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的矛盾 
 
刘永佶

 
 
 
初级民主制，是中国得以步入工业文明的大前提，这一步却迈得如此艰难沉重，不仅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武装革命，而且又在初级民主制中蹒跚了半个多世纪。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有一股强大的反民主势力，它与民主势力对立着、对抗着，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手段，干扰、阻碍民主的进程。而民主势力虽然从原则和法理上说处于主要矛盾方面，但其自身，不论从理论、组织，乃至路线、策略等各方面还都不够成熟，有着明显的局限和缺陷。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的矛盾，是现代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

这个矛盾，是中国历史政治矛盾的继续。集权官僚制下的主要政治矛盾，是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势力与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会有不断的农民起义，也只有联合起来的民众才能形成与统治势力相对抗的政治势力，但这都是短期的，民众的政治势力或者被镇压、打散，或者有极个别的会夺取政权，其领导者则变成新的统治者。通常情况下，民众只是被统治的对象，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一滩散沙的特点，加之统治势力的惑、禁、隔、阻、压，并不能联合起统一的政治势力，它与官僚统治势力对立着，但不能对抗。而农耕经济和小农意识，在组织起来的暴力与欺骗的统治下，使农民和手工业者逐步失去其斗争意志，只能逆来顺受，在官府留给自家很小的空隙中，辛勤劳作、节俭度日。农民被 “治”被“牧”得像羊一样温顺，他们精明的大脑所追求的是温饱，是富裕，而不是人格和自由。从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中，不可能产生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农民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民主势力。

中国的民主势力是以外来的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由先进的知识分子依据其理念组织民众，才得以形成的。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民主势力从小到大，甚至取得了政权，建立了初级的民主制度。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跨越。然而，迄今为止，民主意识在中国还带有明显的外来“痕迹”。还都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民主理论，没有对民主形式和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包括晚年毛泽东，他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信从，对“巴黎公社”式民主的向往，是他思想深处的民主观念，但由于“群众运动”的形式及群众民主意识的粗浅，“继续革命”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就。而反民主势力充分利用群众中存在的小农意识，将民众的注意力转向自家的温饱和富裕，由此为反民主势力的滋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的矛盾，持续了一个世纪。由于民主势力的形成，旧的统治势力也演变成为反民主的势力，也就是说将反对民主，镇压、破坏、削弱民主势力作为其存在的主要方式。矛盾的双方，曾经以反民主势力为主要方面，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民主势力上升为主要方面，反民主势力变成矛盾的次要方面，但它绝对没有消失，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努力扩大其势力，在干扰、阻碍民主进程中，固守自己的阵地，并利用各种时机，与民主势力进行斗争。

民主势力的社会构成，以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为主，与解放前不同，建国以后工业经济迅速扩展，工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包括“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已达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多，约25至3亿人，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知识分子队伍也不断扩大，包括教育、科研、技术、传媒、卫生、文艺等各行业，总人数也在1亿人左右。还有一批专门从事公共权利、公共事业和企业经营管理的阶层，他们从社会阶级的划分上应归入知识分子，但由于职业特性，需要明确其阶层存在，其人数也在几千万。而农民仍是现代中国人口的多数，由于其中一部分人处于流动状态，或进城打工，或从事个体工商业，或在乡镇企业就业，因此很难确定纯粹从事农业的人口，约计总共中国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还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此外，就是遍及城乡的个体工商户，以及一部分靠经营、技术等“致富”了的私有企业主。

从人口量上来看，民主势力的社会基础占绝对优势。但并不是人口量大势力就大，关键还在民主意识及联合的程度。工人和知识分子，是工业文明的主体，也是现代民主的主体，但能否形成民主意识，并结成民主势力，又取决于民主思想和组织。这在西方国家是经过二百年的努力和斗争，才争得了今天这样民主势力的地位。中国革命引进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并以军事化的组织凝合了民主势力，才在较短的时间争得政权，建立初级的民主制。但初级的民主制的缺陷，特别是行政集权体制（它具有明显的半军事化的特征），却严重地束缚了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个性和自由，从而压抑了其民主意识，他们被纳入一党领导的层层行政集权中，服从的义务高于自主的权利。他们能否成为民主势力的主体，往往取决于党的路线和政策。至于农民，他们从利益和地位上，是向往工业文明的，每年春节之后的“民工潮”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政治上，农民们所处的社会最底层地位使他们要求变革。如今的农民，大多数是受过初、中等教育的中青年，经济上的困境和对工业文明的向往，使他们在内心里拥护并希望民主。然而，农民毕竟未能摆脱小农经济，小农意识依然严重存在，他们能否参与民主运动，还需要来自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引导，取决于党的路线和政策。也正是这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又可能是反民主势力的社会基础。如此多的自私自利、勤俭持家、逆来顺受的农民，不仅是反民主势力专制的对象，也是其反民主的理由。

