如何？你还能主动？抱着黄金溺水，沉底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