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的家国情怀

李北方

　　高梁是绝对是一个特别的人。他身材清瘦，衣着简朴到显得邋遢，爬满了皱纹的脸上缺乏表情，话不多，即便在讲使他感到的痛心的事情的时候也能保持平和的语调。他为人低调，参加会议的时候从来都是坐在边上。在交谈时，他尽量把话题控制在他感兴趣的问题上，不愿意多谈自己，“我不想扬名立万”，他说。

　　作为一个学者、国家干部，按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标准来看，他无论如何都不像。经济学家卢周来说，“多数时候，他的穿着让许多人联想到农民工。”第一次采访高梁的时候，给记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光着脚穿了一双绿胶鞋，就是农民下田的时候穿的那种。在北京要想买到这种鞋决不是件容易的事，“呵呵，要想买总是能买得到，城乡结合部的商店里就有，反正一年也穿不了两双。主要是种习惯，我当过十年工人农民，从年轻时候一直就这样。”

　　做没人相信的事

　　认识高梁之前，从网络上看过一篇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的一篇演讲稿，其中提到了高梁：“我将来有钱要给他建座纪念碑！这个人让我很感动！一些跟高梁一起做事的人跟我说，到高梁家一看什么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哇！”“大家都知道‘运10’飞机，那就是高梁‘炒’起来的！他一天到晚地到处奔走，讲我们怎样自力更生地造出‘运10’飞机，后来又怎样银鹰折翅……高梁这个人和我们现在的人根本不一样！他到处奔走，吃苦受累根本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提醒国家要重视战略产业，我替他感慨：一个人做点事不容易！高梁总算做了点事儿！”说到最后，左大培竟然落泪。到过高梁的家中，就知道这个描述并不算离谱，他的家异常简朴，家具都是用了几十年的那种，如果说还有一件现代化的物品，那就是他的笔记本电脑了。

　　高梁显然也了解左大培的这个说法。他笑了笑，“他这个人讲话情感比较充沛，有点溢美之词。我再怎么样也比大多数工人农民过得好多了，在国家机关工作，除了工资还有讲课费、课题费，至少衣食无愁，没有后顾无忧，这就挺好了。”

　　59岁的高梁年轻时下乡到内蒙古，当了十年农民和工人；1978年回到北京，1982年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成为最早参与改革的经济学者之一；1990年代初南下海南，到经济一线干了一些年，当过洋浦经济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任，还炒过一段期货；再次回到北京后，他有过一段没有稳定工作的时期，给朋友帮忙办产业论坛和编辑《参阅文稿》；高梁现在在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工作，担任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发现“运10”飞机并把这件带入公众的视野，就发生在高梁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的时间段内。

　　中国自主研制“运10”飞机的历史是高梁在办产业论坛期间，通过跟原航空工业部飞机局局长胡溪涛的联系而得知的，他当时对自己竟然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感到惊讶。通过到上海飞机制造厂调研和查阅历史资料，高梁写下了《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从“运10”的夭折谈起》一文，将这个话题带入公共视野。

　　这篇文章让更多的人感到惊讶，其中就包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杨帆回忆，他看到这篇文章大约是在1999年，一开始，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高梁帮忙联系下，他去了上海飞机制造厂，见了参与设计制造“运10”的人，才确信有此事。不久后，杨帆应邀到北京军区去讲课，问军人是否知道“运10”飞机，结果还是没有人知道，所有人都认为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制造飞机的能力。“这太惊人了！不能封锁消息啊，不能为了证明你们的比较利益是正确的，就在文件、媒体上都不提‘运10’，好像根本没这么回事。他们也不敢提，因为这证明毛泽东时代还是有作为的，证明他们的理论是错误的。”