当读者看到这里写的中国的民主势力一词的时候，也许有人会联想到那极少数跑到美国的“民主派”，对他们的情况，我并不清楚，当然不排除其中有些人是从劳动者角度谈民主的，但更多的则是拿着外国人的津贴，宣扬资本主义的民主。这是在西方已经过时了的“民主”，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更重要的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中国的民众，他们的“民主”是不让人信服的。我这里说的中国民主势力，是不包括他们在内的。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或自生自灭，或发生分化，而其中一些人甚至会成为反民主势力的一部分。

至于现时中国的个体工商业者和靠经营、技术致富的私有企业主，我之所以把他们划归民主势力的社会基础，就在于从其自身发展的逻辑看，民主是其必要的条件，他们在一定时期会要求，甚至参与民主运动。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利益，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民主的主力，在一定情况下，比如民主运动触动了其利益时，他们还可能加入反民主阵营。而那些靠依附官僚资本或与之结成联盟侵吞公有资产而“致富”的私有企业主，则是反民主势力的重要成员。

说中国的民主势力，不仅要做社会构成的分析，更要看已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性质。个体人的民主意识，能否上升并集合为总体的民主理论，并由民主理论聚合、指导个人参与民主运动，是民主势力形成的关键。而社会制度则是民主运动的集中体现，民主运动的发展水平、民主势力的程度，是制约社会制度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反民主、非民主的势力，也要制约并体现于社会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制度是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的矛盾制衡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它的基本理念来自马克思，其原则是社会主义，在此前提下，带领中国的劳动者争取解放和自由发展。只要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它的理论就必须坚持这一点，否则就不是共产党。当党的纲领中还明确马克思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时候，就是在承认民主，并把发展民主作为其目标。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则是在党的路线中如何贯彻、实践民主发展，进而是更为具体地实施。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是民主运动的成果，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了民主制的原则，以及公民的民主权利，虽然还不完善，但却是民主势力的法律规定，也是进一步发展民主，与反民主势力斗争的法权依据与保证。在宪法的大前提下，各项具体法律，也都体现着初级民主制的性质。

当我们说中国的民主势力时，必须把其社会构成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统一起来规定，这些都是民主势力的体现与条件。而民主势力的发挥与发展，则在于将这些条件有机地调动起来，形成一个有明确目的、路线、策略的民主运动。

国内外总有那么一些人，将中国共产党说成是“专制党”，将中国现行社会制度说成是“专制制度”。这是一些别有用心者的故意，是把美国的民主看成是绝对真理，以其衡量中国的党与制度得出的结论。对这些人的阶级性，自不必说，这里分析一下其方法上的问题。其一，美国的民主是一个国家的特殊民主，并不是世界人类民主的一般；其二，美国民主制度也是一个矛盾体，它的主要矛盾方面是资本势力，也是反民主的专制势力，而民主势力则处在矛盾的次要方面；其三，美国及其他各西方国家的民主，都是由劳动者为主体的民主势力长期斗争才争取来的，并不是资本专制势力恩赐的；其四，美国历史只有200多年，既没有封建专制传统，也没有集权官僚制传统，而中国则有深远厚重的集权官僚制与官文化的传统；其五，美国的宪法及其政治制度，基本上仍是其独立时确立的，已有许多不适应本国的实际，它在民主发展史上已是落后的、保守的；其六，今天中国所要争取并发展的民主制，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是社会主义的，美国及西方各国的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都可以对中国有所借鉴，但不能成为原则或榜样；其七，以美国为“标准”对中国的批评，直接将美国的制度说成一般，忽略了它与中国各自的特殊性。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建立的初级民主制是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斗争的结果和体现，它确定了民主的目标和原则，是继续发展民主的前提，但不是民主运动的结束。而其局限和缺陷，又可以为非民主和反民主的势力所利用，如果不及时改革与克服，反民主势力就可以利用这些缺陷，而滋生，而蔓延，而扩展。民主势力以初级民主制的目标和原则为前提，反民主势力则以初级民主制的缺陷为条件。一些人指责的“专制”现象，实则正是反民主势力利用初级民主制的缺陷，固守其局限的行为与现象，对此，不仅要承认，而且是民主运动所要克服和改革的对象。

民主势力要整合，要以共产党的纲领和民主制原则凝聚其社会基础，组织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联合个体工商业者和靠经营、技术起家的私有企业主，使之真正成为民主的势力。这样做了，中国的民主势力在初级民主制矛盾中的主要方面的地位和主导作用，就可以充分体现，中国的民主运动就能向前发展，从初级民主制推进到更高阶段的民主制。如果不能充分运用已有民主原则，不能有效地聚合民众于民主运动之中，那么，民主势力不仅会削弱，而且会由反民主势力占上风。

