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  —附译布迪厄《遏止野火》　　

　 　

　 　

                            临安   河 清 著　　

　 　　 　

   “世界主义”呵，多少罪过假汝之名而行！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明目清神，以观天下　　

1．“芝麻换西瓜”　　

2．“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宣传　　

3．“世界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　　

第二章  世界主义，误国殃民　　

不可多说一句话（按1）　　

 国将不国（按3）　　

世界主义之伪（按4）　　

知识分子的“同谋”（按6）　　

“安居乐业”指数（按7）　　

“警察功能的国家”（按9）　　

“野蛮资本主义”的复辟（按11）　　

“理论经济学”骗人（按12）　　

出让国家主权的“精英”（按13）　　

两种世界主义（按18）　　

媒体的文化影响力（按20）　　

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按23）　　

发财致富者进天堂（按26）　　

致富的“天职”和“使命”（按27）　　

从“社会安全”到“风险社会”（按30）　　

“新经济”的泡沫（按31）　　

“文化处于危险中”（按32）　　

美国经济文化模式的“全球化”（按34）　　

教育作为“商品和赢利资源”（按35）　　

“保护国族文化的特殊性”（按36）　　

“政商合一”（按37）　　

“合而治之”（按38）　　

宇达公司现象（按40）　　

“双重标准”（按41）　　

膀子换衬衫（按44）　　

第三章    文化“正名”，重振自信　　

1．时间思维与空间思维　　

2．“易有三义”，变与不变　　

3．诵习经典与文化传承　　

　 　

附译：布迪厄《遏止野火》　　

1．    致读者　　

2．    国家的左手和右手　　

3．    打着或借着理性的权力滥用　　

4．    全球化的神话与社会意义的欧洲国家　　

5．    泰特梅叶思想　　

6．    电视、新闻和政治　　

7．    再论电视　　

8．    新自由主义，一种（正在实现的）无限剥削之乌托邦　　

9．   《遏止野火》续集序　　

10．            美国模式的强行，及其影响　　

11．            强者们看不见的手　　

12．            沙粒　　

13．            文化处于危险中　　

14．            合而治之　　

　 　

　 　

　 　

　 　

                        引言　　

　 　

去年旅欧在巴黎的书店，发现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两本小册子《遏止野火》（Contre-feux），副标题为“抵抗新自由主义侵略之言论”。书名原意是为控制森林火灾蔓延而点燃的隔离性火障，直译可作“反火”。我译为“遏止野火”，似更达意。这两本小东西收集了布迪厄近年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演讲稿，文章都不长。与布氏其他大部头著作相比，《遏止野火》有话直说，率真明了，而主要思想和学术关怀，尽在其中。　　

布迪厄书中所论，与目前中国知识界的情形非常有关。布氏直书“遏止野火”，“抵抗新自由主义侵略”，并非虚张之词。新自由主义思潮最近二十年，确实像“野火”一样在世界各地蔓延。欧洲北美，几成燎原之势。除了少数微弱异议之声，新自由主义势不可挡地确立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　　

与美国学界声息相应的中国学界，当然也把 “野火”播燃到中国。一些缺少批评意识和怀疑精神的头脑，只知不加甄别地“转播”西方、尤其美国传来的“先进”声音。先是传来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从此进入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普世凯旋的时代。继而有各种“热”：哈耶克“真正的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一度构成热门话题，其《通向奴役之路》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被广为论说，人人皆知。柏林的“消极自由”一时间被热烈地探讨，酣畅尽兴。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也引起论者们的一片景仰，肃然起敬。还有吉登斯（A. Giddens）、诺齐克（R. Nozick）、弗里得曼（M. Friedman）等名字，也在中国知识界的明星排行榜上气象非凡。尤其这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祖师爷弗里德曼，西元1988年还来过中国，会见了当时中国总理赵紫阳，大大推助了中国版“休克疗法”的声势（尽管他的“立刻取消外汇管制”的建议没有被马上接纳，但双方相见恨晚。会见结束后，中国总理亲自为他打开车门）。理所当然，有了一批中国学者自豪地给自己加封了一个“新自由主义派”的称号。　　

所谓新自由主义之“新”，是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言，其实两者一脉相承。如果说欧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某种质疑，那么新自由主义今日的得势，可谓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某种清算。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可谓某种集体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计划经济）。而新自由主义则崇尚个人主义，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功能，主张放任由市场来调节，让经济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有学者将新自由主义归纳为“个人至上”和“市场至上”。 因此，新自由主义直接否定具有社会民主性质的“福利国家”，削弱国家救助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功能。　　

初识布迪厄的形象，是在一部题为“知识分子的世纪”的法国系列电视资料片当中。印象中，布迪厄有一种以萨特为榜样的使命感，充满为人民疾苦奔走呼号的精神。他组织编写的厚厚沉重的一本《世界的贫困》（La Misere du Monde），表露出他深刻关注社会的情怀。法国有人悲叹，当今法国的知识分子已丧失“传统”的社会批判精神。而布迪厄可谓这个“传统”最后一位代表，其后尚不见有份量的来者。　　

布迪厄那样的学者，很可以被一些人贴上一个“左派”标签，然后不屑一顾，因为如今是“左派”溃不成军、丧失合法性的时代。但我以为，对西方思想家不应究其属于左派或右派，而应看其思想是否有道理。左派的激进性、空想性和乌托邦，无疑要反省批判。我曾不含糊地批判过“左派”祖师爷卢梭（参阅拙著《民主的乌托邦》），追究过“卢梭之错”。但这不妨碍我在法国“左派”布迪厄和美国“左派”乔姆斯基（N. Chomsky）的思想中看到正确的见解。我对法国“右派”学者雷蒙·阿隆颇为欣赏，也不妨碍我对“右倾”的新自由主义的质疑。　　

人们不应以 “左派”“右派”的表面标签来给人定性。西方知识界当红明星吉登斯，尽管提出了《超越左与右》，鼓吹《第三条道路》，把自己绑在偏“左”的英国工党的马车上，但他繁杂、折衷和矛盾的理论却透露出他并没有“超越”什么（除了在“话语”上），也没有清晰画出“第三条道路”究竟是什么。吉登斯之“路”倒是与偏“右”的新自由主义多有重合，“形左而实右”。布迪厄对这位耍语言花腔的高手没有看花眼，将其归入新自由主义之流。　　

　 　

朋友江弱水曾在香港学习奄留多年，对西方世界多有深刻见解。一次，我们聚谈话及中国“精英”们对西方“主流话语”的迷信。江兄喟然叹曰：“这些人就像《水浒传》中黄泥冈上喝了蒙汗药酒的扬志和军汉，西方智多星们相顾庆幸道：‘倒也！倒也！’”　　

中国众多的政治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只知顺从西方舆论媒体的有意宣传，尤其是出于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情结，认定“全球化”是世界潮流，是历史必然规律。中了西方智多星们的“奸计”却浑然不知，一往情深拥抱“全球化”。何止是“倒也”，简直是糊涂得不可救药。　　

布迪厄的《遏止野火》，令人清醒地揭示：“全球化”口号本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为宣传。而新自由主义是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是跨国公司摧毁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在经济上控制全球的战略口号。布氏反复强调：“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种有预谋、有组织进行实施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灌输工作”在人们心目中强加的信仰。“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宣传的产物。　　

　 　

美国中央情报局，人们都知道它的营生是收集情报，是为美国、为美国大财团大公司忠实效力的工具。一旦危及美国大财团的利益，它可以毫不手软地暗杀一个外国总统（智利总统阿连德），甚至翦除美国总统（电影《J. F. 肯尼迪》的说法令人信服）。但布迪厄揭露：中央情报局也可以很文雅地长期资助一家法国杂志《证据》（Preuve），让其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读书》杂志（2002.5）登载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文章，披露中情局出巨资介入文化艺术领域，实际上是美国的“文化部”，旨在“在外国培养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　　

美国商会联合会（AMCHAM）看上去应是处理具体商务的机构。但它也十分卖力地搞宣传：“1998年就出版了十本著作和六十多篇报告”（见《遏止野火》）。索罗斯是国际金融投机的大亨，但他也想到建立一个“开放基金”，拨出资金到东欧和前苏联去“推动开放社会”（1）。还有众多美国私人基金会，都曾以资金和“民主”书籍，帮助波兰团结工会瓦解波兰体制。　　

西方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们从不忽视宣传，从来都是通过自己掌握的庞大媒体网络，向全世界播送为其利益服务的舆论，实施一种巨大的宣传力量。　　

西方媒体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自由。几家媒体巨头垄断了世界舆论：“两家美国和两家欧洲的传媒机构，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采集和播送”。（2）这几家媒体巨头背后，都有跨国财团和金融寡头“看不见的手”。尤其，如波兰前总统瓦文萨抱怨：犹太人势力控制了世界主流媒体。在美国舆论中举足轻重的《纽约时报》，就是被苏兹伯格（Sulzberger）犹太家族连续几代所控有。（3）　　

犹太人对世界主流媒体的影响，本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历史上，“在任何地方，犹太人都是商业自由最热烈的辩护人”。（4）犹太人由于长期流徙，没有自己的国家，曾深受纳粹（“国族社会主义”）的迫害，也是“世界主义”最热烈的辩护人。因此，西方主流媒体对“国族主义”的深恶痛绝，全力清剿，同时长年不懈地宣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口号，自然就不足为怪了。　　

　 　

我曾两度去法国学习、生活逾十年，对法国社会和西方文化有身感体受的了解。同时，我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尤其对老家农村的关注。我的生命和文化之根，深深扎在中国，扎在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村。我有理由说，我比许多国中“精英”更了解西方，也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　　

当我看到众多国内“精英”深受世界主义之惑，跟着西方宣传机器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自由竞争”、“市场万能”等，最终实际上是危害国族利益，我感到深深的悲哀。中国将断送在一批无知、亲美的“精英”手里。　　

布迪厄的《遏止野火》，挑明“全球化”口号是一种宣传的产物，对于只知口诵“历史规律”“世界潮流”教条的世界主义迷狂者，可谓一剂珍贵的解药。　　

当时买了书，就想尽快将其译成中文。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压于我心头：不把此书翻译出来，将有愧于江东父老。尤其，那篇《新自由主义，一种（正在实现的）无限剥削的乌托邦》一文，西元1998年3月我在巴黎买的《外交世界报》上曾经读到过，当时就有翻译的冲动。无奈，生活中总有那么多挥之不去的杂事，尤其布氏文笔繁复，各种插入语堆成好几行甚至半页，翻译难度很大，所以进展极慢。　　

针对中国眼下的“灾情”，我只是在两本书中挑选了一些文章来译，大约各取了一半。大章小篇通通翻译，漫漶中容易把一些最重要的内容淹没掉，常常读起来如行茫茫大海。而精选一部分译出，可以更明晰地突出布氏的思想亮点。　　

拙文《明目清神，以观天下》，是为浙江大学“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写，集中地表达了我的主要观点，这里作为第一章。　　

翻译的过程，也让我生出无尽的感慨和联想。当年严复翻译《天演论》，译文中插了许多评语，曰“复按”云云。我也不想只作一个简单的翻译者，而想跟严公那样作“按语”。但要作的按语太多，插在译文中会打断文章的文气，故专门拎出来，自由发挥，作为第二章。还有一些思考和建议，作为结论的第三章。　　

对于布迪厄的观点，读者可以见仁见智。我本人也不是全部赞同他的观点。比如，布迪厄的揭露文字，真实而发人深省。而他的一些建议，则常常失之空泛，不那么有现实可行性。也许，面对如此强大的跨国公司的力量和遮天蔽日的“野火”，他自己也感受到深深的无奈，只能是“绝望地乐观”。　　

不管怎么说，读读布迪厄的文章，可以让我们变得清醒一些。如果本书能解去国人一些“全球化”蒙汗药酒的药力，那对我将是一种莫大的欣慰，也可以让我少一点绝望，多一点乐观。　　

　 　

当我尚在写本书第二章时，惊闻布迪厄在今年1月23日辞世，终年71岁。法国各主要报纸都在头条报导了消息。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总理若斯潘都发表讲话，以示悼念。布氏曾去韩国、日本作过演讲，尚未来过中国这个新自由主义“野火”焰势凶猛的地方。而今哲人长逝，唯愿我这本小书和他的《遏止野火》中译能补偿一些他未能来中国的缺憾。　　

　 　

注：

（1）    里伯特·斯雷特著：《索罗斯旋风》，海南出版社，西元1998年，第244页。

（2）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西元1998年，第46页。拥有《时代》杂志、CNN、HBO电视台等传媒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媒体公司。法国也有Matra-Hachette、Alcatel等工业集团，主宰媒体。

（3）    许知远：《纳斯达克的一代》，文化艺术出版社，西元2001年，第51页。这位《纽约时报》的老板毫不掩饰他对该报舆论导向的控制：“如果晚上我在家，发现某些我不喜欢的东西将于明天见报，我将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编辑部说：‘给我拿掉这些东西！’”见Edwin Diamond: Behind The Times, New York,  Villard Books, 1993, p.234。

（4）    路易·鲁吉埃：《民主的玄虚—其起源及其幻觉》，见拙著《民主的乌托邦》，香港明报出版社，西元1994年，第380页。还可参阅鲁吉埃的另一段话：“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犹太人垄断了几乎整个东方的贸易。但，作为汇票交易方面无可争议的行家，犹太人尤其控制了钱的交易，组织信贷，发明了期货交易，进行股票投机。犹太人对于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证券市场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最后又把华尔街变成国家金融的仲裁中心。……这样把商品证券化而调动资本，大大放任了证券投机，取消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关系，使经济交易免除了所有道德和法律的障碍，以致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赢利：表现为股息或利润。谁都没有像犹太人那样促成了这个宣言：物质利益高于人类任何其他目的；谁都没有像犹太人那样促成播散了这个心态：一切都可以用钱来估价和买卖，哪怕是精神财富。”（同上，第381页）。这个心态，也在今天的中国毫无文化抵抗地在播散。

　 　

　 　

　 　

第一章　　

                   明目清神，以观天下　　

                                                      　　

当今之世，是一个神话盛行的时代。有的来自西方媒体和知识界的宣传，也有的出自中土学人的自我臆想和浪漫夸张。尤其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对各种“宏大”、虚华的口号，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偏好情结。稍隔一段时间，就又会有人出来宣告：“人类正进入……崭新时代”。当初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欧洲几乎不大听说，但在中国可是掀起一股席卷全国的“信息时代”降临说的狂潮。之后又有“知识经济”、“全球化”、“新经济”……等口号。新口号上口之时，人人心神飞扬，飘飘然忘乎所以。　　

这些华而不实的口号，固然令人亢奋鼓舞，但更经常地是令国人目迷神昏，看不清“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后面的真实世界经济文化状况。　　

本文试图对“新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明”（“普世文明”）三个概念的神话性，作一简要的评析。

　 　

1.“芝麻换西瓜”　　

　 　

去年初，一年一度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以“新经济”为主要论题。对这个论坛，亨廷顿有一段非常精到的描写：千余名与会者几乎都拥有高学位，“……英语娴熟得体，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处理频繁的国际事务，经常出国旅行。他们一般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具有共同的信仰，这也是西方文明里人所共有的信仰。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国际的政府，以及大量世界经济和军事的潜能”。（1）可见，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所以中国不仅有代表参加，而且中央电视台连续报导，并以“新经济”为议题直播谈话节目。　　

所谓“新经济”，印象中是指基于“高科技”信息技术的产业经济，尤指“网络经济”。因长期习惯于现代主义“新之崇拜”（2）思维，国人喜“新”厌“旧”、以“新”汰“旧”、以“现代”取代“传统”已成为思维定式。于是，与“新经济”相对，电视主持人自然就向嘉宾问起了“旧经济”。逻辑上，既然有了“新经济”，那么所有以往的经济形式都成了“旧经济”，或被称为“传统经济”。在人类刚刚进入的这个“崭新时代”，当然是“新经济”的天下，“旧经济”必遭历史淘汰。在电视镜头前，那些个网络弄潮儿个个显得神采焕发，大谈网络增值方式是“六倍于”传统增值方式。而那些“旧经济”的代表，如长虹集团的老总们，则被一个“旧”字弄得讷讷然一脸难色，只是凭常识辩解“传统”经济依然重要。　　

这个被人们奉作神圣的“新经济”到底“新”在什么地方？人们只需凭常识就会发现，“新经济”其实质并不新：它不过是十几年前闹轰过的“信息时代”、后来的“知识经济”等名词的又一种“新”说法而已。只不过原先计算机没有那么“网络”化，现在有了网络，但归根到底还是“信息经济”，或如当红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电子经济”。　　

但，正如笔者很早就指出，“信息时代”并不根本地超越“工业时代”。就是说，它并不像“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工业革命”那样是一个“崭新时代”。并不是有了“信息”，现存的“工业文明”就过时了。因为“信息技术”主要关涉服务业（第三产业），本身并不生产什么，不能替代具体的工业物质生产。所以，“信息经济”、“电子经济”、“知识经济”、“新经济”等等，仍然属于“工业文明”，只是其内部开辟的又一领域。　　

笔者作如是论旨在说明：我们不应该眼睛仅仅盯在基于信息技术的“新经济”上面，而应该同时关注其他所谓“旧经济”、其实远不过时的技术产业：如美国的飞机制造、航天、军工产业，法国的航空、高速火车，德国的汽车制造、机械、化工，日本的电子产业等。当然，被称为“新经济”的这一块，确实是一个产生暴利的领域（因为垄断技术，进而垄断价格和市场，导致垄断利润），我们确实要努力追赶进取，但切莫以为我们搞了“新经济”，便与人家平起平坐了。构成西方科技工业整体优势、并给西方带来巨大贸易优势的，不只是“新经济”一块，而是更多地靠了上举其他产业。　　

而我们这些年来，似乎有独重“信息技术”、忽视其他产业技术之嫌。我们放弃了发展自己的民用航空工业。据可靠信息来源，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国就研制出四架中型飞机（可载近百乘客），并成功试航西藏。但由于人为原因，没有继续开发下去。以至今日，我国只是进口民用客机，并且将进口客机当作外交上的“筹码”：在美国“波音”或欧洲“空客”之间买你不买他的。而西方客机是天价：一架中型“空客”要五千万美元，一架大型“波音”则要一亿多美元！西元1997年，中国和法国双边贸易，法国出口中国的最大宗商品是24架“空客”，一下就进帐12亿多美元，而中国出口法国的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塑料制品、家具及纺织纱线等前十项最大宗商品，加起来才10亿美元。（3）　　

这就是我所说的“芝麻换西瓜”的世界不平等交换关系。西方科技发达国家传布“比较优势”理论，将一些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品制造业和一些有污染的工业，“分配”给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让它们专门种“芝麻”或“绿豆”，或直接提供原料和自然资源，而“发达”国家自己则专门种“西瓜”。卖一个“西瓜”，需要多少“芝麻”“绿豆”来换？　　

我们一些经济学家也崇尚“比较优势”论，提倡“出口导向战略”，自甘为人家种“芝麻”“绿豆”，换人家的“西瓜”，真可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放弃发展自己的民用航空工业，是最典型的“丢西瓜”案例。再如，中国的小汽车制造工业，也可谓放弃了自主研制：是让人家到自己的地里来种西瓜。还有多少西瓜我们只满足于进口而没有积极想办法自己种呢？　　

我们注重的“新经济”，确实是一个大西瓜。但纳斯达克指数的坠落，明确无误地标示了其中的泡沫。另外， “微软”、“英特尔”这样的超级跨国公司已经建立了全球垄断。这种垄断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要打官司分割“微软”。要挑战这样的垄断，给这个大西瓜切下一块，已变得非常不易。我们搞“新经济”，仿佛只是美国硅谷技术和产品的大进口商。软件技术，我们甚至还比不上近邻印度。　　

我以为，应该尽量自己种西瓜，替代进口。只有像当年国家集中优势科技力量搞攻关（两弹一星）那样，才能有所作为。自己种西瓜，可以使我国的工业技术结构更完整，促使我国工业技术整体地提高和优化。尽管目前出口“芝麻”“绿豆”也能赚不少钱，能去换“西瓜”。但要看到，这使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依存度增加（达30％以上），更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威胁。另外，“芝麻”型产品，大多是资源消耗型和廉价劳动力型，不是永久之计。明智的做法，应是调整“芝麻”出口战略，转到努力发展自己的西瓜，完善国内市场。中国这么大一块地域，完全可以形成像欧盟那样的区域经济区。　　

我在十几年前曾指出：“……应当全力开拓和完善‘国内大循环市场’。一旦国际市场有不测（普遍衰退或贸易保护），以中国的幅员和人口，中国经济依然可以在国内市场形成良性循环。全抛一片心地投入‘国际大循环’，很可能有一天走向经济崩溃”。（同注2，第451页）亚洲金融危机除了国际金融投机的原因，也暴露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问题，“小龙”变成了“龙虫”，相当程度验证了我的警言。　　

　 　

2.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宣传　　

　 　

“全球化”现在已成了人人挂在嘴边的一个说词，也是一个令多少国人亢奋的口号。有人激动地呼唤“拥抱全球化”，认为：“经济全球化像一股汹涌澎拜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人类进入了崭新的全球化时代”。（4）还有：“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为时代潮流，汹涌澎拜，不可阻挡”。（5）这样的论点举不胜举，都把“全球化”当成一个“时代潮流”或“历史规律”。　　

然而，“全球化”现象大可作一番冷静的分析。“全球化”究竟是哪些东西全球化了？进而可以追问，“全球化”一说最近二十年在西方媒体和理论界、接着在中国突然火起来，并非空穴来风，究竟有什么背景？　　

一般说来，“全球化”是指经济全球一体化，指全球范围内经济贸易交流日益紧密。这大体上是不错的。但是专门郑重其事发明这个词用以描述这样一个经济现象，似乎有些空泛。因为，这样一种经济“全球化”现象，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就已有描绘。还有人甚至把这种经济“全球化”现象推得更久远。可以说，经贸交流全球化并非是最近二十年突然出现的现象。相反，在最近这些年，世界各地经济“区域化”现象倒多有显现，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欧洲国家经济交流的70％，是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的”，（见布迪厄《遏止野火》，本书   页）“欧洲联盟生产的全部商品中只有不到10％的商品出口到非欧盟地区”。（6）所以，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比较泛泛而论的说法。　　

事实上，真正可谓全球化的，首先是金融资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随着现代通讯信息技术的提高，电脑互联网络的普及，货币虚拟化为一种“电子货币”（吉登斯语），呈现为电脑中的数字。由此，全球金融资本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钱，每天都有天文数字的巨额在流转：“每天全球货币市场的营业额远不止一万亿美元”。（7）这一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如果用100美元纸币摞起来，“将超过120英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20倍”（同上）。　　

这种全球范围的金融交易额，远远超过全球实物商品的贸易额。后者不过是前者的零头。“1997年全球平均每天外汇交易额估计为1.5万亿美元，其中用于国际贸易不足2％”（8）国际贸易的增长，远远不如国际金融交易总额的增长。“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平均以每年23％的惊人速度增长”（同上，第292页），造成西方国家的虚拟资本急速膨胀。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新著 —《遏止野火》，专门指控像森林野火那样蔓延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神话。布迪厄认为，“全球化”唯一真实的地方，就是随着世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或“非调控化”（deregulation）和通讯费用的降低，形成了一个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见本书，第  页）　　

这个“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市场，大规模进行投机交易或投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根本影响了全球经济环境。那些拥有巨额资金的退休基金、集体投资基金，如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和“互助基金”（Mutual funds）等基金，在全球金融投机和证卷交易中举足轻重，牟取暴利。如索罗斯一人，便可以动用100亿美元搞跨一个国家的货币（如英镑，一役赚近20亿美元！）或在世界一个地区造成金融和经济灾难（亚洲金融危机）。一些国家多年发展经营的积累，可以被一两条金融大鳄轻易榨干、卷走。当今世界资本生钱（金融投机、证券交易）远超过劳动、实物生产创利，端赖“全球化”之利。　　

另一个真正全球化的现实，是跨国公司经营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得益于上述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市场，所谓“资本的自由流动”，两者本是紧密相连。跨国公司的经营，不能不说是西方垄断资本的一项绝妙发明：将工厂企业设到最低成本的国家（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有关国家的优惠政策等），然后将产品直接在当地销售（避过关税），或通过其子公司内部网络销往别国，获取最大值利润。　　

当今世界的跨国公司为何物？它们首先在本国市场、常常依靠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积聚雄厚的实力，然后以资本、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全球范围设立子公司或营业点，寻求最廉价的原料、初级产品和劳动力，向全球市场推销其产品。当今世界的贸易，三分之二是为五万余家跨国公司所控制，其中一半以上的业务是在同一跨国公司属下不同子公司之间完成。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1/3的生产和70％的对外直接投资（据联合国《1997年投资报告》）。所以，今天的国际贸易，实际上并无多少“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可言，而是很大程度上被跨国公司所垄断，是一种反竞争、反市场的“垄断经济”。　　

法国历史学大家布罗代尔（F. Braudel）在《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著中把经济生活分为三个区域：最下层是人们的日常物质生活；中间是“市场经济”，是透明、竞争、低利润的区域；最上层是“资本主义”，这一层排斥竞争，以“垄断”为根本特征，是“高利润”、“资本高速形成”的区域。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无关，相反是一种“反市场”的经济行为：“哪里的利润达到了高额，该处，而且仅仅在该处就存在资本主义”（9）。深受布氏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E. Wallerstein），也认为资本主义是“市场的敌人”（10），赞同布氏观点：“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并非是自由市场，而是垄断”，“资本家就是垄断家”（同上，第75、87页）。　　

为了削除民族国家对跨国公司投资的限制，为了保证跨国公司的垄断利润，经合组织（OCDE）的“智囊”和“技术官僚”们，自西元1995年起，背着各国政府和公众，一直在谈判一个名叫“多边投资协定”（法语的缩写为：AMI）的东西。在法语里“ami”是“朋友”的意思。但这个“AMI”对于各国人民远不是“朋友”，而是被称作“吸血鬼”（Dracula）。因为这是一个限制民族国家主权、“单边”保护投资者即跨国公司权利的协定。这个协定的谈判是暗箱操作，连美国国会也没有通报。代表跨国资本利益的世界媒体“成功地把那些与协定利益相关的人一直蒙在鼓里”，“主流媒介从没有向大众报导过《多边投资协定》”（11）。至到西元1997年和1998年，有关国家媒体才开始披露，引起哗然（笔者当时刚好在法国，亲历其境）。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N. Chomsky）对其进行了揭露：这不仅仅是“投资者权利条约”，更确切地是“（跨国）公司的权利条约”，“投资者被授权可以自由地进行资金运作，包括生产资金和金融资金，而不受‘政府干预’”，“投资者可以起诉（一国）政府，只要赋予他们的权益在任何程度上受到侵犯。相反的规定却不存在：国民和政府不得起诉投资者”（同注11，第125－126页）。尽管这个协定最终不了了之，但其主要内容仍包涵在世贸组织有关协定之内。　　

法国学者德布里（Christian De Brie）批评欧美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谈判新形式的“AMI”：“旨在……将民族国家从属于、将各国人民隶从于跨国公司的无限制扩张”（12）。德布里直言，“跨国公司控制了大国际组织，尤其是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和世贸组织”，“看来，什么都不能阻挡跨国公司占有这个星球，将人类置于资本的专制之下”。这些跨国公司，正“加速进行巨型合并和集中化，并享有效忠其事业的（本国）政府和国际大机构的无条件支持以实现其目标，还控制了几乎所有信息和通讯手段”（同上）。　　

跨国公司拥有势力强大的游说压力集团（lobby），如“跨大西洋商贸对话”（TABD: Transatlantic Business Dialogue），“商贸投资网络”（Business Investment Network）等，故能操纵那些国际机构为其利益服务，迫使各民族国家就范。布迪厄指出：“那些跨国大公司及其国际管理委员会，那些大国际组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看不见的世界政府”。（见本书，第  页）西方跨国公司一边是要求其他民族国家不得“干预”，以便它们来“自由”金融投机、投资、转走资金和利润，最大值地攫取各国资源和财富，另一边是最大可能地依靠本国政治、军事力量出来“干预”，为其利益服务。历史上，英荷的“东印度公司”，以及美国许多大公司的兴起，都有赖于政治、军事与商业的三结合。一边是鼓吹“风险”社会，另一边是千方百计保证自己“无风险”地在世界各地获取高额利润：世贸组织正是其“保险”机制。世贸组织旨在规管各国贸易政策（尤其是关税）、为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扫清障碍，可谓正是为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而构想成立。　　

因此，跨国公司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当人们轻松地在沙龙里高谈阔论“经济全球化”之时，其实真正全球化的是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可以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西方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空说无凭，且看“全球化”的鼓吹者吉登斯也承认：全球化近二十年来世界南北贫富差距拉大，“从1989年之1998年间，全世界最穷的1/5人口占全球收入的份额，从2.3％下降到1.4％。另一方面，最富的1/5人口所占的比例却上升了”。（同注7，第11页）这些年，跨国公司一片兴旺，而同时，“发达”国家失业率连连攀升并居高不下，世界其他地区则是债务危机、人民贫困化、社会动荡（如最近阿根廷骚乱）。　　

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大多总部设在美国，而美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占有主导地位。因此以国家而论，美国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受惠者，也是最卖力的推动者。由于联合国越来越不听美国指挥，美国便转向世贸组织 —可谓“经济的联合国”。 相当程度上，世贸组织是美国在经济上控制世界的工具（参阅乔姆斯基）（13）。　　

有一个细节值得回味：西元1999年下半年，笔者在巴黎偶然听为西方主流媒体代言的法广中文播音，该台平常总与中国唱反调，突然大谈起“入世”对中国的好处。言语间，大有要拉中国入世之感，不由我想起“凡是敌人拥护的……”。实际上，美国原先的阻挠并非真的不让中国入世，而是想尽可能先压低中国的利益要求。后来见中国一时掉头不顾，就又急了，便让“主流媒体”放风来拉中国。事实上，最后是美国主动拉中国入世，进入沃勒斯坦所谓“中心—边缘”图式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让中国构成世界资本循环“边缘”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链节”。中国加入世贸，当令无数跨国公司的老板和金融寡头们弹冠相庆，兴奋得发颤。　　

在搞清楚究竟什么全球化了、全球化真正对哪些人有利之后，人们就不会惊讶“全球化”的口号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　　

人们可能以为“宣传”只属于原先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西方跨国资本控制的“宣传”之强大，是善良的人们无法想象的。“美国新闻署”（USIA）是世界上头号鼓吹“自由”“市场”等美国价值的机构，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电台频道，还有专项“民主书籍计划”（Democratic books program），资助宣扬这些价值观的书籍出版。西方跨国资本完全控制了西方“主流媒体”，“（它们）对诸大通讯集团……拥有几乎绝对的权力”（布迪厄语）。乔姆斯基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中专有很长一章，题为“媒体控制 — 宣传之壮观成就”，披露美国每年花约10亿美元制造“信息”，以“控制公众思想”，“使公众几乎完全听命于工商界的摆布”。（同11，第191页）前苏联的解体，极大程度上是西方媒体“宣传”攻势所致。吉登斯说：“电视在1989年（前苏联）革命中起着直接的作用”。（同注7，第10页）不战而胜，使一个超级大国溃然崩解，西方“宣传”机器何等有威力！　　

“全球化”的口号，不是一个自发产生的说法，而是代表跨国资本和金融寡头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媒体记者、形形色色的“智囊”和“技术官僚”等各路同谋，人为地、长期不懈地“宣传”出来的。“新自由主义”掌门人、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 Freedman），其“货币主义”的主旨就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以便“资本自由流动”，其学说构成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事实上促成了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投资的“全球化”。　　

布迪厄指出：“‘全球化’（被用来）意指一种旨在统一世界经济场的经济政策：通过一整套法律政治措施，取消所有对这种统一的限制，取消所有对这种扩张的障碍（大多与民族国家相连）。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定义，它与一场真正的宣传紧密相连”。（见本书，第  页）　　

布氏揭示了西方媒体是如何制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神话的：“（它）不是一种自发的产物，而是知识界巨大力量进行的一场持续、恒久造势的结果，这些力量受一些真正企业的集中和组织，去生产、传播和干预。例如，仅美国商会联合会（AMCHAM）一家，1998年就出版了十本著作和六十多篇报告”（见本书，第  页）。布氏还例举了法国《证据》（Preuve）杂志：“这本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出资的杂志，由一些法国大知识分子扶助，在二十至二十五年间，……不厌不懈地制造了一些观念，使其慢慢变成显然之理”。（见本书，第  页）人们不要忘了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一些“精英”出书鼓吹“自由主义”，不能忽视中国知识界鼓吹“全球化”受西方“主流”媒体宣传的影响。　　

“全球化”，这个被千万遍重复的词，“时时处处都可以听到”，终于习惯成自然：“这是一场广泛的思想灌输工作。一些记者或普通国民是消极参与其中，而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是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这种旷日持久、潜移默化的强加，通过浸渗，制造了一种真正的信仰”（见本书，第  页）。　　

新自由主义的宣传非常具有迷惑性，语言技巧或语言陷阱不可谓不高妙，常使人在无意间跟着宣传人云亦云：“新自由主义修辞，……有这样的逻辑怪圈：‘因为经济在全球化，所以必须使我们的经济全球化’；‘因为事物变化很快，所以我们必须变化’”（见本书，第  页）。国中有多少人是否也在用这样的逻辑？　　

可见，“全球化”不是像中国政界、文化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精英”所浪漫想象的那样，是“时代潮流”“历史趋势”，而是为西方跨国公司统治世界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口号。　　

悲哀的是，许多“精英”对“全球化”口号背后严峻的现实懵然无知。他们几乎是拍着巴掌欢迎“狼来了”，竭诚欢迎西方跨国公司来中国占领中国市场。在“自由竞争”神话的迷醉下，他们对中国入世很乐观，以为势单力薄、羽翼尚未丰满的中国“单国”企业，可以在国内或国外市场上与这些占有资金、技术、品牌、规模优势、在世界各地形成垄断经营的跨国公司“自由”竞争而成长壮大！殊不知在缺少必要保护的情况下，小鱼们只有被大鱼通吃的命运。　　

所谓“双赢”，稳操“赢”券的，当是财大势强的垄断性跨国公司。而中国企业是否能“赢”，以中国今天这样对待“全球化”的天真心态，我表示忧虑。　　

我们倒是应该学习美国历来奉行的或明或暗的经济“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学家贝罗奇直称美国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祥地和大本营”，历史上美国经济实力的坐大正靠了国家的高关税保护）（14），应坚持国家干预，限制跨国公司的垄断，以保护、扶助本国企业的成长壮大。　　

我以为，一篇朋友转过来的署名“邵人”的文章，显示了一种可贵的清醒：“七十年代末起，美国政府开始把新自由主义作为战略武器推行全球化，宣扬全球化是历史潮流，是发展中国家、乃至人类的福音。但是，全球化的真正含义却是全球国家和民族的解体，迫使各国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利，听任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巨头操纵世界经济，听任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挟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制定影响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3. “世界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　　

　 　

实际上，“世界文明”与“全球化”的说法是一回事。只不过，“世界文明”的概念更强调文化意义，可谓文化的全球化。　　

尽管“世界文明”的说法没有“全球化”说法那么流行，但这种观念在中国思想界相当普遍，有许多表述大同小异：如“普世文明”，“全球文明”，“人类文明”等。早些时更时髦的“现代文明”，也是指一种普世性的文明。　　

这些说法意思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各文明将走向融合，四海为一，形成一个“高级”“进步”“完美”的世界性文明。　　

这种浪漫的“世界主义”，构成了众多国人的思维定式。他们自以为已住进了“地球村”，当上了“世界公民”。一位移居法国的中国作家，前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坚持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声称：“我生活工作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在法国电视的一次文学谈话节目中，他坚称“我是法国人”。实际上，他是以“世界公民”自认，不屑于认同某个他认为“落后”“愚昧”“专制”的民族或国家。无独有偶，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Naipaul），也是一位尖锐批判自己文化传统、皈依西方文化价值的“世界公民”。亨廷顿不无嘲讽地指出：“那些最狂热地支持单一文明概念的人，往往是一些移居西方的知识分子，如奈保尔……对于这些人，世界文明的概念非常令人满意地回答了‘我是谁？’这个中心问题”。（同注1，第68页）连续两届“世界”文学大奖得主，都否认自己原来的文化和国族归属，很有趣，也令人寻思。　　

我以为，亨廷顿对“世界文明”概念的分析极为精辟：“世界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十九世纪，‘白人的责任’之观念被用来为西方对非西方社会扩张政治和经济的统治作辩护。二十世纪末，世界文明的概念又被用来为西方对其他社会实施文化统治、为那些汲汲乎模仿西方习俗和体制的社会作辩护。世界主义，是西方对抗非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同注1，第67页）。　　

说世界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并非虚妄之词。实际上，世界文明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世界主义”是启蒙运动蕴生的“进步论”的根本特征之一（另三个特征为：时间的直线，人类的同一性，取代宗教的乌托邦）（15）。当时西方“进步论”启蒙思想家（如孔多尔塞）、以及后来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家（如孔德、摩尔根）等人，都是依据西方科技和物质水平先进而判定西方文化也先进，将科技和物质水平的尺度作为衡量文化“先进”“落后”的尺度，将西方文明作为全人类都要向其“进步”的“世界文明”（或“现代文明”）。正是凭藉这样一种“世界文明”的观念，西方向全世界的殖民扩张，俨然成了向“未开化”民族传播“文明”。所以，“进步论”的世界主义，实质是西方中心的伪世界主义。　　

这种西方中心论的伪世界主义，今天依然在西方盛行。吉登斯宣扬的“全球化”，就不仅仅是经济意义的，而是包括文化在内全面的全球化：“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同注7，第6页）西元1983年蒙特利尔召开过一个“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也呼吁“建立全球统一文化”（16）。以美国为策源地的“全球化”宣传造势，显然包涵了将美国文化价值推向全球的“世界主义企求”。法国著名艺评家克莱尔（J. Clair）指出：“1963年发表的肯尼迪备忘录（Memorandum Kennedy），是美国文化输出的真正宪章。它证实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扩张主义，不仅仅止于战后年代，而是美国建国以来一项持续国策。美国自我意识是‘一个世界主义国家，追求一些普世皆准的观念’（杰弗逊），‘一个纯粹而有德行的合众国，以统治全球为使命……’（亚当斯）”（17）。　　

然而，事实上，“世界主义”不仅是西方对非西方社会“实施文化统治”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无数发展中国家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思维定式。　　

上举那位中国作家只是中国无数“世界公民”中的一位。中国知识界的世界主义情怀或情结，是超乎寻常，根深而蒂固。据说当年胡适觉得“全盘西化”的提法不妥，改说要“充分世界化”，其实意思一样。著名学者、老一辈共产党人李慎之先生申明：“我相信普世文明终会出现”（18），并欣喜于中国入世“就是参加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文化的创建”（同注16，第16页）。何家栋先生也“自觉”到“人类文明正处于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的前夕”（同注16，第289页）。此类言论，不胜枚举。　　

