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编者按]这是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卫建林同志于2007年由学习出版社出版的《卫建林自选集》的前言，说明了作者选取的文章、背景，表达了作者的思考、立场、信念。乌有之乡网站组织了录入，将此前言部分单独发表，发表标题为乌有之乡网站编辑选择该文结尾的一句话。特此说明。2007年11月1日

前   言

收入本书的文字，从1978年到2006年，凡28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取得国家政权。又28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内外战乱的废墟上，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然后就是本书文字所由产生的28年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一如复仇的旋风扫荡世界，从所向披靡、水银泻地到无处不在地遭遇阻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工人运动和群众性社会运行，从备受压抑、七零八落、跌入低谷，到星星点点地重新集结，开始走向埋葬这声灾难的新的行程。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以人民的勤劳和经济增长成就，赢得世界的尊敬。

作者由离开五七干校不久的精壮劳力，变得白发苍苍。曾经师从和深深敬重的前辈，多已相继作古，长寿者也都是曾祖父辈的年龄了。同辈的多数，在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给我教益和鼓励。此外则或许退隐，或许改行，或许三弯四转到靠别样的方法讨生活了。每个人走自己的路。只是历史进程颠簸汹涌，个人的进退荣辱、爱恨情仇，其实微不足道。

我们踩着老一代的脚步，经历了革命从农村走向城市，经历了共和国从草创走向繁荣。缺少的，是革命战争血与火的锤炼、深厚的实践和群众工作的基础。生活展示给我们的新的图景，是苏东剧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西方当局策动、胜败参半而目前尚未歇手的“颜色革命”，是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在凄风苦雨中的挣扎和奋争、探索和创造。

见过了创业的艰难和太阳般的辉煌，见过了挫败和退潮，见过了山一般的坚定、海一般的辽阔，也见过了叛、见过了卖、见过了转向到鲁迅先生所说的“人头畜鸣”。生活教导人。有机会阅读历史推出的新版教科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

因为中文系毕业，对文学有一份特别的感情。研究工作起步于《红楼梦》和鲁迅。197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曹雪芹论》。198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呐喊〉〈彷徨〉及其时代》。两书均写于《自选集》所限28年之前。1984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1986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生活教导着作家》，主要评论当时的文艺现象，也不收入。

１９８６年有《社会主义文学及其主旋律》，发表于《文艺研究》。当时并不在意。大约1993年或1994年某日，文化部一位素昧平生的同志电话，说他奉命查询“主旋律”提法的由来，最早提出的，竟是这篇文章。其实我之前，曾见苏联赫拉普钦科院士有此提法，我不过借过解释中国的文艺罢了。

1840年以来，为中华民族生存、复兴与强盛，做出最伟大贡献的革命家、思想家，是两位。毛泽东之外，就是鲁迅了。为此有１９８６年1月的《鲁迅是一个整体——鲁迅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发表于《红旗》杂志。先生一生，唯热唯光，温暖青年，作烛自焚。我于先生，素所尊崇。80年代，忽然污蔑纷起，刻毒轻俏，宁愿向汉奸文人和远离人民、远离革命的风花雪月文人，大送秋波了。有此一篇，也说明着连我这样没有多少文学业绩的后继者，还坚守先生的精神，以略略告慰先生于地下。

写于1989年3月的《历史·人民·文化——五四文化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提纲》，也发表于《文艺研究》。那时时髦“启蒙压倒救亡”和“告别革命”，我这一套算另类。然而不知怎样，意写出了自精英文化喧嚣中嗅出的火药味。

《自选集》一篇未选。终于对不信我所钟爱的文学。

80年代来，勤恳工作而祸从天降，闹得一度不发工资。两个孩子上学，全家只靠老伴养活。此后补发工资了，仍然没有工作可做。家小外出，蜗居独守，空寂寥落，如只身游于大雾四塞之野。于是搬出辞海辞源和历年积存的古董，在故纸堆里，写出了一本《明代宦官政治》。