中国的反民主势力，在解放以前是相当明显的，即由北洋军阀和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势力。解放以后，这股势力被推翻，逃到台湾岛上去了，似乎就不再有反民主势力了。其实不然，集权官僚制不是世袭的，反民主也不是遗传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也是由个体人构成的，其众多的党员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少数人为谋私利而入党，并钻营、取巧，乃至成为一定国家权利机构的负责人，这种情况在中共成为惟一的执政党并行政化以后更为明显。即使在入党时并未谋私之动机，但在行政化了的党组织中，级别、待遇，以及荣誉、特权等等，也会将一些人由革命者演变为官，成为权位的捍卫者与竞争者。时下党中央反复批评并力求克服的要官、跑官、买卖官的行为，以及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其主体就是这些利用行政集权体制而谋私，并被官文化主导其思想行为的人。也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反民主势力。反民主势力之所以反对民主运动和民主发展，就在于为了固守既得利益和地位，他们虽然尚没有大规模组织，也没有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但都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圈子”，“圈子”中的人，志同道合，为了共同利益，联合起来，争权夺利，上下联手，左右提携、互相支撑。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如果进行以民主为原则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使他们这些无德无能无才者失去对公共权利的控制，从而失去地位和利益。为此，他们明里暗里坚决反对政治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对民主选举深恶痛绝，更以各种理由，阻止舆论监督。

大约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这以“苏联模式”为楷模，并体现着传统官文化的初级民主制，就已显示出其缺陷，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领导的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国自身制度的反思。而从那以来的四十余年，改革政治体制，克服行政集权体制的缺陷，发展民主的内在要求，一直是中国政治矛盾的大趋势，但却未能实现，其中的原因，既有民主势力不够强大，策略上的失误等，也有反民主势力的尽力阻挠。不妨把这四十余年来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汇总起来分析，就可以发现反民主势力所用以反对改革的理由，都能够归结于其个人和小集团，以及子孙后代的私利上去。至于私下里的密商，以及未被披露的言论和行为，则更能显现其利益和势力之大。

到今天，不会有一个政治人物公开宣布自己是反民主的。那些反民主的人也不可能承认他们已经结成了反民主的势力。他们也在公开场合宣讲由“写作班子”或秘书们拟好的报告和发言稿，这些稿子中就有“民主”字眼。但他们却可以指使执笔者对民主做出适合他们利益和需要的解释，甚至会把听取群众意见，甚至与下属吃饭玩牌等活动，都说成是“民主”。

我们不可能从公开的言论上看到反民主的势力，但四十余年来初级公有制的局限并未突破，缺陷并未克服而且有日趋严重之势，这正是反民主势力存在的证明，也是它的巨大“历史作用”。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愈演愈烈的腐败。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公款吃喝是相当严重的政治错误，那么而今这种行为已成为必要的公事，而且相当多的人已经吃累吃怕了。至于买官卖官、贪污贿赂、侵吞国有资产等等，也都屡见报端，纪委、检察院所办官员违纪腐败案件，逐年增加。由于腐败而形成的官僚资本，已成为反民主势力近几年“发展”的主要成果，又是其进一步扩充的经济基础。

反民主势力的文化基础，则是传统的官文化及其变种的官僚资本主义，而普遍存在的小农意识，又是其必要的文化条件。官文化的本质就是集权专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牧民如羊牛，在官僚内部强化以“利禄德”为轴心的联合，并按级别职位分割民脂民膏。现在的反民主势力，也是以侵吞并瓜分公有资产，以腐败为凝聚力的，他们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由“社会公仆变社会主人”。他们的利益和行为使他们深切地认识到：民主是根本性的、主要的敌人。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克服了初级民主制的缺陷，那么不仅其存在的条件被铲除，而且势必会遭到法制的惩处。这可是断子绝孙的危险啊——他们所侵吞的公有资产大部分已事先作为遗产交给了子女，如果被追缴国库，这些公子小姐靠什么再做人上人呢？地位、权势、利益，乃至后代的命运，都要求他们坚决反对民主。至于小农意识，虽然也痛恨贪官污吏，但这是被“牧”了两千余年的羊牛的意识，并不包括反抗精神，只求自家“小康”，不问国家民族前途，“各扫门前雪，不问他人瓦上霜”，在自家精打细算，对“官家”的事则不闻不问。这种意识，不仅存在于农民，更普及于全社会。也只有从小农意识的普遍存在，才能解释为什么少数权贵们肆意侵吞国有资产而畅通无阻。这里很典型的，就是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名，对国有企业资产的侵占，不仅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全体公民置若罔闻，那些专业性的“经济学家”甚至为其鼓噪，帮着数钱。反民主势力相当清楚小农意识这个重要“国情”，因而胆大妄为。他们也会用“提高生活水平”、“增加收入”等一类言语，哄骗民众，使他们只顾自家如何“勤劳致富”，不去关注权贵者如何暴富而害国害民。

反民主势力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的能量极大，责任心又极强，他们充分利用初级民主制和公有制的缺陷，并扩大这种缺陷，谋取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而这些既得利益又要求增殖和积累，不仅是财富，更在于权势。如果不及时制止，那么，反民主势力就会以几何级数而扩展，以致上升为政治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届时，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就会变成新的官僚资本主义专制。

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的矛盾，是现实存在的，必须充分认识其严重性。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惟一出路，就是强化民主势力的联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抑制、削弱、克服反民主势力，促使中国民主制上升到更高阶段。

--摘自《民主的权威》2005年9月第1版，第152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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