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胜利

——合作经济论纲

卫建林

　　一

　　世界在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霸权的蹂躏下被撕成碎片。社会在史无前例的文明废话的喧嚣中，陷入史无前例的贪婪、野蛮、抢劫、欺骗和道德沦丧的恶性循环圈。在几座孤岛般耸立的富人金殿和他们欢庆自己全球化终结性胜利的宴席四周，遍布着失业、贫困、疾病、死亡和绝望的呻吟。我们总是听到一种冷冰冰的嘲弄：这里也许存在着不公平，但是你们除了叹息、哭泣、愤怒，除了俯首听命、当牛做马、任由撕裂，已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别无选择”!

　　埋葬工人运动数百年来的成就，肢解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分裂和腐蚀工人阶级队伍，使工人成为仅仅为自己生存而同阶级兄弟进行残酷竞争的单个人，剥夺公共权利，在理论上贬低劳动、无限地抬高资本的历史地位，呼唤和培植自私、贪婪、损人利己与动物性、原始性、自发性，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形态上制造美国崇拜，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主旋律。

　　“别无选择”——这是一个和私有制同在的陈腐命题。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都曾经宣布自己的统治必定传之万世。关于雇佣劳动的天然合理和资本统治永恒性的话语，早已作为资产阶级的精魂，被它融汇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成为精致得密不透风、窒息人类创造力的学说。

　　但是，尽管蒙受苦难和羞辱，尽管这种苦难和羞辱已经构筑起仿佛不见尽头、没有边际的黑暗隧道，人民却总是踉跄着脚步，在有形和无形的镣铐中挣扎前行、摸索和创造。自有人类社会，历史从来没有凝固于仅仅有利于剥削者的任何一个“别无选择”。人民不会吞下他们只配永久受苦受难的“别无选择”。新的苦难成为历史运动的新的标志：人民在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上扫荡着谎言，在自己劳动和自己奋争的基地上，再度建立着对自己力量的不可动摇的信任。

　　人民经由自己的胜利和失败，认识自然也认识社会，认识对手也认识自己。他们逐渐知道，使他们陷入苦难的不是几个恶人，而是一种进行统治的阶级和国家制度；懦怯退让使他们吞下苦果，单枪匹马的反抗又总是收获失败，团结是他们的惟一武器。这种团结，起初在很小的范围，目标也限于争取眼前的、局部的、零散的利益，然后才是地区的、国家的，是作为阶级的行动。——这不是一次性的、直线完成的，而是在螺旋式循环中经历曲折和起伏的历史进程。

　　资本全球化的凯旋，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条件，把他们推进到前所未有的、足以使全球剥夺者闻之丧胆的地步：本来意义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过去的失败和胜利，都仿佛成为更大胜利的序幕和预演。这个社会的多数，正在世界历史的本来意义上重新集结起来。他们的力量如细雨润物、潜移默化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和毛孔，而终将聚合为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他们正在改变世界的一切。历史属于他们。

　　合作经济，就是人民的一种选择。

　　二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除了把人区分为掌握生产资料从而掌握社会统治权的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还给人类制造一个资本主义市场。这个市场成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天堂。被剥夺者的回应，是破坏机器、怠工、罢工和游行示威，直到武装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和创立新的国家政权及经济运行制度。同时出现的，是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市场经济范围内，依靠劳动者自己力量减轻剥削程度、维护自己利益的合作经济。

　　在试图用合作社方式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空想社会主义者失败了。1832年，欧文在伦敦创办的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仅仅存在一年多。1833年，这位菩萨心肠的改良家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并通过一个使工人以和平途径掌握生产管理权利的计划，然而这一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已经流产。

　　但是工人阶级局部改造旧制度的实践，却在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地进行中。

　　1844年，英国一个叫做罗虚代尔的小镇的28位工人，组织消费合作社向社员出售牛奶、面粉等日用品，减少中间商的盘剥。后来发展到购买土地和兴办加工业。他们创造的自愿、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公平买卖、注重社员教育的“罗虚代尔原则”，很快在欧洲国家传播开来，至今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合作社原则。