我于明史，纯系外行。我的所作，明史专家自然不屑一顾，然而在作者，却借此增长了新一个方面的学问。

宦官多出身寒微，阉割为帝王家奴，生死在帝王一念之间。他们也是受害者，也有过永乐年间郑和这样的杰出人物。但是封建专制制度造就的他们的政治集团，依凭帝王家奴这一唯一资源，远离社会生产，不创造社会财富，不必寒窗苦读，不必战场厮杀，无须文治武功，却转瞬之间居于国家财富权利分配的顶端，“蟒玉遍踪亲，京堂皆乳臭”。明代曾经几度形成与国家政治、军事、人事、司法、文教、财政系统并列甚至权倾其上，由宦官集团控制的，另一个从中央地方的系统。

宦官治国，无非招权纳贿、竞为苛敛，依据卖身投靠的程度和贿赂的质量数量，实施特务统治，任意确定各级官员的去留升降和褒贬生死玩弄师褒贬宰辅、六部九卿、封疆大吏、将军总督于股掌，在全国实行敲鼓吸髓的大收刮，“第宅连云，田园遍野，膏粱厌于舆台，文绣被于狗马。”其治文治教，经常使知识分子陷于面对目不识丁而又要屈从权势的尴尬。李自成大军由陕西进山西，再经大同、宣化、昌平，二十几天攻城拔寨，杀入北京，一路都有宦官监军或逃散、或内应、或开门跪接，临到北京城下，还有宦官潜入以劝降。这就是它治军的成就了。

明代天顺年间太监牛玉受贿和私立皇后，事发，南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上言：

自古内官贤良者万物一人，无事之时，似为谨慎，一问国政，便作奸欺。彼如闻笔下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已功；闻陛下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为已势。人望日归，威权日盛，而内官之祸起矣。此臣所以劝陛下不许内官与闻国政者也。内官侍奉陛下，未免朝夕在于左右。文武大臣，不知廉耻，多与之交接，有馈以金宝珠玉，加以婢膝奴颜者，内官便以为贤能，朝夕在陛下左右称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碣者，内官便以为不贤，朝夕相与谗谤之。陛下天纵圣明，固不为惑，日加浸润，未免致疑。称美者骤跻显位，谗谤者久屈下僚。怨不归于内官儿归于朝廷，恩不归于朝廷而归于内官。贿赂日行，威权日盛，而内官之祸起矣。臣等所以劝陛下不需外官与内官交接者此也。

关于宦官的参政，宦官与官员相互勾结产生的弊害，这里的描述真是惟妙惟肖。希进群小纷纷逢迎宦官，六部重臣、封疆大吏甘为子侄拜在门下，以至于皇亲贵胄、文武官员、进士举人自我阎割以为升迁之路，市井小民也争相穿起宦官服饰以显其时尚。正所谓“离间之风起于绳营，谗物之衅生于长舌”，“官爵视苞苴为进退，刑法任喜怒而轻重”。夤缘攀附、小道取容、挟私构陷、诽谤中伤，成为官场的政治品格，也导引着社会风气和堕落。百职寒心，土气尽灭，政局糜烂，社会分崩离析，已经势在必然。

宦官集团的产生、存在、膨胀、权势熏天，根源于封建专制制度。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它堵塞社会生命肌体的毛孔，再生产着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意识，成为封建社会政治文化遗产中最腐朽、最野蛮、最残酷、最黑暗的部分。一个当代中国学者，要研究这样的课题，揭开民族历史上的这个见不得人的肮脏的疮疤，真是羞于启齿。我们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庆幸不会再来一个刘瑾或是魏忠贤了。然而历史土壤是如此深厚，即使把封建制度埋进土地深处的最伟大的革命，也不能在短时期里，彻底扫荡宦官意识、宦官现象的污浊和腐臭。这是一个悲哀，却又无可奈何。

《明代宦官政治》由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其中的一章《宦官意识和宦官现象》，90年代初期曾经在《光明日报》发表。又有与此相关的两篇文章《阉人政治和阉人政治家》、《李自成和（明季北略）》，在《当代思潮》发表，分别署名韦骥和郑勒辑。略微有点闲空，增写几万字，还由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过一种《明代宦官政治（增订本）》。

