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革才是问题

——简析周瑞金《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1月15日，《财经》杂志发表封面文章《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作者署名周瑞金，“财经网”也同步转发。该文发表的契机是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此文很长，发表后被很多网站转载，新浪网转载时换了标题——“周瑞金：走出社会转型困境唯有深化改革”。署名周瑞金的这篇文章不是中央文件，也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评。但可以看成是“财经系”的社论，因而可以看成是广义的或狭义的“财经系”的纲领性文件。
    这篇文章开篇以较大的篇幅回顾了西历1992年前后的中外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交锋，其次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指出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三部分以“走出转型困境，唯有深化改革”为标题，提出了深化改革的目标；第四部分的标题是“推进系统改革，决不半途而废”，对今年召开的十八大提起了期待。应该说，文章条理清楚，主旨清晰，显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认真通读也算没有浪费时间。对此文说几点我的看法。
    就全文来说，我觉得作者延续20年前思想理论交锋的心态，在今天的中国设置了一个“反对改革”的假想敌，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改革“遇到了重重矛盾和阻力”。我觉得这种对假想敌的预设不太准确。我认为，当今中国自上而下对于改革是有共识的，我用两句话来概括——需要改革不是问题，如何改革才是问题。如果作者对这样一个现实没有清晰的认识，那么，面对深入改革引发的各种争议和阻力，作者很可能产生误判，即：把不同于自己改革目标的主张当成是反对改革，甚至当成是倒退。其实近年来有很多人在有意无意地犯这样的错误，或使用这一手法。例如，当有人指出西方民主的缺陷时，有一些人便说那是“反对民主”。一旦被扣上“反对民主”的帽子，便等同于“拥护独裁”。此种方式在作者的文章中也有体现，似乎只有与作者意见一致的那部分人是要改革的，其他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是不要改革的。
    作者面对深入改革的话题，在国内环境中预设了反对改革的假想敌，但在国际环境中却比较宽容。在阐述当今中国的国际环境时周瑞金说：“……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一些远交近邻对中国心存疑虑”；“只有新疆、西藏问题复杂一些，因为有外来干涉”。我觉得作者把国际环境中的“敌意”放在较为次要的位置。谁都知道“敌意”与“敌对行为”不同，作者似乎不愿承认“敌对行动”的存在，而认为当今国际对于中国主要是疑虑、担忧和干涉。胡锦涛主席不久前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虽然思想文化领域的敌对行动不能等同于军事战争，但它常常是军事战争或“不战而胜”的重要手段。我认为周瑞金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与胡锦涛主席讲话中的定性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们也不必深究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我想在这里指出，周瑞金先生的文章将邓小平西历1992的南方谈话誉为具有“遵义会议”一样的大转折意义，我认为这是对的。我同时认为周先生还想指出，在“南方谈话”20年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深化改革，也同样具有“遵义会议”的价值。但是，我们知道，“遵义会议”所面临的既有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和不统一，也有外部强大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在今天淡化国际环境的敌意和敌对行动，却把国内的不同意见当成明确的反对方，我觉得轻重失衡了。虽然我不认为针对中国的战争会很快发生，但是，从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判断出发，尤其是美国最近军事战略调整后，我们的确不该对外来威胁掉以轻心。
    作者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内部而对外部威胁轻描淡写的思想源头，在这篇文章里也时不时地流露出来。例如作者说，要“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包括发达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一切先进成果”，等。此话粗听起来并没有错。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问题：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一切，算不算“人类文明成果”？当某些人为了改革而把中国人、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描述得一团漆黑因而不得不大改特改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更深层次地发出疑问：中国人还属于人类吗？从古至今，中国人其实一直都在“吸收和借鉴”其他文明的优异之处，本来这不是问题，但被设定了要“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前提后，稍不留神就会把古往今来中国独特的创造引到“人类文明成果”之外的绝境了。这种细微的差别往往被语言文字的修辞所掩盖，结果会大相径庭，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这便是一例。因此，中共中央最近提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是我们要继承的优秀文化，使得“中国特色”有了厚实的基础，而不必时时被将中国传统排除在外的“人类文明成果”所要挟。我想这也是当前深化改革、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参照标准。因此，周瑞金的文章忽视了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成果”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一个缺陷。这个缺陷会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彷佛只有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才是有价值的。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一文重复了多年前的一个提法，要“解放思想”。我对此提法毫无疑义，完全接受。但我认为，“解放思想”的要求不能只对着别人，彷佛自己早已解放完了，其他人都是未被解放的封闭者、愚昧者。解放思想的要求同样应该针对提出口号者本人。如果谁掌握了话语权，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就等于他自己是一个绝对正确的解放者，那么，这将造成极大的误会。因为，很多时候，口里声称要“解放思想”的人，自己的思想恰恰是最应该被解放的。固执己见的人把自己的观念当成绝对正确，把与自己不同的观点都当成应“解放思想”的对象，此类笑话在生活中经常发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发生的概率也不低。
    周瑞金的文章引述了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文章说：“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小平同志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我们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重要思想，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倾向问题”。我认为邓小平的话讲得不错，但我们还应该看到，这是20多年前的话。邓小平当年说的不错，在20年后，我们理解此话时，也因“解放思想”。这里的“解放思想”就是对“左右”的认识。