　　马克思拒绝任何崇拜，惟独对于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人民的创造深怀敬意。在他高度关注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理论斗争的时候，工人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当时看来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创造性成果，也同样进入他的视野。罗虚代尔合作社出现以后20年，即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把工人合作工厂称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没有谁比马克思更清楚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根本意义。工人合作经济，只有在工人阶级享有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时候，才能真正释放出它的社会能量，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府总是在其中进行收买并使运动受到阉割。但是马克思仍然高度评价自己时代即便广受掣肘的“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原则上的优越性和广阔前景，认为这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马克思论巴黎公社，说公社失败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公社的原则之一，即他1871年在《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20年后在该书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明确肯定的公社的一项法令：把已经关闭和停产的企业交给工人合作社按合作方式经营。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曾经建议参加国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针对俾斯麦政府向轮船公司资本家提供年度补贴的决定，提出向工人合作社提供同样数额补贴的议案。他相信，如果给资本家赠款似乎是用来振兴工业，那么给工人赠款将产生更大的效果，“请你们把工人和资产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你们每从工人口袋里直接或间接地送给资产阶级一百万，工人们也就应该得到一百万；国家贷款时也应如此。”他说：“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也最科学地充分认识合作经济这一工人阶级历史性创造的真正价值的仅有的人。

　　三

　　列宁同样是从历史创造者的角度、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角度，分析他所处时代的走向和推崇劳动者合作生产的。他为缔造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短暂生涯，社会主义苏联70多年的历史起伏，在合作经济问题上留下具有深刻意义的遗产。

　　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年代，从沙皇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工人合作社，主要控制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手中，在政治上采取一种不合作的甚至敌视布尔什维克和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立场。列宁一方面指出，一些合作社领袖被收买和腐蚀的情形，要求派进人员、扩大工人成分以改造“资产阶级合作社”；另一方面看出，即便为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握的、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小资本家的合作社，既然作为合作社，就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群众主动精神。

　　这正是列宁关注的重心。他说，“合作社所做的工作无疑是在发挥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是它的一大功劳”，合作社建立在群众主动精神之上，“这点是最主要的”。因此，“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我们应当加以利用的唯一的机构”。

　　他在逝世前一年指出，“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革命胜利初期俄国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这里既包含着十月革命以来俄国新政权某种政策反思的成分，也为其后苏联社会发展进行着重要的提示。

　　这就是我们从列宁身后世界历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进一步理解列宁伟大遗训的锁钥。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进程中，很快消灭个体、私人经济，建立起全民所有制经济。它提高了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和维护了国家安全。但是在严峻的国际环境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特别是实现农业集体化存在着缺少耐心的教育、引导和等待的现象。这就使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历史创造精神的基础不够坚实，使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得以发生。正是在这里，繁衍出滋生官僚主义和僵化窒息的条件。

　　这种状况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相当明显。国家运转主要靠官僚集团支撑，上层结党营私、权力膨胀、昏庸腐化。人民群众被排除在国家和企业的权力之外，不再认为自己居于主人翁的地位，而当时执政的这个“共产党”，本质上也已经不同于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党，不再是代表他们利益的党，他们犯不着继续保卫和维护这个党。离开人民等于取消党，再一次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随着苏联解体、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苏联人民奋斗牺牲建立起来、给人民带来极大利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私有化浪潮自上而下的冲击下，很快退回到个体、私人经济甚至具有殖民地性质的经济。