有人会说，这种世界主义与中国古人的“大同”理想有关，甚或与当初“胸怀全球，放眼世界”的口号有关。也许有一定联系。但究其根本，是因为“进步论”（社会进化论）以物质水平之高低来衡量文化水平之高低：“经济基础”发展水平高，则其“上层建筑”的文化也先进。反之，“经济”落后，其“文化”也落后。由此，给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带来一种深重的“文化自卑感”，有意无意地成为那种“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的迷醉信徒。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虽然在国族意义上已经独立，但文化上并没有独立。我们表层的政治制度、经济理论、文化概念的合法性价值，都搬自西方文化，甚至纪元都是以西方的（当日本还在用“昭和”“平成”年号、台湾还在用“民国”年号，我为大陆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时间而悲哀，为中国人有口无心地使用以基督出生为时间起点的所谓“公元”“ x x世纪”而悲哀）。而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没有真正了解就被简单地认定“封建”、“落后”、“过时”。　　

“五四”的文化激进派没能用“先进”的拼音文字取代“落后”的汉字，今日中国对自己语言文字的尊重，依然远逊于对“世界性”的英语的注重。我在德国、意大利的城市景观中，甚至在博物馆，只看到德文和意大利文。而在中国，触目皆是英语。赫然印有“police”的警车、警察服，常常在你眼前晃动。究竟是为中国人用的高速公路上，标牌也充斥英文。央视“挑战主持人”节目，明明是选拔在中国播中文节目的主持人，竟也请一位美国人来考一番主持人的英语口语水平！那位被聘为英国某大学校长的中国杨教授，颇以自己用英语在中国大学授课而自豪，可是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他却把母语的“棘手”说成“辣手”，把“传媒”说成“传某”（不认得的字念半边），由此可见其母语文化水准。他作为有高深科学知识的学者，我敬重他。但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却令人悲叹。如此“有知识无文化”的教授博士，当今中国并不是少数。　　

当初美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得菲律宾时，曾派了数千名英语老师去教英语，以废绝西班牙语。德国占领法国阿尔萨斯省时也强行教德语。而今中国无需美国派教师，自己就在小学、乃至幼儿园就开始教英语！人们应当知道，对一种文化的尊重，首先表现在对一种语言文字的尊重，因为语言是一个文化的基础。套用时髦的海德格尔一句话，可谓“语言是文化的家园”。对于青少年，学习一种语言，实际上就是吸收认同一种文化。当他尚未掌握好母语、尚未了解母语的文化经典就大量学习一种外语时，他只能是更多地接受该外语所内涵的文化价值。当中国人陌然不识古典汉语、不用或用不好现代汉语之日，便是诸多中国文化观念薪火失传之时。无怪乎许多有识之士慨叹：如今中国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中国文化”！　　

英语确实要学，但首先应学好母语，拥有母语的文化精神。今天那种“全民学英语”的情形，已超出了正常适度，几乎到了非理性的程度。或像那位推广“疯狂英语”的老兄，已近乎疯狂。法国、德国、意大利、前苏联，还有日本，在实现自己工业和科技“现代化”时，都没有像今日中国的“全民学英语”的全国性现象。前些年法国曾专门立法，在电视广播播音等正式语言场合禁止直接用英语，有关单词须用法语替代。这不是“封闭”“不开放”，而是一种对自己语言的尊重。如果中国自己在语言上努力成为印度、菲律宾那样的前英属美属殖民地，谈何“文化上的独立”？　　

出于“进步论”给国人造成的“文化自卑感”，百年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了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激烈批判。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先验的偏见：中国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必须脱胎换骨全面更新才能跟上“时代”，汇入“世界文明”。而事实上，中国人既对自己的文化不那么了解，对西方文化也不甚了了。对自己的文化历史，眼光过于苛刻，而对西方文化，则过于理想化。

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百年来，众多学者和思想家已给出了不同的归纳和描述。梁漱溟先生认为“对他人的尊重”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这也是我想说的，“人和”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相对于西方的“人权”）。中国文化传统非常强调“和”：道家的人与天和（与大自然相和），儒家的人与人和（与社会相和），佛家的人与己和，代表了很高的智慧。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黑暗”。关于“封建”和“专制”概念不适合于中国历史真实，可参阅中国历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著述。钱穆先生指出：“（中国）农业社会并不就是封建社会。而且自战国以来，工商业早极发展，但中国却亦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此因中国始终忘不掉古代的制约经济和均产精神”（《国史新论》）（19）。长期实行的“宰相制”，是君主搞“专制”的制度性障碍。中国的科举制度，更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创举：文人（士人）当政，人民平等地有通达社会上层的可能，决定了中国“贵族”这一阶层的消亡（而不像英国，贵族势力历史上一直强大，至今依然把持上议院）。

西方文化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亨廷顿认为西方文化“独一无二”（unique），不具有“普世性”。他给西方文化归纳了八条根本“特征”：古典遗产（罗马法等）、基督教和新教、欧洲语言、政教分离（“极有助于自由在西方的发展”）、法治、社会多元性（“历史上，西方社会呈高度多元化”）、代表制机构、个人主义。亨氏还指出：“西方成为西方，远在其成为现代之前”（同注18，第60页），即：西方文化早已形成定型，并非因为物质科技的“现代化”所使然。　　

人们常常认为，议会制和普选是“现代民主”的匹配。而实际上，伦敦议会在“中世纪”的西元1265年就成立，法国的“三级会议”也成立于西元1302年。普选则最早实施于法国的“第二帝国”时期。再有，“社会多元”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而实际上，西方历史上本来就是“社会多元”。我归纳了一下，西方社会至少可以归纳为“四元”：国王、教会、贵族、市民。国王和教会相争（政教分离，可谓“天有二日，地有二王”），无须赘言。单说这“市民”一元，其出现（随着朝圣大路上大教堂的兴建而在其周围慢慢聚集）、从小到大的历程，很有点神奇。“市民”或“城市”实际上是在另外三元的夹缝中慢慢坐大的，一直具有“自治”（类似某种“城市户口”）、“代表制”（行会）等特征。正当法国国王住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王宫，巴黎市民也建有一座气势不凡的“市政厅”（Hotel de Ville）。就是说，只要巴黎的“市民”交纳完国王的课税，就完全是独立、自我管理的。如此“社会多元”和“国中之国”的情形，习惯于“大一统”传统的中国人，是难以想象的。　　

在文化精神上，中国文化注重“修身”、“重义轻利”（现实中“义利并重”）。而西方文化，在西元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历史转折。新出现的新教，重商重利，以个人发财致富作为个人灵魂获得拯救的标志（被称为“宗教的个人主义”）。从此，新教伦理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主导价值趋向（参阅韦伯的《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德国哲人松巴尔（W. Sombart）把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上溯到犹太文化（《犹太人和经济生活》）（20）。法国哲人鲁吉埃则把犹太教 — 新教 —现代资本主义，三点连成一线（《民主的玄虚 —其起源及其幻觉》）（21）。　　

鲁氏直言：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犹太精神的普世化”。当今以“全球化”名义披靡世界的西方文化，正是这源远流长的重商重利的文化：人只是被看作一种“经济的动物”。　　

　 　

 我以为，文化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一种生活方式和看待事物的价值观念，可包括：宗教、哲学、伦理、艺术，还有政治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等。文化和物质生产力（科学技术）不可混为一谈。物质生产力可以有普遍统一的标准，衡量“先进”和“落后”。而文化 — 一个人类群体的具体“活法”，则不存在绝对意义的优劣之别。我曾在拙著中作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是“差距”的关系，而是“差异”的关系。　　

人类各主要文化的差异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积淀而成，其不同的文化特性将长期存在。这是因为，一种文化一旦定型，便具有很强大的延续性。中国文化历数千年而不坠，更说明其强韧的内在力量。懒惰地照搬一个先验的定理：经济的发展，必将使“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文化制度变得“现代化”（西化），这种经济决定论，并无多少根据。　　

我很欣赏亨廷顿的清醒：“现代社会固然有许多共同性。但它必然趋于融合同质化吗？这样的论点是基于一个设定：现代社会都接近一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但，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混同为一”（同上）。显然，不同的文化，可以有也应当有不同的“现代”形态。如果认为人类文化演变只有西化（虚其名曰“世界化”，“全球化”“现代化”……）一条“必由之路”，这只能说明我们思维的幼稚和僵化。真正的僵化！　　

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类文化间的交流可以导致“趋同”现象，而无视文化交流也同时带来“趋异”。这就是法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C. Levi-Strauss）所说的人类文化演变的“双向”（double sens）。莱氏指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其说是基于各种族间的隔绝，不如说是基于它们之间的联系”，“除了一些因隔绝造成的差异，还有一些同样重大的因毗邻造成的差异：那种趋向互相对立、互相区别、保持自我的愿望”（22）。就是说，不仅仅是“隔绝” 造成差异，“联系”和“毗邻”也会带来差异化。　　

随着交通工具、传媒技术的更新，互联网的普及，贸易、旅游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人确实互相更近了，更多地互相“照面”。有些西方文化的观念、乃至西方流行时尚，确实相当程度地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但，正是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照面”和交渗日益深化，带来了普遍的 “文化个性”（cultural identity）（23）的危机：与“他者”文化相遇，日益促使世界各主要文化去意识“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反思自己的“个性”。　　

有些朋友说到了国外才爱国，为什么？那是因为，他来到国外，时时处处都与“他者”照面，让他时时处处意识到与“他者”的差异，意识到“我是中国人”。他能不爱国吗？所以，科技、贸易、资本的“全球化”将带来人类文化一体化的“世界文明”，只是个神话。　　

反观今日，在“全球化”、“世界文明”等神话的浪漫臆想中，在“开放”、“改变观念”等神圣名义下，我们似乎正在全力消解中国已延传数千年的“文化精神”，以便与“国际接轨”（相当程度是与美国接轨，言必称美国几乎是朝野时尚）。　　

民国七年（西元1918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老先生在他六十岁生日在北京净业湖投水自尽，留下遗书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唤其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所谓“国性”，即当年德国为文化自强而提出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亦即我想强调的一个国族的“文化精神”。管子把“礼义廉耻”作为维持一个国家的根本“四维”，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这“四维”，也是一种“文化精神”。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只能是国将不国而灭亡。　　

我以为，全球人类文化单一化、“一体化”是野蛮。当此波谲云诡、神话惑众的世界，真是要保持神清目明，洞察“西方中心的伪世界主义”。中国不仅要经济自强，更要文化自强。只有保存和坚持中华之“国性”或“文化精神”，与其他文化“和而不同”，才是我们立国安邦之本。　　

　 　

                              辛已岁末于西子湖畔　　

注释：

（1）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S.P. Huntington: Le Choc des Civilisations, Editions Odile Jacob, Paris, 1997, p.58）

（2）   “新之崇拜”是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点。参见拙著《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3）   见《国际经贸消息》西元1998年9月23日。

（4）   韩保江：《全球化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西元2000年。

（5）   李转良：《全球经济一体化》，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页。

（6）   G.博克斯贝格/H.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Die 10 Globalisierungs Lugen)，新华出版社，西元2000年，第5页。

（7）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Runaway World），江西人民出版社，西元2001年，第5页。

（8）   房宁等：《全球化阴影之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西元1999年，第254页。

（9）   Ferna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e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ecle, 1979

（10）       Emmanuel Wallerstein：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转引自许宝强等编：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西元2001年，第74页。

（11）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江苏人民出版社，西元2000年，第114、118页。

（12）       Christian De Brie: L’AMI nouveau va arriver, in《Le Monde Diplomatique》, 13 mai 1999

（13）       乔姆斯基指出：美国政府正“转向世贸组织来执行其‘出口美国价值观’的使命”，“美国价值观胜利操纵世贸组织所产生的预期结果可总结如下：1.为美国进一步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新工具’；2.为美国大公司接管别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提供了便利……”同注（11），第47、54页。

（14）       P. Bairoch：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 Myths and Paradox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同注（11），第120页。同样，日本战后经济实力的发展，也极大得益于日本政府的保护政策。

（15）       参阅拙著《现代与后现代》第四章。笔者新著《祛除进步论—从莱维－斯特劳斯到亨廷顿》，专门批判“世界文明”的概念，强调文化的多样性。

（16）       见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西元2000年，第16页。

（17）       Jean Clair: Considerations sur l’Etat des Beaux-Arts, Gallimard, 1983, 　　Paris　　, p.83

（18）       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西元1998年，第430页。

（19）       钱穆：《国是新论》，三联书店，西元2001，北京，第14页。

（20）       Werner Sombart: Les Juifs et la Vie Economique, 1911

（21）       Louis Rougier: La Mystique Democratique — Ses origines et ses illusions, Flammarion, Paris, 1929。 中译附入拙著《民主的乌托邦》，香港明报出版社，西元1994年。

（22）       Claude Levi-Strauss: Race et Histoire, Denoel, Paris, 1987, p.17

（23）       “文化个性”（cultural identity）一词在中国知识界被误译作“文化认同”，以讹传讹。

　 　

第二章         世界主义，误国殃民　　

                    不可多说一句话　　

[按1] 正是这种舆论的一致性，构成统治性言论象征力量的本质。　　

　 　

说西方舆论“一致”，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因为一般印象中，西方舆论是极其多元自由的，怎么可能“步调一致”？其实，这种“步调一致”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一致”和“多元”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现象。　　

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比如说前些年对南联盟开战（属于“西方文明”对东正教“斯拉夫文明”的冲突）、对“国族主义”的清剿、对“共产党中国”的负面报导、对西藏“独立”……等等问题上，西方舆论是令人难以置信地“一致”，显示了“主流”媒体之所以为“主流”的气概。乔姆斯基这样描述美国的媒体：“媒体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经营，各媒体之间观点并没有什么不同，两个政党也不过是一个大商业集团的两个派别而已”（《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195页）。只是在非主流、边缘化、人微言轻的层次上，西方舆论才显得繁杂多元。　　

“主流”，是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概念，意味着具有压倒性传播手段，意味着一种“强势话语”，布氏所谓“统治性言论”。西方“主流”媒体舆论的“一致”，是因为其背后都有势力强大的大公司、大财团的控制，牵扯到这些看不见的主人的利益。这对于每个在西方有生活经历、对西方社会稍有深入观察的人，都是寻常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事实。　　

法国前些年出版过一本小书（也是在布迪厄的支持下），叫《新看家狗》（Les Nouveaux Chiens de Garde）。书名即透露了一种强烈的责难：法国媒体成了一个腔调，变成“世界的主人”的“看家狗”。所谓“世界的主人”，就是势力无处不在的跨国大公司。该书披露，“大工业集团与媒体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主要媒体都属于大企业集团，如收视率极高的法国电视1台（TF1），是属于法国Bouygues集团（多行业跨国公司，Bouygues手机大家都熟悉，法兰西体育场、诺曼底大桥等也都是该集团所建造）。《快报》（L’Express）周刊先是属于阿尔卡特（Alcatel）跨国工业集团，后又转属于Havas集团。这个集团还控有Canal Plus有线电视台，控制了50％以上的法国周刊市场。法国的出版业相当程度上是被Matra-Hachette 集团所控制。尤其会令中国人不可思议的是，法国两家大自来水公司La Generale des Eaux和Lyonaise des Eaux，凭其巨额赢利也大举收购控有媒体的企业，对法国舆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所以，媒体为其背后主人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是自然不过的事。法国电视1台总是邀请支持Bouygues集团利益的政客在电视上“出镜”（政客们与媒体记者一样，也是大企业公司利益的代言人）。该台鼓吹跨国公司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颇卖力：“在法国电视一台，那个为了跨国公司最大利益而使贸易自由化的关贸总协定，被称为‘青年精神对于老年精神的胜利，是未来崇拜对于过去崇拜的胜利’”。（1）吉米·戈德斯密斯（J. Goldsmith）购得《快报》周刊后，“该刊立刻成为英国企业家撒切尔主义观念的奏鸣音箱”。该刊的前任总编莱威尔（J-F. Revel）也曾坦言：“我的意图就是让《快报》为自由社会和民主世界服务”（同上，第42页）。还有，《费加罗杂志》和信息频道（LCI）的专栏主持西尔威斯特（J-M. Sylvestre），“每天早上都要到法兰西英特（France Inter）电台散布老板雇主意识形态的最新朝露。他在播音中坦承：‘我的阅读框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而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 ……他声称：‘没有经济进步就没有社会进步’。但有听众反驳：‘如果社会倒退还会有经济进步吗？’西尔威有点恼怒地重复：‘没有经济进步就没有社会进步’”。（同上，第48页）　　

媒体还要为政客们（如果其背景属同一派工业集团）制造“良好形象”。但有时配合不好也会闹别扭。如代表法国大企业利益的右派总理巴拉迪尔，对当时属于阿尔卡特公司的《观点》周刊（Le Point）描绘其北京之行的封面非常不满，尖酸地对周刊记者卡特琳娜·贝加尔说：“你会明白，我向贵刊的主要股东（Alcatel公司老板苏阿尔P. Suard）说：如果我去北京为他搞来大笔合同，只是为了在贵刊读到这样评价我中国之行的文字，那真是不值得！”（2）　　

这样的妙文，活灵活现出西方媒体与背后大公司及其政治仆人的关系。　　

实际上，这样的“事故”是不允许发生的。在“主流”媒体之内，是容不得有忤逆主子的不同声音或“异议分子”的。因为西方的“老记”们知道，一旦让“主子”（背后大企业公司）不高兴，或出言有损于“主子”利益，轻则丢饭碗，重则身家性命不保。　　

西元1996年，一个电话过来，法国《快报》周刊总编克丽斯蒂娜·奥克朗（Christine Ockrent）女士，因为说了些让新任法国总统不悦的话，而总统的一位朋友、Havas集团的老板皮埃尔·多兹耶（P. Dauzier）刚刚收购了《快报》周刊，于是“立刻被解除该周刊总编职位”。（3）奥克朗女士也是法国电视2台著名政论节目主持人，是我在法国时经常看到的电视熟面孔之一。如此明星，也让你走人就走人，其他普通“小记”，就更不敢造次了。美国新闻界亦然：“上上下下都被灌输了一种意识 —‘那些事实不能提’。结果是，谁敢和压倒一切的正统对着干，谁就会发现自己的嘴被出奇地封个严严实实”（《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145页）。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为国外记者很“自由”，想怎么客观真实就怎么客观真实。殊不知，国外的“老记”们也如初来贾府的林妹妹：“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哇！　　

法国政论作家弗朗索瓦·德·克罗塞（F. de Closets）曾著有《大操纵》（La Grande Manip）一书，揭露西方媒体作为“主人”的宣传机器“操纵”公众舆论的真情。在主流媒体日复一日的“点滴”灌输下，普通西方人对一些问题的成见、偏见或无知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我记不清在法国有多少次跟法国人辩论西藏问题。对他们来说，西藏本是一个“独立国家”，是“中国人侵略、长期占领了西藏”。你怎么说也没用。再如，在北约空袭南联盟之前，法国主流媒体长期、明显偏向地报导塞族搞“种族清洗”（purification ethnique），一会儿说多少多少人被塞族人杀害、强奸，一会儿说在某地发现塞族暴行证据的埋人坑。天长日久，终于激起法国人民上街游行抗议塞族暴行，为北约向南联盟动武作了非常好的战前舆论准备。整个过程，是我在法国所亲历。这场宣传，可谓西方媒体为“世界的主人”服务的最杰出、最成功的案例。　　

而这样的案例，在西方历史上并不鲜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为了拉美国参战，英国情报部提供给美国大量“捏造的发生在匈牙利的残酷暴行的宣传材料”，那些“匈奴人”（德国人）在“残暴地撕裂比利时婴孩身体”（多么令人想起今日西方媒体宣传塞族搞“种族清洗”）！威尔逊政府成立了一个叫“克里尔委员会”的政府宣传机构。“这个机构在六个月时间里，成功地将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民变成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186页）。　　

今年2月西方又爆出一个新闻：美国“国防部战略影响办公室”，又干起了当年“克里尔委员会”干过的事，在美国打击阿富汗的战争中，故意向媒体发布假消息，以“影响”公众舆论。如果人们了解英国和美国情报部门历史上的“捏造”宣传，便不会大惊小怪的。　　

（增补：今年3月23日，又爆出英国政府为派遣1700名海军陆战队员进阿富汗而捏造假新闻。英国政府某发言人和国防部某高级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并“绘声绘色”地描述：美军在阿富汗围剿塔利班基地组织时，在一个山洞发现拉丹的“生化武器实验室”云云，于是这条假新闻迅速传遍全球。但造假者出现了重大疏漏，忽略了铁杆盟友偶而也会不懂配合竟然会叫起真来：美国方面出来辟谣，美军并无此等发现）。　　

鉴于“9.11”之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出尽风头，美国政府决定将很快投资5亿美元，建立一个阿拉伯语的电视台，每天24小时、每周7天连续播送节目，以扩大美国在中东的影响，用美国文化来影响那些反美的穆斯林青年。该台的宗旨是“文化的战争和子弹的战争一样重要”（4）　　

这就是宣传的力量！　　

无怪乎，有人称媒体是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在当今政治和社会条件下，这“第四权”常常比前三种权力对公众发生更大、更直接的影响。因此，世界的“主人”们怎么会不紧紧抓住这种权力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大跨国公司和大金融资本这些幕后“主人”的操纵下，世界“主流”媒体舆论的“一致性”，就变得很可以理解了。　　

　 　

[按2] 所有这些人绝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退出或正在退出一些曾经属于它负责的社会生活领域。……宣扬“最小限度国家”、匆匆葬送公共利益……那些“新知识分子”集体造势，造成一种要求国家退缩、更宽泛意义上是要求服从经济价值的氛围。……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在欧洲正在形成的，是一个国家退化的过程。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削减国家的功能”。新自由主义崇尚个人竞争，要求“国家”管得越少越好，所谓“最小限度的国家”（我国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流行“小政府，大社会”的说法，正是同一个意思）。　　

在理论上，新自由主义传教士对国家功能竭尽攻击之能事，尤推美国哈佛教授诺齐克（R. Nozick）否定“国家”概念最力。他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一书，竭力鼓吹“最弱意义的国家”，即管事最少、给予个人最大自由的国家。他用了一个比喻是 ：国家只应充当某种“守夜人”的角色。在这种状态中，哪管它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赢者”们有充分“自由”压榨失败者，失败者有充分的“自由”陷于失业、贫困以至犯罪。而“国家”则睡眼惺忪，打着哈欠，对着一片夜色，除了敲几下梆子，“嘛事不管”。诺齐克在“自由”（利于强者）和“平等”（利于弱者）之间，明确偏护“自由”。国家不可以出来干预，损有余补不足。所以，诺齐克欣赏的“最弱意义的国家”，迹近“无政府”状态。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建立、实行了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所谓“福利国家”（英语为Welfare State，法语为Etat providence）。就我所见，法国在教育、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最低生活补助等方面，有一个相当完善的“社会安全”（securite sociale）制度。职工失了业，先可以领“失业救济金”，逐年递减至于终止，这时，法国还有一项“RMI”（“最低社会融入收入”，即最低生活补助），每月两千多法郎（法国法定最低工资约六千法郎，可资比较）。这种国家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是法国社会保持稳定的根本原因。　　

另外，法国在二战结束和后来社会党执政之初，经历了两次国有化浪潮。法国“国有经济”长期占法国国民经济总量的18％左右。因此，法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体制里，已包涵有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的因素，与马克思时代、完全放任的“原始资本主义”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国人去西方发现某些地方比中国的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的原因）。　　

然而，西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整个西方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撒切尔的英国和里根的美国）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动下，开始清算“福利国家”，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保障，同时对企业和富人减税，实行某种“劫贫济富”的措施。在法国时我曾听闻，英国下层民众对撒切尔夫人切齿痛恨。　　

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法国在右派执政时期，也开展了私有化运动，如“巴黎国家银行”（BNP）等大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随之而来的，就是裁员和失业激增。新自由主义崇尚“效率”、“利润最大化”，于是我在法国看到一个悖论的现象：法国经济增长率年年不太坏，大企业（跨国公司）赢利多多，一派兴旺（由此也带动股市繁荣），但社会失业率却一直上升，长期在12%以上，人民精神状态低迷。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终却是小小足球的胜利，才让法国人民舒展了长期紧锁的眉头。无怪乎，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关键的几场比赛场场必到。法国夺冠后，他又邀请法国足球队到爱丽舍宫作客庆祝）。　　

新自由主义作为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不仅要求西方国家本身“弱化”， 同时也要求世界其他国家“弱化”。 对西方国家，它要求对企业减税（使国家财政税收减少），少管“社会”闲事。对世界其他国家则要求降低关税，取消对本国族企业的保护，而对西方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给以“国民待遇”。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当然“国家”消亡最好，以利它们毫无障碍地在全世界“最大化”地吸取各地的国脂民膏。　　

　 　

                        国将不国　　

[按3] 在一个对国家和公共事业发生信仰危机的时代，人们可以看到两样事物的繁荣：在领导阶层是腐败盛行，原因是对公共事物尊敬的衰落；在被统治者那里，则是个人对现世救助的绝望而皈依宗教　　

　 　

布迪厄这里说的情形，简直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现实的写照。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普遍有一种强烈而自觉的“国家”概念，有一种为建设自己“国家”甘愿吃苦受累的精神。建国初，众多海外学子，克服重重阻挠，从世界各地回到祖国，为了中国的强大奉献一生，无怨无悔，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国家”的概念。　　

而今，中国人心中的“国家”概念已大大淡化。“国家”离人心越来越远。尤其年轻人，“国家”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弱意义上”的考虑。万事当头，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私利。许多人对“国家”的东西，是能捞就捞，不捞白不捞。所以，布氏描绘在“国家”信仰发生危机的时代：上有腐败盛行，下有宗教繁荣，应当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而反省。　　

国人心目中“国家”概念的淡化，与“精英”们搬来新自由主义“小政府”理想让中国“国将不国”的政策有关。在城镇是各地一刀切卖国有企业（我在浙江好几个地方看到许多原本效益不坏、甚至不错的国有企业，几乎是白送给原来的厂长）。那些被“卖”掉的国企职工，或内退或下岗，留在厂里的，工作强度增加但收入下降，而且福利保障减少（都是临时合同，学美国学得何其快）。他们都有被“国家”抛弃的感觉。在农村是真正的放任自流：我在浙江老家及许多其他地区看到，农村几乎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或如吴毅所描述的，是“无政治村庄”（《浙江学刊》，2002. 1）。原先清澈的池塘被淤满，集体公益的事无人管。今日的“村长”只干一点替上面催交税粮的差事。　　

在国际上，中国在驻南使馆被炸和撞机事件上对美国的韬晦隐忍、宁毋小不忍乱大谋（如果不是“朝中精英”亲美势力太强大的话）的态度，也让百姓感到“国家”不够强。当电视上播出美国世贸大楼被炸的那个晚上，我在杭州的公共场所见到普通中国人“欢欣鼓舞”、“喜形于色”。这绝不是说中国人对死难者没有同情心或支持恐怖主义，而是美国遭打击这一点终于让普通中国人出了一口憋了几年的气。那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大快国人心的晚上！一个心里憋着一肚子窝囊气的人民，怎么会有“国家”（国族）自尊感？　　

但，国人心中“国家”概念的淡化，在更深的原因上，是受“进步论”的蛊惑而否定自己“文化精神”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把西方（尤其美国）社会作为全人类都要进步共趋的“样板”。文化自卑造成了国族自卑。读者可参阅拙著《破解进步论》，此不赘述。　　

“国家”（国族）概念的淡薄，是一种信仰危机的标志。如果一个人民对自己国族发生“信仰危机”，国危矣！　　

                         世界主义之伪　　

[按4] 有一个关于西方伪世界主义（faux universalisme），即我所说“世界性之帝国主义”的深刻问题。　　

　 　

这里所说的“伪世界主义”，即我反复强调的，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主义，本是“进步论”的根本特征之一。这种世界主义之所以“伪”，是因为它不是基于对世界各文化传统多样差异性的尊重，而是将西方（尤其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族，将其普世化、世界化。所以布迪厄说，这是一种“世界性之帝国主义”（l’imperialisme de l’universel）。　　

新自由主义与当年斯密的“老自由主义”一样，都是一种伪世界主义。当年英国人为了让自己的廉价商品无“贸易障碍”地进入德国，全力给德国“精英”灌输“世界主义”蒙汗药酒，犹如今天的“全球化”：　　

“（当时德国）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5）　　

今天，面对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全球化”），众多“落后”国家的知识精英不识其中之“伪”，不但没有进行抵抗，反而虔诚信仰。他们在“进步论”毒化下，坚信西方（尤其美国）物质科技先进，意味其文化价值也“先进”（个人至上、重商重利），自甘为宣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尽犬马之劳。　　

在中国，“主流”知识界的“精英”，也全力推行西化（美国化）、自我殖民化的“世界主义”。在“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之后，“全球化”是这种世界主义又一时鲜口号。　　

我始终觉得今日时髦的口号“开放”，与一百多年前美国到亚洲来推行“炮舰政策”时的口号 —“门户开放”，有某种悲喜剧、甚或荒诞的联系。实际上，这个“开放”口号，也是中国人世界主义情怀的一种表露。　　

中国绝对需要对外开放，但这种开放应当是有限度、有自我保护意识的开放。就是说，应当是一种坚持国族主权的开放。然而，在中国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迷狂的“开放”，一种西方跨国公司最希望的削除国族主权的“全面开放”（“全方位开放”这种口号竟然在中国“主流”媒体中畅行无阻，真不知伊于胡底）！　　

在西方（美国）中心的“世界主义”迷狂中，众多朝野“精英”衡量是否“开放”，是看谁敢不敢把自己的东西都扔掉，换成西方（美国）的。敢于把自己独特的、与人家不同的东西都抛弃尽净，就是“开放”。想要坚守一点自己国族的东西，就是“封闭”“守旧”“保守”。无论什么东西，都要看“国际通行标准”。众多把“开放”挂在嘴边、居于领导岗位的人士，开口闭口就是“美国的……如何如何”，“英国的……如何如何”，然后一声感叹，“我们如何如何落后”，如何如何需要“改革”，以求与人家“同”。　　

“全球化”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出于中国人心中善良却虚妄的“世界主义”情结。这种“世界主义”让中国人以“全人类”的名义去崇拜西方（美国）的文化价值，而对自己国族的文化价值，对自己的“国族性”或“国性”不予珍惜，对自己的历史（甚至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历史）轻易否定，导致中国人普遍缺失国族自尊和文化自尊。没有国族自尊，谁还会有“国族”观念？没有文化自尊，谁还能抵抗西方（尤其美国）文化价值观（政治、经济、伦理、艺术……）的潮水般的入侵？！　　

　 　

[按5] 将美国法传统强加于全球的“法律商行”（Law firms）— 庞大的法律跨国组织。　　

　 　

布迪厄这里揭露了一个重要事实：国际上那些庞大的“法律商行”，是将美国法强加于全世界。英国牛津大学坦普利顿学院鲁格曼（A. Rugman）博士，其著述充满为新自由主义的辩护。他在为恶名昭著的“多边投资协定”的流产鸣不平时，无意中透露了：该协定的“结构是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条款为基础”，“多边投资协定草案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体制在所有实质性方面，甚至在大部分程序上的细节都是相似的”。（7）尽管“多边投资协定”最终遭到“政治失败”，但其实质性内容，如“国民待遇原则”、“争端解决机制”等却安全移入“世贸组织”的文本。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多边投资协定，再到世贸组织，我们不难看出：世贸组织是基于“美国法传统”。　　

鲁格曼故意把世贸组织说得无足轻重：唉，那不过是一个由200名“贸易律师和经济学家”组成的“秘书处”。它的发起，也是“一小拨热心肠的技术官僚，为了自由贸易的更广阔利益，使国家政府之间互相提供特许权”。“除了一个上诉受理组织用以监督规则的执行之外，它和政府间会议的组织者没有什么区别”（同上，第23页）。我国参加世贸谈判的首席代表也把世贸比作一个“农贸市场”，我国入世就好比在那里设个摊位而已。　　

的确，世贸组织的机构本身好像没什么。但，世贸的重要不在于其管理处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所有入世者在世贸的门前必须承诺遵守的游戏规则，在于这些规则是由谁制定，这些规则又有利于谁。　　

这些规则的根本要害是取消所有会员国的“贸易障碍”，降低关税，让那些强大的西方跨国公司前来与“门户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民族小企业（与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的“大型企业”也是“小”企业）“自由竞争”。这种鲨鱼与小鱼的“平等”游戏规则有利于谁，是显而易见的。　　

据说，我们也要“参加制定规则”。但以中国“精英”目前的国族底气和文化底气，要做到这一步并不乐观。　　

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看清：世贸组织是一个将美国法传统强加于全球的“法律商行”。　　

　 　

                          知识分子的“同谋”　　

[按6] 知识分子、记者和商人是怎样联手进行了一项持久的工作，将新自由主义观点强行确立为天经地义。……撒切尔主义并不是撒切尔夫人搞出来的，而是被一些知识分子团体长期酝酿出来的。他们以一些大报纸为主要论坛。　　

　 　

人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为新自由主义圣经传教布道当中起着重要作用。知识分子与商人联手，为商人和跨国公司的利益摇唇鼓舌，这也是西方文化、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独特风景。上面提及的鲁格曼先生，就是“身兼许多大型私人公司、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的顾问”。　　

究其实，乃是商人当政（即跨国大财团控制政府）的体制招安了笔杆子们：以金钱、职位将他们纳入了“体制内”（integre），让他们为这个“体制”服务。提出“世贸组织”设想的那位美国密执根大学教授，不可能不是“体制中人”。　　

在中国，也有众多“知识分子”为跨国公司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鼓舌造势。在香港，有从美国“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大师”、自诩为“中国伟大改革设计师”的张五常，鼓吹“私有产权”，“彻底取消政府管制和调控”。在北京，有牛津博士张维迎，鼓吹“砸烂三铁卖国企”。还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也是“市场”“竞争”“私有产权”（私有化）神话的大力鼓吹者。这位台湾出生的林主任，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所以，他为新自由主义擂鼓造势十分可以理解。他被西方称为“中国以外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中心收到美国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美国商会等机构“资助”近百万美元，也十分可以理解。他为可口可乐公司作宣传“高科技高回报”什么的，更是十二分可以理解。　　

不能小觑了这些知识分子“精英”的作用。尤其不能小觑美国跨国公司通过这些基金对中国“精英”阶层的渗透。他们的言论，广泛传播于中国“主流”媒体舆论，久而久之便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中国决策层，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尤其那位林主任还参与中国的“参政议政”。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如萨克斯之流，给前苏联开出“休克疗法”药方，彻底“私有化”，结果让前苏联从一个无可置疑的超级大国，肢解为一个政治混乱、经济穷困、文化涣散的国家，这本应当给中国人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然而，许多中国“精英”死不回头地坚信“私有产权”“自由竞争”等新自由主义神话，认定美国或英国的“经济学大师”握有中国经济改革的“科学”妙计。他们要求削弱“国家”的功能，以“产权分明”来剥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存在合法性，以便西方跨国公司来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　　

发生的一切仿佛是：“精英”们非得让中国再吃西方（美国）给俄罗斯吃过的蒙汗药，非得让中国也像俄罗斯那样垮掉，他们才高兴？　　

要警惕那些有意无意为了西方跨国公司利益搞垮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　　

　 　

                     “安居乐业”指数　　

[按7] 人们都接受：最大值的增长，生产和竞争性，是人类活动的最终和唯一目的。　　

　 　

把最大值的经济和利润增长，作为“人类活动的最终和惟一目的”，点出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精髓。　　

在这种文化精神定义下，人是一种“经济的动物”。对于一个社会，是经济“增长”“发展”值越大越好，越快越好。而“发展”的程度，都是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来标志。一国GDP值越高，就越“发达”，越“进步”。　　

但经济“增长”、“发展”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财富是否得到最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分配，或者说经济增长是否带来社会整体的“安居乐业”，这些本质问题，“增长经济学”或“发展经济学”却是不作回答的。　　

许宝强等选编的《发展的幻象》一书（7），对于片面追求发展的“发展主义”作了剖析。书中指出：“这种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美好生活的信念，本是特定的历史产物（见沃勒斯坦的文字），但却被看作普遍的真理，……将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化约成单一的向度，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第2页）。这种发展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总量或物质总量越大，则人民越幸福。实际情形却显示：经济发展可以带来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衡，带来人民的贫困。　　

沃勒斯坦在《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这篇文章中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将在其他“边缘”国家中带来“农户的全面无产阶级化”（第11页）。“全球化”最受祸殃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墨西哥（萨帕塔主义农民暴动）、巴西、印度等国家，还有将在入世后的中国看到。　　

经济当然要发展，但不应当简单、单向度地用“经济指标”衡量一切。首先是因为，经济增长指标并不反映社会整体收益的程度。法国最近十多年来，经济增长指标一直不坏，但效益极好的大公司反倒在裁员，造成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印尼也曾有骄人的“经济增长”，但两极分化严重发生动乱。美国里根时代的“经济复兴”，却使普通美国人的收入下降。我国近年经济增长率也不低，但底层人民的困顿趋于严重。我曾在火车上听到一位民工模样的旅客在发牢骚：把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生产也算到我们的“增长率”，这种增长是空的。我们无法视而不见，中国社会日益两极分化，失业人群在膨胀，农民收入连续多年不增反降。我本人周围就接触到不少低收入、几无生活保障的人。所以，国家如何调节社会财富的和谐分配，如何保护弱势人群，至少与“经济增长”同样重要。　　

第二，“经济指标”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作用。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认为，一个人物质拥有量越多越幸福。我想，一个受中国文化精神影响的人，不会简单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中国人，一个人的幸福，可能更重要的在于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一些生活于丛林的“原始”部落，以“发展”的经济标准来看当然是落后、不幸的。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载歌载舞，完全可能过得很快活。现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提供众多这样的例子。古代“未发展”时期的罗马人，每年用于闲暇、节庆娱乐的时间，大约占全年的一半。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劳动的时间大大延长。　　

在一些地区，“发展”只是意味外国投资商和少数当地代理人的发财暴富，却造成当地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墨西哥在新自由主义十年“经济改革”后，“赤贫的农村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半数人口缺少必要的物品满足生活基本需求，这个比例与1980年相比增高了许多”，普通墨西哥人“工资下降”（《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98页）。最近，相当“发展”的阿根廷在发生饥民骚乱。印度西部的娃迪（Vadi）地区，由于高效率技术的引进，“不仅降低了大部分民众承受风险的能力，同时更导致一种合作互助的生活价值解体”（《发展的幻象》，第20页）。　　

西方商人到一个地区“发展”投资，常常先是购并土地，“开发”种植咖啡、棉花、橡胶等单项经济作物（“比较优势”），使得原先依赖土地为生的农民离开土地，流入城市，成为廉价劳动力和“无产者”。这种“发展”模式非常常见，在墨西哥、巴西、印度等地都无不如此。结果，一方面是少数人财富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大部分民众贫困的“发展”，造成当地社会机体和自然环境的破坏。　　

我以为，经济发展应当与当地的社会文化和自然资源环境相谐调。西方文化“人类中心主义”无限征服自然的观念，是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现代人的“建设”常常是破坏性的。只看到“建设”的“增长率”，而忽视这种“建设”对社会人文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是现代人的通病。　　

中国应当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敢于肯定一种“低生产效率”的合理性，如果这种“低生产效率”的发展模式，是考虑到中国有大量依靠小块土地作为生存资源的农民，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和自然资源的实情。生产率的“高”“低”本身毫无意义，关键要看是否“最佳”，是否最符合中国的国情。任何一种以“发展”的名义去剥夺农民，都将使中国社会陷入动荡。　　