　　杨帆所指，是在改革中与其本人所属这一系持不同看法的经济学界同行。从那以后，他也加入了呼吁中国要自主发展航空产业的队伍。2000年，杨帆主编了“新世纪抉择丛书”，邀请高梁把他的成果写出来，于是便有了这套丛书中的《挺起中国的脊梁》，这是高梁出过的惟一一本书。高梁在这本书里阐述了战略产业的概念，对若干行业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的回顾，当然航空工业是其中的重点之一。杨帆说，他在当年举行的国防经济研究会年会上发言，大力推荐了高梁关于大飞机的观点，得到了军方的支持。后来，路风、赵英等学者、科技部相关工作人员、参与过“运10”工作的老科学家们等都加入进来，终于造成一股风潮，使自主制造大飞机成为国家决策。

　　“我从自由主义走向国家主义，就是从看到高梁的这个成果开始的。对改革的反思实际上也是从这个事件开始的。”杨帆对高梁在大飞机上的贡献评价很高。

　　高梁集中精力于产业领域的实证研究，自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创见，不说没有把握的话。在大飞机之外，他的另外一个为同道推崇的工作是整理了外资对我国企业兼并控制情况的资料。他通过实地调研说明，外资是如何先取得中国支柱性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然后把企业做成严重亏损，然后再买入全部股权的过程及其背后的阴谋和危险。高梁调查了大连电机厂、宁夏西北轴承厂、合肥变压器厂等，这些企业都是先叫外国人控了51%的股，把销售渠道、财务、总经理等关键环节拿走，在实际上控制了企业。控制后就搞亏损，零配件一定要进口，高进低出。连年亏损，中方只好再谈，外方趁机购入全部股权。这几个企业都是在三四年的时间里被外资全部拿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员韩德强说，而高梁所做的踏实的资料收集工作是“值得敬重的”。除了理论上的贡献，朋友们更钦佩高梁的人格。当年他对“运10”飞机的调研和写作是在既没有稳定工作也没有课题经费的情况下做出来，用杨帆的话说，骑着辆破自行车的高梁做了一件没人相信的事情。彼此认识并了解到高梁的生活状况之后，杨帆和其他朋友将高梁介绍到《中国产经新闻》，担任副总编。

　　“这应该是个弘扬正气的时代”

　　谈到个人的生活，高梁看得很淡然：“一个人有一个的爱好，有的人拼命赚钱，把赚钱当作一种事业，我呢干活的时候好好干，到了星期天坐下来，捧本书、拿根笔，就觉得特别自在，好像这才是我。我天生不喜欢讲阔气，并不是说这个人就多么了不得，也不是要装穷。”

　　这些话听起来让人觉得高梁可能是个有点“文人情趣”的人，可事实并非如此。关注经济全局的问题要比关注个人多得多，满脑子的家国天下。他说，经济学搞得很专的话，必然要从全局、长远，从我们国家和世界的关系进行考虑，这个职业要求你跳出小圈子。

　　一个人的立场选择到底和个人的际遇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个令人迷惑的问题，不少经历相仿的人却在后来选择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卢周来说，“我与高梁认识十余年，一开始我仅仅把他作为在中国产业研究领域的一位实证做得非常好的经济学家；与他接触越久，越发觉得他的立场与思想更弥足珍贵。这与他复杂的经历有关。其实有他共同经历的学者应该不少，包括当下某些非常风光的‘经济学家’，毫不夸张地说，就思考的深度而言，我很少见到能达到高梁的境界的，可以说，当代中国起伏跌宕的历史已完全内化于他的思维与神经之中，这使他比别人看得更为透彻，更为超越。”

　　高梁经历过苦难，失去过机会，但他一直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思考问题是从个人的不幸出发还是从为国家好为人民好的立场出发？他选择的是后者。高梁中学毕业就下乡，当了10年的农民工人，但他没有抱怨，“赶上了那个时代了，有什么办法？这是上千万人的共同经历，现在他们大多数人下岗的下岗，退休的退休，没听到他们叫什么苦头。七八亿农民生下来就过那种日子，也没听到他们叫苦。”他想起了孔庆东的一句话，看着这些人，不应该想我比他们强比他们幸运，而要想我能帮他们做点什么。“对我来说，也是一样。”