    左和右的问题，当年存在，现在也同样存在。但是，左和右的形态，当年与现在其实已经不一样了。按照周瑞金先生所说的“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注重本国立场、本国利益的，属于“右”，讲求世界主义、普世价值的属于左。我认为，这一划分是可以吸收和借鉴的。因此，邓小平说“要警惕右”，在今天就可以看成是要警惕因追求国家利益而变成极端民族主义，这一点我非常赞成。中国人并不好战，中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一直注重与他人“双赢”，但是，极端民族主义还是应该警惕。与此同时，邓小平所说“主要是防止左”，我认为在今天就应该按照“国际惯例”理解为，主要是防止打着“普世价值”这一世界主义口号的极左派。那些不顾中国历史、不顾中国现实，一味强调用“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来硬套中国的“普世价值”派，其实就是当今中国的极左派。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经指出，当今中国的“普世极左派”在历史渊源和行为方式上，与当年的文革造反派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因此，周瑞金所引述的邓小平20年前“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指示，“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如今，也一样应该对盲目提倡“普世价值”的极左派们以当头棒喝。认识不到这一点，我认为就没有真正解决思想。

    周瑞金的《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一文与此前的流行观点有所不同。在此之前较长的时间里，国内主流舆论关于改革的流行说法是，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下一步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改”几乎成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周瑞金的文章改变了这一说法，他说：“当前，应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进入改革攻坚阶段”。“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通俗一点说，在以往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导致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现在，周瑞金明确地加了一个“社会体制改革”的中间阶段。对于这个改革“三步走”的第二阶段，周瑞金在文章中说：“这个新阶段，我们可能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深入改革的路线图吸纳了中共中央的最新精神，即发展文化、繁荣文化，但是，周瑞金很巧妙地把文化体制的改革融在他“三步走”的各个阶段，因而，无需另外专设一个“文化体制改革”的阶段。如此，既适应了中共中央的最新精神，又“万变不离其中”地维护了最终迈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不过不再像以前那么急了，不再像以前那样要求马上就改，赴汤蹈火也要改，谁阻拦谁就是罪人。周瑞金的文章很明确地公布了中期目标——15至20年内，即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只搞社会体制改革。对此，有几个方面值得一说。
    首先，此文宣告维护中国共产党政权至少到建党100周年，与暗流涌动的“花儿革命”企图明显不同，等于是反对当前在中国立即搞花儿革命。理由不去分析，这一观点与去年底引起轩然大波的“韩三文”相同，这一点值得注意。两者之间究竟是巧合还是集体行动，读者自己判断。其次，胡锦涛主席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的：“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周瑞金的文章淡化文化问题，这一点与乌坎事件后树立“乌坎模式”时竭力强调没有外来敌对势力介入也相映成趣。因为，既然要给共产党再留15到20年的时间，如果被认定为要搞花儿革命的外部敌对势力，那就麻烦了。第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只是延后了，并没改变。
    我在去年出版的《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说过一个观点：任何制度都是有生命的，因此，一个制度从诞生到死亡会有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如同的人的一生，也会生病，也会遭遇意外，因此，时常需要调整。按照这一观点，事实上可以说，改革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时是小改，有时是大改，改完了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而只是下一个的开始。这就如同佛教所说的因果链条，事物都是互为因果，改革是过去的果，也是未来的因。然而，当今在中国竭力主张深入改革的人，似乎有一个共同点，即：改革如同攻山头，某一个目的达到了，就如同占领了山头，改革的终极目标就达到了，似乎从此就可一劳永逸地进入“历史终结”的“普世价值”了。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比较落后。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眼界狭隘而产生这种念头还可以理解，到了21世纪，眼见得“历史终结”的发明者福山都自我改变了，眼见得“普世价值”的最大推广者美国自己也麻烦日深，还这么一厢情愿地设计中国改革的终极目标，我觉得就显得幼稚了。
    周瑞金的文章把政治体制改革推后到了第三步，却并没有明确地说未来第三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我不知道这是疏忽还是暂时不公布。那么，此文着力强调的第二步“社会体制改革”是什么呢？文章对此讲了不少，我引用一段：“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即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还有其他几点，不再引用。
    对于社会体制改革的上述内容我基本上是认可的。但是我们有必要问一下，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上述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此的回答可能有两种，一是说，原因在于改革不到位，所以要深化改革。二是，在周瑞金先生所说的“三步走”的第一步中就出现了偏差，这一偏差与原先的老问题结合在一起，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这两种不同的认定会导致对深化改革未来的不同判断。前者会认为，只要深化改革了，肯定就解决了。后者会认为，前面的偏差不解决，深入改革的未来也未必能解决，反而可能问题越来越大。这也是我一直说的话：“需要改革不是问题，如何改革才是问题”。如果说回过头去纠正“第一步”的偏差算是倒退的话，我认为“退一步、进两步”的做法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总体上不能算作“倒退”，大方向还是为了前进。同时，周瑞金文章中所指出的“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我认为重庆已经开始做了，而且做得还不错，未来发展的势头也很好，周瑞金先生是否该肯定一下？
    事实上，周瑞金在《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一文中指出的“三步走”，第二步中的“社会体制改革”关键就在于要培养一个“三元架构”的所谓“成熟公民社会”。对于政府、社会组织、市场这“三元”的关系，文章说到：“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这一阐述让我们看到，所谓“公民社会”的社会体制改革，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老调重弹。“公民社会”近年来在中国知识界比较热，按国际标准来说，主张和推行“公民社会”的大都是左派。因此，我在此要沿用周瑞金先生引用的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所以，“公民社会”这一左的产物，在未来中国的深化改革中，也是应该被“主要防止”的，周先生认为呢？至于“公民社会”究竟是什么，在“第二步”推动“成熟公民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体制改革，目的究竟是什么？应专门另写一文，此处不再展开。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所谓“成熟公民社会”无非是为多党制培育条件，最终还是要攻上“政治体制改革”的山头。所以，“韩三文”说“民主以后再说”，在这里也得到了另一种呼应。周瑞金不明说未来第三步“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通过对其“公民社会”的分析，也能看个大概。他不愿明说的原因嘛，瞎猜也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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