《自选集》一篇未选。又终于对不住曾经那样折磨我的灵魂的明史。

偶尔写些杂文、小说。信笔署名，不存底稿，不集发表的报纸刊物，散佚如风。更要对不住，无缘进《自选集》了。

自90年代起，世界动荡，我的兴趣越来越转到和文学、和明史不大相关的领域。于是有《几个紧迫的理论问题》。后来的研究，大体没有越出这些问题的范围。

面对苏东剧变引发的思想混乱，曾经在《光明日报》发表《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同样标题的一本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出版。同年，这家出版社还出版了我和妻子刘世锦合编的《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署名柳静。它从1946年起到苏联连体，按年、月、日辑录西方怎样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至今成为我自己进行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之说一度风靡全球。一个中国人用一本书做出回应，并提出和论述第三世界发展学问题。这就是《历史没有句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出访俄罗斯，试图从自少年时代起就向往的苏联的命运，把一把世界历史运动的脉，有《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署名文甘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0年出版。

西方全球化中关于科技问题的喧闹昏天黑地，甚至流行“有一台电脑，人人可称为资本家”的天方夜谭。有《科技属于人民》，署名唐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清算西方全球化的历史和全球化研究中的混乱，有《历史是谁的朋友——全球化：定义、方法论和走向》，署名马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出访拉丁美洲，有《西方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红旗出版社2004年出版。出访非洲的《寻找苦难隧道的尽头》，一并收入。

关于全球化进程中共产党的使命，有《全球化与共产党》，署名贾仕武，香港大风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是一个繁体字本。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出版过一种简体字本。

收入《自选集》的，除了几篇目前尚有存留价值的文章，主要选自以上几本专著。

《自选集》收入的《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胜利》，专论劳动者合作经济问题。

在宣传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时候，一批文章纷纷搬出《资本论》。但是只引述马克思关于股份制如何成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连一个完整的句子也不引出，要不要说完整的思想了。然后张开想象的翅膀肆意飞翔。

马克思的完整表述被抹去了。这包括：第一，关于股份制性质结果的论述：“导致最大规模的掠夺”；第三，关于工人合作工厂的论述：“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第四，关于股份制和工人合作工厂比较的论述：“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所有这些话，都印在《资本论》第三卷彼此相连的段落里。无论对于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而言，还是对于任何一种多少具有科学精神的研究而言，如此对待马克思，都是不严肃、不光彩的事情。

不妨贸然预测：劳动者合作经济，将在人类摆脱新自由主义灾难和创造新的社会秩序的艰难斗争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脚色。工人阶级160多年以前的这一伟大创造，今天尚处于弱势。但是灰姑娘注定成长为明天工人阶级的大力士。

2006年夏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作学术报告，注意力开始转到世界历史走向问题了。后来又应约为两家刊物就此写过文章。这是一个需要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无论如何，历史已经把这个问题推上前台，值得为它作些什么了。这就有《自选集》最后的《世界向何处去》。

28年，我们的世界多少王冠落地、权杖易手，名不见经传忽而大富大贵，红得发紫忽而跌落尘埃，忽而“左”得可怕忽而右得可怕，然而只有人民永恒和配称万岁。

对我来说，人民，就是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晋南平原给我一粥一汤，教我认识世界和人生的爷爷奶奶、干爹干娘、哥哥姐姐，就是教我使用改锥扳手的工人师傅，就是五七干校驻地的房东和乡亲，就是北京城里的出租车司机、到家服务的电工和水暖工，就是为我的衣食住行付出劳动的每一个不相识的人。

“人民创造历史”，已经被自命精英者宣判为陈词滥调，我却深信不疑。支撑社会存在的是他们，承担社会苦难的是他们，从历史运动最深处左右它的走向、进行新的创造的，也是他们。28年如此。整个人类历史如此。研究社会科学，成为人民中的一员 ，为他们奔走呼号，从他们的喜怒哀乐中寻得历史运动的来龙去脉，才真正找到智慧的源泉。