　　两种相反方向的历史运动，两种对立的政治立场，症结竟然殊途同归于群众主动性问题。前者急于实现群众的利益而没有为群众主动性的充分发挥、为群众经济和社会管理能力的充分提高创造足够的条件，相反，由此滋生繁衍的官僚主义不仅不能保证群众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且由于挫伤群众主动性而蕴涵着导致历史停滞甚至倒退的因素。这就成为后者猖狂肆虐的一个历史前提；在这里，人民的权利被剥夺，人民的财产被抢劫和瓜分，重新沦为被压迫者、被剥夺者，加上新自由主义消解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分裂和腐蚀工人阶级的政策，群众历史主动性的再度勃发就不能不经历更多的磨难、需要更长的时期了。

　　对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来说最有害的、成为历史变革最大悲剧的现象出现了。这就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教训时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

　　四

　　世界风云变换、政局起伏跌宕，但是工人合作社、农民合作社以及不同程度上体现着合作社精神的各种经济组织，却仍然遍布世界各国和几乎所有的行业。它普遍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也已经相当广泛。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业、建筑业、金融业、保险业、贸易、科学技术、教育、医疗、住宅业、旅游业、新闻出版到农牧渔林业的各个门类，合作社无处不在。

　　1895年成立的国际合作社联盟（ICA），目前吸收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的合作组织，成为获得联合国咨询地位的最大非政府组织。在皈依新自由主义教条、私有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最近30年来，我们特别注意到四个方面的实例。

　　1．以色列基布兹的实例

　　以色列从建国就把“劳动征服一切”作为民族信条。基布兹是它的主要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其政治纲领，是建立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经济平等、政治民主的制度。它的主要准则是：（1）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2）一切权利平等，管理人员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3）各尽所能，不准剥削，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必须劳动，没有劳动能力的成员由集体供养。这些信条、纲领和准则，既没有因为同美国的特殊关系而放弃，也没有因为它的政府实行为世界多数国家反对的对外政策而改变。尽管世界格局的变化使基布兹遇到困难，尽管基布兹的具体管理措施会有所改革，它却继续保持自己的原则存在和发展，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农工商联合体。基布兹人口占以色列4%，其农业产值和出口农产品占全国总量40%，生产出全国小麦的50%、牛肉的55.4%、棉花的80%。按照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提法，基布兹被看作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共产主义绿洲”。

　　2．俄罗斯和捷克的实例

　　笔者1999年10月访问距离莫斯科170公里的图拉州，在那里参观谢金诺区的普利什涅集体农庄。在俄罗斯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农庄所在市和区的负责人称，这个农庄虽然只不过保持着1990年的水平，却仍然是当地最好的农庄。

　　叶利钦强迫解散集体农庄，许诺给私人家庭农场优惠。但是国家陷入困境，私人农场也纷纷破产。在谢金诺区，90%的集体农庄保留着，和苏联时代相比，发展生产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的困难增加了，然而日子比私人农场好过。农庄有现代化的养猪场、养鸡场和奶牛棚。最漂亮的是有健身房、游泳池、篮球场的体育馆，有声乐室、舞蹈室、绘画室、舞厅、会议厅的文化宫。文化宫明亮宽敞的走廊，墙壁上张贴着他们的小演员在州和国家剧场演出和比赛得奖的照片。农庄的领导人说，他们的骄傲，就是有本区最漂亮的幼儿园。

　　农庄负责人说，现在车臣正在打仗，前线需要粮食。前几天，国防部的军官来向我们要粮食，说最好是小麦，哪怕给点土豆也好。我说，政府不是下令解散集体农庄、提倡私人农场，还要给私人农场优惠吗?去找私人农场好了。他们很尴尬。老实说，在无边无际的土地上，想要找到那些私人农场都很困难，何况他们根本拿不出粮食。我们的仓库里什么都有!但是需要他们拿现金。