　　1989年，体改所有两个去牛津大学深造的名额，高梁得到了其中之一。恰逢政治风波之后，当时是处级干部的高梁因为级别在出国问题上受到限制，没能成行。而比他级别低的张维迎则顺利地出去了。这是关系到人生转折的机会，失去了，高梁感到遗憾，但同样没有抱怨。过去快20年了，高梁的行政级别还是处级。

　　在高梁的思想里，道德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一个社会到任何时候，人都可以分为两大类。有些人喜欢关心别人，为大家着想，有些为自己着想多点。要求每个人当雷锋不可能，左过了头就是虚伪，但必然有一些人是为全社会考虑的，没有了这些人，社会也不能维持。对于有些学者宣扬的为私合理论，甚至雷锋精神是有害的观点，高梁的看法是，无论是从道德角度，还是从社会功利角度看问题，这都是不可取的。在这个高度专业化组织化的时代，每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垄断，这就要求担任领导者的人是一批有社会情怀的人，具备组织者应有的道德操守。对过去十几年的改革持批评态度的经济学者大都不相信制度、产权等理论，杨帆的说法是，“我们都不喜欢制度学派的东西”，“任何企业都是一把手的”。高梁对私有化改革的疑问是，为什么随着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企业却越来越差，到了非贱卖不可的地步？他认为，不是产权和管理的问题，而是人事问题，是选人的机制出了毛病，把一群腐败分子放到了国企的领导岗位上，这样一来，企业不出问题才怪。

　　对比改革之初与现在，高梁发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近十几年来已经和上世纪80年代根本不一样了，他记得当年看过一份关于地方腐败情况的报告，受贿5000元就很不得了，那时的5000元大概相当于三年的工资，现在的腐败动辄上千万，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他认为，很多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变了，失去了道德底线，这不是市场化的改革能解决的。现在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团结社会，至少要同情受难者，不能恃强凌弱，“这是个应该强调社会利益的时候，是个应该弘扬正气的时代”。高梁提到了“八荣八耻”，他说，“一个总书记拿小学生守则来要求大家，肯定不是没有原因的，一定是看到了这个社会上不对头的东西。”

　　在正式发表的文章里，看不到高梁谈论这方面的内容，他说不是想写，是来不及写，“单枪匹马，一只秃笔”，没有人帮助他，实证研究就占去了他全部的精力。

　　改革还是保守

　　卢周来说，“与1980年代相比，中国学界生态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在于改革与保守之间的互换。高梁当时作为参加过莫干山会议的‘青年改革派’干将之一，这几年在一直呼吁更为偏向民生的公共政策，更为鼓励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竟然被某些人认为是反改革，斥为‘保守’，这非常荒唐可笑。”他认为，“某些‘口头改革派’实际上是维护既得利益的真正的‘保守派’。像高梁这样能够真正看清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面临的真问题的变化，并与时俱进地提出不同于此前的解决方案，这才是真正的改革派。”

　　有人说高梁从一个右派变成了左派，他本人不认同这种描述，他把出发点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时代变了，从相同的出发点看问题，得出的判断会不同。他强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让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只有在坚持这个目的的前提下才能有真正的改革，他批评过去十几年“运动成了一切，目的却没有了。这叫改革吗？这是把国家事务当儿戏”。改革开放前的时代被人批评为迷信，但如今这个时代在高梁看来又陷入了新的迷信，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成了新的教条，还有些人拿了些洋教条来指挥中国的改革，他说这是要把中国推向灾难。

　　中国是不是“仇富”，学者到底应不应该为企业家说话，这是近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近来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观点一出，又引起一片哗然。高梁对企业家有更严格的定义，“企业家是能把社会的需求和先进技术结合起来，真正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人，我们现在的富人都是些炒房地产炒股票的。我们应该支持一心一意把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企业，那些泡沫经济的算什么企业家？”他坚持，企业是企业主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各自应拿到应得的份额，他说，“这个社会不是保护富人太少，而是对富人太纵容了，童工、奴工、拖欠工资，什么事情都出现了，还没地方讲理去，这是在纵容一方的同时漠视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韩德强对高梁的评价是“始终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在对外开放上，高梁的立场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他说现在有些人鼓吹胆子再大点，就是要再次当奴隶，这些人不能把中国搞成美国，就要整个中国变成旧上海。高梁一向主张自主发展民族产业，特别是战略产业，他感到不解，“国家要想在世界上有地位，不能简单理解为依靠廉价劳动力，必须要发展自己的国防和战略产业，这么浅显的道理竟然还有人反对。有人整天惦记着把中国分成七块，不发展行吗？”