中国不能跟在西方的“发展主义”模式后面，只是量化、数值化地单纯追求“发展”“增长率”，而应该肯定和坚守中国“人和”、“与自然相和”的文化精神，实行一种“适度发展”的战略。我在十几年前曾提出：“中国应当实行适度工业化，保持一种低消费或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拙著《现代与后现代》）。　　

“发展”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数值和速度，而在于社会是否更加“安居乐业”。只有人民“安居乐业”（首先要就业才能“乐业”）的程度，才是衡量“发展”的根本标准。　　

当然，人民“安居乐业”的“指数”很难计算。靠“微服私访”也访不过来。不妨建议在各地建立一个常规性的“安居乐业”民意测验，并把“安居乐业”测验的结果，作为当地官员政绩的最重要依据。　　

　 　

[按8] 经济学界最根本的前提是，人们把经济和社会截然相分，把社会性弃于一旁。　　

　 　

布迪厄这里指控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实质要害：经济与社会相分。就是说，这种“主流”经济学只考虑“经济”问题：“增长”“发展”的数值、投资的回报利润、股票的增值，所谓“利润最大化”，而不考虑这些“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社会代价和社会后果。　　

从企业本身来说，裁员减冗，实行“泰罗制”（流水线“合理化”限时定量、专业化操作），减少工资和开支，当然是天经地义。但这些被裁减下来的员工，加入失业大军，或只能找到工资更低、前景更不稳定的工作，立即构成了社会的问题。　　

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批评了中国经济学“精英”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道德要求隔绝开来，认为经济政策的实施与具体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公式”“定理”在中国照搬实施，屡屡变形失败。一些“改革”“开放”的政策，却导致了中国的“圈地运动”和野蛮资本主义的积累。　　

实际上，中国经济学“精英”们的问题，正是把经济问题孤立起来，没有联系于具体的社会现实。这种将经济学作为独立或孤立的研究对象的做法，被博兰尼（K. Polanyi）批评为经济学的“形式含义”。他认为经济学的“实质含义”是“嵌入”在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制度当中。（8）即，经济问题不是一个可以与其他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现实相分离的“纯学问”。　　

而中国的经济学“精英”常常只知操练“供给”、“需求”、“均衡”等术语，摆弄一些高度抽象、基于数学模型的公式，学舌“市场竞争”“自由化”“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圣经”箴言。对于因他们的经济政策而带来的大面积职工“下岗”失业，他们只能学洋人耸耸肩，口称“哀姆馊略”：这只是“改革”的“阵痛”。　　

一方面是削弱国家，鼓吹英美盎格鲁－萨克逊式的“低福利”模式，另一方面是将大量失业人群推向社会，加给国家一大烂摊子负担。社会如何安定？　　

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是非常严峻的。一位下岗职工跟我说：现在幸好还有一口饭吃，如果有一天没有饭吃，那肯定要去造反。今年2月25日杭州《都市快报》，仅这一天的报纸上就有两则新闻令人深思。一则是一位徐州16岁女子来浙江椒江打工：“天天都要上班，没有休息日，请假还要扣钱，每月工资只有350元。……过年了，公司只给了我们16个人一共120元钱，买一袋米花了43元，其他都买了菜，全是素菜。年三十，大家吃着吃着都哭了”。　　

另一则消息是有关“国企改革”：湖北省去年下半年连续发生三起国企厂长被杀案件。第一案是咸宁市化纤厂一位“买断工人”（以前只听说“下岗工人”，现在我老家临安出现了“买断工人”的说法：工厂按你原先的工龄，一次性将你“买断”，你将成为“自由人”走向社会），因“买断”费太低而持刀胁迫厂长。“买断费”是这样计算：“固定工每年补偿612元，其他性质职工每年补偿428元”。该工人进厂8年，按每年428元 的补偿标准，只得3424元。后厂里同意加到5000元，他觉得这点钱连作小生意都不够，所以刺杀厂长。据同厂一位职工对记者说“我们为厂里‘卖命’近10年，最好的年华都给了厂里，现在厂里却不管我们的生存了，几千块钱就想把我们扫地出门。……一边说没钱，一边又建起一栋新宿舍楼，看看那些干部们的住房，哪个的不是宽敞明亮、装修高档？而我们却要到街上摆地摊讨生活”。记者问厂里为什么不为“买断工人”办理养老保险，答曰厂里的做法是根据“市委文件精神”，符合国家经济政策。另外两起惨案是与国企改制有关，黄冈铝业集团和襄阳物资公司国企负责人被职工和职工家属杀害，原因是“企业改革过激”，“建立职工养老、失业社会保险未到位”。　　

当年戴高乐曾说过：法国如果出现十万（根据记忆大约数）失业人口，法国社会就会“爆炸”。而如今法国失业人口长期高居三百万以上但社会仍没有爆炸，那是因为法国有一整套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现在也开始在城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资金、机构等方面还远未落实。在这时就大规模推行“下岗”“买断”的经济政策，自然有许多社会隐患。　　

三个案件最深层的原因，当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三案都是穷人、是社会的“弱势人群”犯罪。报纸直率说：“当前一些政府和企业领导人道德观念严重错位，贪污腐败成风，靠不正当手段致富现象严重，下岗、失业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逐步积攒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第二案凶手临刑前说：“祁松（总经理）家很有钱，而我穷得连去一趟长沙的路费都没有”。　　

之所以今天中国社会还能保持大体安定，除了国家也看到问题而采取一些最低社会保障和扶贫送温暖等政策，根本地还是靠了中华文化所独有、西方国家所无的文化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钱穆先生赞扬的中国人的“通财”精神，一种亲戚朋友之间的团结互助精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裙带作风”，在大多情况下是坏事，但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常常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一家或一个亲朋圈之内，一人成功大家受益。“投亲靠友”，在今天的中国发挥着非常巨大的社会安定作用。这种“集体主义”文化精神，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在西方，尤其在盎格鲁－萨克逊社会，爸是富翁儿子受穷是被视为很正常的事）。这样的文化精神，真是要大力弘扬。　　

综合地看问题，本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经济学，尤其是作为给国家决策提供理论依据的经济学，不能只专注于“经济”问题，而应当同时考虑与“经济”密切相连的社会现实问题。新自由主义“微观经济学”（它倒是坦率明言是“微观”），只管经济利润，不管社会代价，人们应清醒明辨之。　　

　 　

                         警察功能的国家　　

[按9] 一个越来越归结到警察功能的国家。……退向一个刑事国家，专务镇压，不断牺牲其社会功能，如教育、健康、社会救助等。　　

　 　

国家放弃其社会调节功能，把教育、健康、贫困等问题都推到社会，任其“自由”地自生自灭，只有发生杀人越货、偷盗犯案之事，国家才出来镇压。这就是“国家”日益退缩，退到布氏所谓只有“警察功能”的“刑事国家”。这也是新自由主义传教士诺齐克最理想的“最弱意义的国家”。今日美国的社会现实可谓如此。　　

在美国，“自里根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以来，美国在押服刑犯的人数火箭式向上攀升”，“到1998年，近170万犯人被关押在美国各地的联邦、州或地方监狱里”（《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181页）。就是说，每150个美国人里面，就有一个在监狱。美国在押犯人数占人口的比例是所有“文明”国家里最高的。美国的国家机器不管社会上存在的种族歧视、社会贫富严重两极分化、贫民窟、枪支泛滥等社会问题，只管镇压这些社会问题引发的违法犯罪。　　

如此只追究犯罪，而不追究犯罪的社会原因，用中国的智慧观之，是治标不治本。这样的国家是片面、功能失调的国家。如今在美国的榜样下，中国现在治安警力越来越强，而犯罪却越来越多，尤其相当数量是为贫困所迫而铤而走险。　　

智者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确告诉治国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七十四章》），“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犯罪率高涨，只是在社会有问题之时。在中国传统中，犯罪人数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天下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标志。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罪犯很少。　　

迷信新自由主义“圣经”，削弱国家的社会调节和保护弱势人群（尤其是失业者和农民）的功能，让国家退缩为一部镇压机器，应当引起人们的警觉。　　

　 　

[按10] 我提到的“全球化”，这是一个十足的神话，一种强势言论，一种“强力观念”。　　

　 　

说“全球化”是一种“强势言论”，一种“强力观念”，揭示了西方媒体的宣传造势力量。　　

在今天这个世界，西方“统治者”控制的主流媒体，想让全世界谈说一个什么话题，就能做到让全世界谈说这个话题。　　

布氏指出，“全球化”这个词是取代“现代化”一词而炒热起来的：“美国社会科学界曾长期使用‘现代化’一词，作为一种婉转说法，来强加一种进化论的、天真的种族中心论模式。这种模式是根据各社会与经济上最先进的社会、即美国社会的距离，来排列它们的地位，把美国社会认定为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见《合而治之》一文）。　　

当初，美国是用“现代化”的说法，来向全世界强加美国模式。“现代化”，即意味全世界都纳于美国制定的政治经济秩序之中。今日换说“全球化”，其意旨完全一样。中国也紧跟西方主流媒体的风向变换，从“现代化”一词的时髦，转到“全球化”一词的走红。　　

“全球化”一词最近二十多年在世界各国被广泛热烈地谈论，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如前文所说，是新自由主义蓄意鼓吹、宣传的结果：

“到处都在像念经似地重复：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向我们走来，……全球化已不可阻挡”，“大量单方面的信息甚至让批评家也相信，全球化是一种我们不可阻挡所发展趋势，因为它是‘合理的’、‘惟一正确’的发展趋势。其他选择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根据中世纪的宿命论，全球化被看作是我们的命运。鼓吹全球化不可避免，新自由主义的信条获得了准宗教的地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全球化的十大谎言》）（9）　　

在媒体长期宣传这样一种“准宗教”的影响下，德国联邦总统赫尔佐克也“跳上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战车”（同上，第160页）。　　

恕再次重复：“全球化”这个听上去十分中性的说法，实际上是美国为首的跨国经济势力操纵“主流”媒体宣传出来的。　　

这种经济势力操纵国际舆论的情形，似乎是英国和美国的传统强项。英国早在美国之先，就给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历史案例。西元19世纪中，英国动用一切宣传机器，在德国宣扬斯密的“世界主义”，鼓吹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攻击民族国家的自我保护。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眼光清醒：　　

“尽人皆知，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费’的布置，在操纵国外舆论方面，它所拥有的是如何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只要有助于它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于是在汉堡和不来梅，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出现了大批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社论作者投入阵地，对于德国工商业施行统一的保护税制的‘不合理愿望’加以谴责”。（10）　　

这与今日美国为首的跨国经济势力操纵主流媒体“数不清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社论作者”鼓吹“全球化”，何其相似乃尔！尤其，今天美国“操纵国外舆论”的能力远在当年的英国之上。　　

明乎此，我们才能明白布迪厄说的“强势言论”或“强力观念”—“全球化”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野蛮资本主义的复辟　　

[按11] “全球化”的神话，其功用是让人们接受一种复辟，回返到一种野蛮无耻、但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让往昔雇主们最陈旧的观念，披着时髦现代的外衣普遍还魂回来。……把复辟当革命，……回返于一种激进的、除了最高利润律别无他律的资本主义。　　

　 　

布迪厄这里点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实质是一种复辟：退回到一种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顾其他一切。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直接源自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因此，“新”自由主义不过是“老”自由主义的新版，或者是对于老自由主义的退返。　　

德国学者博克斯贝格支出：“‘全球化的鼓吹者’是‘落后的习惯势力’。他们正鼓吹着十九世纪的一项经济政策，……（旨在）倒退到工业化时代早期的阶级斗争和曼彻斯特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十大谎言》，第161页）。　　

新自由主义罩有迷人眼目之处：它本质上指向复辟，但其外表形式却号称“革命”。于是，就有一个怪兮兮的名词：“新保守主义革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另一种说法）。　　

保守就是保守，又何言“革命”？原来它是“革”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福利国家的“命”，“革”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命”。然后，“保守”到“曼彻斯特的资本主义”那个时代去，实行布氏说的“无限剥削”。　　

还有“自由化”的说法，听上去是将原先不自由（多么不在理！）的东西“化”成“自由”，多么名正言顺，多么“革命”。但，“自由化”直接针对的，是“国家的干预”，以削减国家为保护弱势人群（最低工资下限，医疗保险等）而对富人工商业主的征税。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个人至上，私人企业有“自由”追求最大化的利润，在西方本土要求国家减税，对世界其他国家则要求“门户开放”，降低关税，消除所有对于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障碍。同时，认可私有企业有“自由”裁员解雇（所谓“灵活性”），增加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降低职工工资。可以说，哪里实行新自由主义，哪里就增加了民众的失业和贫困。欧洲和其他国家皆然。　　

首先，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滥觞之地英国和美国。本来在西方，就数“自由”传统源远流长的英国和美国“国家”意识最弱。西元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推行“国师”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大西洋两岸祭起“以市场代替福利国家”、“私有化”的旗帜。这两人当政后，“美英两国的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全球化的十大谎言》，第30页）。　　

在英国，“曼彻斯特的资本主义”复辟最严重：“谈到减少社会福利费用，英国算得上是全欧洲的榜样”（同上，第18页）。英国的贫困景象，人们走在街头也看得见。据伦敦《观察家》报道：“贫困程度自30年代以来是前所未见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50页）。另有报导：“三分之一的英国儿童出生于贫困之中，贫困儿童的数量比撒切尔当政时增加了两倍”，“狄更斯笔下的种种疾病在今日英国死灰复燃”，“英国的社会状况倒退了一个世纪”（同上）。英国的私有化政策只认钱不认人。如果没有钱，那些私营公司会毫不留情地对“多人口家庭”停止供应煤气、电、水和电话服务。　　

在美国里根时代“经济复苏”的表象下，“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15年来收入一直或滞或降。不平等状况达到70年来最严重的水平，远远甚于其他工业国家”（同上，第13页）。这个被当作新自由主义样板来颂扬的国家，社会两极分化触目惊心，每个去过美国的人都会有深刻印象。“1979－1994年，每小时最低工资下降了25％，……1994年官方公布的全民贫困率是14.5％，也就是说有3810万人的收入低于美国中等收入水平的一半”（《全球化的十大谎言》，第132页）。有1100万美国人的每小时工资在4.25－5.15美元之间。　　

“主流”媒体大力宣传的“英国奇迹”或“美国奇迹”，实际上是建立在大众的贫困化基础上。所谓“奇迹”的一个说法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英美两国更好地“解决”了失业问题。据统计，“（90年代中）英国失业率为6.7％，美国失业率为6.2％，而传统福利国家的法国为12.8％，德国为10.4％”（同上，第129页），一比较，英美“优越性”判然。　　

但，这是英美两国有意在统计方法上做了手脚，把打零工和临时工的人都算作就业：“美国官方的统计对实际失业情况的掩盖程度比德国高得多”。西元1996年美国登记失业的人数是730万，失业率为5.3％。但这个数字并不包括近3000万那些对寻找工作无望而未去登记的人，不包括那些从事计时零工、只有临时工作合同和没有足够业务的自谋职业者。实际上，“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达到28％！”（同上，第130页）。有一段描写很生动：“一个（城市清洁公司）雇员手中的扫帚被拿掉了，解雇了；几天后，他又拿着扫帚出现，但是这回他的工资只有原来的一半”。（同上，第134页）原来，谁要想拿社会救济，谁就得从事“社会劳动”。英国的统计方法也同样不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英国的统计有一绝招：失业者在领取失业救济金六个月以后，就不被计入失业人口之中，哪怕他还处于失业。西元1997年的实际失业率，并不是官方统计的5.3％，而是高达14％。尤其，用英国的统计方法，每周工作1小时，也算作“部分时间”的就业，也算是创造了1个新的就业岗位。于是就会有这样喜剧的一幕：如果一个英国雇员兼了几个地方的计时工作，他会兴奋地宣布：“9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我一个人就占了6个！（同上，第140页）　　

在法国和德国，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了失业大增。法国失业率长期高居12％以上，给法国人的心灵带来阴暗低迷的影响。因为一个家庭或亲朋圈中有一人失业，会极大地影响周围人的情绪。不同以往的是，失业不仅祸殃低层员工，而且危及中高层“干部”。对于现实的不安和对于未来的恐惧，使法国人的消费长期不振。人们不敢放心大胆地买东西，而是学松鼠把钱存到银行，以备不时之需。　　

在新自由主义“合理化”政策下，欧美大型企业兼并成风。每次兼并都有大批人丢掉饭碗。德国巴伐利亚两家大银行合并，近7000人失去工作，尽管“这两家银行盈利都很好”（同上，第16页）。瑞士的瑞士银行与瑞士联合银行合并，组建了世界第二大银行，却使1.3万人失去工作，而同时该银行的股价不断上升（同上）。还有汽车公司的兼并：法国的雷诺收购了日本的尼桑，德国的奔驰并购了美国的克莱斯勒……。所谓“强强合并”，是行业垄断强上加强。企业经营越来越“合理”，利润越来越高，而所需员工则越来越少，社会失业越来越多。真可谓：“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携手”（同上，第164页），兼并与失业俱增！　　

西元1995年，西方跨国公司的老板与政治文化“精英”在美国旧金山共聚一堂，畅谈未来“20：80的社会”的宏伟构想：这个未来社会只需20％（即五分之一）的人有工作，其余80％（即五分之四）的人，则“弃之不用”。于是，新自由主义的“合理化”政策，将意味全球大部分人的失业和贫困。以这种20：80的比例，中国将有9亿多人口“弃之不用”。若此，国有宁日乎？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仅在西方本土播撒着失业和贫困，把西方社会推向狄更斯时代的原始资本主义，更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人民带来民族经济的破坏和人民收入下降。我们先来看美国的“后院”— 巴西和墨西哥的“改革开放”终至于经济崩溃的案例。　　

巴西自西元1945年来，一直对美国“开放”，大量美国投资者涌入巴西。巴西成了一个标准的“最弱意义的国家”，受美国的统治和管理。亚马逊河流域的森林和地下资源，“全方位”向美国投资者的贪婪“开放”。美国农场主可以“自由”地毁掉数百万公顷的森林搞农业“开发”。西元1987年9月9日，人们从空中同时发现有700处放火烧森林的黑烟。他们甚至嫌火烧太慢，竟用飞机喷洒美军在越战中未用完的“桔红粉”落叶剂，更“高效率”地毁林开地。“国家”形同虚设，贸易和投资完全“自由”。这是一个“真正美国式的成功故事”。巴西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所谓“巴西奇迹”。美国商人和少数巴西“买办”迅速暴富，但有“三分之二的巴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正常的生活”，“1989年对于巴西商业界来说是个‘黄金年’，商业利润是1988年的三倍，而已经属于世界最低的巴西人工资又下降了20％。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将巴西排在了阿尔巴尼亚之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12页）　　

墨西哥也奉行“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神话，实行“改革开放”，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大量美资企业进入墨西哥，并购了原先墨西哥的国有企业，使墨西哥本国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大量廉价进口商品潮水般涌进墨西哥市场。外国投机资本也流入墨西哥金融市场进行金融投机，“引进外资”持续增长。但，表面上的“经济繁荣”却带来墨西哥人工资水平的急剧下降，“贫困增加的速度几乎与亿万富翁产生的速度一样快”。外国跨国公司红利滚滚，墨西哥新贵迅速暴富（这很可能是中国入世后的明天）。这种靠短期投机性外资催出来的泡沫“经济繁荣”，终于在西元1994年12月崩溃。几个月时间，有15000家企业倒闭，300万人失去工作，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墨西哥农民更是沦于赤贫。终于萨帕塔主义农民揭竿而起发生暴动，以抗议这样的“全球化”。　　

还可以举一个美洲小国海地的例子。西元1981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对海地实施一项“发展”计划，放出美妙预言：要把海地“发展”成为“加勒比海地区的台湾”。结果是，海地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变成了美国商品的倾销地，“获利的是美国生产商和海地的巨富阶层，而海地整个80年代的工资水平却下降了56％”（同上，第88页）。　　

俄罗斯在一位“改革”总统和“开放”总理的领导下，听信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开出的“私有化”“市场化”的“休克疗法”，十多年来人民陷于极度的贫困。布迪厄指出，俄罗斯的人均寿命十年中缩短了十岁。“大约25％人口的生活已低于最低生活水平，而新的权贵们已敛集了巨额财富，这又是西方附属国家的常见模式”（同上，第9页）。　　

中国的经济学“精英”们也将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产权分明”等教条，奉为改革的灵丹妙药，影响政府进行大规模地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股份化。事实上，问题不是“私有化”本身（因为对一些因产品、产业结构等问题而真正濒于破产的小企业进行转制是必要的），问题是“私有化”的程度和广度，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是大型国有企业是否也要“私有化”？浙江的情形是“一刀切”的私有化，不管有很多国有企业本来效益不错，也一律“破产”。 “破产”这个词，有时可以对应相当荒诞的现实：好端端的一个厂，忽然被宣告“破产”，“卖”给了厂长。一夜之间，大部分县市已没有了国有企业。　　

在“改制”以后，职工或“下岗”或“买断”走人，留下的工人基本没有个人股，只有厂长和中层干部占股分红。工人不仅失去原先的“劳保”，收入也普遍下降。社会保障制度又尚未健全，民间积怨加深。前面提到的湖北“国企改革”中三位负责人被职工所杀，正是这种积怨的表露。私有化带来的职工收入下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我在浙江衢州某县听闻，该县华联超市招员工的条件：每天工作10小时，每月全勤无休息日，每月工资仅200元。三、四百元的工资在经济发达的浙江城镇的私营企业相当普遍。据今年2月4日杭州《都市快报》报导：浙江上虞某私人企业“引进洋设备化钱2000万，而维修此设备的惟一技术人才月薪仅400元”，被称为“周国灿”现象。　　

一种日益明显的趋势让人感到，中国在美国式新自由主义旗帜下，正走向一种低工资、低福利（在广大的农村是无福利）模式，跨国公司和少数“买办”新贵大发财，而百姓大众趋于贫困，两极分化。根据好几个统计资料，今天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系数，已超过美国。　　

被美国蒙汗药蒙翻倒地的巴西、墨西哥、俄罗斯之后，难道是中国？　　

　 　

               “理论经济学”骗人　　

[按12] 新自由主义是借助数学武器（和媒体权力），成为保守主义伪社会学的最高形式。……这种权威理论是一种纯粹的数学虚构。　　

　 　

法国已故华裔数学家施惟枢先生，生前曾几次怒斥：“美国那些数学搞不出名堂转过去搞数理经济学的人，都是一些骗子！这些人其实什么都不懂，他们的数学模型，什么具体问题都不能解决，只是拿来骗人！”　　

我当时听了将信将疑，毕竟那些“数理经济学家”或“理论经济学家”，有好多是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如那位“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 Samuelson）”。我也认真问过当时留法专门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袁志刚博士（他的导师也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问他那些数学模型能不能解决困扰西方经济的具体难题。他坦率地说“不能”。因为这些模型虽然很精致，但只有把具体的问题化约成一些抽象的参数，才能纳入数学模型运算。　　

    我也在法国财政部听到对法国经济学界“MOSAIQUE”模型的讲解，很是复杂。后来看到中国的经济学家搬用西方理论经济学模型，屡屡失灵于中国的经济现实，终于我相信施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　　

　 　

　 　

　 　

　 　

                   出让国家主权的“精英”　　

[按13] 那些告诉我们应当服从必然性的法国金融家和财政稽核员，忘记了说自己是这种必然性的同谋，并由于他们，法兰西在让出主权。……民族国家在内部受到这些金融力量的同谋，即金融家、高级财政官员等的削弱。　　

　 　

布迪厄揭出一个很严峻的现实：一些法国的金融界“精英”是跨国金融资本的“内应”和“同谋”，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在出让国家主权！这不由得令人想起中国的“精英”。　　

那些鼓吹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必然”要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人民币“必然”要成为国际自由兑换货币的人，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真是昏头若此还是别有为自己谋私利的目的？　　

乔姆斯基严厉揭露那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精英”甘当跨国公司的“同谋”，卖国求私利：　　

“这些国家内部的精英分子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只要他们帮助散布权倾当代的国家的理论信条，不管这些信条是多么荒谬，不管他人将为此付出代价，他们自己就能在集中的特权中分得一杯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130页）。　　

“分一杯羹”之喻何其令人惊醒！在一个“国家”意识日益淡漠的国家里，国家利益何足道哉。还是自己趁“全球化”（跨国公司主宰全球）的大好时机，多多捞一把，与洋主人“分一杯羹”。　　

据前引今年2月4日同一天杭州《都市快报》报导：一位“朝中”官拜处长的“精英”，曾代表中国十多年参加入世谈判，最近被外国公司以百万元年薪“挖走”。摇身一变，反过来帮外国公司从中国赚取何止以百万计的利益。　　

我曾经在西元1999年底向中国驻法使馆写过一封信，其中有：　　

　 　

“我在巴黎《欧洲时报》发表的一系列介绍入世的文章中了解到一个极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入世对中国最致命的打击，远不是通常人们以为的是汽车工业或别的产业，而是中国的农业。　　

政府有关技术官员对入世给中国农业的影响，其估计和描述是轻描淡写，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干系到中国立国之本的大问题，他们竟然使用‘谅必’、‘料想’这样含糊不负责的字眼。　　

在十年前，我在拙著中就指出中国进口美国小麦对中国农业的打击：影响中国农民种粮积极性，制造一种虚假的农业‘宽松’气氛。当时中国就已进口美国小麦1000万吨（100亿公斤）以上，每个中国人可以摊上10多公斤，相当于中国人每年一个月的口粮是进口的。　　

十年来，这样的进口已在中国造成严重后果：人们大量轻易占用可耕地，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同时，频报各地粮仓爆满，粮食过剩，农民卖粮难……入世后，中国将常规进口粮食2000万吨左右，即200亿公斤（中国媒体报产量都以公斤为单位，论进口则都以吨为单位，似乎别有用意在焉）。那些技术官员说，中国‘谅必’可以容纳这样的进口！轻松一笔带过。　　

他们无视美国式大规模‘石油农业’出口所到之处，那里就是农民破产之地。墨西哥和埃及的农民破产，形成墨西哥城和开罗两个超级由贫民包围的城市。同样的情况在巴西等地也可以看到。一旦中国农民破产大规模离开土地，中国将国无宁日。　　

中国的技术官僚，显然奉行英美功利主义价值标准，以效率、产量越高越好，而不知一种低效率、符合中国具体地理条件的农业，可能更符合中国国情。与美国大平原可以施展‘石油农业’不一样，中国农民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大多是水田、丘陵，不适合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而那些技术官员无视这一国情，奢谈中国入世可以刺激中国农业‘提高效率’，‘优化产业结构’，简直是闭目塞听之谈（11）。　　

记得十年前一位朋友提到《华盛顿邮报》上有一篇文章说，美国要压服日本政府有一样法宝，就是要千方百计把美国的大米打入日本，以此损害支持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日本农民的利益，日本政局便会乱起来顶不住美国。而今，美国小麦大规模进入中国，同样的逻辑也会在中国发生。中国农民破产，国家必乱。尤其一旦中国依赖美国小麦成习惯，粮食命脉受制于美国，美国将玩中国政府于股掌之上。　　

中国入世大约是纺织品、家电等产品输美可以获利。但为了一些个别产业的小利而牺牲农业这个立国安民之本，是极不明智的。　　

中国汲汲乎要求入世，既是出于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情怀，更多地是出于那些口操英语的技术官员和‘智囊’的亲美潜意识。在这样一种意识下，真让人担忧，中国是怎么被卖掉了都不知道……”　　

　 　

今日中国的“精英”与建国初时代的中国精英直有天壤之别。归根结底，是没有了“国家”（国族）意识。跨国经济势力欲在中国“发展”需要中国精英的“同谋”。跨国公司也历来懂得如何利诱“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于是，中国的“精英”纷纷为美元而折腰。　　

《都市快报》同一则报导还披露：“中科院一些研究所内人才流失严重，一些军工企业的高级人才也开始跳槽到外国公司”，“在西部某省承担某国防项目的3个主任设计师也被外国机构挖走”。近日又闻，原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沦为为美国一家大型公司窃取中国政治经济机密的间谍。　　

国家的精英人才、尤其是高级军工人才外流，不是一个纯粹经济待遇问题，而是这个“国家”（国族）有没有凝聚力的问题。没有“国家”意识，人心涣散，才导致一些“精英”损害国家利益而图私利。　　

　 　

[按14] 这个国际资本市场的方向，是减少民族国家资本市场的独立性，尤其是禁止民族国家来控制汇率和利率。现在汇率和利率越来越为一小部分国家手里的集权所控制。各民族国家的权力面临风险，受到携巨额资金的金融炒家的投机攻击。　　

　 　

当今世界的国际资本市场，是以汇率、股市、证券等形式的金融投机为主要特征。无硝烟的“金融战争”，越来越成为西方掠夺其他国家财富快捷而有效的手段。　　

有人称西元1997年西方金融炒客挑起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一场新型的特殊战争，吸干了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外汇储备，使当地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中国，幸亏尚没有“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幸亏人民币尚不是国际自由兑换货币，而躲过了这次金融风暴的袭击。　　

人们应看到，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实行新自由主义的“非调控化”或“放松管制”的政策，如今世界金融市场每天货币交易量高达一万五千亿美元。从中衍生的“利润”、本息滚动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这种虚拟状态增长的巨额货币量，与金融机构和银行实际拥有的货币存量差额悬殊，构成世界金融市场的巨大隐患。　　

尤其，今天世界金融市场上的汇率不是由民族国家所控制，而是由一些不露真形的国际金融寡头所操纵。为了遏止欧元起来抗衡美元的独霸地位，那些国际金融寡头人为地长期打压欧元，维持美元兑欧元的坚挺汇率。　　

为了打开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便于“携巨额资金的金融炒家”来中国发动“投机攻击”，国际金融寡头和他们在中国内部呼应的“金融家、高级财政官员”，合力鼓吹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在这样的舆论造势之下，中国政府也承诺“有步骤地推进金融……等领域的对外开放”。　　

“精英们”不会不看到亚洲诸国由于金融市场的“开放”而招致深重灾难，不会不看到韩国因为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而被迫接受其“监控”、丧失经济主权的屈辱。　　

中国的金融“精英”面对那么多前车之鉴还坚持要让中国金融市场对国际金融资本“开放”，不能不令人想到“同谋”一词。　　

　 　

[按15]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基于某种新社会达尔文主义：“最优最聪明者”得胜。　　

　 　

新自由主义被称为一种“新社会达尔文主义”，再一次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的“复辟”特征。它在“自由化”的“革命”表象下，企图重新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赞美富强者越富强、贫弱者越贫弱的逻辑。只要20％的“适者”“智者”“强者”生存下来就行，另外80％的“愚者”“弱者”被淘汰、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那是他们该如此。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和为贵”、“均产”精神（钱穆先生语）、不致社会贫富差别过大的理想，正相违背。因为中国的智者早就深明一个道理：让百姓深陷穷困将导致社会动荡，并危及你统治者、“精英”自身。这就是孔子借尧对舜的话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中华文化的“社会和谐”精神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个人中心主义有根本的差异。中国文化始终优先考虑家庭的和谐共存，社会的和谐共存，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群”的“和合”关系。当然中国文化也强调“分”。荀子说：“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群”指的是人的社会性，即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分”则是指人的个人性，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差别：地位尊卑高下之别。这个“分”，要靠“礼义”来维持：“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　　

中国文化的“礼义”，是基于“和”，基于“中庸”：不可过于“群”，搞绝对平均，又不可过于“分”，像印度的种姓制度，或像西方的个人中心主义：犹如一个个互相独立的“单子”。中国人很早就达到一种极高明的政治智慧：这两端走过分了，都会导致社会的“乱”。所以，中国文化是“群”与“分”的调“和”，是“群”与“分”的“中庸”状态。　　

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一个人不能脱离他人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所以他始终有一种以己及人的情怀，一种替对方着想的思维方式：于个人是“对对方的尊重”（梁漱溟先生语），表现为“仁”（“仁”者，二人也，二人相互尊重）；于君王则是“为民”（参阅拙著《民主的乌托邦》），因为君王只有“为民”才能最终为自己“天禄永久”。而不是像西方，个人只管自己发财致富，自己进“天堂”，哪管别人下地狱；公司企业也是只管自己“利润最大化”，不管失业激增，社会动荡；西方国家也是只管自己富裕，而不管世界其他地区的贫困化，如此等等。这实际上是短视和片面的思想方法。　　

人与人之间“像狼一样”（霍布斯语），所谓“丛林原则”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是与“文明”相对，倒是“野蛮”的真正含义。　　

　 　

[按16] 一边是有才能、占有很少高薪职位的全权国民。他们可以挑选雇主，可以在国际劳务市场上获得很高的收入。……收入高得令人眩晕，他们四辈子也花不完。　　

　 　

看到跨国公司竭力推行“全球化”，中国的一些“买办精英”欣喜于“躬逢盛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只要帮助跨国公司吸榨中国财富，他们就可以“在国际劳务市场上获得很高的收入”，从中“分一杯羹”。　　

正是这些跨国公司利益的代言人在中国大力鼓吹“全球化”，是这些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开放”决策。那位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入世谈判的处长“精英”，很可能在谈判中表现了“善解”人家跨国公司之“意”，才获得人家青睐，最后许以百万年薪招为犬马。　　

现在流行一句名言：“没有免费的午餐”。算盘珠子拨得极精极苛的跨国公司老板，不会白白付给此君如此高薪，一定会通过此君在政府内的影响和关系，利用此君深谙政府内情规则，而获得大大高于此价的回报。尤其，如此重金挖走“政府中人”，会潜在地动摇人心，影响其他政府中人也出卖国家利益，去换取外国老板的高薪，在中国过一种与底层工薪收入300：1或400：1的高收入生活。　　

当然，这些一心瞄着美国社会的中国“精英”，很知道这样的高低收入剪刀差在美国司空见惯。美国自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美国大公司高级经理的工资直线提高，与普通员工的工资距离迅速拉开，达到平均120：1。大公司总裁的工资是天文数字。如海因茨公司首脑安东尼·奥雷里的年薪达8000万美元，平均每小时挣4万美元。另如华尔街上“首席”网络股分析师玛丽·米克尔（她的“预言”曾长期直接影响某些股的涨落），年薪高达1500万美元。这样的收入的确是八辈子也花不完。　　

也许，这位从外国老板那里得到百万年薪的中国“买办”，还嫌自己没有要到更高的身价。　　

　 　

[按17] 之所以泰特梅叶先生的言论如此轻易地被通过，那是因为这样的言论到处可闻，到处都是，流传于所有的嘴上……这种言论，只是靠了一大帮人，如政客、记者、普通国民的合作，才传播到了倡导者的圈子之外。　　

　 　

世界主流媒体日复一日地重复一些术语，如“全球化”、“改革”、“开放”、“观念更新”、“自由贸易”、“市场竞争”、“合理化”……等，堂皇却空泛，实际上是为新自由主义“复辟”制造声势。天长日久，耳闻目濡，习惯成自然。就像当年听样板戏，听多了谁都能习惯地哼哼几句，今天的政客、记者和普通国民，都会顺口重复那些术语。　　

我们不能不佩服西方主流媒体宣传技巧的高妙：它们向大众灌输一些概念术语（如“全球化”之类），简直到了“润物细无声”的境界。　　

　 　

                          两种世界主义　　

[按18] 这并不是一个偶然：有那么多我的同辈人毫不费力地就从一种马克思主义宿命论过渡到新自由主义宿命论。　　

　 　

这种“过渡”在中国是何其自然，何其不留痕迹。当年坚信历史的前方必然出现一个理想的世界大同社会，“过渡”到今天坚信“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地奔向“全球化”（或“全球大市场”），只是换了名称，殊名而同归。因为两者都是基于某种“历史必然性”。　　

而两者最根本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基于“进步论”的世界主义。因为此，前者的世界主义信仰才能如此顺当地转换到后者的世界主义信仰（“全球化”）。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很早就描绘了经济和文化上的“全球化”。《共产党宣言》有一段著名的文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　　

因为有这样一种历史铺垫，西方主流媒体宣传“全球化”在中国没有遭遇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抵抗，反而得到中国人的迅速响应，将其拿来作为一个新口号，朗朗上口，广为传播。　　

这种“进步论”世界主义对当今中国构成严重的危害。首先，“进步论”以经济物质指标来排定一个国家的“先进”“落后”，使中国人深以自卑，认同西方（尤其美国）为世界的中心和“先进”样板。　　

第二，进步论的世界主义虚化国族（国家）的重要，让中国人飘然以为国族（国家）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把国族的独立主权看作是“历史进步”的障碍。一些先验的教条（“自由贸易”等），使国人看不到德国和美国经济实力的坐大，都是依据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学说，靠了“国家”的“闭关自守”，用高关税（美国是高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典范）来保护民族工业。这些事实，只要稍微清清神看看历史就可以了然的：在西方历史上，“自由贸易是属于例外，而贸易保护主义才是常规”（参阅贝罗奇的《经济学与世界史—迷思与悖论》）（12）。战后日本和台湾的经济实力，也是靠了“闭关”保护，靠了政府的扶助才得以壮大。　　

第三，这种世界主义让中国人看不见西方跨国资本鼓吹“全球化”背后的阴谋：“门户开放”，国家的保护被有效削弱，只是便利西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击垮中国尚未“长大”的民族企业，以资本、技术和品牌的绝对优势垄断中国的诸多产业和产品。　　

国人可要看清呵：世界主义误国殃民。　　

　 　

[按19] 社论和调查报道的记者越来越被排挤，让位给搞笑主持人；深入的分析和对话、专家的讨论或采访的信息，让位给纯粹的消遣。……所有这些机制都促成一种媒体的非政治化整体效果。　　

　 　

媒体的“非政治化”，成为“纯粹的消遣”，这种现象在中国也相当存在。感觉中，中国的媒体除了政论一丝不苟之外，其他传播什么都可以，很“自由”的。美国歌星的“人气”排行榜、外国肥皂剧、香港“业内人士”的时装“流行”评论、国外杂闻逸事（甚至会出现在央视）……等，充斥电视和报刊的空间。标题越来越耸人听闻，以“抓住眼球”，内容则越来越芜杂，低俗。　　

被英美媒体炒作、内容品味并不高的《哈利·波特》，又是电影，又是出书，中国媒体也推波助澜，大获商业成功。这种因为英美畅销所以当然也要在中国畅销的“自我殖民”逻辑，在中国竟是天经地义。

正如布迪厄批评的那样，中国也变得一切都以“商业利润”、以“收视率”或“市场销售率”为第一考虑。在这样的“商业氛围”中，深入的文化思考和社会评论、正面提倡中国文化精神的东西，往往受排挤，在“制片人”和“总编”那里，常被置于非“黄金时间”和次要版面。　　

　 　

                    媒体的文化影响力　　

[按20] 如果说那些“体制内”知识分子挂在嘴上赫赫有名的“全球化”有那么一点真实的地方，那就是大众文化的生产，面向大众的电视，电影和新闻。……文化工业的大众生产有点是广大公众表决赞成 的，尤其是受世界各国的年轻人认可，因为年轻人更易受影响。　　

　 　