　　1989年，捷克政局剧变，新上台的政府对合作社不是支持而是限制。然而合作社工作者以顽强的自立、自助、自强精神克服困难，使合作社事业顶住风浪，并且有所发展。

　　目前捷克有全国影响的合作社有四种。（1）消费合作社，有70个基层社，65万社员，办有110个批发商店，5000个零售商店，在零售市场占有率为9%，其中食品占有率为15%。（2）生产（工业生产）合作社，有450万个基层社，32万社员，产品有家具、工艺品、食品、纺织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机械、电器、玻璃陶瓷制品、电脑、照相器材、旅游用品等1000多个品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5%。（3）农业合作社，现有900个，种植土地占全国耕地面积47.7%，产品占全国农产品67%。（4）住宅合作社，有70万社员，提供全国居民住宅的1/5。

　　3．阿根廷的实例

　　阿根廷危机以来，一些破产或停产的中小企业的职工接管企业，成立由职工自主经营的合作社，使已经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很快恢复生产，也保住了自己的就业机会。政府对这类合作企业给予保护和扶持，在一定时期免征所得税，为其联系客户，提供技术支持。自主经营的合作社企业已经组成全国复兴运动。一些地方还出现工人“夺厂运动”，驱逐老板及其管理人员，自主组织起来，民主管理，继续生产。当传统原料供货商联合进行抵制的时候，他们得到原住民合作社的帮助。这种类型的工厂也已经召开自己的全国性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工人自我管理工厂联合会，与失业工人的义勇队全面合作，提出占领所有已关闭工厂，公开老板隐藏的商业机密；成立统一的工人基金；工人有权在任何时候撤换不称职的工人代表；要求国家银行对工人自我管理企业优先提供低息贷款。

　　4．巴西农村实例

　　巴西农业合作社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目前一些合作社已经成为包括农牧业生产、加工、仓储、贸易的产业集团，在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合作社对社员和员工进行培训，开办幼儿园、学校，建立医院、文化体育场所，有些还有自己的报纸和电视台。巴西每个州有合作社协会。全国也有代表性机构。

　　合作社特别受到无地农民的欢迎。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机械化，大量农民被农场主裁减，失去生活依托，成为无地农民。他们组织起来艰难斗争许多年，政府不得不把一部分土地廉价卖给他们甚至分给他们。但是重新分得土地以后，既无资金，又无农具，没有力量抗御自然灾害和参加市场竞争，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生活所迫，又会失去土地，再次成为无地农民。在合作社，他们互相帮助，依靠集体的力量和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关系，就能够生活下去了。巴西将合作化确定为农业发展战略。

　　无论发达国家或是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程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程度。合作社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缩小两极分化、增加就业、保护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已经并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五

　　合作经济组织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失败，在另一些地方、另一些时候又会崛起，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成为新自由主义废墟上的神奇的现实。

　　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到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世界人民的伟大实践和灌注其中的历史主动精神，标志着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的辉煌篇章。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统治世界的30年，成为人民群众历史主动精神遭受侮辱和践踏、日趋衰微的30年。新自由主义的最大罪孽，就是用垄断资本的利益、史无前例的强制和欺骗规范世界，企图在全球范围削弱和取消民族的、人民大众的首先是工人阶级进行历史探索和创造的主动精神。

　　但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最大罪孽的，还有它的最大错误，它的政界要人、将军、金融家、舞文弄墨的理论贩子和各色跟班，沉溺于欢庆胜利的盛宴而傲视人民，自以为一个苏联共产党下台和苏联解体，就注定人民主动精神在人类历史上的永久消失。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人民主动精神，这才是历史进步的永恒的、决定性的力量。

　　工人阶级创造的、已经存在160多年的合作经济，有着特别深厚的根基。资本主义全球凯旋的狂风暴雨，社会主义失败的凄风苦雨，都不能将合作经济斩草除根。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经济，又不同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但是能够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在不同民族历史与文化背景和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既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又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新自由主义动摇和肢解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倾覆社会主义政权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在全球掀起铭刻着它的掠夺标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但是也许只是一个小企业、一个村镇、一个城市社区，也许只是一种产业、一个生产环节，也许只有三五个人、一二百人，也许拿不出厚本的理论著作和规章条款，甚至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猖獗的时期和最猖獗的地方，合作经济仍然如巨石重压下的藤蔓，坚韧地存在着、产生着、生长着。