读大学的时候，我不算一个安分的学生，中文系而偏要读马克思，为这位伟大革命家和学者思想的深刻、知识底蕴的丰厚、逻辑的缜密和文字的精妙，如醉如痴，可以整段整段地背诵。“文化大革命”了，造过反了，斗过人了，也挨过大了，“反革命”过了。逍遥和种种地之外，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豁然开朗，打开一个更新的世界。

80年代以来，马列备受冷落而书价大升。先前每月工资可以买旧版全集20册，后来工资涨了，每月只能买新版全集两册到三册。时尚是追捧西方著作。反正是读书，何妨也时尚一把呢？ 于是因为研究第三世界发展问题，集中读了大约上百本西方经济学著作。结构、文字比我们自己的部分文章可取者甚多，尚有思想资料可用，有些作者怀着对第三世界人民悲苦的真挚同情。道理则不越剥削永恒。再就是故作高深的公式、图表、和一旦深问，他们自己也茫然的晦涩术语了。无论在哪一方面，如果同千锤百炼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比，都黯然失色，不属于有比较资格的层次。

终于补上一课。那时候的舆论，是“重新认识”，以此贬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抬高资本主义。“重新认识”，本来符合认识规律。如果不是为着追求真理而是预先已经怀着某种政治偏见，注定偏离科学的轨道。我这回“重新认识”的收获，是倒退，是在新的历史实践的检验中重新回到毛泽东同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一齐破了产，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写字28年，没有每提笔，即来一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写而已。60岁以后敲电脑，敲而已。凡属自己的研究，无一字为求官，无一字为卖钱。

作品发表或出版，作者对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肩负着责任。我是除本名外，有时用笔名的。这需要有个交待。

因为被讥为“官方理论家”、“无聊理论家”、“左大爷”、“探照灯”、“政治垃圾”，就用“关方”、“吴雷”、“左达”、“谭照”、“郑勒辑”；曾经被糊里糊涂加上“严重违纪”的罪名，就用“韦骥”或“韦纪”；遇到通货膨胀的年份，便有“童澎”；有朋友养善意劝告：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说了也白说，出来一个“白树沃”；干脆用住地街道门牌的，是“贾仕武”；妻子发现糖尿病，用“唐袅”以博一笑而有助疗治，也算得夫妻情分；久坐而血脂上升，于是有“皓雪芝”；小孙子马年出生，“马也”，一属马婴儿之爷爷；“文甘君”，从妻子和两个儿子的姓名各取其半拼成；“文熙”则是祖籍闻喜的谐音；“章姗”、“黎寺”、“王尔玛”，就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作者沉浮生，写下眼里的时代，也属于这个时代。善为文者如宋人欧阳修，为身后百年读者计，晚年尚孜孜于文稿修改。我不配和欧阳修相比，极愿我的那些文字，在时代递变中尽快化灰化烟，以为不要说百年，即便再存活28年，也绝非幸事。何况凡属对社会重大问题的议论，一旦发表或出版，就不再属于作者本人，无权再作实质性修改，只应该改动病句、笔误、标点符号一类技术性错误了。有些地方增加注解，使读者更清晰地看出时代的前进和当时作者的浅陋。

感谢学习出版社的同志。感谢曾经为我的文章和书稿付出劳动的每一位同志，包括不同报刊、出版社的编辑、校对和从事印刷、装订、发行的同志，包括读一读、翻一翻的同志。特别感谢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

28年，唯独对不起的，是家人。我以写字、读书、剪贴资料、装订成册、摆弄卡片为生活，很少陪他们。如果没有妻子的爱和为家事操劳，如果没有她和儿子经常和我争论，在稿子上横七竖八，写出的东西会更多疏漏。孙子四岁半，曾经在我的生日宴席上举杯，稚气的祝词竟然是“祝爷爷好好喝水，好好看书”。借此书一角，向我的妻子和儿孙，表示我的深深的爱和歉疚。

刚刚完稿的《世界向何处去》的一段话，可以引来作为这个前沿的结尾：

世界处于新的大变革的前夜。经历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又一次奏起它的凯旋曲。历史不是资本主义的朋友。未来属于社会主义。

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