西方媒体凭藉其强大的技术手段和生产能力，特别是通过美国电影电视在全球的畅行，将西方的社会风尚、尤其年轻人的时尚“全球化”。　　

中国的年轻人也学会在歌星演唱会挥舞荧光棒或高举双手作激动万分状。年轻球迷学会在脸上涂满颜色。中国年轻人似乎不会别的表达兴奋的方法，只会学西方少年挥一下拳口喊“叶”！这一“兴奋表达法”还被电视主持人搬进了今年过年联欢晚会，无疑将更广泛地传播。　　

影视传播的威力是巨大的。西方的商家早就瞄准了年轻人的市场，牛仔裤、T恤衫、摇滚、流行歌曲等，无论是西欧北美、日韩港台还是中国大陆，全球的年轻人似乎穿上了同样的服装，跳着同样的劲舞，“兴奋”着同样的兴奋，“时尚”着同样的时尚……通过影视，西方大众文化的“流行时尚”，日益影响到今天的中国青少年一代，使他们成为所谓“新新人类”，与中国文化精神日趋隔膜。这种“全球化”对年轻人文化性格的形成，其影响力不可低估。　　

在抵抗这种“全球化”方面，法国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样板。面对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强大生产发行能力，法国“国家”文化决策部门全力强调法国的“文化个性”，抵抗美国的“文化入侵”，对进口和播放美国电影有份额的限制，同时大力扶助本国电影的生产。在与美国进行“服务业”谈判时，法国坚持“文化（产品）例外”：坚持给本国文化产品以“保护性”津贴。　　

法国人捍卫自己“文化个性”的做法，应当给中国以启示。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在媒体强化宣传中国的文化精神，适度限制过于泛滥的西方“时尚”宣传，比如媒体不宜渲染“圣诞节”、“情人节”的“节日气氛”，而应强化宣传中国传统节日“端午”、“中秋”“过年”（而不是什么“春节”）的气氛，也不宜宣传年夜饭去饭馆吃所谓“新风尚”，这样的报导会起误导作用。　　

电视广播中，应加大中国民族音乐和戏剧的播放。很多优秀的“国乐”曲目，国家不去大力传播，年轻人怎么会知道其中的奥妙？我个人觉得，京剧、越剧、苏州评弹、黄梅戏、河南豫剧、京韵大鼓……等戏曲，唱腔极优美，韵味无穷。但人们普遍受“进步论”观念的主宰：“时代变了”，那些“旧”东西都要遭历史淘汰，时代已“进步”到“现代音乐”（其实是西方今天流行的的音乐）。这种片面强调“时代”的作用，否定一个国族文化艺术的“延续性”，是没有根据的。关键是一个“文化自信”的问题。苏格兰人没有因为“现代”了而放弃穿着短裙奏风笛的传统，欧洲也没有因为有了“现代音乐会”而放弃传统的歌剧。　　

只要一个国家有“文化自信”，尤其国家决策层有“文化自信”，加以弘扬，这些经过千百年锤炼的中国“国乐”戏曲，毫无问题将在中国年轻人中得到延传。如果国家放任不管，任中国年轻一代受西方大众流行时尚的浸淫，甚至以“开放”“现代”的名义加以鼓励，那么，这些中国文化艺术的形式，就会薪火不传。　　

“国家”通过媒体具有极大的文化导向影响力。去年上海“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都穿上中国的国族服装在媒体亮相，马上就在全国范围激起一股穿国族服装的“时尚”。　　

    因此，“国家”应当有力地运用媒体来宣扬中国的“文化精神”，以抗衡西方大众流行文化“全球化”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影响。　　

　 　

[按21] 新自由主义计划的社会力量，来自它代表其利益的那些人— 股票东家、金融操作者、工业企业家、保守或放任弃责的社会民主派政客、高级金融职员　　

……自由贸易的信仰。信仰者不仅有物质地生活于其中的人，如金融家、大企业老板等，还有以此作为生存理由的人，如高级雇员和政客。　　

　 　

布迪厄这里点明，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 不是一些为了全人类共同幸福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些非常现实地追求私利最大化的股票东家、金融操作者、工业企业家、高级金融职员、高级雇员、以及为这些人利益服务而得以生存的政客。　　

看中国，鼓吹“全球化”的，除了一些被世界主义蒙昏了头的无知之辈，最卖力的是那些代表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资本利益想从中“分一杯羹”的高级“精英”。中国入世，将给这些人带来大好机会在“国际劳务市场上”获得高薪买办职位。　　

这是“一小伙无国家主义者”（《全球化的十大谎言》，第164页）。“全球化”正使这些私利至上的“无国家主义者”获利。　　

　 　

[按22] 宣扬民族国家隶从于经济自由的要求，以符合那些经济的主人的利益。……国家的高级代表屈尊降格，变换花样讨好大宇、丰田那样的跨国公司老板。　　

　 　

如前所述，这个世界的“主人”最热衷宣扬世界主义，宣扬“最弱意义的国家”，使各“国家”不构成“自由贸易的障碍”。　　

“经济自由”至上，是跨国公司和金融寡头迫使各国政府实行“门户开放”的一件法宝。凭此，它们可以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前来各国，“自由地”携巨资进行金融投机（短期资本自由进出），或以雄厚资本和技术的优势，“自由地”挤垮当地的民族企业。　　

在跨国公司控制了一国经济命脉之后，该国的国家主权只能“隶从”于这些“主人”的利益。何况，这些“主人”还有自己的法律保障：有世贸组织那样的机构为其撑腰，迫使民族国家不得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国家的高级代表”去“讨好跨国公司的老板”，这种情形在今天的中国似乎也并不少见。　　

　 　

                     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　　

[按23] 公共利益决不可能出自会计（从前叫“杂货店主”）的视界。而这种会计的视界，正被现今的新信仰奉为人类完善的最高形式。　　

　 　

     “公共利益决不可能出自会计（或‘杂货店主’）的视界”，让我想起了另一句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的名言：“任何荣誉的东西都不可能出自一家店铺”（《论职业》）。　　

古希腊智者柏拉图也有言：“黄金与德行正像天平两个托盘中的砝码：一边升高则另一边降低”。我们中国的传统也历来以“士、农、工、商”—“商”居末位，来排社会地位的座次。这可以说明，西方古代和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都不重商重利。　　

西方只是在“宗教改革”产生新教之后，在法国是路易十四的重臣科尔贝尔（Colbert）倡导重商政策以后，才转到“重商重利”的文化趋向上来。此前，西方贵族自认为自己贵体里流淌着与下层庶民不一样的“蓝血”或“碧血”（sang bleu），不事商贾，而把商业贸易、金钱的交易都推给外国移民尤其犹太人去做。犹太人被称作为欧洲社会生活中“一种必需的缺陷”而被容纳（13）。西方社会对于商人自私吝啬的批评，我们可以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中得到印证。　　

新教伦理是一种典型的重商重利的文化，它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点，韦伯先生说得很透彻。这种重商重利的资本主义伦理，正是今天借物质科技的优势强霸全世界的西方文化精神。　　

而中国真正转趋重商重利的文化，是自西元1978年以后。当时有“全民经商”或“十亿人民九亿商”等说法。从此，中国人不再是遮遮掩掩言商言利，主流媒体也理直气壮地称颂“财富”。财和利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决定其社会地位的标志。经济指数成为衡量一个官员政绩的最重要依据。　　

我曾称，这是比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破坏更大、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　　

这场“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数千年来“义重于利”和“义利并重”的文化价值观，破天荒地转到西方新教伦理的“重商重利”文化价值观。今天，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格言 —“金钱是大地的主人”（Pecunix Obediunt Omnia，伊拉斯谟语），在中国得到普遍奉行。传统“士人”或“文人”的崇高社会地位一去不复返。商利价值空前高扬，人文价值普遭冷落。大学教授、博士的头衔如果不与高收入搭配，仍得不到人们尊敬的目光。腰间的银两是最重要的。“貌”女已相不中“才”郎，而是直奔另一个“财”郎而去。　　

一切皆表现为金钱、利益的数字。人们成了每时每刻都端着算盘算计的“会计”。布迪厄的讽刺令人深思：“这种会计的视界，正被现今的新信仰奉为人类完善的最高形式”。　　

这种文化价值观显然是片面的。经济增长的数值固然要重视，但同样要紧的更有社会的人文价值，要看民众是否“安居乐业”，社会是否幸福详和。正是这些“会计的视界”看不见或不看的东西，才是人类社会更根本之所在。　　

                　　

[按24] 在这场理论斗争中，统治者们可以依赖数千名理论界的同谋，有些是自发的，有些是领薪豢养的。……为了弄清美国模式如何得以普世化，……应当重视那些“智囊”、“专家”、尤其记者所产生的象征影响。　　

　 　

前文已论及，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界的同谋起到很大作用。这些理论界的“同谋”，在我国影响非同小可。他们中许多人在“朝中”拥有“专家”“智囊”的名号，常常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那位高倡“自由竞争”、提出“鲶鱼效应”学说的著名教授，可以说起着这样一种同谋作用。他比喻说：在贩运鱼苗的槽中放入鲶鱼，鱼苗为避免被鲶鱼吞食，一直保持游动而吸氧，降低了鱼苗的死亡率。他用这个“鲶鱼效应”来乐观地说明：中国大开门户，让国外跨国公司的“鲶鱼”进入，中国大中小企业的“鱼苗”会激发出最大的“生存活力”，在“竞争”中成长壮大。但这位中国经济学大“智囊”，似乎太诗意化了“大鱼”和“小鱼”的关系。他看不清，进入鱼塘的不是善良的“鲶鱼”，而是凶猛的鲨鱼！在鱼塘里上演的，不是诗意浪漫的大鱼与小鱼“共舞”的喜剧，而只能是大鱼通吃中鱼小鱼的“鲨鱼效应”。　　

本来，大鱼吃小鱼这个妇孺皆知的道理，他不会不知道。只是“自由竞争”的蒙汗药酒太可口，才让他错将鲨鱼当鲶鱼了。　　

　 　

[按25] 这些政策都是基于今天由美利坚合众国所代表的独特历史传统及其一整套伦理－政治前提。……这个到处施行的经济政策模式，本是将美国经济的特殊事例普遍化。……这个模式并非出于经济理论的纯粹原则，而是出于一个特殊的社会传统 — 美利坚合众国社会传统的历史特征。　　

　 　

这个以全人类总体“进步”名义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将美国经济模式全球化，将美国独特的社会文化传统 — 崇尚“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低福利、弱国家、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刑事国家”等，普及于全世界。　　

美国的经济或社会文化模式，是有利于强者、“智者”更加强而富，使弱者更加弱而贫。它只认经济利润，而不管社会的整体和谐。　　

这也是一种崇尚财富、把财富的积累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伦理。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把发财致富作为人生最高目的。这样一种重商重利的文化，在人类诸多文化形态中是非常特殊的，即使在西方，“在古代和中世纪，肯定会遭排斥，因为它会被认为是最卑劣的贪婪”（韦伯语）（14）。　　

美国模式的“全球化”，否定了世界上许多与美国模式不同的经济文化传统的合法性。如我国的文化传统，强调“义”与“利”的平衡。更不必说，中国文人还有一种 “安贫乐道”的传统：追求自己的理想（道）更甚于追求发财致富。《论语·雍也》有：“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守道安贫”，不仅他自己乐在其中，社会也对这样的文人表示尊敬（如今已接受美国“重商重利”文化价值观的中国社会，对颜回必然会嘲以迂腐“落后于时代”）。　　

还有伊斯兰文化传统，也强调某种集体主义的团结，否定财富和幸福的必然联系。还有印度文化，是把个人的精神生活，或追求精神人格的完美作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众多国人的眼光，只盯住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以为美国的社会制度、文化精神是最“公正”的，以“经济指标”衡量一切。而不知，在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下，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获得幸福。尤其不知，在一种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方式中，不太高的物质拥有量也可以获得充分的幸福。

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有一番话很精辟：“经济并不以生产最大限度的财富为目的。经济的目的是解决人类根本的贫困问题，是保障尽可能多的人享有一种人的条件。……没有证据证明，最有效、最快地增加共同财富数量的组织，便同时是最公正的分配产品的组织。用抽象的话说，一种有效的经济，并不必然是一种公正的经济。而一种公平的产品分配并不必然有利于（经济）的最快增长”。(《工业社会十八讲》)（15）　　

美国经济模式可谓一种“有效的经济”，但恰恰不是一种顾及“尽可能多的人享有一种人的条件”的“公正的经济”。　　

　 　

                           发财致富者进天堂　　

[按26] “自助”（self help）这个自由主义古老传统的名义（“自助”源自加尔文新教的信仰：上帝帮助那些自己救助自己的人）。　　

　 　

“自助”，这个典型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概念，布迪厄点出其来源是加尔文新教。　　

实际上，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是源自西元16世纪的宗教改革，确切地说，是源自宗教改革创生的新教。法国哲人格农（R. Guenon）认为新教是一种“宗教的个人主义”（《现代世界的危机》）（16）。　　

一般人们都把文艺复兴看作西方历史的“划时代”转折。但有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把宗教改革看作一场更为根本的转折。西方历史的“断代”，应该断在宗教改革上（文艺复兴不过为其作了铺垫）。　　

新教蕴生的“个人主义”，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新教主张个人自己读圣经，否定罗马教皇的权威和教会诠释圣经的合法性。即，基督教的权威不在于教会，而在于圣经本身。宗教信仰的表达，也不必通过繁缛的宗教仪式，而可以通过个人自己的阅读和领悟。正是由于这种强调个人阅读和个人理解的转向，新教带来了宗教教派的林立，谁都自认得了圣经的真义，最终导致了新教国家最先实现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如西元17世纪的荷兰等地。鲁吉埃指出：“既然在同一个国家各种教派总是不能互相融合，那么最终只有接受宗教观念方面的宽容。思想自由及其必然结果 — 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带来了其他权利要求，尤其在新英格兰的殖民地。这些权利被新教人权理论家最终宣布为天然和不可让与”（拙著《民主的乌托邦》附译）（17）　　

第二，新教信仰（尤其加尔文教）的一个根本观念，是“灵魂得救预定论”（predestination）。就是说，一个人的灵魂是否得救，死后灵魂是否升天进天堂，是上帝早已预定，是对一部分人施宠的结果，不是靠你祈祷和修行，或靠神父和圣徒的法力。而你的灵魂是否被上帝“预定”进入天堂，就看你在现世生活中是否成功，是否发财致富。你在现世人间生活富裕，事业成功，是你“灵魂被预定得救”的最好证明。如果你一辈子受穷，那是你没有沐浴“圣宠”的表证。换言之，穷人落魄者进地狱，只有发财致富者才能进天堂！　　

于是，原先在社会上享有尊贵地位的教士“文人”（懂拉丁文、读过“大学”的神父和教会人士），不再独尊显贵。而原先那些不登大雅之堂、干粗俗卑贱活儿的，如行会工匠，尤其贩夫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决定性的“正名”。在新教徒看来，“所有的正当职业在上帝面前都是等量齐观的：世俗人的生活并不低于教士的生活，甚至还有所高超。工匠的生产性劳动要比教士的懒惰空闲更有价值。……为了自信灵魂得救，最好是认真完成自己的本职任务”（鲁吉埃语，见《民主的乌托邦》，第367页）。　　

这里开启了一种崇拜劳动、崇拜财富、崇尚节俭、重商重利的“新教伦理”。这种“新教伦理”，韦伯先生早已为我们指出，是直通“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新教伦理”的源头，松巴尔和鲁吉埃给我们指出，是犹太文化的“唯实论”：只有实实在在的财富才是神宠或神罚的具体体现。这样一种犹太教 —新教伦理 — “现代资本主义”三点成一线的文化源流，构成了今天整个世界的文化“主流”。　　

第三，也是第二点的延伸，新教伦理崇尚“自救”，即布迪厄提到的“自助”。新教这种“宗教的个人主义”相信，个人进天堂不靠教会神父，而是靠自己。从而，自己救助自己被认为是上帝在救助你。上帝的恩宠，只显现在那些自救自助、努力劳动、发财致富的人身上。

所以，西方自有了新教伦理以后，“文人”的地位开始衰落，“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成为社会的主人。商人的思维方式，“会计的视界”， 从此主导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西方的政体，不是“商人当政”吗？如今“市场”的口号响彻寰宇，只有与“市场”相连的人类经济形式才天经地义，如此把“市场”（即中国文化传统中属于低俗的市井“集市”“庙会”“摆摊”）神圣化，不是为了商人做生意？还有据说成了“历史潮流”的“全球化”，要求各国消除“贸易障碍”，不是为了国际上那些“大商人”（跨国公司）更好地“经商”“获利”？　　

所谓“斯文扫地，商贾升天”。　　

对待这样一种“商人文化”，我们是把它作为一种人类最“进步”的文化来拥抱，还是要进行必要的文化抵抗？　　

　 　

                          致富的“天职”和“使命”　　

[按27] 美国社会无疑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和普及推到极致。马克斯·韦伯在本雅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身上找到了这种精神的典范体现：他狂热地寻求资本增长，将其变为“使命”（beruf, calling）　　

　 　

本雅明·富兰克林不仅是美国的国父，也是美国新教文化伦理的教父。他本人出生寒微，当过印刷作坊的学徒，给富商当过会计，搞过科学发明，当过驻法国大使，参与撰写美国《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他以自己的一生，以自己的奋斗和成功，身体力行了 “自救”“自助”，敛财致富，证明自己是上帝“预定”的灵魂得救者，实践了新教的理想，亦即后来的美国理想。　　

鲁吉埃也举了富兰克林，来说明“加尔文新教与资本主义心态”的联系：“如果说有一个人在18世纪让两个大陆着迷，其智慧更被宣称为新时代的福音，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本雅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比洛克菲勒和福特早得多就写出了一本新道德书，堪称‘致富的艺术’。他在《穷人理查之历书》（Poor Richards Almanach）里，整整十年不厌其烦地讲解这种‘致富的艺术’。……他将其编成一本小册子 —《财富之路》。”（同上，第371页）　　

这本小册子西元1758年在美国出版后获得空前的成功，再版了70次英文版，56次法文版，11次德文版，9次意大利文版，并被译成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语言，当然也被译成中文（如今，各种各样“致富的艺术”或“财富之路”的书，充斥于中国书店的书架）。　　

富兰克林把发财致富变成一种人生“天职”，一种宗教“使命”， 一种生活的律令。根据富兰克林的“新时代的福音”，人生而为致富，人生的全部目的和全部意义就在于积累财富。韦伯和鲁吉埃都在书中引用了富兰克林的经典名言：　　

“请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一个本可以每天用劳动挣十先令的人，如果他去闲逛或在房间里消磨掉一半时间，又花了六便士以自娱，那么他应当认为自己浪费了五了先令的钱”　　

“请记住，信用就是金钱。一个好还款者是所有钱包的主人。一个以信用闻名的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借到所有他的朋友不急用的钱。……以每年六英镑的代价，你可以使用一百英镑，只要你是一个公认诚实而谨慎的人”。　　

“请记住，钱是有生产性的。钱可以生钱，这些生出来的钱还可以生钱，周而复始。因此，五先令可以变成六先令，然后七先令三便士，直到变成一百英镑。钱越多，它就生得越多，以致其增值越来越快。”

“时间是最珍贵的财富，浪费时间是最罪恶的浪费。丢失的时间不可以再得。每次我们说我们有时间，其实我们都搞错了：时间总是太短。……我们花掉多少无用的时间来睡觉，而不想想睡觉的狐狸就不去抓母鸡，也不想想人们一旦到坟墓将有机会睡整个永恒。”　　

“你想致富吗？那你应当同样多地既想节省又想到去挣钱。两个印度并没有让西班牙富起来，因为西班牙的挥霍超过了其收入。所以，让那些昂贵的蠢事见鬼去吧！”（同上，第372页）　　

还有一位名叫约翰·威士莱（John Wesley）的新教牧师也这样布道：“我们应当激发基督徒去挣钱，并尽可能地节省，从而发财致富”。　　

读读富兰克林和这位教士的话，人们应感到一种文化的力量：只有这样一种以发财致富为“天职”和“使命”的文化，才能设想“现代资本主义”心态的产生。　　

对比一下在宗教改革之前的西方社会伦理，富兰克林的说教是一种多么乾坤颠倒的变化啊！

   令人惊心动魄的是，一场同样的变化（前文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正在中国发生。富兰克林的“财富崇拜”箴言，正成为中国人奉行的信条。曾记否，前些年流行“时间就是金钱”说法。今天，按照富兰克林的布道，又开始流行“信用就是金钱”：只是改头换面呼吁创建“信用社会”或“诚信社会。今年3月7日《浙江日报》第一版上，标题就有“加强信用建设”，“建设‘信用浙江’”，“企业将拥有‘信用护照’”。全国人大也把“信用”问题作为重要议题。一时间，全国上下都在议论“信用”。　　

提倡所谓“信用”，恐怕相当程度是为了配合、保证入世后国外大公司在中国的利润不致于因中国人的“不诚信”而受损害，是从“做生意”的角度来提倡的。实际上，“仁义礼智信”，本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做人的基本准则。这里的“信”，就是“言必信”，“一诺千金”。如今的文化“精英”不在根本上重新肯定中国文化关于“做人”的基本伦理，而是学富兰克林为做生意而讲“信用”，可谓抓末不抓本：如果一个人做人“言而无信”，那么让他做生意讲“诚信”是不可能的。只有我们在文化上弘扬做人要有“信”， 才能做生意有“信用”。　　

重商重利，财富崇拜，中国在文化上的“美国化”，正从这里开始。　　

　 　

[按28] 思想的懒惰和消极、科学主义、（悖论的）时髦或保守。这一切，都带有欧洲人自己的同谋 ，其逻辑不能不令人想起“殖民化”。　　

　 　

布迪厄这里将“思想的懒惰”和“殖民化”联系在一起，是批评一些法国人或欧洲人只满足于做美国舆论“导向”的传声筒。美国在散布什么，他们也转播什么，自我殖民化。　　

中国学界的“思想懒惰”也是惊人的。西方一些有跨国公司利益背景的媒体和机构发布的信息数据，我们的学者多是懒惰地拿来就用。有些显然是下了蒙汗药的信息，我们也直接拿来作为“科学”依据。　　

一个例子很有代表性。有许多书籍和报刊在畅谈入世对中国“好处多多”时，都说到入世将给中国大量增加就业机会，入世将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2. 94百分点。而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意味给中国增加400万个新就业机会。　　

大家都会乘法：这2. 94个百分点将给中国带来近1200个就业机会。今年3月11日杭州《都市快报》显然是基于同样的乘法，激动人心地宣告“入世将增加1500万个就业机会”！　　

而这个激动人心“2. 94 乘上400万”的信息源头，据考证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亚洲银行”的有关“专家”提出的。（见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18）　　

这样一个有关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判断，我们的学者不是自己去作深入的研究调查，而是懒惰地信从西方“专家”的预测，拿来就用，不管人家是根据什么“数学模型”测算出来的。细品一下，这些“专家”宣扬“入世将大大增加中国就业”的信息，多么像当年美国“专家”萨克斯宣称包治俄国社会百病的“休克疗法”。　　

我还想强调一次：中国入世是西方“拉”进去的。西元1997年，我在巴黎亲身见证了西方主流媒体开足了马力，全力散布入世对中国有利的论调。这种“入世增加就业”的说法，实际上是西方主流媒体“拉”中国入世的舆论之一。　　

入世后，西方跨国公司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在中国建立生产和营销点，当然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就业机会。但西方“专家”和中国的“传声筒”精英们只看到这一面，而没有看到另一面：正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将造成中国大批国企职工的“下岗”，大批中国中小企业的破产和人员失业。现实很可能是，跨国公司“所吸纳的就业量远远不如被它们挤垮的中国企业带来的失业多”（同上，第28页）。　　

事实上，也有个别西方专家（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认为，“按照中国的让步，在应受保护的农工产品上放开，将导致失业员工1100万”。（同上，第21页）　　

但中国“主流”舆论对低调预测入世的声音是不屑一顾，乐于报喜不报忧，甚至夸大“喜讯”。预报入世将给中国增加就业的人数，从一个本来就是虚的1200万，又被记者们凭空猛增到1500万，真让人叹为观止。　　

　 　

[按29] 是那些大机构（退休基金，大保险公司，尤其美国的的集体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 或“互助基金”）的管理者们，统治了今天的金融资本市场。……他们对企业和国家拥有一种惊人的施压权力。　　

　 　

布迪厄这里揭出了西方金融寡头主宰世界的真情。即，真正的“主人”还不是那些大公司的总裁总经理们，而是幕后投资给这些大公司的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们”。　　

这些大基金机构，积聚了巨大的金融资本。它们为了给股东带来高额的投资回报，或搞金融投机，或投资于企业，都是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来决定资本的流动方向。　　

而这些巨大总量的资本流动，可以决定一个企业和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盛衰。资本涌入，会给一个国家带来“经济奇迹”。资本抽走，则给该国带来“经济危机”（如泰国，墨西哥等）。尤其当巨额金融资本用作金融投机的“攻击武器”时，可以轻易在经济上搞跨一个国家。一个小小索罗斯领导的基金，可以调动数百亿美元，去攻击“世界七强”之一的英国，大捞一笔获得全胜。　　

这些“金融霸主”们，凭藉巨额、虚拟（电子数字化）的金融资本，在世界上呼风唤雨，让多少民族国家向其俯首称臣。是它们操纵了某一货币的大量购进或抛出，决定了长期汇率，其方法与股市大庄家们操纵某些股票飙升或暴跌无异。　　

这种为逐利而高度灵活流动的巨额金融资本，已构成世界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巨大隐患。　　

　 　

              从“社会安全”到“风险社会”　　

[按30]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赞美风险社会的到来。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曾被中国学界广泛热烈地讨论。书名颇让人以为，吉登斯已“超越左与右”，不偏不倚，执两端用其中。但，如果仔细阅读一番他的著述，人们会发现其中概念复杂，推论似是而非。仿佛是面面俱到，既作出抑右扬左的姿态，不知哪里又冒出抑左扬右的言论。诚如研究吉登斯的专家杨学冬先生所言：“一种最全面的理论常常是最无法实现的理论。吉登斯所建构的理论似乎也陷入了这个悖论之中”（见《吉登斯其人其书》）（19）。读到最后，不由令人生出一个疑问：这一切繁繁复复的论述，只是炒作了两个空标题—“第三条道路”、“超越左与右”，而未见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也许因为此，吉氏著述在国内学界爆炒一阵以后，便悄无声息了。　　

倒是布迪厄不给面子，揭出了吉登斯是盎格鲁－萨克逊世界新自由主义宣传的主将之一，是为那些跨国公司推行“全球化”策略效力的“文化谋士”。因为吉登斯“赞美风险社会的到来”，与新自由主义削弱“福利国家”的鼓吹正相应和。　　

在吉登斯看来，福利国家助长了依赖和惰性（典型的新教伦理）。而依赖的心态完全不适应今天这个充满“风险”和“人为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所以必须将这种“福利依赖”转变为一种“积极福利”。这里所谓的积极，就是要个人更多地发挥自主性，“积极地作出生活决定”，增加个人承受“风险”的能力。至于“积极福利”如何实现，则语焉不详，泛泛而过。　　

有意思的是，吉登斯似乎喜欢用“风险”概念解释一切。他把“福利国家”看作是一种“风险管理”机构：“福利国家是作为‘安全国家’出现的”（见吉文《丰裕、贫困和后匮乏社会思想》）。在法语里，“社会保险”一词，本意是“社会安全”（securite sociale）。的确，“社会安全”或“社会保险”构成西方福利国家的本质特征。国家以“社会安全”的名义，对国民遭遇“生老病死”等风险提供“保险”。　　

“现代社会”在吉登斯看来本是“风险社会”。风险无处不在，而且比以前更不可预测。尤其，一些“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在他那里，“现代性”就在于其“风险性”：“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失控的世界》，第22页）。他认为，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是西方民族国家在工业化阶段为调和阶级矛盾而产生。今天，这种传统的“风险管理”已不适合当代“风险社会”。　　

吉登斯的《失控的世界》专门用一章来讨论“风险”。吉氏认为，当代社会的风险，不仅有外部自然界的灾害（洪水、地震、高温等）带来的风险，更多是来自“我们”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如全球性环境危机，核污染和全球经济崩溃等。于是，这个世界变得“失去控制”，风险四伏，充满“不确定性”。　　

只不过，吉登斯没有去挑明，这些“人为的风险”大量的是因为跨国公司去各国“开发”“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全球经济崩溃”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金融寡头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肆意投机炒取暴利。相反，“文化谋士”吉登斯显得很坚毅：风险是“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风险的产生和存在是一种“历史必然”。　　

虽然吉登斯口头上说“我们倾向于用风险来代替（其他文明使用的）运气、命运或上帝的意志等概念”，实际上恐怕相反，是想让我们用“命运”“宿命”的概念去代替“风险”概念：既然“现代”社会就是“风险”社会，是一个“失控的世界”，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积极”地听天由命吧！　　

还是有几句话泄漏了一些天机：“新自由主义一直想削减福利开支，并一有可能就试图把福利制度转变为市场。虽然新自由主义者的方式有些拐弯抹角和消极，但是比大部分福利国家的维护者更好地理解了福利国家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缺陷”（同上，第114页）。吉登斯在这里颇是“拐弯抹角”，但人们终于还是看清，他悄悄爬上了“新自由主义号”战船。　　

　 　

                        “新经济”的泡沫　　

[按31] “新经济”生产、流通非物质的信息产品和文化产品。因此它也可以显现为一种“智能经济”，专属于“聪明人”的经济（这赢得了“时尚”记者和干部们的好感）　　

　 　

显然，布迪厄对所谓“新经济”或“智能经济”（economie de l’intelligence）是持批评态度。　　

这个“智能经济”，大概就是中国曾好生热闹过一阵子的“知识经济”吧。不管怎么说，“新经济”、“智能经济”或“知识经济”，还有“高新技术”等说法的热闹流行，都是缘于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势力对信息网络产业的爆炒，和对网络技术概念股的空前投机。这些被用来标称一个新时代的名词，都是为这种爆炒制造舆论。　　

西元1995至2000年间，世界网络股行情及其“纳斯达克”（Nasdaq）指数，经历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暴涨，从80年代的200多点涨至2000年4月的5000点，所谓“网络经济的狂飙运动”。一些网络概念股的年轻弄潮儿，怀着在35岁前挣得亿万家产然后退休的梦想，凭着一纸商业计划书，外加设计几个网页，就可以拉到千百万美元的投资，一夜暴富。　　

一个叫马克·安德森的25岁年轻人，搞了一个叫“网景”（Netscape）的小软件公司。西元1995年8月，“网景”股票上市，从发行价的18美元马上飙升到171美元，穷小子马克·安德森当月就成了亿万富翁。　　

香港富豪李嘉诚的公子李泽楷，搞了一个Tom.com的网站，只有5页内容。西元2000年3月1日，李公子的网络股上市，当天就获得20亿美元的赢利！　　

以5个网页，一天换取20亿美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　　

这的确是“智能经济”，或是布迪厄说的“聪明人”经济，是以前所未有的“新方式”敛集财富的“新经济”。不过，这个“新”是意味空前的投机，空前的疯狂。　　

这样的“新经济”也在我国引发高热。网络经济被看成是一个崭新历史时代的开篇。无数青年投身于网络经济的淘金热，在中国掀起一场“网络圈地运动”。据许知远的《纳斯达克的一代》描述，那年头，“中国上空到处飘荡着美元和港元，只要一份漂亮的商业计划书，就可以分一杯羹”（20）。　　

两位不到30岁、在美国打过工的年轻中国人，西元1999年创办了“e龙”（elong. com）公司，一年内公司人数从4人激增到500人，在9个中国主要城市设分公司，每月花费150万美元，公司身价据估达5亿元。还有一位从美国回来开办“找到啦”网站的著名中国女子，也大把大把花着风险投资的绿色美钞。　　

然而，投机的泡沫终究不能持久。西元2000年4月，“新经济”网络股的纳斯达克指数急剧下跌，泡沫破裂。曾经牛气冲天的网络股成了被“股市大鳄”们大炒大捞一把后遗弃的“绩劣股”。　　

　 　

                       “文化处于危险中”　　

[按32] 文化处于危险中，文化受到金钱、商业帝国和重商精神（有多重面孔：收视率、营销调查、广告期待、销售额、畅销书排名）的威胁……将文化作品降格到凡俗产品的庸俗命运，与玉米、香蕉或柑桔等量齐观。……商业逻辑侵入了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的所有阶段。……把文化产品当作一件普通商品，当作随便一件什么产品来处理，服从利润规律。　　

　 　

文化受到商业精神的压迫，文化作品与一件普通商品等量齐观，市场效益机制引入文化作品的创造和传播过程，这些现象在中国也习以为常。　　

现在进行文化创作，人们首先考虑是否有利可图，是否有商业市场“效益”。电影电视片剧本的写作和拍摄，制片人要看票房和收视率。出版书籍，先要看有无销路。画家们画画，也不少是看市场行情作“行画”。那些紧盯国际行情、专务“出口”的“前卫”艺术家，更是为市场而市场了。　　

这是商业对于“文化”的消解，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重商重利的伦理压倒了人类对精微、细腻、高尚、非功利的精神生活和文化艺术的追求，是一种“文化的衰落”，或如前些年有人悲叹的“人文精神的衰落”。　　

假如法国和西班牙史前洞穴的人类远祖是为了金钱，恐怕是画不出那么生动、奔放的野牛野马。假如李白杜甫是考虑自己的诗集畅销大赚一笔，那是不会留下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李杜文章”。假如中国宋元山水画家要考虑“市场效益”，那么他们要画出意象飘渺、淡远空静的山水画（如范宽的《雪山萧寺图》或方方壶的《云山图》等），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世界各国人类的大部分文化艺术创造都不是为了商利，而是为了其他精神意义的目的，或者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化艺术“本能”。人类在实践和实现这些“本能”的过程中，获得莫大的精神愉悦，已达到目的。非洲木雕面具的丰富形态，不是出于“金钱驱动”。欧洲中世纪的基督徒用石块堆砌成巍峨、拔地而起的哥特式教堂，也不是为了获得一份金钱的奖赏。中国文人一生呕心沥血以写出能流传后世的诗文，离金钱更远。因为写出一首好诗，是中国文人实现自己人生最高成就的证明。陈寅恪晚年失明，除了写《柳如是别传》之外也不忘写诗。偶而觅得佳句，欣喜难抑，一定要寄给朋友，让朋友和诗作答，可谓用生命来写诗。　　

可见，人类的生存活动，可以有多样各异的追求。追求商利，把一切都归结到作生意的“市场”，这只是西方犹太教 — 新教伦理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追求，并不具有普世性，而只是一种特殊性。但今天西方“商人当政”，将这种特殊的“商人文化”心态，强行确立为普世皆准（全球化）。　　

这种以商利压倒文化情形，对西方社会本身的文化创造也构成威胁。布迪厄称“文化处于危险中”，并非危言耸听。　　

首先，商业逻辑的入侵，使文化产品成为一件普通商品，与“玉米、香蕉或柑桔”等量齐观。如此，文化产品就要考虑怎样吸引顾客，抓住顾客，让顾客掏钱买来消费，由此导致文化产品的庸俗化、大众化。写书要编造离奇情节、暴力、性隐私等“猛料”使自己畅销。拍电影的，要舍得投巨资，搞特技惊险镜头，大场面效果，以获得高票房收入。好莱坞电影是这方面的典型。美国电影正是以“大片”的商业化运作，大获商利。而法国电影常拍一些富于生活情趣和文化意义的东西，就远没有美国电影的商业成功。在电影的发行播映过程中，也是商业性“大片”压倒文化类型的片子。布迪厄提到巴黎电影院是由几个大连锁影院集团（如UGC，MK2，Gaumont等）主控。新片和商业大片都在这些连锁影院放映。一些文化性和思考性的片子，往往只能在一些独立的小电影院放。我在巴黎看五小时长的《旅行者》和配乐纪录片《魔幻的生活》（Powaqqatsi, Godfrey Reggio 执导，集成了巴西、肯尼亚、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镜头，以对比工业文明的嘈杂和农业文明的优美），都是在巴黎第五区Mouffetard小街的一家小电影院里看的。　　

同时，在商业逻辑的支配下，文化与消遣、消费混为一谈。法国哲人芬凯尔克劳特悲叹，西方社会正经受一种“文化的困病”（malaise culturelle）。文化作为一种“有思想的生活”，正在空洞化，“文化和消遣的界线已消失”（《思想的溃败》）。（21）用德国哲人海德格尔的说法是，“算计的思想”（pensee calculante）把“沉思的思想”（pensee meditante），挤到“消遣的领域”。　　

在这个由“消费者陛下”所统治的西方现代“消费文明”里，“一双名牌靴与莎士比亚等值。……一句有效的广告口号与一首阿波利奈尔的诗等值，一场精彩足球赛与一段皮娜·波希的芭蕾舞等值，一个大时装设计师与马奈、毕加索、米开朗琪罗等值”。（同上，第138页）　　

在中国，文化隶属于商业经济利益仿佛是天经地义。我曾见在浙江某县的街道上空公然飘扬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横幅。文明古国，“文化”遭如此待遇，复何言哉。　　

　 　

[按33] 对于产品大大差别化和多样化的神话，人们可以反驳：在国内和国际都只见产品供应的统一化。竞争远非使多样化，而是使同质一致化。 　　

　 　

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牛仔裤、麦当劳、可口可乐等的出现，似乎比原先“多样化”了。但从国际上看，这些跨国品牌却使全世界的人在服装、食物、饮料等方面，乃至生活方式“同质一致化”。

尤其，这种“国际化”排挤了本土的服装、饮食方式，使其渐趋不流行，甚至消亡，更加剧了这种“同质一致化”。　　

实际上这是反文化的。因为，文化是“多样性”“差异性”本身。所有单一化、同一化，都是对于文化的损毁。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饭，喝同样的饮料，以同样的方式去生活、行为、乃至思考，那是人类文明的衰微，是人类本身的野蛮化。　　

　 　

                     美国经济文化模式的全球化　　

[按34] “全球化”这个用作通行口令口号的词，实际上是为一种策略进行辩护的假面具，旨在将经济和政治上统治性的强国、尤其是美国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传统普世化，将一种最有利于这些强国的经济文化模式推广于全世界，并把这个经济文化模式奉为一种标准，一种理应如此，一种宿命，一种普遍的命运。……“全球化”这个词（及其表达的模式），体现了最完整形式的普世性之帝国主义 ……“全球化”旨在把最有利于统治者的模式推广于全世界。　　

　 　

布迪厄再次把“全球化”口号拉到阳光下显真形。“全球化”听上去很中性，甚至也相当符合现实，实际上却是一个战略口号，以掩盖这是美国利益和美国经济文化模式“推广于全世界”。　　

列国列民，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所以，理所当然，“命”所必然，我们“先进”的经济文化模式将普及全球。“全球化”了，就是四海一家，五洲一“村”，你们当然要门户大开，为我们大公司前来作生意赚钱提供方便，给我们“国民待遇”（至于你们到我们美国来，我们就暗里留一手，搞一些“非关税壁垒”，如“反倾销”、安全指标之类，这些法宝是不能说的，更不能让你们用。你们要用，那就是“自由贸易的障碍”）。　　