　　合作经济生命力、适应性和发展空间的秘密，来自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勇敢的“手”和主动精神。不完善的制度压抑群众历史主动性，黑暗的制度扼杀群众历史主动性。但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离开劳动、离开劳动者的“手”而维持即便一天。这种“手”创造着社会物质财富，同时创造着摆脱压迫而自由劳动的社会要求。

　　在资本主义以新自由主义的形式把空前的灾难强加给人类的时候，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是这种苦难的最大承担者，也是走出这种苦难的历史道路的开拓者。

　　合作经济在资本主义的以色列的存在，在埋葬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和捷克的存在，在阿根廷、巴西这些饱受新自由主义摧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再生，无论怎样弱小和不完善，但是毕竟传递着历史运动的一种信息：从社会底层和经济细胞激发和培育群众主动性，实现劳动者的不同形式的团结与合作，正在成为走出新自由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噩梦的一个新的起点。

　　六

　　20世纪90年代初，弗郎西斯•福山把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凯旋宣布为“历史的终点”。不过三五年的时间，这种不可一世的得意姿态和终点之说，就成为一种笑料。世界各地已经陆续出现各种文字的著作，从不同角度论证新自由主义终结、资本主义终结的主题。一种方兴未艾的思潮生机勃勃。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各国人民抵制、抗议新自由主义斗争基础上出现的，以替代新自由主义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的“替代学”。

　　它本身也歧见纷纭。但是甚至德国神学教授乌尔里希•杜赫罗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虽然以《圣经》为准绳，倡导“使教会生活获得新生”，也仍然从关注群众主动性提出问题。他主张在社区、地区和国家层面，“在自主、平等、参与性民主和团结的基础上建立分享资源的体系”。他本人就是名为“凯罗斯一欧罗巴”的争取经济公正的民间运动的创建者之一。神学成为人民呼声的一种渠道的另一个例子，是在拉丁美洲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奴役中产生广泛影响的“解放神学”。

　　更多的替代学著作没有杜赫罗这样的神学色彩。

　　詹姆斯•彼德拉斯的《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是萌生新的生产方式。他注意到，发生在巴西、巴拉圭的抢夺土地、农民合作社以及种植可可的玻利维亚农民，都与合作的生产方式有联系，并与城市工人阶级结盟。他说，占领一家工厂、市政大楼或一块土地，并不仅仅出于物质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肯定他们自己的自我价值、尊严以及自我管理能力”。

　　一位美国学者为自己的著作起名叫做《反对资本主义》。他以40万字篇幅论证的替代模式，就是经济民主或者说“工人的自我管理”。

　　衡量社会变化深度的真正标尺，在于工人阶级历史创造性和群众主动精神提高的程度以及他们从历史运动客体向主体转化的程度。人民的不幸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人民的解放从来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历史。马克思的告诫之一，是不要做“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甚至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不能强迫”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这就是无情的历史辩证法。

　　当新自由主义改革削弱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吞噬属于人民的巨大资源和财产的时候，当世界由于民族的和人民大众的创造力被剥夺殆尽而在垄断资本的镣铐下呻吟的时候，重新呼唤、培植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主动精神，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紧迫问题。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斗争，总是首先开辟他们身边的、存在巨大扩展空间的活动天地。一家工厂、一块土地也许微不足道。但是一旦由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群众自己来管理，它就成为群众展示、发展、锻炼自己，提高历史创造性和社会管理能力的舞台。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和达到怎样的规模，只要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样的舞台。

　　从这里起步的历史运动，愈益社会化的劳动的实践，将必然地走向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走向“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的时代。

　　劳动把人类社会推进到2l世纪，使劳动政治经济学带着新的社会能量，注定在新世纪的历史活剧中扮演一回主角。

中国合作经济学会调查与研究总1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