　　就是这种“浅显的道理”，却难以被学界接受，高梁在会议上就遇到过被主流经济学家指责为是“义和团”的经历。但与他为人的低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原则的坚持。卢周来告诉记者，在社科院法学所组织的讨论一次国企改革的研讨会上，因为观点被某些人所不理解并且发言时被打断，高梁当即拂袖而去。

　　如今，高梁和当年一块探索改革的战友们已经分道扬镳，观念的分歧让一起坐下来谈谈变得不再可能。“这个没办法，历史就是这样的。”高梁说。在国家确定自主发展大飞机项目之后，高梁的研究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飞机项目完全是个技术经济问题，别动不动就上升到战略问题上来。”道路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自己说了算，这是高梁一贯的坚持。“越是别人催你快点的时候，越要慢点，要小心。他高兴了，我们十几亿人就不高兴了。”这里的“他”，指的是美国。在一次讲座上，谈到保尔森来中国进行战略对话，高梁的反应是，“你是谁呀？凭什么到我们中国来指手画脚？”

　　“这才是精英呢”

　　高梁是顾准的儿子。高梁本人很少谈他的父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但其他人提起高梁，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点。“高梁和他父亲一样，是个对真理有强烈追求的人。”这是韩德强的第一句话。

　　在全国只有一个声音的时代，顾准坚持独立思考，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探索商品和货币的关系，思考社会主义下的民主建设，为此受到迫害，于1974年去世。在1994年《顾准文集》出版后，顾准在身后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被一些人称为共产党内的自由主义先驱。2002年，高梁整理出版了四卷本的《顾准文存》。

　　思想界对顾准的种种评价，高梁都保持沉默，他说，顾准的很多设想现在看来也是很超前的，后人从中得到启发并进行讨论，都是可以的。杨帆说，高梁的存在对自由派是一块心病，如果高梁跟他们一个立场，那就不一样了。

　　“你同意把顾准先生定位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吗？”

　　“别人要这么说，我有什么办法？”高梁乐了，随后补充道，“那个年代，还谈不上什么主义。”他说，顾准从实际出发、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出发研究商品货币关系，在方法上有其独到之处。

　　不少学者认为，把顾准的思想概括为反专制反集权倡导市场是不全面的，顾准的思想很复杂。的确，在顾准与胞弟陈敏之的通信中的一句话表达了其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或者说是一切思考的前提，即，“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

　　在这点上，高梁继承了其父的思想。他认为，改革开放有个前提，就是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回忆1980年代到国有企业去讲课，讲体制改革，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企业领导人就问，社会主义的原则怎么体现。但到了1990年代，情况就变了。高梁坚持，改革是要让大多数人过好日子，有起码的社会公正和公平，要捍卫国家的主权，自立自强。开放必须是坚持自主权的开放，不是殖民地型的开放。

　　杨帆认为，高梁要比他的父亲更左一些。他同时高度评价忠于国家的思想和实践，他说，高梁这种经过历史考验的才是真正的精英，是这个国家的优秀分子，精英可不是土包子发财，也不是腐败官僚和堕落学者。

　　高梁本人并不注重他本人是否比父亲更左的问题，他更看重的是父亲身上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品质。他认为，知识分子要有敢于说出不同意见的勇气，做研究为了人民的利益，不为升官发财，不为趋炎附势，现今的知识界太欠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不随波逐流的风骨了。

　　“要做到这点，就得像毛主席说的，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他自己是从井冈山出来的，是做到了。但一般人做不到。”

　　高梁停顿了一下，轻叹一声，“只有我爹做到了，可也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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