列国列民，“全球化”时代是“自由贸易”的时代。一切都要“自由”。“国家”在那儿碍手碍脚，要削弱，不能让它出来“袒护”自己的国民和国族产业（至于我们美国是靠“不自由”的保护主义国策而强盛，当如今可以吃遍全球无敌手的时候，才大鼓大吹“全球化”和“自由化”，个中奥秘，是不能说的）。　　

列国列民，“全球化”时代是“公平竞争”的时代。因为“竞争”万能，是你们企业壮大发展的惟一途径。一个重量级拳王与一个小孩，用同样“公平”的规则进行“竞争”，小孩胜出的概率是大大存在的。我们圣经典故中不是有小牧童大卫击败巨人歌利亚吗？（至于这种貌似公平的“自由竞争”是有利于强者，这也是不能说的）。　　

历史上，都是强者向弱者，或强国向弱国宣扬、推销“自由贸易”和“世界主义”的。西方强国今天向全世界宣传“全球化”，也是出于同样的历史逻辑— 将强者的游戏规则和有利于强者的模式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　　

布迪厄深刻强调“全球化”是美国经济文化模式的全球化，极富于勇气。　　

                     教育作为“商品和赢利资源”　　

[按35] 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文化的威胁是如此巨大。我想到了“服务业贸易总协定” ……将所有服务业开放于自由交换的规律，以此促成把所有服务业活动，包括与教育和文化这些根本权利相应的活动，都变成商品和赢利资源。　　

　 　

将教育和文化都作为“服务业”，是一个典型的英美世界的观念逻辑。　　

在“国家”传统比较强大的法德两国，情况不是这样。在法国，中小学公立“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大学的学费，一年不过一千多法郎（相当于一千多元人民币）。教育是作为一项“公共事业”，主要由国家承担开支。在德国，也有国家承担公共事业的传统，大学教育好象是免费的。但在英国和美国，大学学费等教育费用相当昂贵。　　

中国在英美新自由主义模式影响下，国家对普通高校的投入相对减少。我没有具体数据，但有些数据不会搞错：以前大学是免学费的，现在大学学费如浙江大学要6000元左右，艺术高校如中国美术学院学费高达15000元。普通高校附设的二级学院，学费超过10000元是平常事。　　

甚至，中学教育也开始相当普遍地“转制”，公立学校改为“民办”，以便收取高学费。校长摇身一变为“校董事长”。这样办“教育”，倒确实是一种可以创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产业”。　　

据有关统计，子女的教育开支，成为中国家庭的最大支出和最沉重的负担。尤其，如此高额学费，给大量农村家庭想升学的学生，形成一道金钱障碍，在更深的意义上，也构成一种“社会歧视”— 扩大了城市和农村业已深阔的鸿沟。　　

近年来，每当高考发榜后，都有关于某些农家子女因高学费无钱上大学的报道，幸而社会有好心人热心相助，演绎着我们古老文明崇尚读书、助人读书的美谈佳话。然而，还有多少因交不起钱而没升中学和大学的农村子弟没有被报道出来呢？　　

韩少功先生指出：“由于某种向美国式教育市场化的‘国际惯例’急切接轨，由于很多地方管理部门官员腐败地‘搭车收费’，加上教育、出版等部门疯狂地追求垄断性利润，中国的很多社会公益性事业受到损害，很多乡村学校的收费在近二十年来也猛增了五十倍左右，迫使很多孩子辍学。在我居住的乡村，初中辍学比例竟一度高达40％。知识的阶层分化正在比经济的阶层分化更为急剧和尖锐地出现。”（22）这种“知识的阶层分化”显然将直接导致社会的鸿沟和社会不安定，“可以想象，如果这种趋向得不到制止和纠正，当这么多青少年被抛出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之外，当他们有朝一日发现自己永远无望分享所谓现代化成果，接受各种极端思潮难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同上）。　　

把教育“市场化”，把教育当成“商品和赢利资源”，这是与我国千百年来“有教无类”、即孔子提倡的平民有机会受教育的传统相违背。　　

尤其，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首先是一种“人文”教育，所谓“人文化成”，教人以文化修养，和为人立身之本。而今天的教育极疏忽于人文教育，越来越偏向工商技能的训练，趋于把大学变成一个职业培训中心。　　

马克斯·韦伯曾注意到一个事实：“在巴登，在巴伐利亚，在匈牙利，可以发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父母为子女提供的高等教育种类大不相同……天主教徒乐于选择的是文科学校提供的人文教育，”而新教徒则乐于为子女选择“训练技术人才和工商人才的学校”。（23）　　

韦伯先生将会无比惊讶地看到，中国似乎正在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的“新教”地区。因为，工商、贸易、技术方面的专业，已变成中国大学最热门的专业。而文史哲，则日益成为冷门。中国的年轻学子，对学习商贸以谋取一个高薪职位，比广记博闻古今中外文化经典做一个“文化人”或“文人”，热情要高得多。　　

有一则报道引人深思。今年杭州某小学准备招收一个“古诗文诵读班”，结果只有一人报名。而同时招收的英语训练班，尽管费用更贵，但报名踊跃。该事见报后，也没有引起家长们对“古诗文”的兴趣，最后只有十人报名，勉强成班。中国人对自己的古典文化如此漠视，难道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种以美国为主要来源的“新教”重商重利伦理，把教育商品化，严重威胁到中华几千年文化的传承。如今一代喝着可口可乐、吃着麦当劳、汉堡包的中国少年，很难设想他们长大以后能担当延传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布迪厄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文化构成“巨大威胁”是什么意思。　　

                     “保护国族文化的特殊性”　　

[按36] 这个新自由主义计划，把所有旨在保护国族文化特殊性、因此妨碍跨国文化工业的国族性政策，都称为“对于贸易的障碍”。…… 该计划命令这些国家把所有国族性的措施（内部调节、对一些机构或团体的补贴、许可证等），都服从于一个世界组织的裁决。而这个世界组织企图根据跨国经济强权的要求，颁定一个普世准则的方向。　　

　 　

所谓“保护国族文化的特殊性”，正是一种在文化上抵抗“全球化”的努力，强调本国族的文化精神或文化个性。　　

当今国际舞台上，要数法国最突出、最强调捍卫自己的文化个性。也许是因为在历史上，法兰西文化曾享有过极为辉煌的国际地位，法语曾是一种通用极广的国际语言。在英国王室、德国帝宫、乃至俄罗斯贵族的庄园，都曾飘漾过法语文雅悦耳的音节。据一位法国友人说（未经考证）：当年美国建国之初，对选择用英语还是用法语作为美国正式语言举行过一次投票，结果法语只差一票而落选。可以想见当时北美洲英法殖民地的势均力敌（如果法语被选为美国正式语言，那今天……）　　

可惜，当初欧洲大陆的霸主，今天已有些抵抗不住美国“文化产业”咄咄逼人的进攻。美国的电影、唱片、迪斯尼等，大举进入法国。美国在与法国进行“服务业”谈判中，要求法国取消对本国文化产品的保护，将文化产品与普通贸易商品一视同仁。　　

但是，法国人终究还保留着一份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和骄傲。法国人通过“国家”这个盾牌，在美国人面前坚持“文化例外”，坚持给自己的文化产品给予津贴，不允许好莱坞商业大片“自由”地吞没常常是小投资的法国影片。　　

为了捍卫自己语言的尊严，法国政府还颁布法令，禁止在电视广播和一些正式场合使用英语，一些常用英语词必须换成法语表述。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捍卫自己的文化，首先应捍卫自己的语言，让国人尊重并热爱自己的语言。据说在巴黎街头用英语问路，法国人多是用法语回答（会说英语也不说）。应该说，法国人对自己语言是很自重的。　　

我以为，法国人捍卫自己“文化特殊性”或文化个性的做法，应该成为我们参照的榜样。因为，只有保存各文化的“个性”和“特殊性”，才能保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象今天中国那样在全国推行英语，可谓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学英语，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讲英语，当我在过年联欢晚会上看到那位疯狂人领着各行各业人士喊英语，当我往中国的某些宾馆打电话首先听到的是英语，当我看到学中医的、学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的研究生入学和教师评职称都要考英语……时，我不禁感慨系之，中国人这是怎么啦？　　

这种仿佛要把全中国变成“留美预科学校”的努力，是一种在“文化自卑”症状下的“文化疯狂”。中国人毕竟不能只想到为外国人来华提供方便，如北京一家宾馆的外部休闲区告示牌只用英语（引发过一场官司），让人有“不识英语者不得入内”之想。　　

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非常独特“个性”的文化。中国不仅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还有自己一整套独特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与新教传统强调个人主义的“人权”观念相反，中国文化强调集体和社会共处意义上的“人和”。新教伦理重商重利，无止境地追求财富，中国人则秉承老子“知止不殆”的古训，适可而止，以人的具体生存和谐为最高趣尚（韦伯也注意到，德国农民当年并不因为增加工钱而多干点活多挣钱，而是更愿意每天拿到与原先同样的工钱后便不多干。可见，为挣钱而挣钱在西方文化内部也不皆然，更毋论对所有文化都通用）。新教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伦理往往导致社会的严重贫富差别，贫弱者命运悲惨，而中国文化则注意避免社会过于“不均”，重视民间疾苦……　　

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或“个性”远不止这些。无疑，这些特殊个性不应该被“化”掉（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全球化”），而应理直气壮去保存发扬。　　

　 　

                        “政商合一”　　

[按37] 最大多数公众在任何情况下都看不见、不知觉、不知晓这个对各国政府行使权力的世界政府。……（它）决定了我们能吃或不能吃什么，能读或不能读什么，在电视电影上能看或不能看什么。　　

　 　

跨国公司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但这些“主人”处于暗中，公众看不见，却对世界各国政府行使着权力。　　

西方进入“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政教分离”：教会不再对世俗社会具有权力。由此导出的一个结果，是我称之为“政商合一”的现象：商业影响了、控制了政权（或政治）。西方现代政制，所谓“资产阶级”当政，实际上就是“商人当政”。　　

美国那些大型公司向政党和政客捐钱，是一种公开合法的行为。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背后都有大商业财团的支持。国会的走廊里整日游走着为各工商财团当说客的“院外游说集团”。政治是为商业、为大公司的利益服务，是美国社会的一大特征。　　

同时，美国那些大公司的老板们不再像当年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那样深居简出，而是越来越热衷政治，通过媒体抛头露面，成为某种“商业政治家”。通过这种“政商合一”，大型工商财团不仅控制了美国的政权，而且也通过美国政府，支配了各种国际组织，来为自己的商业利益服务。　　

事实上，跨国公司已直接控制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借用当年台湾的一句标语“匪谍就在你身边”，可换作“跨国公司就在你身边”。布迪厄没有夸张：跨国公司决定了我们吃什么喝什么阅读什么，在电影电视上看什么。　　

的确，我们打开电视看新闻 —全世界的新闻采集和播放是由几家欧美跨国媒体巨头所垄断；我们去影院看电影或在家看碟片 —全世界的电影制作是由美国好莱坞所主控；我们打开冰箱取一瓶饮料 —全世界的饮料是美国的两乐（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称霸……外国跨国公司“负责你的工作环境、生活方式、甚至思想形态。一位消费高露洁牙膏、在国贸写字楼上班、在宜家买东西、看好莱坞盗版碟片的中国小姐，与她最息息相关的，肯定是那些大型公司”。（24）　　

跨国公司实际上在中国日常生活中已无处不在。女士们用的化妆品，手上提的包，身上穿的衣，少年们脚上的运动鞋，男士们开的车，抽的烟，喝的酒……那些外国品牌已被我们习以为常。我们一些孩子，甚至把麦当劳当成是中国自己的餐饮，令人叹息。　　

　 　

                           “合而治之”　　

[按38] “合而治之”（原意是“统合以便更好地统治）……经济场的统一，趋于把所有社会成员抛入一种在文化经济上并非平等准备、平等装备的经济游戏之中，由此使他们隶从于更有效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竞争所客观强加的准则。……统一对统治者有利。　　

   　　

原先西方老殖民主义在对世界进行殖民统治时，惯于采用“分而治之”（divisier pour dominier）的策略，对一个地区或国家内部策动分裂，拉拢一方，打击一方，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一般地说，这种“分而治之”是政治意义上的策略。　　

而今，殖民时代一去不返。西方强国在政治上直接统治世界已不可能。这一点，亨廷顿已经说得很清楚。西方强国于是换用“合而治之”（unifier pour mieux dominer）的办法。这是一种在经济上统治全世界的企图。所谓“全球化”，正是“合而治之”阴谋的战略口号。　　

借用布迪厄喜欢用的“场”（champ）概念，历史展现的情景是：西元1948年，“欧洲经合组织”（OECE）成立，后来被西元1961年成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所取代。这个组织（西元1995年有26个成员国）基本上是西方国家内部自己跟自己玩的“经济场”。显然，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独立在这个“场”之外，不直接受西方游戏规则的控制，西方国家就不可能“最大化”地在经济上“治”全世界，也就不能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　　

所以，西方“智多星”们在“经合发组织”的基础上，又策划了“世贸组织”，将更多的国家纳入西方控制的“经济场”内，使“西方场”扩大为“世界场”，也即完成沃勒斯坦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体系”。　　

之所以西方“发达”国家要把全世界都拉到这个“世界经济场”内，或者说，将西方经济场扩大为“全球化”，是为了让全世界都遵循西方的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看起来“公平”，其实有利于西方。因为这些规则旨在削弱“国家”，普降关税，给外商“国民待遇”，所谓“贸易自由化”。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强大的跨国公司凭藉其资本、技术、实力规模上的优势，可以胜券在握地在经济上统治全世界。如此，在无“国家壁垒”的情况下，西方跨国公司可以最低成本地攫取全世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同时又可以最低成本地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到世界各地，以获得最高、最大化的利润。　　

     这是一场貌似“平等”、其实不平等的较量。将世界“统合”到同一个“经济场”，是将各国“抛入一种在文化经济上并非平等准备、平等装备的经济游戏之中”，结果只能是各国“隶从”于西方国家所“强加的规则”，强者通吃。把你卸去“国家”的保护，统合到我的“场”里，以便我“治”你，这就是布迪厄说的“合而治之”的含义。　　

　 　

[按39] “世界市场”是一种政治的创造。……其结果（也许对于最清醒、最无耻的新自由主义辩护者是目的）是创造了统治的条件，将此前封闭于国家边界之内的人员和企业，粗暴地面对更有效、更强大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竞争。　　

　 　

布迪厄说“‘世界市场’是一种政治的创造”，是指统一的“世界市场”并非自然而然地形成，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西方强国奉行上述“合而治之”的策略，运用政治手段（经合发组织，世贸组织等），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全球化”（建立“世界市场”）的口号，是“最清醒、最无耻的新自由主义者”有目的、有意识长期宣传的结果。因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目的是削弱民族国家干预经济的功能，使民族国家“弱化”，由此为西方强国在经济上统治世界“创造统治的条件”。　　

但我们的“精英”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情结影响下，始终憧憬一种世界大同（无论是政治上的大同还是经济上的大同），认其为历史潮流，是历史的方向。尤其随着近年世界通讯技术的发展（网络通讯），世界经贸关系日趋密切，“世界市场”的概念对于中国人的耳朵是极自然、极耳顺的。　　

今天，可能要数中国的“精英”最蒙昧、最看不清西方“全球化”口号背后“合而治之”的阴谋。　　

                        “宇达公司现象”　　

[按40] 取消保护将使那些民族企业遭到破产。对于像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或巴西那样的国家，取消所有对外国投资的障碍，导致了当地企业的崩溃。这些企业，常常被跨国公司以可笑的低廉价格所收购。……当那些跨国大公司和民族国家小生产者之间进行一种“平等武器”的竞争时，只会导致后者的大规模消亡。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国投资一直采取优待外商的政策，给他们比“国民待遇”更优惠的待遇。我们很多产业在“开放”的名义下，没有得到国家的保护，以致今天已“大规模消亡”或被一些大跨国公司所垄断和控制。　　

据韩德强先生的研究，正是那些最少“国家”保护的行业，最先被跨国公司渗透、吞并和垄断，诸如饮料工业，啤酒工业，洗涤剂、自行车、服装工业，造纸工业，医药工业等（见《碰撞— 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第40－56页）。　　

中国饮料工业在美国“两乐”的进攻下，“各地原来的饮料名牌纷纷落马”，北京的“北冰洋”，天津的“山海关”，上海的“正广和”，沈阳的“八王寺”，重庆的“天府可乐”等七家中国饮料名牌被挤垮。“两乐”采取合资战略。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建立合资企业，配合以花巨资作广告，西元1998年，“天津90％的市场被可口可乐占领”。“可乐”的红色和“雪碧”的绿色，成为中国饮料市场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颜色。　　

中国的啤酒工业也纷纷在跨国啤酒业巨头面前缴械投降，原先的国内名牌啤酒大批被世界啤酒业巨头“合资”控股，改成洋品牌。抬眼望去，洋牌啤酒充斥于我们的视野：百威、喜力、嘉士伯、贝克、朝日……在中国前20家销量最大的啤酒企业中，合资企业占了近一半。“这些国际啤酒业巨头都是挑一些中国知名的啤酒企业作为合作伙伴。这样，既可以减少未来的竞争对手，又可以借助其现有的销售渠道。这就是占领市场制高点战略，居高临下，便可以视中国啤酒市场如囊中之物”（同上，第47页）。　　

洗涤剂方面，中国市场也被美国“宝洁”、日本“花王”、英国“联合利华”和德国“汉高”所瓜分。医药业，三资制药企业数量激增，西元1996年达1500余家。一些最大的合资企业，都是由外方控股，如西安杨森。在缺少国家保护的情况下，中国有些行业已经被淘汰。“几乎全军覆没的行业还有很多，如化妆品业，美国宝洁公司，英国联合利华、旁氏，德国威娜等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已稳居市场制高点；照明灯具业，该行业中最好的企业均已被合资，如上海亚明被荷兰飞利浦控股60％……玻璃行业，全国五大排头企业中三家早已被合资；轮胎业，1992－1993年出现合资高潮，至今大部分龙头企业均已被合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外方控股；电梯业，天津奥的斯、上海三菱、中国迅达等几家合资企业已垄断了中国市场，且这几家企业均已由外方控股；至于中国原本没有的行业自然更与中国无缘，程控交换机和移动通讯业几乎全部被外资占领，新近兴起的东信手机等是采用进口芯组装而成，计算机行业的老大联想公司实际上不过是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的经销商”。（同上，第56页）　　

跨国公司在中国不仅对上述市场上看得见的产品试图垄断，而且对一些基础原材料产品也插手。今年2月3日，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报导浙江上虞一家生产硅溶胶的宇达公司，该公司老总遭遇了一件烦心事。宇达公司在国内硅溶胶市场上是产销量第一的企业。老总说，一家欧盟跨国公司前来接触，开始感到有点“受宠”，后来马上“若惊”，因为这家跨国公司想通过“合作”控股51％。这个战略就是上述外企控制中国啤酒业同样的战略：找中国某行业的老大“合作”并控股，利用该企业在中国已有的市场份额和销售渠道，垄断该行业。老总深感为难。同意吧，自己固然可得好处，但自己的品牌将消失不存，并失去自主权。不同意吧，这家跨国公司会去找同类产品的老二、老三企业去“合作”，搞垮自己。要么被人控股，要么被人挤垮，有多少中国企业正面临这种“宇达公司现象”？　　

令人惊诧的是，中国的“精英”对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导致中国企业纷纷破产或易帜时，不仅不痛惜，反而深深迷痴于“竞争”“开放”的神话，对宇达公司老总的苦恼不以为然。该节目就此事采访了两位浙江的“精英”，其中一位是年轻新华社记者。他认为该老总有某种“民族主义”意识，认为应该抛去“主义”，首先第一，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第三要“为全人类着想”云云。　　

可见，中国的“精英”受西方“世界主义”“全球化”蛊惑之深。　　

“宇达公司现象”表明，失去国家保护的行业和企业，根本不是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对手。它们常常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而被控股，要么被挤垮而破产。　　

迷信新自由主义“自由竞争”“自由市场”的神话，取消国家的保护，放任跨国公司的鲨鱼来与中国企业的小鱼苗“竞争”，事实已很清楚显示了其结局。　　

　 　

                          “双重标准”　　

[按41] 这种双重标准使得统治者们，尤其是美国，可以使用他们禁止其他发展中国家使用的保护主义和补贴。　　

　 　

世界的“统治者”们，尤其是美国，历来在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中使用“双重标准”。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那是理直气壮地打出国际“公理”，人类“正义”，贸易“自由”等。但遇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所有那些“公理”、“正义”、“自由”，都可以弃之不顾，我行我素。

与人们的印象相反，美国从来都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历史事实证明，美国正是靠了高关税和保护主义而兴盛强大。　　

美国学者保罗·贝罗奇（Paul Bairoch）有一本论证翔实、非常雄辩的书：《经济学与世界史— 神话和悖论》（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 :Myths and Paradoxes），戳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标举的“自由贸易”的神话，反过来证明：“在历史上，自由贸易属于例外，而贸易保护主义才是常规”。（25）　　

尤其，“美国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祥地和大本营”（同上，第120页），只是“美国漫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更常被人淡忘”。美国第一届财政部长汉密尔顿（A. Hamilton）的《制造业报告》（西元1791年），就是一份贸易保护主义文献，“强调没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美国人从来都对关税问题极其关注。一位国会议员甚至把人定义为“一种发表关税问题演讲的动物”（同上，第121页）。　　

贝罗奇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历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二阶段是西元1816－1846、1846－1861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轻度贸易保护主义。第三阶段是从西元1861年直到一战结束，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第一阶段，美国以保护“新生工业”为由实施高关税，许多产品关税高达40％以上。第三阶段开始，美国更多以保护美国人的工资为由实行高关税。在这一阶段，美国进口工业品的平均关税经常高达40％－50％。正是依靠了贸易保护主义，“在整个19世纪，实际上直到1920年代末，‘贸易保护主义的发祥地和大本营’（美国）经历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一段经济增长过程”（同上，第143页）。　　

在美国经济实力强大以后，美国人开始大倡“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但在暗中，并没有放弃保护主义。一旦某些进口产品危及本国企业的利益，美国政府马上会采取一些很“隐形”的保护主义措施，如“反倾销”，“安全质量”，所谓“非关税壁垒”，不让你的产品进来。套用一句中国曾经流行过的话，可作：对人世界主义，对己保护主义。这就是“双重标准”。　　

就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便发生了一件正可作例证的事：美国刚刚一本正经、非常庄严地让“世贸组织”隆重了一把（因为中国的加入），自己却耍起了赖皮，宣布实行“201条款”，大幅度提高钢铁进口关税，对钢材、长板等主要钢铁品种实施为期三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加征8％－30％的关税。　　

如此公然违背世贸“自由贸易”精神的事，美国这个世贸组织和“自由贸易”的最主要鼓吹者，竟然想做就做，说做就做（3月20日按时生效）。　　

这个事例非常实证地说明：美国从未放弃贸易保护主义，世贸组织不过是美国用来让人家降低关税、让人家“门户开放”、让人家让步（比如让中国在农业、服务业等领域作出“实质性让步”）的工具。一旦“自由贸易”对自己不利，就让“自由贸易”一边稍息，全不把世贸组织放在眼里，就像当年美国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想对前南联盟开战就开战一样。　　

美国宣扬“全球化”，发起世贸组织，都是单方向的：让别人失去“保护”。西元2001年10月11日，巴黎辛格－波利涅克基金会举办了一次“全球化与中国”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欧盟委员会贸易总署主管米科尔（O. Micol）先生直率承认“中国作出的承诺是非常实质性的（tres substantiel），事实上比大部分其他同等发展水平成员国作的承诺明显重要得多”。（26）对于这“好几百页”中国承诺的“义务”，他声称：“有一点很重要须强调：这是中国对于世贸现成员国的承诺，而不是反过来（世贸对中国的承诺）”。（同上，第76页）　　

这口气透着几多傲慢，几多“单方向义务”的意味。　　

在“双重标准”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可以占尽便宜，而自己哪怕一点小亏也是不愿吃的。　　

　 　

[按42] 这些大投资者凌驾于各国之上，可以依靠那些大国，尤其依靠政治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 — 美国，还可以依靠那些国际大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他们控制了这些国际大机构，以保证有利于其经济活动施展的条件……这些国际机构，却以看不见的方式主宰着民族国家政府　　

　 　

布迪厄这里又一次揭示，那些国际组织 —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都是受跨国大公司（“大投资者”）、及其“政治军事保护伞”美国的操纵，是为大公司的利益服务。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美国布雷顿森林会议（西元1944年7月）的产物，是由美国所控制，甚至有人讥讽这两个机构“直属美国财政部”。　　

正因为此，这两个组织是最卖力地宣扬美国的价值观念 — 新自由主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将新自由主义思想输送到地球上哪怕最偏僻的角落去的机构。它们把向发展中国家或东欧国家提供贷款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联系起来：降低关税、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为贸易和企业参股打开国门……”（《全球化的十大谎言》，第32页）　　

世贸组织作为美国和大型跨国公司追求最大化经济利润的工具，显得更为清楚。　　

这些国际组织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干预着各民族国家的主权，以“看不见的方式主宰着民族国家的政府”。“大的跨国公司通过拥有庞大的资本……玩弄世界各国于股掌之间。……各国政府感到是在被迫实行有利于大康采恩的政策”。（同上，地15页）最终是，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资本行遍全世界如入无“国境”之地。　　

　 　

[按43] 世界经济场的整合使各国国民们面对经济和金融的跨国强权面前无能为力。　　

　 　

“全球化”或“世界经济场”的统一，使“经济和金融的跨国强权”成为世界的主人。弱者们失去“国家”的保护，被拉入由强者控制游戏规则的“统一场”内，只有听任强者的摆布。　　

“统一对强者有利”，布迪厄一语中的。　　

　 　

                       膀子换衬衫　　

[按44] 唯有国家才能够对抗跨国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应当起来捍卫国家，尤其是国家的社会功能。这样捍卫国家，不是一种国族主义。　　

　 　

这是一种与“主流”新自由主义思想截然相反的观点：肯定“国家”的保护性功能 — 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干预经济，限制跨国公司过度挤压淘汰本国企业），保护本国的贫困人群（通过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种世界主义，那么强调“国家”的保护功能，可谓某种“国家主义”。　　

“世界主义”经济学观念源自斯密时代的英国，全盛于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构成当今经济意识形态的“主流”。而“国家主义”经济学观念，是以西元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为主要代表。由于显见的原因（“主流”有意识地封杀、冷落和遗忘），李斯特在今天鲜为人知。　　

历史经常有惊人的相似。如果把当年鼓吹世界主义“自由贸易”的英国换成今天鼓吹“全球化”的美国，把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德国换成今天的中国，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李斯特对“流行”经济学的批判，多么具有现实意义！　　

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西元1841年），张扬了“国家主义”的合理性：“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自己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27）李斯特的“国家”概念很明确：就是怎样在特殊的国际关系中改进本国的“经济状况”。李斯特认为把世界看成“只是一个社会”，“生存在持久和平”中，这种“世界主义”是不成立的。（今日中国“精英”，也乐于把地球看作一个“村”，认为国际时局的大势是“和平与发展”）　　

李斯特更尖锐地嘲讽：“假使有一个国家，由于看到了普遍与持久和平的莫大利益与合情合理，因此就主张解散军队，销毁兵舰，撤除要塞，任何头脑清醒的人是否要认为这个政府精神失常？”（同上，第158页）今天，由于美国有意散布“中国威胁论”，也由于中国自己的“和平主义”，我们变得不敢理直气壮地拨预算提高国防军备能力。事实是，没有必要的武备和“尚武”精神，国家就要受人欺负。而许多中国“精英”却认为人类正趋于经济和文化的“大同”，“和平与发展”是世界潮流，疏言武备。

流行的说法是“落后就要挨打”，似乎挨打只是因为经济“落后”，只要经济上去了就可以不挨打。但，这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说法。历史表明：挨打与经济落后并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倒是常有因经济“先进”而挨打。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赵宋王朝。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相比，大宋的经济何其发达，社会何其富裕。但宋王朝实行怀柔政策，疏于武备，结果“先进”的挨了“落后”的打，以至亡国。

究其实，挨打是因为军事上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应该追加一个限定语：“军事上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古今中外历史无数次证明的定理。所以，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能疏于武备。面对西方的“霸道”，如果既不尚文又不尚武，国危矣。

李斯特对减少国家干预的论调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流行学派）处处把国家权力的作用置之度外，按照它的说法，国家权力对个人照顾得越少，个人生产就越加能够发展。根据这样的论点，野蛮国家就应当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最富裕的国家”。（同上，第150页）　　

对于以“世界联盟”（可比今日之“全球化”）的名义鼓吹“自由竞争”，李斯特直接揭露这是“使人类全体利益服从少数国家利益”：“流行学派把一切生产者的自由竞争说成是促进人类繁荣的最有效方法，这从它所采取的立场观点来看，是十分正确的。在世界联盟的假定下，对各个国家之间正当的商品交换加以任何限制，似乎都是不合理的，有害的。但是，如果有些国家把人类全体利益放在它们的利益之下，就是说，使人类全体利益服从少数国家利益，在这样情况下高谈各国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那就荒谬之至了”。（同上，第151页）　　

李斯特明确肯定国家保护对于“充分发展”本国经济的必要性：“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惟一方法。”（同上，第113页）“在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发展，也不能挣得完全的独立自主地位……（流行学派认为）只有在绝对自由的国际贸易制度下，国家才能过渡到最高度强盛地位，但历史经验处处证明的却与这一点恰恰相反”。（同上，第267页）　　

尤其李斯特指出，流行学派宣扬“哪儿的货物最便宜就到哪儿去买”而不自己动手制造，是一种短视行为，其恶果是使本国工业“一败涂地”。他以“膀子换衬衫”的生动比喻，说明这种短视：“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以内可以较低的代价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在这一点上占到了便宜，但法国的工业却一败涂地了，几百万人民将沦于乞讨生活，或不得不迁流国外，或改业务农。……如果有个人买衬衫时价格可以比以前低四成，他只是为了领这个便宜而结果失去了一只膀子，他怎么能甘心呢？”（同上，第129－130页）　　

这里的“膀子换衬衫”，亦即前面第一章说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买国外民航飞机，固然要比自己研制便宜省力，但长期以往，我们失去的是整个航空工业这只大“膀子”。　　

当今世界不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大同世界。中国经济的强盛，由于“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的保护。李斯特冷静的“国家主义”学说，是对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神话的珍贵解药，应当成为我们思考的出发点。　　

　 　

　 　

　 　

　 　

注：

（1）   Serge Halimi: 《新看家狗》Les Nouveaux Chiens de Garde, Liber-Raisons d’Agir, 1997, Paris, p.48　　

（2）   Bernard Brigouleix:《巴拉迪尔年代秘史》Histoire Indiscrete des Annees Balladur, Albin Michel, 1995, Paris, p.110

（3）   见《新看家狗》，第14页。

（4）   参阅周伟主编：《媒体前沿报告》，光明日报出版社。

（5）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西元1961年，第6页。

（6）   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北京三联书店，西元2001年，第96－97页。

（7）   许宝强等：《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西元2001年。

（8）   博兰尼：《经济：制度化的过程》。见许宝强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西元2001年，第33－35页。

（9）   格拉德·博克斯贝克/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西元2000年，第45、163页。

（10）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同（5）。

（11）       中国的“精英”“智囊”对我国农业现实的判断是令人悲哀的。华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温思美教授认为，入世有六方面潜在的好处：首先是“加入WTO，意味着向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制度靠拢，这将有利于加快我国农业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第二，“由于面临全世界范围的挑战，我国将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实现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见西元1998年4月《南方日报》专访）。这里，除了背诵一些先验的教条和泛泛空论而外，离现实万里。还有一位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康晓光先生，坚称“进口粮食无害”，其理由是某种重复人家历史的“重演律”：“每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与人的粮食需求之间安的函数关系都是相同的，即‘后来国家’将重复或重演‘先行国家’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就是‘后来国家’的‘未来趋势’”（见康著《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有这样只知把美国模式奉作“历史规律”往中国头上套的“智囊”，在为我国作“国情分析”，误国甚矣。

（12）       见《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第101页。

（13）       路易·鲁吉埃《民主的玄虚—其起源及其幻觉》，译文附于拙著《民主的乌托邦》，第381页。

（14）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西元1987年，第39页。

（15）       Raymond Aron: Dix-huit lecons sur la societe industrielle, Gallimard, collection idees, 　　Paris　　, 1962,  p.80

（16）       Rene Guenon: La Crise du Monde Moderne, Gallimard, 　　Paris　　, 1946, p.27

（17）       鲁吉埃：《民主的玄虚》，同（13），第356页。

（18）       韩德强：《碰撞— 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西元2000年，第20页。

（19）       见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西元2001年，第173页。

（20）       许知远：《纳斯达克的一代》，文化艺术出版社，西元2001年，第324页。

（21）       芬凯尔克劳特（A. Finkielkraut）：《思想的溃败》（La Defaite de la Pensee, Gallimard, Paris, 1987, p.143）

（22）       韩少功：《进步的回退》，见《天涯》杂志，西元2002年，第1期，第6页。

（23）       韦伯：《新教伦理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同（14），第25页。

（24）       许知远：《纳斯达克的一代》，第152页。

（25）       见许宝强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第101页。

（26）       Fondation Singer-Polignac: La Mondialisation et la Chine, actes du colloque, 　　Paris　　, 2002, p.77

（27）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同（5），第109页。

　 　

　 　

　 　

　 　

　 　

　 　

　 　

　 　

　 　

　 　

　 　

    第三章  文化“正名”， 重振自信　　

　 　

　 　

经济上的世界主义之危害，前两章已作了阐述：“全球化”口号的本旨是削弱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取消“国家”这道堤坝，让“公海”里游弋的跨国公司“鲨鱼”能自由地进入各国“内海”，与小鱼和鱼苗“竞争”。　　

还有一种文化上的世界主义，其危害更深重。因为这种基于“进步论”的世界主义，是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的文化价值和政治经济制度为人类“最先进”，使我们背负上一种沉重的文化自卑感，丢失自己的“文化主权”。　　

我曾多次重复：“一个在文化上自卑和对自己文化丧失自信的民族，是不可能在世界上久存的”。今日国中“精英”对中国数千年文化极其无知和轻贱，同时在政治、经济、社会、艺术等方面急切欲“与国际接轨”，言必称美国，文化自卑到了癌症的地步。　　

要摧毁一个国家，军事上、经济上的打击都不可怕，都不一定致命。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在文化上没有自尊自信，文化上自己先垮了，那么这个国家虽存犹亡。我始终认为，前苏联的崩溃不是经济和军事的崩溃，而是在西方（尤其美国）的宣传攻势下文化的崩溃。　　

这种“文化的崩溃”是致命的。正如一个人，精神的崩溃可以让他立即颓然倒毙。一个国家应是靠一种文化精神支撑而自立，正如一个人也是靠一种精神和信念而活着。　　

当一个人活着觉得处处不如人，自己的举手投足、每一言每一行都没有人家“先进”，每与人家照面都是低眉垂眼俯首折腰，此人必定活不久，郁郁而终。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　　

而今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构成中国独立自强的根本障碍。从政府到民间，普遍弥漫一种“崇美”心态（有些人“崇美”又“亲美”，也有些人“崇美”但不“亲美”）。“我教孩子上哈佛”之类的书，可以疯狂畅销。某产品获“美国某机构认证”，可以广获中国消费者的认可。挖空心思干一件怪事以登“吉尼斯世界纪录”， 很可以让创“纪录”者快慰一阵子。　　

就像当年前苏联崇拜哈佛大学的“智囊”（萨克斯之流），今日中国似乎依然不思悔悟地认定哈佛、耶鲁是出产灵丹妙药的圣地，认定那里的“智者”握有解决中国问题、让中国强大的“妙策”。去年，耶鲁大学与中国政府商定共建“中国法学中心”，今年又闻中国政府与哈佛大学签约，将在五年内“为”（这里的“为”字意味深长）中国培训300名司局级以上干部，。　　

人们无法不设想这300名中国相当级别的官员学成之后会对美国怀有特殊情感，无法不怀疑这一计划背后隐藏着美国有意识的“文化战略”。因为，历史已多次表明，美国从来不满足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进攻，而是“文化战略”上实施“文化渗透”、“文化宣传”、“文化影响”的高手。　　

正当其他西方列强把中国“庚子赔款”的银两拿去干别的，美国却懂得“退还”这一笔“赔款”在中国办学校：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 清华大学。而今清华学子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的比例是中国大学之最（相当意义上依然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小布什访华去清华演讲当别有一番情感。尤其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从清华毕业的占有不容忽视的比例。司徒雷登当过校长的燕京大学，也是美国人出钱办的，也在中国产生相当的文化影响……这不能不让人叹服当初美国“文化战略”的远见。　　

在美国咄咄逼人的经济、政治、军事还有文化的进攻面前，背负沉重文化自卑感的中国人，显得很是中气不足，既缺招架之功，又乏还嘴之力。原因就是我们缺乏文化自信，腰杆后面没有一种让我们理直气壮的“文化精神”。　　

因此，破除文化自卑感，重新为中国文化“正名”，对于中国实现文化自强和文化独立是一件最紧迫的大事。　　

            　　

               1．时间思维与空间思维 　　

                                                    　　

如果我们深究一下英文和法文“culture”（即“文化”）一词，我们会发现，这个我们太习惯的词汇，在辞源意义上竟然是指在一块土地上“耕耘”的意思！原来，在西语里“文化”与“土地”根本相关：先是指在土地上耕耘种庄稼，然后才引申到精神意义上，指人在精神上的“耕耘”，陶冶修养。说一个人“耕耘（cultivated）得不好”，就是说这个人“没有教养”。尤其在德语里，“文化”与土地相关这层意思，最为强烈。对于德国人，“文化”就跟庄稼一样，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那位写过《西方的衰落》的德国哲人斯宾格勒，诗意地把人类各文化比作“像田野里的花”一样，各自以“自己的表达方式”，开放在大地的不同角落，各呈异彩。　　

这种把“文化”与土地维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认为一方土地养一方文化，把文化比作空间意义上生长于大地的花木，我名之为一种“空间思维”。　　

还有一种是“时间思维”，一种线型的思维。这是把人类纷繁多样的文化统一放到一条时间的直线上，将其分出若干不同的“阶段”或“时代”，有些文化处在先进位置，而另一些则处于野蛮、封建、农业社会等落后阶段，把人类文化在空间 上事实存在的多样差异，归结为一种时间 上的“先后”差距。　　

这种时间性的思维认为，全人类不分地域、种族、文化历史，都是一样的，普遍必然都要经历这种由落后向先进的进步。这就是产生于西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进步论”，具体可表现为“社会进化论”或“文化进化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德（三段式进化）、黑格尔、摩尔根（也是三段式进化）等人（在西方现代艺术中，“进步论”表现为“先锋逻辑”，一种“拜新主义”的“不断革命论”）。　　

在“进步论”的线型思维影响下，众多国人都是以“时代”论文化。（法国哲人丹纳认为对文化发生决定性影响的至少有三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只注重时代而忽视种族和环境两个“空间”意义上的要素，显然是片面的）。他们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传统农业时代有传统农业时代的文化，到了“现代”，就不合时宜，“过时”了。传统文化是“落后”的“旧”文化，现代文化是“先进”的“新”文化。“历时车轮滚滚向前”，只有现代文化取代传统文化之规律，而无传统文化存在之理由。如此在一条时间直线上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互不相容的观念，造成今天中国文化人普遍先验地否定自己的文化。

对于他们，如今是“现代”了，这个时间阶段 是全人类都共同和共通的。“现代”社会有一个普世共通的模式，就是西方现代社会，全人类都要向其“进步”。所以，才有一浪接一浪要与西方社会“接轨”，融入西方的“主流”。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将人类丰富的文化现象单一化，一元化。

时间性思维把一切时序化，以“时代”论一切，把事物想象为一条河流，从过去流向未来，从“传统”流向“现代”。一切都呈现为一条时间的大河。今天，我们已普遍习惯于这样一种“河流”式思维，一张嘴就是“发展”，“趋势”，“方向”，“世界潮流”。这种“河流”式思维，让我们的脑子变得简单，看一切都像河流一样是一条线。

而空间性思维则尊重事物在空间广度中的丰富多样性，事物像大地上的花木，缤纷各异。花木扎根于大地，是往高，往上生长。潘天寿先生曾说过要为中国艺术传统“增高阔”。增高增阔，便是一种“空间思维”，或者说，一种“花木”式思维。可惜，我们中没有多少人是用这样一种“花木”式“空间思维”来思考问题的。

“进步论”的时间性思维，以为文化可以随物质科技的不断“革命”而与时俱变，与时俱新，忽视了文化是根植于“土地”，具有极强大、极强韧的延续性。我们似乎有些夸大了现代人征服空间的意义。现代人确实可以乘飞机日行万里。现代的交通、通讯手段，确实空前缩短了今天人类不同群落之间的距离。但，只要人们冷静地看世界，人们会发现，分布于地球不同地域的若干个人类主要文化，事实上依然呈现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那些没有在海外长期生活过的中国人，恐怕难以真正体会。

亨廷顿强调当今世界上六、七个主要人类文化（文明），在相当长的未来，将长期保持其“文化个性”，而不会同一化，形成某个虚幻的“世界文明”。他认为非西方国家不可能在文化上实现西方化，但有可能在科学技术上西方化（他称为“现代化”），例证是日本：“西方技术，日本精神”，所谓“洋才和魂”。用中国的说法即“中体西用”：中国文化为体，西方科技为用。亨氏的观点令人深思。

在“空间思维”的视野中，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数千年来蕴育了一些独特的文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念，尽管受到百年西方化（“现代化”）的重大影响，但仍显示了深沉的抵抗力和延续性。中国文化的一些根本精神，依然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存于我们的潜意识中。尽管我们在理性上努力用“现代”（西方）的观念看问题，努力“把自己弄成另外一个人”（陈丹青语），但我们在骨子里依然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个性或“根性”将长期存在。

“时间思维”以时代论文化，拜“新”尚“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遗害深重。只有恢复“空间思维”，中国文化的价值才能重新得到肯定。

　 　

                      2．“易有三义”，变与不变　　

　 　

“时间性思维”只看到文化在时间意义上的“变”，却忽视文化在“种族”和“环境”空间意义上“不变”— 延续的特征。我想说，人类文化固然有与时代俱变的一面，但因与“土地”的联系，更有相对“不变”的一面。而这些相对“不变”的东西，恰恰是一种文化内部最深层的价值观念，一种最根本的文化精神。用亨廷顿的话说，是一个文化内“根本的结构性观念”：“正是这些观念，世世代代的人们团结在其周围，象征了该社会的延续性”。（1）

这里我想探讨中国文化中关于“变”的观念。因为“求变”“求新”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观念。西方“现代性”极时髦言“革命”（revolution ）。该词直译本意是指“剧烈的变化”。先锋们乐此不疲的“不断革命”，即“不断追求剧烈的变”，破旧立新。所谓“反传统”，“反历史”，“与过去实行最坚决的决裂”等，都出于这种寻求“剧烈的变”、彻底的“变”、全盘的“变”的逻辑（尤其西方现代派艺术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求变”“求新”的逻辑往前推进）。

而中国文化则既肯定“变”，又强调（或更强调）“常”。 “五经”之一的《易经》，是一部专门论变的书。周易《系辞》里有“易穷则变，变则通”，“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唯变所适”等肯定变的说法。但这里的“易”不仅仅指“变化”，而是同时涵有“恒常”、“不变”之意。

东汉大儒郑玄在《易赞》中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2）正是这第三个“不易”之义，恰恰最为根本。这里三个意思看起来互相矛盾，实际上是在不同层面上而言：变易的是事物表面的“相”，而其本体不变：“不易者，常体之名”。

明儒张尔歧困于此三义，钱锺书先生讥讽道“盖苛察文义，而未洞究事理，不知变不失常，一而能殊，用动体静，固古人言天运之老生常谈”（见《管锥篇》）（3）。这里的“用动”“体静”，正是指事物的表相在变，而常体不变。西汉董仲舒的名言“天不变道也不变”也是指常体不变。

宋代的二程提出了道与器之分：“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这里的道即不变的常体，器指变化的“阴阳气”。朱熹也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道与器，就是变与不变的关系。

中国人在承认事物的“表相”、“形而下之器”在变化同时，始终强调事物的“常体”、“形而上之道”永恒不变。如借用宋儒张横渠的区分，中国人与其追求“变”（显著的变），不如说崇尚“化”（渐变）。

老子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老子》第十四章）。民国一位总统也说过：“道必师古，法必因时”，都肯定了一个国家的根本文化精神恒久不变，而应对、适应“时代”的具体策略可以变。

法国当代艺评家克莱尔，认为艺术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内容，一代又一代，人们动情地重新发现这个内容，并重新赋予其意义和生命”（4）他认为，艺术一味地与时俱“进”，与时俱“新”，是艺术的变态。艺术本不是为时间而艺术，“伟大的艺术家都不像仆人那样服从时间的命令”（同上，第57页）。

克莱尔有一个很与中国智慧神通的说法：“本源（Fons et origo）是不动、不变和永恒的。各种现象、变化的表象产生于本源。本源是不变的”（同上，第114页）。这里的“本源”，委实与中国文化的“常体”和“形而上之道”神通。

我以为，与时俱“变”固然合理，师古“不变”同样合法。物质器用、科学技术可以与时俱变，但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精神却不是那么容易变的。

　 　

3．      诵习经典与文化传承　　

　 　

如果我们能以一种“空间思维”，肯定在空间意义上文化精神相对“不变”的延续性和恒久性，承认文化是“极其长久的现实”（亨廷顿语），我们就能比较冷静地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这一事实，发现其中一些永不“过时”的价值。

中国人文精神中的“义利”之辩，社会伦理中的“人和”精神，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政治智慧中的“为民”观念（参阅拙著《民主的乌托邦》），经济道德中的“均产”精神（参阅钱穆先生有关著述），……所有这些观念，完全可以让我们自信自尊，毫无惭色地面对西方重商重利、个人主义、对其他文化行“霸道”、对自然环境无度扩张……的文化精神。

然而，当我们今天追问什么是中国的文化精神，当我们想援用典籍文字来表述中国文化最根本的观念时，我们常常都是茫然无绪。从今天六、七十岁，乃至八十岁这一辈人算起，当代中国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都非常浅薄，假如不是空白的话。

这是由于“五四”以后中国的古典文化被判为“封建”“落后”，中国新式学校不再注重诵习中国文化的经典。像钱锺书那样的学者能学贯中西，是因为他从小已打好“中学”底子，在学“西学”之前已经对中国文化的经典烂熟于胸。而比钱先生再晚辈的中国文人，因从小不再诵习经典，大多腹中无“经纶”，只能算“有知识无文化”。

整整几代中国人对自己古典文化寡闻无知，这种文化上的不“知己”严重妨碍中国人“知彼”西方文化，因为没有比较（像钱锺书先生那一辈人那样）。不“知己”必然无法真正“知彼”，倒更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的文化自卑和对西方文化的崇拜迷信。

一个对自己文化经典茫然无知的民族，是撑不起自己的文化自信心的。如果再不给中国的青少年打垫好“中学”底子去应对西方文化（尤其美国文化）无处不在的文化渗透，反而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幼儿园、小学都开始学英语，中国文化薪火失传，恐怕真要成为“历史的必然”。

我以为，之所以犹太人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自己的祖国，却依然文化一脉传承，延绵不绝，那是因为犹太人至为“保守”自己的文化，在“开放”的同时又极其“封闭”，坚守自己文化的根性。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犹太人。

尤其，我们要学习犹太人坚持让孩童“读经”。

央视“人物”栏目主持人倪军与阿城在《收获》杂志今年第一期中有一篇对话，对犹太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几乎各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有非常深刻的论述。其中论及犹太小孩必读犹太文化经典《塔木德》。《塔木德》“极为浩瀚”，“大概有两百五十万字”。而中国四书五经相形之下文字要少得多。

倪军说：“你比如钱锺书也好，钱学森也好，发展的方向可能很不一样，但他们小时候接受中国文化传统的训练是一样的。犹太人的基本训练就是《塔木德》，……他们的文化知识基础就在这里”。“《塔木德》里面是一段一段的小故事，智力的小故事，各种问题提出来看小孩怎么回答，老师拉比再教，讲解，培养”。阿城说：“《塔木德》是由‘密西拿’（Missinah）和‘葛末拉’（Gemara）合成的。密西拿是背诵学习的意思，是民间口传的规则和情理的采集。这个采集，是为了对犹太教的律法‘托拉’（Torah）的补充扩展，托拉相当于中国的‘礼’吧，好像‘礼记’”。

正因为犹太人从小诵习传统文化的经典，打好一个人安生立命的文化底子，所以犹太人才能“道师古，法因时”，虽然长期流徙无祖国，却依然保持强盛的文化生命力。

当中国已连续好几代人没有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训练”，使中国人缺乏正常的文化自知和文化自信时，恢复中国孩童诵习传统文化的经典，其必要性不言而喻。

　 　

中华民族在与西方文明的交遇中，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艰难苦斗，今天终于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军事上相当独立的“国家”。这个结果来之不易。然而，西方尤其是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独立自强，也不愿意看到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强大，因不能在政治上直接统治世界，于是试图在经济上控制全球。

世界主义“全球化”口号，旨在削弱各“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实为美国所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经济上统治世界造舆论作宣传。

对这种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人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在对外开放的同时，

应坚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主权。“开放”不应削弱“国家”的独立，而应是有限度、有保护地开放。 尤为紧迫的是，吾人应以一种“空间思维”，自信地承认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深刻差异（而非“差距”），承认中国独特的文化“国性”。随着今天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重新为中国文化“正名”，肯定中国的文化精神，更是天时地利，人心所向。

　 　

                                 壬午仲春于西子湖畔　　

　 　

注：　　

（1）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第27页。　　

（2）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西元1983年，第32页。　　

（3）   钱锺书：《管锥篇》，中华书局，西元1979年，卷一，第6－7页。　　

（4）   Jean Clair: Considerations sur l’Etat des Beaux-Arts, Gallimard, 1986, Paris，p.169　　

　 　

　 　

　 　

　 　

　 　

　 　

　 　

　 　

选译《遏止野火

                     —抵抗新自由主义侵略之言论》　　

　 　

致读者　　

　 　

       之所以我决意结集出版这些大部分未曾发表的文章，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为遏止一些像野火蔓延的危险而写的文字，不是零碎偶兴，因此想延续其效用。尽管这些文字不像严谨著作，因情境的多样显得不统谐，但仍可以给奋力抵抗新自由主义祸患的人，提供有用武器。　　

       我对先知式的演说并无多少偏好，因此始终避开有可能受情势或共同利益挟带而超出自己能力局限的机会。如果我不是当时感到一种正当的愤怒，有时近乎某种义务感，我不会如此公开亮明自己立场。　　

       每当我可以与其他人就某一点发表共同意见时，我都试图自融于那种集体性知识分子的身份。但这种理想常常不易实现。有时为了更有效，我以真名实身站出表态，心里总存希望，如果不是引发一种行动，或一场媒体世界周期性出现的那种空然无物的辩论，至少是打破舆论一致性的表象。正是这种舆论的一致性，构成统治性言论象征力量的本质。[按1]　　

　 　

　 　

国家的左手和右手*　　

*本谈话曾刊于1992年1月14日《世界报》　　

　 　

问：最近一期你主编的杂志是以痛苦为主题。人们读到好几篇访谈，是采访一些传媒不给予说话机会的人，如贫困市郊的青年、小农户主、社会工作者。一位处境困难的初中校长，表达了他个人的苦楚：他不是在负责传授知识，而是身不由己地成了类似派出所的警察。你认为这样个人性和故事性的证词可以使人悟到一种集体性的困病？　　

　 　

答：在进行关于社会痛苦的调查中，我们遇到很多像这位初中校长那样的人。他们以个人悲剧的形式，遭受着社会领域的矛盾。我可以例举法国北方一小城的“困难市郊”负责协调各种社会行动的计划负责人。他所经受的矛盾已达到了极限。所有人们称为“社会工作者”的人，如社会保障工作者，教育者，基层法官，还越来越应该算上中小学老师，今天都遭受着这样的困顿。他们，即那些所谓“花钱的政府诸部”的所属人员，构成了我所说的国家的左手。这些政府部，是过去社会斗争给国家留下的遗产。与他们相对的是国家的右手，是财政部、公共或私立银行和各部委办公厅的“埃纳克”们（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众多我们参与（和将要参与）的社会运动，表达了国家小贵族阶层对国家大贵族阶层的反抗。

　 　

问：你怎样解释这种忿怒，这些形式的绝望和反抗？

　 　

答：我以为国家的左手觉得国家的右手不再了解、或不再愿真地了解国家的左手在干什么。不管怎么说，右手不愿意付出代价。所有这些人绝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退出或正在退出一些曾经属于它负责的社会生活领域[按2]：公共住房，公共电视广播、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对于其中一些人，这种行为尤其令人惊诧或气愤，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党主政的国家，人们至少可以期待它充当公共服务的保障，使其成为无分别地提供开放给所有人的服务。人们所描述的政治危机，一种反议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对负责公共利益的国家的绝望。

如果说社会党人不像他们自称的那样社会主义，这不会让人抱怨：毕竟时世艰难，活动余地不大。让人吃惊的是，他们竟然促成如此程度地缩减公共事物：首先在事实上，采取各种措施或政策（我仅举媒体），以清算福利国家的成果，又在公共言论中赞扬私营企业（仿佛创业精神只有企业别无他途），鼓励私人利益。所有这些，包含有某种令人惊讶的东西，尤其对于那些被派到第一线完成“社会”职能的人。他们在填补市场逻辑造成的最不能容忍的缺陷，却没有真正完成使命的手段。他们怎么会不感到自己备受欺骗或遗弃？

人们早就应该明白，他们的反抗远远超出了工资问题，尽管工资是给一项工作和相关工作者价值的明确标志。一项工作被人瞧不起，首先表现在该工作的报酬少得可怜。

　 　

问：你相信那些政治领导人的活动余地是那么有限？

　 　

答：当然，这种余地比他们让人们相信的要大得多。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一个当政者拥有一切自由的领域：象征的领域。任何国家公职人员都应该以身作则，尤其我们声称有一个尽心于最贫困者利益的传统。然而，当人们看到的不仅是腐败的榜样（有时几乎是官方惯例，比如某些高级公务员的奖金），还有背叛公共服务（可能言重了，我是指拖沓懈怠），还有各种形式的将公共财产、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转用于私利：任人唯亲，偏袒徇情（我们的领导人有许多“个人朋友”），拉帮结派，人们怎么会不产生怀疑？

       我还没说象征的好处！无疑，电视跟贿赂同样地促致国民德行的堕落。电视把那些“你见过我吗”之辈，推到政治和知识界的前台。这些人一心只想抛头露面，自吹自擂，与默默为集体利益尽力的价值准则格格不入，而这些准则本是公职人员或党派活动家的基本要求。这种自我吹捧（常常是贬损对手）的利己主义心思，也可以解释“广告效应”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对于许多部长们，一项措施的价值，似乎只在于其是否有广告效应，是否一宣布就可看作已经实现。在声称的德行和实际行为之间形成强烈反差的大腐败，曝光出来令人愤怒。但这只是小者中的大者，还有无数日常小“过错”，奢华的炫耀，对物质或象征特权的趋之若鹜。

　 　

问：面对你发现的情势，你看国民的反应怎样？

　 　

答：我最近读一位德国作者写古埃及的一篇文章。他指出，在一个对国家和公共事业发生信仰危机的时代，人们可以看到两样事物的繁荣：在领导阶层是腐败盛行，原因是对公共事物尊敬的衰落；在被统治者那里，则是个人对现世救助的绝望而皈依宗教[按3]。今天人们同样感到，国民既觉得被排斥在国家之外（事实上，国家对国民除了要求必须的物质贡纳之外别无他求，尤其不要求忠诚和热情），便拒斥国家，把国家看作是一种外在的、只为自己谋利的强权，。

　 　

问：你谈了主政者在象征领域的宽广余地。这不仅涉及以身作则的行为，而且还涉及鼓动人的言论和理想。对这一点，目前衰颓状况的原因何在？

　 　

答：人们谈论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沉默。令我吃惊的，是政界人士的沉默。他们惊人地缺乏鼓动人的理想。无疑，政治的职业化，以及党派从政者的必须条件，越来越排斥直露敢言的人格。另外的原因是，一批（政治科学）学院毕业生进入政界，改变了政治活动的定义。他们懂得为了装正经或不显得迂腐过时，还是谈管理比谈自我管理为妙，无论如何，要给自己扮出经济理性的表象（语言）。

       囿于狭隘经济主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观的短视（也畅行于南北关系之中），这些经济问题的半桶水行家显然没有关注到当今道德和物质贫困的短期尤其是长期的真实代价。这种贫困是经济界名正言顺的“现实政策”唯一肯定的结果：违法，犯罪，酗酒，公路车祸等等。这里依然是，一心关注财政平衡问题的右手，无视左手在干什么：它要面对“预算经济”常常代价高昂的社会后果。

　 　

问：曾是国家行为和国家功用基础的价值是否不再令人信服？

　 　

答：首先出来践踏国家功用的人，常常是同一些捍卫者。（社会党的）雷恩大会和赦免法令，比十年反社会主义运动更甚地使社会党失去信誉。一个“变卦”的党徒要比十个对手造成更大的损害。社会党主政十年，招致了对国家信仰的沦丧，和七十年代开始以自由主义之名对福利国家的摧毁。我尤其想到了住房政策。当时这项政策的明确目的，是把小市民从集体住宅（也从“集体主义”）中抽离出来，走向单家小楼或公寓套房的私有财产。在某种意义上，这项政策可谓太成功了。其结局正说明了我刚才所说的某些经济政策的社会代价，因为这无疑是空间的隔离、及由此造成所谓“市郊”问题的主要原因。

　 　

问：如果人们想确定一个理想的话，可能是回归国家、回归公共事物的感觉。你跟大家观点不一样。

　 　

答：大家的观点，是谁的观点？是那些在报纸上写文章的人，那些宣扬“最小限度国家”、匆匆葬送公共利益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相当普遍的信仰，把一些完全可以讨论的问题，一开始就置于讨论之外。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些“新知识分子”集体造势，造成一种要求国家退缩、更宽泛意义上是要求服从经济价值的氛围，值得分析。我想到了所谓“回归个人主义”，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旨在摧毁福利国家的哲学基础，尤其是集体责任的概念（工伤事故，疾病或贫困）。集体责任的概念是社会（和社会学）思想的根本成果。回归个人，也让人去“指责受害者”，只有他自己为其不幸负责，再给他宣教“自救”。这一切，都是在不停重复减少企业负担必要性的外表之下。

       1968年的危机，这场动摇所有小文化资本持有者的象征性革命，造成了一种后怕。这种后怕，又加上苏维埃式体制的意外崩溃，带来了文化复辟的有利条件。其结果是，“政治科学学院思想”取代了“毛思想”。知识界今天成了一个制造和确立“新知识分子”的斗争场所。因此要重新定义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作用，重新定义哲学和哲学家。今天的哲学家，热衷于一种无技术性的政治哲学、一种沦为竞选晚会政治学和平庸商业民意测验评论的社会科学的泛泛讨论。对这些人，柏拉图有一个绝妙称谓：“舆论术士”（doxosophe）。这种“自命是学者的舆论技术师”（我译出了该词的三层含义），提出政治问题的方法，跟商人、政客和政治记者一模一样。

　 　

问：你刚才提及了柏拉图。社会学家的态度应该靠近哲学家的态度吗？

　 　

答：社会学家跟哲学家一样，都是质疑显然之理，尤其质疑呈问题形式的显然性，这与“舆论术士”正好相对。正是这一点让舆论术士深为不快。他们把拒绝政治隶从、拒绝不加思索地接受“人人皆曰”，看作是政治偏见。所谓“人人皆曰”，在亚利斯多德的意义上，指那些人们用来论证、但对其本身并不论证的概念或观点。

　 　

问：在某种意义上，你是否倾向给社会学家一个哲人王的地位，唯有他知道真正问题出在哪里？

　 　

答：我全力捍卫的，是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可能和必要，批判舆论术士们散布的智性“论调”。如果没有真正反权力的批判，就没有真正的民主。知识分子就是一种反权力的批判，而且是最重要的。因此，我认为，消灭今昔批判型知识分子 — 马克思、尼采、萨特、福科以及其他一些被笼统归到“1968年思想”标签下的人—，这种行动跟取消公共事物一样危险，并属于同一个整体的复辟事业。

       当然，我更愿意看到，知识分子总是始终站到他们负有的巨大历史责任的高度，不仅将他们的道德威望，而且将他们的知识能力，投入到他们的行动当中。举一个例子，像皮埃尔·维达－纳凯（Pierre Vidal-Naquet）那样，他把全部的历史学学问，都放到批判对历史的滥用上。我赞同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两害相权，拒选其轻”。如果说我对那些“不负责的”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宽容，我更不喜欢那些“知识分子”的头人。这些人写题多，面目多，每年在两次行政会议、三个新闻鸡尾酒会和若干次电视露面之间交出货色。

　 　

问：那么，你想让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尤其在建设欧洲当中？

　 　

答：我希望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和学者，在所有他们有能力的公共生活领域直接发出他们的声音。我以为，知识生活的逻辑、论证和反驳的逻辑，延伸到公共生活，对大家都大有获益。而今天，是政治的逻辑，是告密、诽谤、“口号化”，歪曲对手思想的逻辑，常常延伸到知识生活中。最好是，“文化创造者们”能完成自己对公共服务、甚至公共拯救的职责。

       走向欧洲范围，这仅仅是增高了一点普遍化，在普世国家之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但这种普世国家，哪怕在知识构想中，也远远没有实现。事实上，如果以欧洲中心主义取代往昔帝国的受伤的国族主义，人们不会有什么好处。当此十九世纪诸大乌托邦已彻底崩坏之时，应迫切创造一种集体工作的条件，以重建一个现实的理想世界，鼓起人们的意志，而不是玄化人们的意识。

　 　

                        巴黎，1991年12月

　 　

　 　

　 　

　 　

               打着或借着理性的权力滥用*　　

　 　

*本文是1995年10月15日在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作家国际议会组织的公共讨论会上的发言。　　

　 　

       在伊斯兰国家深层，有一个关于西方伪世界主义（faux universalisme），即我所说“世界性之帝国主义”的深刻问题[按4]。法国曾是这种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这种世界性之帝国主义曾在这里，即在德国，激起一种与赫尔德名字相联的国族民粹主义。如果说一种世界主义确然只是一种吁求世界性（人权等）来自我确立的国族主义，那么，把任何反对它而追求自己本根的反应都称作反动，则变得更困难。科学主义的理性主义：那些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政策依据的数学模型，那些将美国法传统强加于全球的“法律商行”（Law firms）— 庞大的法律跨国组织[按5]，各种合理行动的理论等等，这一切的理性主义同时是西方傲慢的表达和保证。这种傲慢导致一种行为：似乎某些人专有了理性，并自命为世界的宪兵，自我宣告持有合法暴力的专权，能够用武力来为普遍的公正服务。当今恐怖主义暴力，几乎都是根植于绝望的非理性，来回应那些自称理性的权力不动声色的暴力。经济的强制， 常常穿着法律理性的外衣。帝国主义有各种国际机构合法性的幌子。由于那些掩盖“双重标准”的理性化虚伪，帝国主义引起或解释了阿拉伯、南美、非洲人民对理性的深重反抗。他们的反抗与那些打着或借着（经济、科学或其他）理性的权力滥用，密不可分。这些“非理性主义”，部分地是由于我们的理性主义所造成：这种理性主义，因时间和地点而异，显现为帝国主义、侵略性、征服性，或平庸、狭隘、防守、退缩和压制。我们反对那些用理性来掩盖滥用权力、或借理性武器来建立或辩护一个专断帝国的人，恰恰是为了捍卫理性。　　

　 　

        “全球化”的神话与社会意义的欧洲国家*　　

　 　

*本文是1996年10月，在雅典希腊劳工全会上的讲话　　

　 　

       人们随时随地可以听闻（主导性论调的力量正源于此）：新自由主义观点无可否定，它已成为显然明理，别无任何其他选择。这种论调之所以变得如此耳熟能详，是因为这里面有一场广泛的思想灌输工作。一些记者或普通国民是消极地参与其中，而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是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这种旷日持久、潜移默化的强加，通过浸渗，制造了一种真正的信仰。为反对这种浸渗，我觉得研究者们大有可为。首先，他们可以分析这种论调是如何制造和流布开来。在英国、美国、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著作，非常翔实地描述了这一世界观被制造、发行、灌输的过程。这些著作系列地研究了宣传新自由主义的文章，以及发表这些文章、后来渐渐自命真理在手的杂志，文章作者们的特征，他们聚集一起炮制文章的研讨会等等。这些研究显示了，在英国和法国，知识分子、记者和商人是怎样联手进行了一项持久的工作，将新自由主义观点强行确立为天经地义[按6]。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把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最经典的保守主义思想假设，罩上经济理性的外衣。　　

       我想例举一项研究，是有关《证据》（Preuves）杂志的角色。这本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出资的杂志，由一些法国大知识分子扶助，在二十至二十五年间（要使一样东西弄假成真是需要时间的），起初是反潮流，不厌不懈地制造一些观念，使其慢慢变成显然之理。（1）在英国也发生同样的事情。撒切尔主义并不是撒切尔夫人搞出来的，而是被一些知识分子团体长期酝酿出来的。他们以一些大报纸为主要论坛。（2）研究者们首先可以做的，是用大家都能明了的形式，传播这些研究成果。　　

       这场强加人心的工作，已开始很久，而今依然在继续。人们可以周期性地看到，每隔几天，就像奇迹一样，在所有法国报纸上就会出现关于美国和英国神奇经济形势的报道，只是各报因在报界立场不同而说法有异。这种寓意上的点滴灌输，受到文字和电视新闻的强有力推促。当然大多是无意识的，因为大部分重复这些言论的人都是真心诚意。这种点滴灌输，造成了极深的影响。正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最终显现了“不可避免”的表象。　　

       一整套预设被强行确认为不言自明。人们都接受：最大值的增长，生产和竞争性，是人类活动的最终和唯一目的[按7]；或者是，经济的力量不可抗拒。再或者，经济学界最根本的前提是，人们把经济和社会截然相分，把社会性弃于一旁[按8]，像废物一样抛给社会学家们。另一个重要前提，是那套婉转说法的通常用语。我们一翻开报纸，一打开广播，都在吸收这些用语，为之所淹没。可惜，我没有希腊的例子。但我想你们不会很难就可以找到的。比如在法国，人们不再说雇主团体，而是说“国家的活跃力量”。人们不再说解雇，而是说“减肥”，用了一个体育性的类比（一个强劲的身体应该是瘦长的）。为了宣布一个企业将裁员2000人，人们将说“阿尔卡特公司勇敢的社会计划”。还有一系列词意和词组的游戏，如灵活性，柔韧性，非调控化。这些词汇游戏趋于让人们以为，新自由主义是普世解放的讯息。　　

       为反对这种论调，我以为应对其进行分析，试图理解其产生和强行确立的机制。这很重要，但还不够。人们还可以用一些经验事实去驳斥。在法国，国家开始放弃一些社会行动的地盘。结果是导致各种惊人数量的痛苦。这些痛苦不仅影响那些受深重贫困打击的人。人们还可以指明，有一个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住房政策，造成了今天大城市郊区的社会问题。这项政策实施于七十年代（给 “个人” 施助），导致了一种社会分隔：一边是众多由移民组成的亚无产阶级，他们住在集体性大建筑群里，另一边是有长期工作、稳定工资的工薪者，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住到了用贷款买的单家小楼里，但贷款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限制。这种社会隔离是一项政治措施所造成。　　

       在美国，可以看到一种国家的二分。一边，是一个社会保障的国家，但只对那些生活无忧的幸运者给予保险和保障。另一边，是一个镇压人民、警察当道的国家。加利福尼亚州，一度被某些法国社会学家说成是各种解放的天堂，是美国最富的州之一，也是最保守的州之一。该州拥有可谓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但1994年以来，该州用于监狱的预算，要高于该州所有大学的预算。芝加哥贫民窟的黑人，对国家的了解只是警察、法官、监狱看守和假释训诫官，即被假释者必须定期去见、否则就得重返监狱的执法官员。人们所面对的，是一种统治者梦想的实现，就像劳埃克·瓦冈（L. Wacquant）说的，是一个越来越归结到警察功能的国家[按9]。　　

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在欧洲正在形成的，是一个国家退化的过程。如果人们研究一下国家的出现，比如国家形成最早的法国和英国，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物质力量的集中化和经济力量的集中化。两者相辅相成：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治安需要钱，为了征收钱则需要警察的力量。然后，人们看到一种文化资本的集中化，和权威的集中化。随着发展，国家获得了自主性，变得部分地独立于统治性社会经济力量。国家的官僚体制，变得可以曲解统治者们的意愿，使之变形，有时还引发一些政策。　　

国家退化的过程让人看到，在那些国家传统越强大的国家，对新自由主义信仰和政策的抵抗也越有力。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国家以两种形式存在：以一整套制度的形式存在于客观现实中，比如各种规定，办事机构，政府各部等，同时也存在于人们的脑子里。举例来说：在法国官僚体制内，当住房投资改革时，社会保障诸部就与财政部进行斗争，以保卫住房的社会政策。这些官员捍卫自己的部和自己的立场，当然有自己的利益。但，也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信仰，他们在捍卫自己的信仰。在所有各国，国家部分地是往昔社会斗争成果在现实中的留存。比如，劳工部就是一项变为现实的社会斗争成果，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可以是一种压制的工具。　　

国家也存在于劳动者们的头脑中，以主观权利的形式（“这是我的权利”，“人们不可以对我这样做”），和执著“社会既得成果”的形式等。比如，法国和英国之间一个很大区别是，撒切尔时代的英国人发现他们没有全力抵抗，主要因为英国劳动合同是一种习惯法的合同，而不是像法国那样，是一种受国家保障的公约。今天，奇异的是，正当欧洲大陆人们在赞美英国模式之时，英国劳动者却在向大陆张望，发现大陆有些东西是他们的工人传统所没有的，即劳动法的观念。　　

国家是一种模棱含混的现实。人们不能仅仅自足于说，国家是一个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也许，国家不全然是中性的，不全然独立于统治者，但国家还是有一种自主性。尤其当国家越古老，越强大，纳入其结构的社会成果越大，这种自主性就越大。国家是一个冲突的场所（比如财政部和负责社会问题的花钱的部之间）。为抵抗“国家的退化”，退向一个刑事国家，专务镇压，不断牺牲其社会功能，如教育、健康、社会救助等，社会运动可以从负责社会保障的人那里得到支持。他们负责给长期失业者实施救助，对社会整体的分化、失业等深感忧虑，反对那些只愿知道“全球化”的必要和法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的金融家。　　

我提到的“全球化”，这是一个十足的神话，一种强势言论，一种“强力观念”（具有社会力量、令人相信的观念）[按10]。这是反对“福利国家”成果的主要斗争武器。有人说，欧洲劳动者应当跟世界其他地方福利更差的劳动者竞争。那些没有最低工资之限、没有工会、雇佣童工、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却只有欧洲工资1/4到1/15报酬的国家，被人拿来作欧洲劳动者的样板。正是以这样的样板名义，人们强行推出了“灵活性”（flexibility），另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关键词。所谓“灵活性”，即意味夜间工作、周末工作、不规律的劳动时间，以及所有雇主梦里都永永在念的东西。新自由主义让往昔雇主们最陈旧的观念，披着时髦现代的外衣普遍还魂回来[按11]。(在美国，一些杂志排出那些冲奔在前的老板排名榜，是根据他们勇于解雇职工的人数来排坐次，就像根据他们的美元工资排坐次一样)。各种“保守的革命”（revolutions conservatrices），如三十年代的德国和撒切尔、里根等人的“革命”，其特征都是把复辟当革命。今天，保守的革命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形式：它不再像从前，通过赞颂土地和血缘这些古老土地神话的主题，吁求一种理想化的过去。这种新型的保守革命，是自命进步、理性、科学（经济科学），来为其复辟辩护，并企图把进步的思想和行动摒斥为过时。它把放任于自身逻辑的经济世界的真律，所谓市场规律，即强者规律（loi du plus fort），奉为一切实践的标准，理想的规则。它确认、赞美了所谓金融市场的统治，即回返于一种激进的、除了最高利润律别无他律的资本主义，一种无限制、无粉饰、但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由于引入了各种现代统治形式，比如管理，运用了现代操纵技术，比如市场调查、销售学、商业广告，这种资本主义被推到其经济效率的极限。　　

之所以这种保守的革命能够骗人，是因为其表面没有任何三十年代保守革命那种黑森林古旧田园的曲调，而是装饰了所有现代性的标符。它不正是来自芝加哥么？伽利略说过，自然世界是用数学语言写就。今天，人们想让我们相信，经济和社会意义的世界要用数学方程式运算。新自由主义是借助数学武器（和媒体权力），成为保守主义伪社会学的最高形式[按12]。这种伪社会学三十年来，是以“意识形态的终结”或更新近的“历史的终结”的名义登场。　　

“全球化”的神话，其功用是让人们接受一种复辟，回返到一种野蛮无耻、但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为了与这种神话作斗争，人们应当回到事实。如果看一看统计数据，人们会发现，欧洲劳动者所遭受的竞争，主要是欧洲之内。根据我使用的资料来源，欧洲国家经济交流的70％，是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的。有人强调来自欧洲之外的危胁，乃是掩盖主要危险本是来自欧洲国家内部的竞争，和人们所说的“社会倾销”：那些低社会保障、低工资的欧洲国家可以在竞争中获利，但却把其他国家往下拉，由此迫使这些国家放弃社会福利的成果。这意味着，先进国家的劳动者为了避免这一往下的螺旋，有必要与后进国家的劳动者们联合起来，以保护自己的成果，并将这些成果普及于欧洲所有的劳动者。（这不那么容易，因为各国的传统不一样，尤其工会相对于国家的份量不一样，社会保障投资的方式不一样）。　　

事情不仅仅止于此。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有各种有目共睹的后果。许多英国的调查表明，撒切尔政策招致了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和不幸感，首先是在体力劳动者那里，而且也在小市民阶层。在美国，人们也可看到完全同样的情况。那些不稳定、低报酬的工作在增加（这使失业率人为地降低）。受到突然解雇威胁的美国中等阶级，也经受一种可怕的不安全感（由此可见，一个职位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工作和工资，而且还在于该工作带来的安全感）。在所有国家，临时性工作的劳动者，比长期性工作的劳动者比例增加。不稳定性和“灵活性”，使劳动者失去那些抵销低工资的微弱好处，如职位稳定、医疗和退休保险。私有化，则导致失去那些集体性的社会保障成果。以法国为例，3/4新招雇的劳动者，都是临时性的。在这3/4中，只有其中1/4才能转成长期性工作。而新招雇的，大多是年轻人。因此，这种不安全感主要落在年轻人身上。我们已在《世界的贫困》一书中，揭示过法国的这种现象。在英国，年轻人的不幸达到了顶峰，并带来许多后果，比如犯罪和其他极严重的社会代价。　　

除此以外，还有人类最珍贵的文化斗争成果，其经济和社会基础今天遭到破坏。文化生产领域相对于市场的独立性，在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斗争和牺牲下，曾不断扩大，但今天越来越受到威胁。“商业”和“商业性”的统治，日益强加于文学（通过出版的集中化，出版越来越直接受短期利润的限制），强加于文学和艺术批评（被一些最机会主义的出版商仆人和同伙所操纵，互相投桃报李），尤其强加于电影（人们可以问，如果不给实验电影制片人以制作和发行的手段，十年后欧洲实验电影还有什么东西留下）。社会科学亦然，被迫隶从于企业和国家官僚直接利益的指挥，或死于权力和金钱的查禁。　　

如果说全球化首先是一种辩解的神话，有一个情况倒是真的，这就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由于某些法律控制的减少和现代通讯手段的改善（导致通讯费用降低），人们日益走向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当然，统一并不意味着均匀一致。这个金融市场是受某些国家经济的统治，即那些最富裕的国家，尤其是这个其货币被用作国际储蓄货币、从而在这个金融市场内享有很大自由余地的国家。金融市场是这样一个场所：统治者们，尤其是美国所占据的地位，可以使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制定游戏规则。金融市场如此统一在一些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周围，导致各民族国家金融市场独立性的减少。那些告诉我们应当服从必然性的法国金融家和财政稽核员，忘记了说自己是这种必然性的同谋，并由于他们，法兰西在让出主权[按13]。　　

总之，全球化不是均匀一致化。相反，它是一小部分统治性国家扩大对所有民族国家金融市场的控制。其结果是，国际分工被部分地重新定义，欧洲劳动者要遭受一些影响，比如一些资本和工业将转到劳动力便宜的国家。这个国际资本市场的方向，是减少民族国家资本市场的独立性，尤其是禁止民族国家来控制汇率和利率。现在汇率和利率越来越为一小部分国家手里的集权所控制。各民族国家的权力面临风险，受到携巨额资金的金融炒家的投机攻击[按14]，可能引发货币的贬值。左派政府显然特别受威胁，因为左派政府会引起金融市场的怀疑（一个右派政府即使实行一项不那么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也比一个即使实行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想政策的左派政府，要少一些危险）。是全球场域的结构，在施行一种结构性的限制。这给了全球化机制以一种宿命必然的表象。一个特定国家的政策，很大程度取决于其在金融资本分配结构中的地位（金融资本分配的结构，决定了世界经济场的结构）。　　

面对这些机制，人们能够做什么？首先是应该想一想经济理论的局限。经济理论在估价一项政策的代价时，不重视人们所说的社会代价。比如，吉斯卡尔·德斯坦1970年制定的住房政策，它带来的长期社会代价表面上几乎无所显示。因为，除了社会学家，谁会在二十年后回想到这项政策？谁会把1990年里昂市郊的一场骚乱与1970年的一项政治决策联系起来呢？罪恶没有受到惩罚，因为人们遗忘了。所有社会批判力量都应当强调，把经济决策的社会代价归入经济计算当中。解雇，痛苦，疾病，自杀，酗酒，吸毒，家庭暴力等，用金钱、痛苦计算都是代价很高的事物，长期算起来到底要多少代价？我以为（尽管这会显得很犬儒主义），应该把统治性经济学的武器回敬给它自身，并提醒人们，即以正常的利益逻辑，严格意义属于经济的政策并不必然是经济的，比如会关联到人身和财产的不安全，以及治安等。更准确地说，应当彻底质疑经济的观点。这种经济的观点将一切个体化，无论是生产还是司法或健康，是成本还是利润。这种观点给效率一个狭隘而抽象的定义，默而不宣地将其等同于金融赢利。这是忘却不见，效率完全取决于人们衡量的目的：对于股民和投资者来说，目的是金融赢利。或像今天，这些目的包括顾客和使用者的满意，更宽泛地，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满意和快乐。我们应当用一种“幸福经济学”，来反对这种狭隘和短视的经济学。“幸福经济学”将关注所有与在职有关（如社会保险）的好处，个体或集体、物质和象征性的好处，和所有与不在职或不稳定有关的物质和象征的成本代价（比如消费药品：法国保持着镇静药消费的最高记录）。人们不可能跟“暴力守恒定律”作弊：所有暴力都要付出代价。比如，金融市场以解雇、不稳定化等形式实施的结构性暴力，在或近或远的未来，必将报应以自杀、违法、犯罪、吸毒、酗酒和日常大小暴力等。　　

目前，知识分子、工会和各种协会的批判和斗争，首先应反对“国家的衰弱”。民族国家在外部受到金融力量的削弱，在内部受到这些金融力量的同谋，即金融家、高级财政官员等的削弱。我以为，被统治者们应当起来捍卫国家，尤其是国家的社会功能。这样捍卫国家，不是一种国族主义。人们可以反对民族国家，但是应当捍卫民族国家担负的“普遍”功能。这些功能也可以、甚至更好地由一个超国族的国家来完成。如果人们不愿看到德国联邦银行以利率主宰着诸国金融政策，是否就不该努力建设一个相对独立于国际经济力量和民族国家政治力量、并能发展欧洲机构社会功能的超国族国家？　　

历史上，国家曾经是一种理性化的力量，但被用来为统治者的力量服务。为了避免这种情形，起而反对布鲁塞尔的技术官僚是不够的。而应当发明一种至少欧洲范围的新国际主义，以便给国族主义的倒退提供另一种选择。这种国族主义，由于社会危机，正威胁着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我们应当建设一些能够控制金融市场力量的国际机构，实行“禁止倒退”（regrezionsverbot）— 一个绝妙的德语词：禁止欧洲范围在社会保障成果方面的倒退。为此，工会组织绝对必要在超国族的水平上行动，因为敌对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水平上行动。因此，应当试图铺垫组织基础，创建一种真正的批判性国际主义，以便真正对抗新自由主义。　　

最后一点。为什么知识分子在这当中形象暧昧不明？我不想历举（这将太长太残酷）所有放弃责任、或更坏去同流合污的形式。我只想举所谓现代或后现代哲学家的辩论。他们忙于经院性的繁琐游戏。当他们不想放任自流时，他们只局限于纸上论道地辩护理性和理性对话，或更糟，抛出一个所谓后现代、实际上“激进时髦”的说法。这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意识形态之变换说法，宣称批判诸大学说，或虚无主义地指控科学。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基于某种新社会达尔文主义：“最优最聪明者”（哈佛的格言）得胜[按15]。（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贝克尔曾阐述：达尔文主义是他给经济人员宣讲的理性计算能力的根本）。在统治者国际的世界主义观念后面，有一种才能哲学：最有才能的人主宰，有工作。这意味着，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就没有才能。这里有胜者和败者，有贵族，我称之为国家贵族，即那些拥有中世纪意义上所有特征的贵族。他们是靠教育、据他们自己说是靠才智获得权威。他们说这种才智是上天的禀赋，而我们皆知，事实上它是社会所赋予，才智的不平等乃是社会的不平等。才智论意识形态极适于解释一种类似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对立：一边是有才能、占有很少高薪职位的全权国民。他们可以挑选雇主（而其他人最幸运的情况是被雇主选中），可以在国际劳务市场上获得很高的收入[按16]。他们无论男女都超度繁忙（我读过一篇很精彩的英国研究论文，描写一些高级雇员夫妇疯忙的生活：他们满世界跑，从一架飞机跳上另一架飞机，收入高得令人眩晕，他们四辈子也花不完）；而另一边，是注定干不稳定工作或者失业的芸芸众生。　　

马克斯·韦伯曾说，统治者们总是需要一种“他们特权的诡论”或社会学诡论，即为他们享有特权作理论的辩护。今天，才智论是这种社会学诡论的中心。这种社会学诡论当然被统治者们接受（这是他们的利益），而且也被其他人接受。（3）在被排斥在工作之外的人和长期失业者的苦难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始终有点说教的盎格鲁－萨克逊意识形态，把穷人分为无道德的穷人和值得同情的穷人。除了这种伦理的说法，现又加上了才智论的说法。穷人不仅无道德、酗酒、败坏，而且蠢笨、无才智。在社会的痛苦中，很大部分是学历的痛苦。学历不仅造就了一个人的社会命运，还决定了人们对这个命运的自我感觉（这无疑有助于解释所谓下民的被动性，动员他们的困难性等）。柏拉图的社会世界观与我们的技术官僚非常相似：哲人，卫士，人民。这种哲学潜默地铭刻在学校教育体制中，深深内化，非常强固。为什么有人从“参与”型知识分子走向“退隐”型知识分子？部分地是因为知识分子掌握文化资本，尽管他们是统治者中间的被统治者，他们还是属于统治者。这就是他们暧昧不明、参与斗争软弱的根本原因之一。他们模模糊糊地赞同这种才智论意识形态。当他们反抗时，像1933年发生在德国的那样，还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文凭保证的才智，却没有得所应得。　　

                                雅典，1996年10月　　

　 　

(1) P.Gremion,  《证据，一本巴黎的欧洲杂志》（Preuves, une revue europeenne a Paris）,  Paris, Julliard, 1989　　

(2) K. Dixon,  《市场的宣道者》（Les Evangelistes du Marche）,  Liber, 32, septembre 1997　　

(3) P.Bourdieu,  《智识的种族主义》（Le racisme de l’intelligence）,  in Questions de sociologie, Paris, Minuit, 1980,　　

　 　

                            泰特梅叶思想*　　

　 　

*本文是“社会整合作为文化问题”为议题的法德文化会面中所作的发言。德国弗莱堡大学，1996年10月　　

　 　

       我不想在这里作一个道德空论的“补充”。人们要求文化来重续断裂的社会整合的联系。而这种断裂是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人们常常期待社会学家来修复被经济学家打碎的罐子。因此，我不想只是建议医院里所谓的姑息疗法，而是试图提出有助于医生治病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为之悲叹的社会“痼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常常用药粗暴所致。　　

       在从雅典飞往苏黎世的飞机上，我读到一篇对德国银行主席（被称为“德国马克的大宣教士”）的采访，全文登在1996年10月17日的《世界报》上。既然我今天来到的中心以文学诠释的传统而著名，于是我想对这篇采访文章进行某种阐释学的分析。　　

       “德国马克的大宣教士”这样说：“今天的关键，是创建一些有利于持续增长的条件，赢得投资者们的信心，因此应当控制公共预算”。就是说，应当尽快埋葬社会保障的国家，尤其是埋葬那些花钱的社会文化政策，以便让那些更愿意自己搞文化投资的投资者们放心。我肯定他们都喜欢浪漫派音乐和表现派绘画。尽管我对德国银行主席一无所知，但我相信，他会像我们的国家银行总裁一样，也在空闲时读诗，搞文艺赞助。　　

我继续引用：“因此应当控制公共预算，降低征税，降至一个投资者们可以长期承受的水平”。这里应当理解为：降低对投资者的征税水平，以至这些投资者长远看可以承受，以此避免让他们失望，把投资引向别处。我继续阅读：“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说，要埋葬福利国家及其社会保护政策。这些政策当然毁坏了投资者的信心，引起了他们的正当疑虑，因为他们坚信，他们的经济收获（我是说他们的资本），是与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成果互不相容。而这些1995年很多人指称的“富翁”、“特权者”，他们的经济收获显然应当不惜代价得到保护，哪怕损毁欧洲未来大多数国民微薄的经济社会成果。　　

汉斯·泰特梅叶先生相信，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延续下去的话，投资者们的社会收获（即指他们的经济收获）将不复存在。所以要“紧急”改革这个体系，因为投资者不能再等了。为了证明我没有夸张，我继续引读泰特梅叶先生，这位跻身于德国唯心哲学大谱系的高级思想家：“因此应当控制公共预算，降低征税水平，降至一个投资者们可以长期承受的水平，改革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劳动市场的刻板性，以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增长期，如果我们作一番努力的话”。“我们作努力”说得绝妙，意思是“如果我们对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作一番努力的话”。行了，话终于说出来了。泰特梅叶先生，出于德国唯心派的伟大传统，给了我们婉转修辞法的一个绝妙例子。这种婉转说法流行于今天的金融市场，因为婉转法不可缺少，一方面可引起投资者持久的信心，另一方面又不使劳动者们怀疑和绝望。人们要明白，投资者的信心是整个经济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未来欧洲的根本和最终目的。而劳动者们，不管怎么说也要重视，因为，如果人们想要有新的增长期，他们的努力不可缺少。尽管泰特梅叶先生这位婉转说法的高手是在说“解除劳动市场的刻板性，以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增长期，如果我们 对劳动市场作一番灵活性的努力”，但不管怎么说，人们是期待劳动者们作出这番努力。多么高妙的婉转说法！这里的意思可译为：勇敢些，劳动者们！我们大家都来作一番要求于你们 的灵活性努力！　　

这位《世界报》的记者，半句不提欧元的外部汇率、及其与美元和日元关系的问题，也处心积虑不让投资者们失望。因为他们既是读者又是很好的广告客户。他本可以问一问泰特梅叶先生，究竟给这些投资者语言的关键词赋予了什么意思：“劳动市场的刻板性”和“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劳动者们如果读到一份像《世界报》那样严肃的报纸，立刻会读出其应被解读的意义：夜班工、周末工、不规则工作时间、增加的压力、焦虑等等。人们可以看到，“在劳动市场上”流行一种仿佛荷马式的形容语，与一定数量的词语挂钩。人们倒很想谈谈比如金融市场的灵活性或刻板性，以测验一下泰特梅叶先生语言的灵活性。泰特梅叶先生官腔套话的惊人用法让人想到，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想过“解除金融市场的刻板性”，或“对金融市场作一番灵活性的努力”。这应当让人想到，这种灵活性的努力，只要求于劳动者，而不是泰特梅叶先生让人相信的“我们”。而且，“以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增长期，如果我们对劳动市场作一番灵活性的努力”，这段话所包含的威胁（近乎要挟），还是针对劳动者们。说白了：以增长的名义，今天放弃你们 的社会成果吧，以免打消投资者们的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带给我们 明天的增长。这种逻辑是有关劳动者们很熟悉的。当初戴高乐主义曾向他们建议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政策，他们将其归纳为：“你给我你的表，我给你报时”。　　

我最后一次复述泰特梅叶先生的话：“今天的关键，是创建一些有利于持续增长的条件，赢得投资者们的信心，因此应当……”—请注意这个“因此”—“控制公共预算，降低征税，降至一个投资者们可以长期承受的水平，改革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劳动市场的刻板性，以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增长期，如果我们作一番努力的话”。之所以这样一段如此奇之又奇的奇文，人们竟然是熟视而无睹，像日常报纸上的日常文章一样一晃而过，那是因为该文完全应合大多数我们这样的报纸读者的“期待域”。对此应当提一个问题，就是要知道，这种如此之广的“期待域”是怎样产生和扩展的（因为对于接受理论至少应当追加的一点是，问一问这个“期待域”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期待域是一种社会性、或更确切地是一种政治性造势的结果。之所以泰特梅叶先生的言论如此轻易地被通过，那是因为这样的言论到处可闻，到处都是，流传于所有的嘴上[按17]，就像流通货币在流通。正像人们使用一种货币，一种像德国马克那样稳定、坚挺、值得信任、值得相信、值得信托的货币，人们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的言词：“持续增长”，“投资者们的信心”，“公共预算”，“社会保障体系”，“刻板性”，“劳动市场”，“灵活性”，此外还要加上“全球化”（还是在从雅典到苏黎世的飞机上，我在另一份报纸上读到厨师们也在谈“全球化”以捍卫法国烹调，简直乱了套），“灵活化”，“降低利率”（并不确指什么利率），“竞争性”，“生产率”，等等。　　

这种经济外表的言论，只是靠了一大帮人，如政客、记者、普通国民的合作，才传播到了倡导者的圈子之外。这帮人身上显有一些经济学色彩，足以参加某种经济学圣经的歪术语的传播流行。媒体的反复说教造成一个结果，是记者的问题都迎合了泰特梅叶先生的期待：他是如此预先就熟知答案，以至他自己就可以回答。正是通过这种被动的同谋，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的观念逐渐得以确立。这种新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保守的观念，依据一种过去时代对历史必然性的信仰。这种历史必然性是基于生产力优先至上，除了个体生产者竞争的意志外别无其他调节。也许这并不是一个偶然：有那么多我的同辈人毫不费力地就从一种马克思主义宿命论过渡到新自由主义宿命论[按18]。　　

这两种情况，都是经济主义取消政治，并强加一系列不容置辩的目的：最大值增长、竞争性、生产率、让人懈怠放弃责任。如果把德国银行的主席当作思想大师，那便是接受这样一种哲学。让人惊奇的是，这种宿命主义言论却是以自由主义言论的面目出现，围绕自由、解放和非调控等概念搞一系列词意游戏，一系列婉转说法，或双重文字游戏（比如“改革”一词），将复辟说成是革命，其逻辑是所有保守性革命的逻辑。　　

最后，让我们回到泰特梅叶先生讲话的关键词：“市场的信心”。他倒是有功劳挑明了一个历史选择，所有政府都要面对：在市场的信心和人民的信心之间，必须作出选择。但企图保持市场信心的政策，有失去人民信心的风险。据最近一项关于对政界人士态度的民意测验，三分之二被询问的人批评政界人士不能倾听和重视法国人民在想什么。这一批评尤其在（极右）国民阵线的支持者那里多闻。人们悲叹国民阵线不可遏止的兴起，却没有一刻想到在国民阵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看到联系。（这种对政界人士的绝望，在18岁至34岁的年轻人中间，在工人和职员，也在法共和国民阵线的同情者中间尤其明显。这种不信任的比率在各党派支持者那里相对较高，在社会党的同情者中间达到64％。这与国民阵线的兴起并非没有联系）如果把有人不惜代价要保救的金融市场的信心，与国民们的不信任放在一起看，人们也许可以更好地看清病根在哪里。除了若干例外，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的科学，基于经济性和社会性毫无道理的割裂。这构成经济主义的定义。这种割裂，是所有只知保救“经济秩序和稳定”（泰特梅叶先生虔诚宣教的新绝对）的政策遭到失败的原因。这种失败是某些人的盲目政策所致，我们大家都为之付出代价。　　

　 　

                                 弗莱堡，1996年10月　　

　 　

                           电视，新闻和政治*　　

*本文是英文版《论电视》（Sur la Television）的后记。　　

　 　

法国那些最著名的记者对我的《论电视》作出极其强烈的反应，怎么解释呢？他们表现出来的善良愤怒，无疑部分地要归因于著作的书写效应，它让语言、语调、手势、摹拟表演、微笑等非书写的特征归于消失。一个善良的观众马上会发现意在让人理解和信服的动画演说与政论小册子的区别。尽管我事先多次申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将其看作是一本政论小册子。他们的愤怒尤其可以由新闻视觉中某些最典型的特性得到解释。这些特性首先是倾向于把新东西等同为“泄露真相”，或偏好于显露社会生活最直接可视的方面，即众个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们干的坏事，角度常常是指控和斥责，而不去揭示那些看不见的主导思想和行动的结构机制（比如，新闻领域的机制）。人们即使知晓这些机制，也是报以体谅的宽容，而不是愤怒的谴责。（这种视觉至上可以导致某种形式的新闻管制：一个主题只有当人们有图象、有壮观的图象之时才能通过）。还有，是倾向于关注（假设的）“结论”，而不关注得出结论的推理步骤。记得在我的《国家的贵族》（十年研究的总结）一书出版时，一位记者建议我参加一次关于诸大名校的电视讨论，期望校友会主席谈“赞成”我来谈“反对”。这位记者不明白我竟然拒绝参加。同样，那些攻击《论电视》一书的“大笔杆子”们，完全无视我书中所使用的方法（尤其是把新闻界作为一个场来分析），由此把这本书归结为一些平庸的立场表态，穿插一些政论的碎片。　　

正是这种方法，我倒想再作一次阐明，并试图（哪怕带来新的误会）说明新闻界是如何制造、强加一种完全独特的政治场景观。其根因在于新闻界的结构和此中产生的记者们的特殊利益。　　

新闻界，尤其是电视，最恐惧的是让人生厌，考虑的是不惜代价让人娱乐开心。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政治是注定显现为一个不合适的话题。人们尽可能在高收视时间排斥政治话题，认为谈论政治的场景不让人激动，甚至令人扫兴，并很难处理。必须要把这个话题不惜代价地变得有趣。所以，在美国和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倾向，社论和调查报道的记者越来越被排挤，让位给搞笑主持人；深入的分析和对话、专家的讨论或采访的信息，让位给纯粹的消遣[按19]，尤其是无意义的“谈话节目”（talk shows）闲聊。这些闲聊谈话者们都是有头衔，互相可以替换（我指名道姓地例举了几个人，罪不可恕）。为了真正理解这些空洞交谈中所说的，尤其所不能说的，必须仔细分析这些在美国被称为“专门小组成员”（panelists）的选择条件：他们必须是总是有空，就是说，总是随唤随到，而且可以玩起游戏，接受谈论一切（这正是意大利所谓“无所不谈” tuttologo 的定义），回答一切问题，甚至回答记者们提的最可笑或最过分的问题。他们必须准备做一切，就是说做一切让步（对话题、对其他谈话者让步），做一切调和与一切妥协，就为了能常在镜头前，保证“媒体”名声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新闻机构内部的声誉，邀请去做有酬讲演等。他们必须用心，以简明而华丽的话表明自己简单的立场，避免纠缠复杂的知识（其格言是：“你知道得越少，就越好” The less you know, the better off you are）。这种情况，尤其在制作人搞预演谈话来选择“专门小组成员”时更是如此。这种预演选拔，美国搞，欧洲也越来越多见。　　

记者们借口观众的期待来为这种蛊惑人的简单化政策辩护。这种简单化政策与告以真情或寓乐于教的民主意图截然相反。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倾向、自己的观点加于观众。尤其因为害怕让观众生厌，害怕失去收视率，他们偏重的是口角，而非辩论，是争论而非说理。他们调动一切，以突出人与人（尤其是政界人士）之间的对抗，而非他们论据之间的对质，就是说，回避辩论的主旨议题：预算赤字、降低税收、外债等。他们的主要本事是对政界有一种基于私交和友情的了解（甚至传闻和流言蜚语），不是基于客观的观察和调查，所以他们都倾向把一切都归纳到他们耍拿手好戏的地方，更关心游戏和游戏者，而非游戏本旨，更注重政治的纯技术问题，而非辩论的实质，更重视政治场逻辑下（各人之间联合、同盟或冲突的逻辑）言论的政治效果，而非其内涵。甚至，他们会发明并强迫人们讨论一些伪事实，比如上次法国竞选，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辩论是两个人（反对派领袖若斯潘和右派总理儒贝），还是四个人（若斯潘和其共产党盟友罗贝尔·于为一方，儒贝和其中间派盟友莱奥塔为另一方）来进行。这样提问表面上仿佛中立，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保守党派的政治强迫，因为这样会显现左派之间可能的分歧。他们在政界不是正式成员却又很有影响，能够给政界人士提供不可缺少的象征性服务。由于他们在政界暧昧的位置，他们偏向于忒耳西忒斯（Thersites，多言，好讽刺— 译注）的观点和一种自发形式的怀疑哲学，会把最无私的立场和最真诚的信仰，归结到与政治场位置相联的利益原因（如一党或一派内部的竞争）。　　

所有这一切导致他们制作、提供了一个对政治界的犬儒景象，通过他们的政治评论和采访提问，政治界就像一个角斗场：只见一些毫无信仰、受对立竞争利益驱导的野心家们在互相竞斗。（顺便一说，的确，政治家们这样做是受到一些政治顾问和咨询者们的鼓动。这些中间人受命佐助政治家们进行这种有意组织的政治销售。这种政治推销未必无耻，但对于政治上的成功却越来越必需。当然，这要符合新闻场的要求，符合那些最典型的惯例的要求，如那些电视政治辩论大节目，“新闻俱乐部”或其他节目。这是一些真正的“决策委员会”，日益促成造就政治家，造就他们的声名）。这种对“微观”政治、对其中展开的事件及其影响的专注，造成一种与公众观点的隔裂，至少与公众中最关心政治立场对自己生活、对社会产生真正后果的那部分人观点的隔裂。这种隔裂尤其在电视明星那里，由于他们经济和社会特权带来的社会差距而显著加剧。事实上人们知道，六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媒体明星不仅有极高的薪金（欧洲在十万美元以上，美国则有好几百万美元），还要加上常常令人咋舌的报酬，来自参加“谈话节目”，讲演旅行，与报纸的固定合作，“帮佣外快”，尤其是职业团体的聚会。由此，新闻场权力和特权的分配结构日趋分化。另一方面则是，随着这些资本小业主通过恒常的电视出镜（对于保持他们在讲演和“帮佣”市场的牌价非常必要）保持并增加了其象征资本，一大批新闻界的亚无产者，由于职位不稳定，处于人人自危的境地。　　

此外，还有新闻场内部的竞争，我已有所提及，比如一心想抢“独家新闻”，不容争议地优先最新、最难弄到的消息，因竞争带来的哄炒新闻，竞相对事件给出最奇特、最悖谬、常常亦是最无耻的解释，或是对事件进展做健忘症的预言游戏，就是说，宣告一些没有什么代价（近乎体育玩赌）、绝对保证不受追究的预测断言，因为新闻界每天经历的那种近乎彻底的不连续性和各种俗套的快速轮转，会产生一种遗忘。　　

所有这些机制都促成一种媒体的非政治化整体效果，或更确切地说，是对于政治的幻灭感。每当政治生活带出一个重要但显得有些让人厌烦的问题时，这种对消遣的追求，就无意间把观众的注意引向一个戏剧性场面（或一桩丑闻），或更微妙地，把所谓“现实要闻”转到一些消遣事件的杂凑。这些事件，如辛普森案件的事例，常常处于日常新闻和奇观展现之间。“现实要闻”展现为一连串无头无尾、没有比例、由偶然巧合并置在一起的事件（土耳其地震，一个预算紧缩计划的介绍，一场体育赛事的胜利，一件耸人听闻的司法案件）。把事件减缩到人们现时瞬间可看见，割去其前因后果，实际上是把这些事件归于荒诞。　　

对不可察觉的变化缺乏关注，就是说，对那些像大陆漂移那样现时感觉不到、只有随着时间才显露其后果的过程缺乏兴趣，更加剧了新闻界“结构性健忘”的结果。那种过一天算一天的思想逻辑，把新等同于重要（“独家新闻”，“秘闻宣布”）的竞争，促使记者们去制造一种瞬间性和不连贯性的世界再现。他们没有时间，尤其没有兴趣和事先信息（他们的资料工作常常局限于阅读同一题材的报刊文章），因此常常不能把各种事件（比如一件校园暴力事件），置于其根源的关系体系中（比如家庭结构状态，家庭结构关联于劳动市场，劳动市场又关联于税收政策等），由此把事件从表面的荒诞中抽出来。无疑，记者们是受政界人士、尤其是政府负责人的倾向鼓励而这样做的。反过来，他们也鼓励政界人士强调具有“广告效应”的短期举措，忽视不能立即见成效的行动。　　

这种非历史化和细碎化的视觉，在电视新闻给出的世界图像中得到典范的实现。这些新闻是一连串表面荒诞的故事，到后来都互相相似，无穷尽地展示贫困的人民，一系列无解释地出现、无解决地消失的事件：今天扎伊尔，昨天，尼日利亚的比亚法拉，明天刚果。这些事件因被剥离任何政治因素，最多只能引起一种模糊的人道主义兴趣。这些没有联系、连续展现的悲剧，未置于历史的视野中，几乎与自然灾害（龙卷风，森林火灾，洪水）没有区别。事实上，自然灾害在“新闻”中也非常在场，因为自然灾害在新闻上很传统，如果不说是惯例的话，尤其很壮观惊人，报道费用低廉，其遇难者不会比火车出轨和其他事故激起更多的政治上的同情或抗议。　　

就这样，竞争的限制与职业的老套相结合，使电视制造了一个充满暴力、犯罪、种族战争和种族仇恨的世界的图像，给日常观众提供了一个充满威胁、不可理解、令人焦虑、当须退出以自保的环境，和一系列人们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能作为的荒诞的灾难连串。由此，人们心中渐渐渗进一种悲观的历史哲学，促使人们退缩和隐忍，而不是反抗和愤怒。这种悲观，远不是发动人、让人关心政治，而只是促增排外的恐惧。同样，暴力犯罪不断增加的幻觉，趋使人们对安全景象的不喜欢和不安。人人都感到这个世界不能给普通百姓以把握，还加上这样一个印象：政治游戏是政客们的事，就像高水平的体育引起运动者和观众之间的隔绝一样，尤其在最不关心政治的人那里，形成一种宿命主义的弃绝政治，明显有利于保守既成秩序。

事实上，只有根深蒂固地相信人民的“抵抗”能力（这种能力不可否认但有限），才会从某种所谓“后现代”的“文化批评”角度认为，电视制作者的职业犬儒主义可以在观众的犬儒主义（不停地换频道）那里得到限制或解毒。电视制作者，从其工作条件、其目标（寻求最大值的收看率，“加点小东西”以“卖得更好”）及其思想方式来看，越来越靠近广告商。如果像某些“后现代”阐释学家那样，认为人民普遍有能力对电视制作者和广告商操纵人心的犬儒主义带来的“反讽和超文本”信息，进行第三程度或第四程度的批判“阅读”和反思，实际上是陷于最邪恶形式的经院主义幻觉：以大众主义的形式出现。

                                      巴黎， 1997年6月　　

                           再论电视*　　

*本文是巴西版《论电视》出版以后，与毕莱斯（P.R. Pires）先生的对话，1997年10月4日发表在里约热内卢的《环球》上。　　

　 　

问：在《论电视》中，你说有必要唤起新闻从业者对新闻界隐不可见的结构的意识。你认为从业者和公众在这样一个极端传媒化的世界上还对媒体的机制盲然无视吗？或者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　　

　 　

答：我不认为新闻从业者们是盲目的。我以为，他们是处于一种双重意识状态。一方面是实用意识，使他们有时无耻有时无知地、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拥有的媒体工具提供给他们的可能性（我是说他们中最“有势力”的）。另一方面是理论、说教的意识，对自己充满了宽容，使他们公开否定他们所作所为的真相，将其掩盖起来，甚至自我欺掩。这里有两个证据。其一：那些“大笔杆子”们对我这本小书的反应，是强烈而一致的挞伐，竞相声称这本书没有说出任何新东西（这是一种典型的弗洛伊德的逻辑，在他们批评我论教育的书时，我已经领教）。其二：他们一边对在戴安娜之死事件中记者的角色作权威而虚伪的评论，一边又超分寸地利用这一事件带来的新闻大好运。那些“有势力”的记者很普遍地具有双重意识：古已有言，罗马占卜官们相见总憋不住要笑。这种双重意识，使他们既指斥对他们行为的客观描写，称为令人愤慨的告发或恶毒的攻击，同时又坦露说他们就是这样。这种坦露，有时是在私人交谈时，甚至对作调查的社会学家坦白（我在书中举过几个例子，尤其是谈“帮佣外快”的事），有时是在公开声明中。正是这样，托马斯·菲伦齐（T. Ferenczi）就读者批评《世界报》对戴安娜事件的报道，在9月7－8日的《世界报》上回复说：的确，“世界 （也双关语指《世界报》—译注）已发生变化”。它给予所谓“社会新闻”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这些真实在三个月以前不可能被提及。“受电视强加”而来的变化触目可见。菲伦齐先生以一种得体的说教语气，把这种变化接受为一种适应现代性和“扩大好奇心”的方法。[1998年1月作补充：这位专务欺骗读者（那些意识到编辑选择中商业考虑越来越多的读者）的“调解人”，每周施展所有修辞解数，不厌其烦地重复同样的论据，以让人相信：人们可以对自己的事作主。有读者因某个苍白的作家对一个过时流行歌手的采访报道，指责《世界报》偏滑向“一种愚弄的形式”。“调解人”在1998年1月18－19日的《世界报》上只知道回称报纸的“开放意愿”。他说：“这些主题和其他题材有广大的读者面，因为这些主题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带来一个有益的说明，有很大一部分读者出于同样原因对它们感兴趣”。一周之后，因为有读者谴责一位知识分子记者讨巧地报道阿尔及利亚局势，背叛知识分子传统的批判理想，这位“调解人”在1998年1月25－26日的《世界报》上回答：记者不可以挑选知识分子。选择这样一位报纸路线的捍卫者，当然是因为他极端的审慎。但他这样一周接一周写的文字，正是这份报纸最大的不审慎：新闻界最深隐的无意识，随着读者投来的挑战，在每周一次的长篇分析中渐渐暴露无遗]。 因此，那些有权势的从业者身上的双重意识是很显然的。这些大记者组成的特权阶层，受共同的利益和各种同谋的默契。而在“基层”记者那里，这些作报道的小工，按字数计酬的普通记者，和所有默默无闻、境况不稳、在新闻界真正干活的苦役们，他们的头脑显然就更清醒，常常出言直率。而且，幸亏有他们的证词，我们才得以了解电视界的一些真情。　　

　 　

问：你分析了所谓“新闻场”的构成，但你的观点是“社会学场”的。你认为在这两个场之间是否有不兼容性？社会学揭示“真相”，而媒体是传播“谎言”？　　

　 　

答：你使用了一个很具新闻界特征的二分法，非常马基雅维里式，这也是新闻界最典型的特性之一。当然，记者会揭示真相，社会学家也会散布谎言。从定义上讲，一个场里什么都有。但比例和概率会不一样。虽这样说，社会学家的首要工作，恰恰是粉碎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我在这本小书中说过多次，社会学家可以给清醒而有批判精神的记者（这样的记者很多，但不一定在电视、广播、报纸的主控位置），提供一些认知、理解，乃至行动的工具，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对付压在他们身上的经济社会势力。尤其，他们可以与常常视其为敌人的研究者联合起来。我现在正努力（尤其通过国际性杂志Liber），在记者和研究者之间建立这样的国际联系，发展抵抗力量，以反对压迫新闻界、新闻界又用以压迫整个文化生产和整个社会的压迫力量。　　

　 　

问：电视被等同于一种象征性的压迫形式。那么，电视和传媒的民主可能性是什么？　　

　 　

答：那些传媒负责人给出的媒体形象和他们的实际行为及真实影响之间相去万里。在整体上，媒体是一种非政治化的因素。这种非政治化，首先影响那部分最不关心政治的公众，妇女甚于男人，受教育少者甚于受教育多者，穷人甚于富人。要么给一个政治问题以明确的回答，要么就弃权，这种事可能令人气愤，但人们通过概率的静态分析已耳熟能详。（我在新著《巴斯卡尔式的沉思》中，对这种情形尤其在政治方面的后果，作了长篇阐述）。电视（远甚于报纸）提供了一个越来越非政治化、无菌、无色的世界景象。这种景象又拖着报纸越来越滑向愚弄人和屈从于商业压力。戴安娜事件绝妙地解释了我书中所说的一切，某种走向极端。这里同时什么都有：消遣性的日常新闻；电视大募捐的效果，即无风险地保卫模糊而大众的人道主义事业；尤其全然是非政治的。戴安娜事件紧跟着发生在教皇主持的青年节之后，修女特莱莎嬷嬷逝世之前。人们感到，这个事件期间，新闻界最后一点节制荡然不存（这位反对堕胎和妇女解放、并非进步人士的特莱莎嬷嬷，完美相宜于这个由无情感的银行家们统治的世界）。正是这样，在事故发生十五天之后，《世界报》竟然还头版头条发表这个事件的调查状况，而在电视新闻中，阿尔及利亚的屠杀和巴以关系的进展，则缩减为新闻结束时的几分钟。对了，刚才你说记者撒谎，社会学家揭露真情。这里，作为一个很了解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家，我可以对你坦承，我很钦佩法国《十字》报。这家报纸刚刚发表了一份极其准确、严谨和勇敢的材料，披露阿尔及利亚屠杀的真正责任人。我提出一个目前答案是否定的问题：其他报纸，尤其是那些自命严肃的报纸，是否能转载这些分析……　　

　 　

问：如果借用六十年代翁贝托·艾科（Umberto Eco）提出的著名二分法，人们可否说你是一个反对“被招安者”的“末日宣告者”？　　

　 　

答：人们可以这样说。的确，“被招安者”有很多。新的统治秩序有力量，找到一些特别的手段去“招安”（在某些情况人们可以说收买，在另一些情况可以说引诱）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全世界皆然。这些“被招安者”常常沿用老模式，继续以“批判者” （或左派人士）的身份出现。这种情况给他们的行为以很大的象征作用，让人归顺既定秩序。　　

　 　

问：你对媒体在戴安娜事件中的作用是怎么看的？这个看法是否验证你对媒体运作的假设？　　

　 　

答：这个事件几乎意外地、完全解释了我以前的说法。摩纳哥、英国和其他地方的的王室家族，将被保存为一些取之不尽的库藏，给那些肥皂剧和电视小说提供题材。不管怎么说，戴安娜之死的大活报剧，显然属于英国和其他地方小资产阶级喜闻乐见的剧目系列，诸如像《埃维塔》和《超级明星耶稣基督》那样的大音乐喜剧，用高技术的特技效果配以音乐剧，还有泪水汪汪的电视连续剧，煽情的电影，巨量发行的车站亭售小说，流行的大众音乐，所谓家庭性的消遣。这些文化工业的产品，守旧而寡耻的电视和广播整日整天在播放，教会的道德说教和市民消遣审美的保守主义两相结合。　　

　 　

问：在媒体化的世界上，知识分子可能的角色是什么？　　

　 　

答：不能肯定他们能扮演一种积极的大角色，那种有灵感的预言家角色。在得意的时候，他们都会以这种角色自任。如果他们懂得不去与摧毁他们本身生存自由的力量、即市场的力量合作共谋，已经是不错了。就像我在《艺术的规则》一书中所指出的，法律工作者、艺术家、作家学者们是奋斗了几个世纪，才终于获得他们对于政治、宗教、经济权力的独立性，得以将他们的标准、尤其他们特殊的真理价值观，加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和微观领域中，有时成功或不那么成功地加于社会（如左拉之于德莱弗斯事件，萨特和121人之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等）。但，这些自由的征服现在到处受到威胁。这些威胁不仅来自军人、独裁者和黑手党，而且来自更阴险的力量，即市场的力量。这种市场的力量都改换了面目，专宜于诱惑一类或另一类人。对一些人，是扮出经济学家的面孔，手拿数学形式逻辑，将经济演变“全球化”描绘成一种命运必然；对另一些人，是国际摇滚、流行乐或街头说唱明星的面孔，显示一种时髦而随意的生活风格（有史以来第一次，时髦的诱惑竟与典型大众消费的实用产品相联，如牛仔裤，T恤衫，可口可乐）；对另一些人，则以被称作后现代的“校园激进主义”面孔，专门假革命地赞颂文化混血来诱惑人，如此等等。如果说那些“体制内”知识分子挂在嘴上赫赫有名的“全球化”有那么一点真实的地方，那就是大众文化的生产，面向大众的电视（我尤其想到电视小说，在拉丁美洲成了一种特产，传播一种“戴安娜事件”式的世界观），电影和新闻[按20]，或一些严重得多的东西：日报和周刊上的“社会思想”，散布一些全球流传的词汇和题目，诸如“历史的终结”，“后现代主义”，或…“全球化”。对这种最恶劣之物的“全球化”，艺术家、作家和研究者（尤其是社会学家），都有能力并有责任去斗争，驱除其对文化和民主的不祥影响。　　

　 　

                                  巴黎，1997年9月　　

　 　

         新自由主义，一种（正在实现的）无限剥削之乌托邦　　

　 　

经济界真是像统治性言论所许愿的那样，是一种纯粹而完美的秩序（它不可阻挡地展开其可预见后果的逻辑，一旦有错失，立即自动地、或是偶而通过其武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镇以制裁，再或者是强加一些严厉的政策，诸如降低劳动力成本，削减公共支出，劳动灵活化）？或者，经济界事实上只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实施（这个乌托邦已变为“政治纲领”，并在经济理论的帮助下得以自命为科学地描述真实）？　　

这种权威理论是一种纯粹的数学虚构，滥觞于一种惊人的抽象（不是主张抽象的经济学家们以为的那样，可归结到任何科学计划都有的结果：设立客体作为对真实有意选择的领悟）：这种抽象，是以一种既狭隘又苛刻的理性（等同于个体理性）概念的名义，将一些理性筹划（尤其是作为新自由主义根本的计算性筹划）的经济社会条件置之度外。这种抽象还置一些经济和社会的结构于不顾。被抽象置之不顾的，恰恰是那些筹划和结构得以运作，或更确切地说，得以生成和再生成的条件。为了估算这种忽略，人们只要想想教育体制：于今教育不仅在生产福利服务、而且在造就生产者方面都起着决定作用的时代，教育从来都没有“作为其本身”得到重视。这种始源性的错误，属于瓦尔拉斯（L. Walras，法国最早试图将数学用于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 — 译注）“纯理论”的神话。正是从这里，导出了所有经济学科的失误和谬误。也正因为此，经济学科以一种致命的固执，坚执单纯经济的逻辑与社会性逻辑的任意对立（前者基于竞争和效率，后者隶从于公正原则）。　　

虽如此，这种最初非社会化、非历史化的“理论”，今天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弄假成真”的手段，弄成经验上可以证实。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言论不是一种寻常言论。根据埃尔温·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疯人院心理分析方法，这是一种“强势言论”。它之所以如此强势，如此难以攻克，只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势力关系界所有的力量。这种言论通过引导经济关系统治者的选择、由此将自己象征性的力量加于这些势力关系之中，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正是在科学认知计划（被转换成政治行动计划）的名义下，完成了一项巨大的“政治工作”，创造了这个“理论”得以实现和运作的条件。这是一个“有步骤地摧毁集体性团体的计划”（新古典经济学只想了解个人，而不论企业，工会或家庭）。　　

金融的非调控化政策，促成了指向一个纯粹完美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运动。这个运动的实行，是靠了所有那些政治措施的改造性（应当说“摧毁性”）作用。其中最新近一项措施是 “多边投资协议”（ AMI），旨在侵凌民族国家来保护外国企业和投资。这些措施，是“质疑”所有能够阻碍纯粹市场逻辑的“集体性结构”：民族国家 （其行动空间日益缩小），劳动团体 （工资和待遇因个人才干而个体化，造成劳动者们的分化），保护 劳动者权利的团体 （如工会、协会、合作社），甚至家庭 。由于以年龄分段的市场构成，家庭失去了一部分对消费的控制。新自由主义计划的社会力量，来自它代表其利益的那些人— 股票东家、金融操作者、工业企业家、保守或放弃责任的社会民主派政客、高级金融职员[按21]，来自这些人的政治经济力量。这些人与企业干部不一样，对可能的后果没有任何付出代价的风险，所以起劲地强加一种实际上宣告他们自己消亡的政策。新自由主义计划整体地趋于促成经济与社会现实的隔绝，由此在现实中建造一种合于理论描述的经济体系，就是说，一种逻辑的机器，好象一条牵动诸经济因素的链条。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加上信息技术的进步，保证了一种空前的资本流动性，使得那些只关心短期利益、即投资短期赢利的投资者（或股票东家），能够随时比较那些最大企业的赢利，由此控制相对的错失。企业本身，置于这样一种恒在的威胁之下，必须越来越快地自我调整以适应市场的要求。如不这样做，就有风险遭所谓“失去市场的信任”，同时失去股东们的支持。这些一心只想获得短期赢利的股东们，越来越有能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经理”们，通过财政指令给他们限定指标，指导他们招聘、就业和工资方面的政策。就这样，建立了灵活性的绝对统治，通过有限期的招聘合同、临时工、培训性“社会计划”。在企业内部，则造成了独立子公司之间、小组之间的竞争，最后是个人之间的竞争，通过工资关系的个体化：确定个体性目标；以个人性交谈进行评估；个人化地涨工资或根据个人才干业绩发奖金；让某些干部自我经营的“责任化”战略（这些高度依附等级制的普通领薪者，要以“独立体”的方式同时负责销售、产品、下属公司和商店等）；“自我控制”的要求（用“参与管理”的套术，增加工薪者的“连带性”，使干部的工作远远超额）。这些都是理性地奴役人的技术。这些技术强加了劳动的超度投入（不仅仅是重要责任位置的超度投入），让人在紧张急迫中工作，终于削弱或取消了集体性的标志和团结。　　

这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的世界。人们紧附于工作和企业，其原因是不安全、痛苦和焦虑。这个现实体制，如果没有那些“不稳定化症候”的协作是不能如此成功的。这些症候的产生，是不安全感，是所有等级、甚至最高级别、尤其在干部中间，存在一支被失业的恒在威胁和不稳定化所驯服的劳动力储备大军。事实上，这个标举个人自由的经济秩序，其终极根本是失业、不稳定和解雇的威胁引起的恐慌 带来的结构性暴力。个人主义微观经济模式“和谐”运行的条件，个人的劳动“动因”原则，归根结底于一种大众现象：存在一支失业者储备大军。而且，这样的军队还不止是一支，因为失业让人孤立，分化，个体化，消极，不合群。　　

这种结构性暴力还压迫于人们所说的劳动合同（被“合同理论”精确地理性化和非现实化）。只有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企业言论才那么多地谈论信任、协作、忠诚和企业文化，因为这个时代是以丧失所有时间上的保障来获得每一刻的附从（四分之三的招聘是有限期的，不稳定的工作比例有增无已，个体性的解雇趋于不受任何限制）。而且，这种附从只能是犹豫而暧昧的，因为不稳定、对于解雇的恐慌和裁员，可以像失业那样引发焦虑、沮丧或因循守旧（都是管理理论所悲叹的弊端）。在这个没有生机、没有内在延续性原则的世界上，被统治者的处境就像笛卡尔世界中的造物：他们悬空地取决于一个负责他们生存“延创”的权力的任意决定：工厂关门、取消投资和工厂搬迁的威胁时刻在提醒他们。　　

那些不稳定化的劳动者，对未来和对自己都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无把握感。这里有一个特色：被抛入失业储备大军的人和有工作的人的区分原则，似乎在于学校教育所保证的才能。这也是那些“技术化”的企业内部的区分原则，将干部或“技术师”和普通工人或专业工人，这些工业秩序的新贱民区分开来。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对质量的苛刻要求，迫使所有工薪者都要进行新的学习，将学校里的考试延伸到企业里。这使得在不安全感之上，更增添一种由等级制精心维护的“羞辱”感。整个职业秩序（渐渐延及整个社会秩序），都显现为基于一种“才能”的秩序，或更糟，“才智”的秩序。对劳动关系的技术控制，专门为获得服从而设计的战略（日益受关注并不断翻新），还有新的劳动力管理形式和新的控制技术的不断发明，要求在人力、时间、研究和劳动上的巨大投资，都不是根本所在。是那种对学校保证的才能等级制的信仰，才是确立私人企业秩序和规范的根本，公共企业也日益如此。被罚处于一个不稳定、不安全、经常中断的职位中的劳动者，被迫要与执掌管理的学校大贵族互比，又被迫与专务执行的技师职员小贵族（他们也总处于暂缓去职状态，被迫要“给出证据显示自己的才干”）互比，又受到沦于失业之羞辱的威胁，对他们自己作为个体、对他们集体，只能萌生一种幻灭的形象。曾经骄傲、并拥有悠久传统和一整套技术政治遗产的工人集体（假设这样的情况还存在的话），终归于沮丧、贬值和政治失望。这种失望也表现为党派运动的危机，或更糟，表现为绝望地赞同法西斯倾向的极端主义论点。　　

人们因此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乌托邦怎样在现实中体现为一种恶魔的机器，其必然性也强加于统治者们自身：比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或某个退休基金主席，偶而也为他们帝国的摧毁性后果焦急不安，采取一些出于同样逻辑的补救性行动，例如比尔·盖茨式的慷慨。就像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这个乌托邦引起了惊人的信仰（这一点上，两者有很多共同点）— 自由贸易的信仰。信仰者不仅有物质地生活于其中的人，如金融家、大企业老板等，还有以此作为生存理由的人，如高级雇员和政客。他们以经济效益的名义将市场的能力神圣化，要求取消妨碍资本持有者纯粹个体地寻求最大值个人赢利（确立为理性的模式）的行政或政治障碍，要求中央银行独立，宣扬民族国家隶从于经济自由的要求，以符合那些经济的主人的利益[按22]：取消对所有市场（首先是劳动市场）的一切调控，制止赤字和通货膨胀，将公共服务普遍私有化，缩减公共和社会开支。　　

经济学家们并不必然与真信徒们有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但在经济科学领域有很多特别利益。不管他们对这个乌托邦（他们将其穿上数学理性的外衣）的经济社会影响是什么想法，他们对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信仰的生产和再生产，给予了决定性的推助。由于他们的生活，尤其由于他们经常是纯抽象、书本理论性的知识训练，他们与现实的经济社会世界是隔绝的。他们像古代的哲学家，特别易于将逻辑的事物与事物的逻辑相混淆。他们自信一些他们从未有机会进行实际验证的模型，睥睨其他历史科学的成果（他们在其中看不到他们纯粹而透明的数学游戏，常常无能明了其真正的必然和深层的复杂）。他们参加并协作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尽管他们不喜欢某些结果（他们可能参加社会党，并给权力机构的社会党人一些慎密的建议），他们不可能完全厌恶这场变迁。因为，除了某些由于他们所谓“投机的泡沫”造成的失败，这场变迁终究兑现了一点他们投身其中的超级合理乌托邦（像某些疯狂的形式）。　　

然而，世界就在那儿，触目可见实施新自由主义大乌托邦带来的立竿见效：不仅仅是经济最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遭受贫困和痛苦，收入差距惊人地扩大，文化生产（电影、出版等）的独立世界逐步消失（由于商业考虑的扩大介入，最终是文化产品本身的消失），而且是所有能够抵制这部恶魔机器的集体性组织（首当其冲是国家，这个与“公共”观念相联的普遍性价值的托保者）受损毁。在国家和经济的上层，甚或在企业内部，到处都强加一种达尔文主义心态，崇拜“赢者”（winner），这是高等数学和蹦极训练出来的人。这种心态把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和“无耻”奉为一切实践的准则。这种新的道德秩序，推翻了所有的价值标准。在媒体殷勤播出的场景上，那些国家的高级代表屈尊降格，变换花样讨好大宇、丰田那样的跨国公司老板，或在比尔·盖茨面前争献媚笑和暗示。　　

人们可以期待这样一个政治经济体制带来的巨大痛苦，有一天能引起一场制止坠入深渊的运动？事实上，人们在这里面对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今天那些阻止新秩序（孤独但自由的个体之秩序）实现的障碍，都被称为僵化和守旧。任何来自国家直接而有意识的干预，不管通过什么渠道，都事先就名份扫地，借口是：想这样干预的官员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了解经济因素的利益，因此必须取消干预，以利于一种纯粹而无名的机制 — 市场（人们忘了市场也是一个利益经营的场所）。另一方面，事实上，是正在解体的老秩序体制因素的延存，各级社会工作者的劳动和所有社会、家庭、及其他集体的团结，才使得社会秩序没有崩溃，陷于天下大乱，尽管不稳定化民众的数量大大增加。朝“自由主义”的过渡，不知不觉间在完成，好像大陆的漂移，让人看不见其最可怕的长期后果。悖论地，这些后果也被那些捍卫老秩序的人的反抗所掩蔽不见。他们汲取老秩序包蕴的资源，沿用其团结救助的法律或实用模式，以及偏重的形式（护士，社会救助等），总之，沿用使现社会秩序相当一部分免遭混乱的社会资本储备。（这种资本如不更新再生，将归于消亡，但也不是明天就衰竭不存）。　　

这些“守成”的力量（太轻易会被称为“保守”），另一角度看，也是“反抗”建立新秩序的力量，并能够变成破坏迷信的力量，如果人们懂得在象征层面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作斗争。这些“思想家”不停地造势，贬损诋毁与今昔社会运动历史成果相连的语言遗产和表现传统。人们还要懂得捍卫相应的体制，如劳动法、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等，反对有人想把这些体制斥为过时和守旧，甚至不可思议地将其看成无用或不可接受的特权。这场斗争并非易事。而且，被迫在倒错的战线上斗争也非稀罕。那些保守的革命家们，汲灵感于一种悖论的意愿：指向保守或复辟的颠覆。他们轻易就可以把他们的保守行动引起的自卫反应说成是反动的抵抗，而把自己的保守描绘成革命，并把一些基于已获权利的吁求和反抗，谴责为过时守旧的维护“特权”。他们的倒退措施，使过去的社会权利受到破坏和毁灭的威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解雇维护团体传统的工会会员。　　

之所以人们尚能保有几分合理的希望，是因为在国家体制和公务员（尤其是最与国家体制相联系的，如国家的小贵族）制度中，还存在能够抗住考验的力量。这些力量表面上，就像人们指责的那样，只是在维护一个消失的秩序及其相应的“特权”。而实际上，这些力量还可能发明建设一个不以寻求私己利益和个人势利作为唯一法律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将留空间给一些集体性团体，指向合理地寻求一些集体制定认可的目标 。在这些集体当中，诸如协会、工会、党派，人们怎么会不将一份特别的重要性投给国家，民族国家，超国家，即欧盟（一个朝向世界性国家的阶段）呢？这些大集体有能力控制、并有效地对金融市场的赢利进行征税，尤其有能力在工会帮助下，组建维护公共利益 ，以此阻挡金融市场对劳动市场的摧毁性影响。无论人们愿意与否，哪怕数学公式出某个差错，公共利益决不可能出自会计（从前叫“杂货店主”）的视界。而这种会计的视界，正被现今的新信仰奉为人类完善的最高形式[按23]。　　

                                    巴黎，1998年1月　　

　 　

　 　

                         《遏止野火》续集序　　

　 　

我在这里以时间顺序，集结了我的一些公开讲话，以帮助正在形成的欧洲社会运动。这些讲话大多没有发表过（至少以法文），有些地方作了删节以免重复，但仍保存了当时当地情景的痕迹。由于一些我自己的、尤其是当今世界局势的原因，我终于相信，那些有幸献身研究社会的学者不应当漠然中立，远离事关世界未来的斗争。这些斗争，本质部分是理论的斗争。在这场理论斗争中，统治者们可以依赖数千名理论界的同谋，有些是自发的，有些是领薪豢养的[按24]。数万名游走于布鲁塞尔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走廊的职业游说者，都是这样的同谋。新自由主义圣经，如今成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正统，被如此普遍地强加、如此一致地接受，以至显得不容讨论、不可质疑。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自发的产物，而是知识界巨大力量进行的一场持续、恒久造势的结果，这种力量受到一些真正的企业集中和组织，去生产、传播和干预：例如，仅美国商会联合会（AMCHAM）一家，1998年就出版了十本著作和六十多篇报告，并参加了大约350个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相关的会议。像美商联合会那样的机构、公共关系社团、工业或独立大公司的游说团体等，其名单可以开满好几页。要对付这些能够集中和调动文化资本的势力，只有用同样的动员、但指向另外目标的抗争力量才能有效。　　

今天，应当重新承接19世纪在科学领域建立的传统。该传统拒绝将世界放任于经济的盲目力量，试图将无疑是理想化的科学界价值施行于整个社会界。我意识到，像这样呼吁学者们行动起来捍卫自己的独立、张扬他们的学术观点，我会冒犯那些明哲而方便地选择自封于象牙塔内、把学术圈外的行动看成是危险地违反“价值中立”（误被等于科学客观）的人。我还会被误解，甚至被人以学术道德的名义无端攻击。但我坚信，无论如何都必须把学术成果置于公共辩论之中（目前是悲剧地缺乏这些成果），并提醒人们要小心那些长期占据报纸、电台和电视的罗嗦而无能的文论作家，解放囿闭于学术城墙内的批判能量。这种幽囿闭，部分地是因为一种被曲解的科学道德（禁止“学术中人”参与新闻界和政治界的公共讨论），部分地是由于那些专家的思想和写作习惯，觉得把自己成果留给同行才看的科学刊物发表更方便，从学术利益的观点也更有利益。许多经济学家私下是鄙夷记者或中央银行主席们乱用他们的理论。如果提醒说经济科学在为那些科学上无法辩解、政治上不可接受的政策提供辩护，说他们的沉默在不可忽视的程度上要对此负责，他们都会勃然而怒。　　

应当让知识走出学术之城，或更困难地，让学者们来干预政治。但，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什么样的政策？是回到某种知识分子“参与”的老模式，那种请愿和团结大众式知识分子的模式，那种被党派无耻利用的象征性作保？还是说教和专家式知识分子的模式，让人分享他的知识或根据订货提供定做的知识？或者是发明一种学者与社会运动的新关系：拒绝隔离但不冀想“结合”，拒绝工具化但不放任于反体制的梦想？是否应当设想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去联合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共同进行批判和倡议工作，导向新的动员和行动方式？　　

那么，应当给这项政治行动以什么形式，又应在什么范围（国家、欧洲、世界）去实施？传统的争求目标不是都变成了绝好诱饵、让人看不到强者们无形的统治所在？悖论地，国家导致了剥夺国家经济权的经济措施（非调控化）。与“全球化”政策的支持者和批判者所说的相反，国家仍在起作用，给剥夺自己权力的政策提供保证。国家起着一种“屏障”的功用，遮蔽国民甚至国家领导人，让他们看不到国家权力被剥夺，看不到一项政策的真正关键所在。这些屏障的功用，遮盖了国家所中转的权力。或更确切地说，这是“面具”的功用，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些配角身上，那些稻草人、出头露面人（一些在政治报刊头版头条和选举论战中互相对抗的专门名字）身上，而看不到各种吁求、愤怒和抗议的真正目标。　　

政治正不断远离国民。但人们还是有理由相信，只要欧洲的机构组织对世界的走向还保有一种决定性份量，那么，在欧洲层面上还是可以进行一种有效的政治行动，达到某些目的。人们可以确立这样的目标：把欧洲还给政治，或把政治还给欧洲，努力改革欧洲现行深深反民主的体制，使之民主化。现行欧洲体制是：有一个不受任何民主控制的中央银行，众多的委员会（其官员都是非选举产生，他们工作隐秘，受国际游说集团的压力、在任何民主行政监控之外决断一切），一个集中巨大权力的欧盟委员会，它既不对一个虚假的执法机构（欧洲政府部长理事会）负责，又不对一个虚假的立法机构（欧洲议会）负责。欧洲议会本身也在各种压力集团面前几乎完全瘫涣，并缺乏惟有全欧洲民众普选才能赋予的合法性。欧盟体制正日益隶从于一些国际机构的指令（这些国际机构旨在解除世界上所有的障碍，以利于一个日益集中化的经济权力的主宰）。要真正改变欧盟体制，人们只能期待一场广泛的欧洲社会运动，去制定和确立一种开放而内谐的政治性欧洲的观点。这个政治性欧洲将富于所有过去文化和社会斗争的成果，提出一个宽宏而清醒、果敢开放于全世界的社会革新计划。　　

我觉得最紧迫的任务，是找到物质、经济、尤其是组织上的手段，敦促有能力的学者与社会活动负责人联合起来，共同讨论、制定一整套进步的分析和建议。这些分析和建议现在只存在于私下、孤立的潜在思想状态，或存在于一些边缘的刊物，一些私人的报告或小范围杂志。事实上很显然，任何资料研究者的收集（不管收集得如何详细），任何党派、协会或工会内部的讨论，任何理论家的综合，都不能代替欧洲各国转向行动的学者与有经验有思考的社会活动家之间的对话成果。只有所有致力于共同事业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理想联合，才能建设宏伟的集体大厦，无愧于被贬值的社会计划概念。　　

　 　

                           巴黎，2000年11月　　

　 　

                       美国模式的强行，及其影响　　

　 　

当今各欧洲国家所实行、各国际大机构（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加给全世界的经济政策，都是援引经济科学的权威。而事实上，这些政策都是基于今天由美利坚合众国所代表的独特历史传统及其一整套伦理－政治前提[按25]。（关于这一点，为预先尽可能避免误会，这里我要说明我没有任何反美主义的意思。我所说的反美主义，是指那种本质而先决的对某国人民或其某个代表的敌意。对美国的政治批评，实际上反对一种统治关系，反对把这种统治关系永久化、或强加于人的政策。这种批评能够并应该动员美国人和非美国人。实际上，反对“全球化”政策的斗争常常是美国人自己发起的）。　　

在那种最纯形式、即最形式化的经济理论（从来都不像它自以为和让人以为的那样中性无偏），与借其名义或借其合法性实施的政策之间，中间有一些机构和人员充满了各种预设。这些预设缘自人们沉浸在一个特定的、产生于一个独特社会史的经济世界。新自由主义舆论奉为模式的那种经济，它的某些所谓普世性特征，得自这样一个事实：它是沉浸（或嵌入embedded）于一个特殊的社会，即植根于一种特定社会秩序的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以及与之相连的一套信仰价值体系，一种道德世界观，总之，一种经济的共识。　　

所以第一，这个到处施行的经济政策模式，本是将美国经济的特殊事例普遍化。这个模式因此给了美国经济一种巨大的实用、象征和竞争的便利，因为它是因为其存在而为其存在辩护的。其二是，人们要批评这个模式，不可能不批评美国（是该模式的原型和范式），或不遭到先验的责难。尤其在德国，任何感觉上有涉“反美主义”的东西，都会遭责难。这个模式是基于一些公设（被宣称为理论上有根据、现实中有实效的假设）。第一个公设是：经济是一个分离的领域，受一些自然和普世的规律主宰，政府不应阻挠。第二个公设是：市场是民主社会有效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最理想手段。第三个公设是：“全球化”要求缩减国家开支，尤其缩减社会权利（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认为这些开支既代价高昂又功能不良。　　

只要摆脱统治性观点所强加的象征影响，人们就会看到，这个模式并非出于经济理论的纯粹原则，而是出于一个特殊的社会传统 — 美利坚合众国社会传统的历史特征。我想简要提一下这个特殊的社会传统。第一，是国家的虚弱。已经缩于最小权威的国家，被极端自由主义的保守革命有步骤地削弱。（这场保守革命由里根发起，克林顿延续，尤其是受到后者 “福利改革” 的推波助澜。所谓“福利改革”，是一个非凡的反义婉转说法，以指取消对最贫乏者的帮助，（比如单身母亲）。国家被削弱的后果，在美国这个悖反的社会呈现不同的特征。这个国家在经济和科学上很先进，却在社会和政治上很落后。我想特别例举一系列趋同的事实。身体暴力独占世界榜首：由于非常普遍地公众拥有武器，人身安全保障很糟糕（在美国有一个捍卫武器携带权的游说集团 — 全国来福枪协会NRA。持枪者人数达七千万，平均每年因枪击死亡三万人。这种制度化的对私人暴力的宽容，在其他发达国家无有其匹）；国家卸除其经济功能，出售国有企业，将公共资产（如卫生、住房、社会保险、教育和文化 — 书籍、电影、电视和广播）变为商业资产，把使用者变为顾客，把“公共服务”转包给私人企业，放弃国家减少不平等的能力（在美国，不平等趋于超度增长），把社会功能下放到低层权力机构（地区、城市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自助”（self help）这个自由主义古老传统的名义（“自助”源自加尔文新教的信仰：上帝帮助那些自己救助自己的人）[按26]，和保守地赞颂个人责任的名义。这种个人责任，让人把失业或经济上的失败首先归咎于个人本身，而不是问咎于社会秩序。另外，如弗朗茨·舒尔特斯（Franz Schultheis）指出的那样，这种个人责任通过“可雇佣性”（employability）的模棱概念，要求每个个体自己置身于市场，让自己成为某种他自己的承揽者，把自己当作人力资本。结果，是使那些被市场抛弃的人的苦难上又增添了一种负罪感。“美国民主”，与各种赞歌让人相信的相反，充满了严重的功能失调，如极高的投票弃权率，资助党派，依赖媒体和金钱，游说压力集团过分的作用，等等。　　

第二，美国社会无疑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和普及推到极致。马克斯·韦伯在本雅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身上找到了这种精神的典范体现：他狂热地寻求资本增长，将其变为“使命”（beruf, calling）[按27]。算计的心态无例外地渗透一切生活和实践领域。这种心态已内化在制度中（比如所谓“校园市场”）和日常交换中。　　

第三，崇拜个体和“个人主义”— 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是美国社会科学诡论的支柱之一（根据多罗蒂·罗斯Dorothy Ross）。经济科学基于一种行动哲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种行动哲学只愿、只能承认孤立的个体有意算计的行动，追求有意设定的个人自私的目的。至于集体的行动，（比如政党、工会或协会这些代表制机构组织的行动，还有国家这个负责制定并确立集体意识和意志、促助增强社会团结的机构），经济科学不仅难以作出解释（“自由骑手”的问题），反而将其归结到孤立个体行动的简单聚合（因为看不到这些集体是解决和转化冲突的方法，是发明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原则）。正是这样，经济科学事实上排斥了政治，将政治归结为一群个体的行动。这些个体的行动，就像在隔离的秘密投票室完成的投票，与孤独地在超市购物的行为完全相等。经济学（以及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潜在哲学，乃是一种政治观念，在经济性与社会性之间设立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认为经济性受控于市场流动、高效的机制，而社会性则纠缠于传统、权力和不可预见的激情和任性。　　

第四，美国圣经另外一个根本论调（根据多罗蒂·罗斯），是大赞美国社会秩序的活力和灵活性（把僵化和害怕风险归到欧洲社会，衬为反论）。这种赞美把效率和高产与一种高度的灵活性 相并联（其对立面是较高社会保障相联的束缚限制），甚至把社会的不安全作为集体组织的积极原则，认为这样的组织能够产生经济上更有效、更高产的个体。（1）美国的劳动关系是将社会不安全制度化（尤其是新型的劳动合同），并使工作时间和作息表、好处、晋升希望、评估形式、报酬类型、退休等日益专门化，以适应企业和工作的特殊要求。所有这些都带来了工薪劳动的非社会化和劳动者有步骤地分化。　　

最后第五，一个不安全又赞美个人主义和“自助”的社会，是一种新达尔文主义观念的体现（某些经济学家，如加利·贝克尔Gary Becker，公开表达这种新达尔文主义，尤其在一篇题为《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的文章）。这种观念与欧洲社会运动史在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中所铭刻的团结的观念 截然相反。　　

为了弄清美国模式如何得以普世化，不应只看到金融市场、跨国大企业（尤其跨国银行）和诸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所强加的经济压力和制约，看到共产主义苏联崩溃后单极垄断的形势，而是应当重视那些“智囊”、“专家”、尤其记者所产生的象征影响。记者由于新闻界的结构性限制，听命于统治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这些人和机构，借助不同的形式，灌输着新的思想规范。它们是依靠：思想的懒惰和消极、科学主义、时髦（悖论的）或保守。这一切，都带有欧洲人自己的同谋 ，其逻辑不能不令人想起“殖民化”[按28] 。　　

　 　

                           （德国）洛居姆，1999年10月　　

　 　

（1）然而人们也可以看到一种高生产率，是与一种高灵活性与高社会保障相联。一些不同传统的社会的经济就是如此，比如丹麦经济。　　

　 　

　 　

　 　

                          强者们看不见的手*　　

　 　

*本文是2000年5月18日瑞士工会联合会组织“为了一个社会意义的欧洲”讲演会上的发言，又在2000年6月10日给柏林汉伯（Humboldt）大学的学生演讲过。　　

　 　

我们有一个银行、银行家的欧洲，一个企业、老板的欧洲，一个警察的欧洲，很快还将有一个军队的欧洲。但，尽管有一个欧洲工会联合会，人们不能说工会的欧洲真正存在。同样，关于欧洲的研讨会，学术地谈论欧洲问题的学术机构不可胜数。但艺术家、作家和学者的欧洲今远不如昔。吊诡的是，如果人们要批评这个围着强者权力转、如此非欧洲的欧洲，一定会被人当成一种反动的国族主义复古顽抗（不幸它确实存在），反而让这个异化的欧洲显得现代，如果不是进步的话。　　

应当让欧洲传统中最欧洲的东西存在下去。这种最欧洲的东西，即是一种批判性的社会运动，或社会批判运动，将欧洲建设置于一种有效的争议之中，在知识界和政治界发出声音，产生真正的影响。这种批判性的争议，不是旨在取消欧洲计划，让其丧失功用，相反是使其强化，让其更靠近 国民，尤其靠近人们所谓非政治化的年轻人。事实上，年轻人只是厌恶政客们提供给他们的政治，因厌恶政客而厌恶政治。应当重新赋予政治以意义，提出一些能够为社会和经济世界提供意义的未来计划。这个世界在最近这些年经受了巨大的变化。　　

人们记得在三十年代，贝尔（Bearle）和米恩斯（Means）曾描绘过经理们 的登台，对产权者（董事）不利。今天，人们看到了一种产权者的卷土重来。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他们并没有比加尔布莱斯（Galbraith）的“技术结构”时代拥有更多的权力。事实上，经济的主人不再是屈从于利润率暴政的经理们，即，不再是这些根据所创“股值”的季度审核而可以被辞退或炒鱿鱼（常常获巨额补偿）的总经理，或这些根据业绩按百分比短期付酬、每天关注他们“期权”价值所取决的股市行情的干部。不像 “股民民主”的神话让人相信的那样，经济的主人也不是产权者们，即那些个体小股持有者。　　

事实上，是那些大机构（退休基金，大保险公司，尤其美国的的集体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 或“互助基金”）的管理者们，统治了今天的金融资本市场[按29]。在那里，金融资本是一种赌注，或一种武器（就像一些专家委员会、分析家和货币权威们可以极有效地调动某些特殊形式的文化资本那样）。他们对企业和国家拥有一种惊人的施压权力。事实上，他们能够将自己被强加的义务再强加给企业：必须获得弗雷德里克·洛尔敦（Frederic Lordon）用以讥讽最低工资所说的：资本有保障的最低股东收益。他们参加企业的管理委员会，在自己统治的体系的逻辑制约下，强制寻求越来越高的利润（投入资本的12％，15％，甚至18％）。企业只能通过解雇裁员来达到这么高的利润。整个体系全不顾生态、尤其人文的后果，以短期赢利的强制命令作为实际目标。这些大基金机构的管理者，把短期赢利的强制性转嫁到企业的经理身上。后者又将风险转嫁到工薪者身上，主要是通过裁员。总之，因为这项游戏的统治者们也受其统治的游戏规则（利润规则）的统治，这个场的运作就像一种没有主体的恶魔的机器，将它的法律强加给国家和企业。　　

在企业，也是寻求短期赢利决定了所有选择：招聘政策隶从于灵活性和动态性的命令（短期合同或临时性招工），工资关系个体化，缺乏劳动力方面的长期计划。由于“减肥”（解雇）的恒在威胁，整个工薪者的生活被置于不安全和不确定的气氛之中。以前的体制还保障工作的安全和一个相对较高的收入，以此带动需求，支撑了增长和赢利。而新的市场方式则将赢利最大化，通过压缩工资和解雇来减小工资规模。股东们只考虑自己收益值取决的股市行情，考虑价格的稳定性（可以维持真实收益最靠近数值收益）。就这样，一个与政治体制密不可分的经济体制建立了。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一种不安全体制 的统治方式，让不稳定性来统治：一个非调控的金融市场，促助了一个非调控的劳动市场，导致一种不稳定的劳动，强迫劳动者们隶从。　　

在企业，人们看到一种理性的管理，用不安全之武器让劳动者处于风险、焦虑和紧张的状态。与服务业和建筑业“传统”的不稳定不同，未来企业体制化的不稳定 成为劳动组织的原则和生活方式。如吉勒·巴尔巴特（Gilles Balbastre）所指出，某些电话推销或电话营销的企业，其员工，所谓“电话咨询”，要打电话到人家里推销产品。这些企业推出了一个制度，从生产、控制、监视、工作时间和没有长期职业 的角度来看，是一种真正的服务业泰罗制。与泰罗制的专业工人相反，这里的员工常常是非常熟练的。而“新经济”专业工人的典型无疑是超级市场的收银员。输入价格的电脑化使她们变成真正的流水线工人。这条流水线的节奏被精确计算、计时、控制，其时间安排是根据顾客流量的变化。这样的收银员完全没有一个工厂工人的生活和生活方式，但在新结构中的地位却是相似。　　

这些企业促助建立了一种顾客主义世界观，不给其员工任何安全感。这种经济现实靠近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哲学，仿佛新古典经济学的争分夺秒、个人性、极端主观的哲学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中找到了实现手段，和自我证明的条件。这个长期不稳定的体系，结构性地处于风险 之中（不仅仅是因为与投机泡沫相联的危机，就像达摩克勒斯之剑无时不悬于其上）。同时人们可以看到，当乌利奇·贝克（Ulrich 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赞美风险社会的到来[按30]、并重新宣扬把所有工薪者变为活跃小业主的神话之时，他们只是把以经济必然性强加到被统治者身上的规则，确立为被统治者的实践准则，而统治者则竭力豁免。（1）　　

这种新生产方式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了一种二元经济（奇怪地，它与六十年代我在阿尔及利亚观察到的二元经济有许多共通之处：一边是一支巨大的产业储备大军，一些无职业生涯、无前途、无个体或集体计划的亚无产者，他们与其说具有革命雄心不如说沉沦于千年主义幻想；另一边是一小部分有稳定工作和稳定工资的幸运劳动者）。社会地位和收入的二元性在不断扩大：那些次要、低酬、低产值、无需技能或低技能（基于现场快速培训）、不保证职业生涯的服务性工作，总之，像安德烈·戈尔芝（Andre Gorz）所说的“服务者社会”可扔掉的工作 在增加。根据让·加德莱（Jean Gadrey）引用一项美国的调查，在30个增加最多的工作中，有17个不要求任何技能，只有8个要求较高技能。在社会空间的另一端，那些既统治又被统治 的人，即干部，则经受一种新的异化形式。他们占据一种暧昧的位置，相当于另一种结构状态中的小资产阶级，走向一些有组织的自我经营形式（在美国他们平均年工作时间在增加，相应地休闲时间在减少：他们挣很多的钱却没有时间花钱）。他们精疲力竭，焦虑紧张，受解雇的威胁，却依然绑于企业。　　

不管“新经济”的预言家说什么，这种二元现象最突出地表现在信息技术的社会使用 上。“新经济”和硅谷观念的歌颂者们，趋于把今天观察到的经济社会变迁看作是技术的宿命结果，而其实这些变迁是在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信息技术的社会使用所造成。事实上，把“新经济”看作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不过是幻觉。相反，那些存在于社会秩序中的结构性限制，继续在压迫现今，塑造未知。比如，文化和学识资本的传授，是真正掌握新工具（无论是技术还是金融工具）的条件。　　

信息技术使用和使用者的统计分析显示，“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原因是文化资本分配不均平，归根结底，是由于学校体制和家庭资本的传授。信息技术的典型使用者，是一个低于35岁、具有高等学历、高收入、城里人、讲英语的男子。那些能自己编写程序的老手与信息流水线上的新工之间，毫无任何相同之处。比如那些电话销售员，8小时三班倒以保证24小时全天供货热线，或那些为各种年鉴编加条目的网络冲浪者或集成者，整天只在电脑上做“复制－粘贴”。这些人都是分散、孤立，没有任何代表（人事委托代表），注定都要被汰换。同样，在信息技术的经济和金融使用中，这些英特网熟手、拥有终端或软件、可以在家里进行商贸和银行操作的人，与那些处于网络边缘的人完全不同。认为英特网将改变南北关系的神话，被事实猛然粉碎：1997年，世界20％最富裕的人口，占了英特网使用者的93,3％，而20％最贫穷的人口，只占0,2％。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层面，信息技术的非物质性都基于很现实的结构，比如教育体制、实验室，姑不论银行和企业。　　

在最富裕的国家内部，这种二元性相当程度地是基于文化资本的不均等分配。这种文化资本，不仅极大地决定了劳动分工，而且构成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学诡论”的工具。领导阶级的傲慢无疑是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当然来自学校，也有的不是来自学校。他们觉得自己那样的生活完全理所当然（征服型新资产者的典范可谓比尔·盖茨）。学位不仅仅是校园贵族的称号，而且还被看作天然才赋 —天赋的保证。就这样，“新经济”极当然地显现为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赫胥黎意义上）：它是全球性的，其统治者是国际性、多语种、多文化的（相对于地方性、“国族”性或“乡土”性）；它又是“非物质的 ”，它生产、流通非物质的信息产品和文化产品。因此它也可以显现为一种“智能经济”，专属于“聪明人”的经济（这赢得了“时尚”记者和干部们的好感）[按31]。“社会学诡论”这里显现为一种才智的种族主义。从此，穷人们之所以穷，不复像19世纪是因为他们缺乏预见、乱花钱、无节制（与“值得怜悯的穷人”相对），而是因为他们愚蠢、才智无能、是傻瓜。总之，“他们只享有他们在学校之所值”。一种新达尔文主义把经济理论公设的理性作为自然选择最优者的结果。某些经济学家，如加利·贝克尔，正把这种新达尔文主义作为“最优最聪明者”统治的必然辩护。当经济要求数学（也成了社会选择的主要工具）用最无可争议的“知识当政”（epistemocratique）来为既成秩序辩护时，圆圈终于画圆了。在这样一种强有力的统治方式（援引理性这个普世性统治和合法性原则）之下，其受害者的自我形象受到深重伤害。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某些法西斯倾向的逆反之间的联系（人们常常看不到或不理解这种联系）。因为这些逆反者自感被排斥在才智和现代性之外，于是走向国族性和国族主义的避难所。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观点很难对付，因为它是保守性的，却显得像很进步，由此把所有对它的批判、尤其对它摧毁过去社会成果的批判，都推到保守主义、甚至复古主义那边去。所以，那些自我宣称为社会民主的政府，可以把那些批评它们背弃社会主义计划的人，把那些受其害而指责这种自诩的社会主义的人，统统装到同一个篮子，与“红色－褐色”大杂拌在一起）。　　

新自由主义旨在摧毁社会保障的国家，摧毁国家的左手（很容易说明，国家的左手保障了文化经济上被统治者、受剥夺者的利益，如妇女、受排斥族群等）。最说明问题的例证，是健康保障。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其两边夹攻，一边是增加了病人和疾病（结构性原因的贫困和疾病之间的关联：酗酒、吸毒、犯罪、工作事故等）的数量，另一边是削减了医疗资源和治疗手段（俄国和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俄国，人的预估寿命在十年中降低十岁！）　　

在某些欧洲国家，如法国，伴随集体性重新皈依新自由主义，人们看到出现了一种新形式、多功用的社会劳动：一方面，像从前的“国家工坊”那样，让一些拥有贬值学位、常常是投身政治的热心人去领导一些境况相似的人。另一方面，催眠、安置那些学校的废物，给他们建议一种工作的虚象，使他们变成没有工资的工薪者，没有企业的业主，一些无望得到学位资格、滞于大学的学生。这些社会安置的形式，促助了一种集体性自我玄虚化（尤其是搅混工作与非工作、学习与工作的界线），和一种对于假象世界（“计划”的概念为其标志）的信仰。所有这些形式是基于一种“慈善性”社会哲学，一种让自己显得善解人意的“软”社会学。这种社会学试图采取其欲动员的“主体”（“行动社会学”）的观点，结果是重新捡起那种被玄虚化的社会劳动的观点（与一种严谨的社会学相对。这种严谨的社会学在前者的观点来看，必显得宿命和悲观，因为它关注社会结构及其影响）。　　

面对一种如此复杂而精妙的统治方式（象征性权力占重要地位），我们应当发明新的斗争方式。由于“观念”在该体系中的特殊位置，学者们有一个极重要的作用要担当。他们应当促助给政治行动以新的目的（破除统治性的信仰）和新的手段：基于科研权威的技术武器，以及给研究成果一种感性形式以特别撼动公众信仰的象征武器。　　

我们所要创建的欧洲社会运动，有一个乌托邦的目标，即要创建这样一个欧洲：将所有今天分散多样的社会批判力量充分整合组织起来，形成一种批判运动的力量。欧洲社会运动本身就涵有某种乌托邦的东西，因为语言上、经济上和技术上阻碍这样一种联合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事实上，之所以要进行这个统一和整合的事业，首要的解释是因为现在众多的社会运动，与我们共有全部或部分的目标。这里的统一和整合，不是吞并或垄断，而是致力于帮助这个领域里的个人和组织克服竞争的影响。确实，首先应提出一整套由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制定的选择性建议（避免任何前者对后者的工具化，反之亦然）。这些建议应能够统一社会运动，超越民族传统的区分。在民族内部，应超越不同的职业类别和社会类别（尤其工作者和失业者之间）之区分，还有性别、辈别和不同种族（移民和本土国民）的区分。所有这些社会运动，是为了填补社会民主政府非政治化的政策造成的空白。为协调这些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批判行为，有一项巨大的集体性工作要做。只有这样的集体工作，才能发明多层面（国际、国家和地方）的研究、讨论和动员的结构，在事物和人们心中逐渐印上一种新的搞政治的方式。　　

                           苏黎世，2000年5月－柏林，2000年6月　　

注释（1）：人们可以在Francois Ewald和Denis Kessler写的《风险和政治的联姻》（Les Noces du risque et de la politique）那里找到一个歌颂风险和社会不安全的法国版本。见《Le Debat》杂志，2000年3－4月号，第55－72页。　　

                           沙粒*　　

*本文发表于2000年10月4日的法国《Telerama》杂志　　

　 　

如果我说今天文化处于危险中，文化受到金钱、商业帝国和重商精神（有多重面孔：收视率、营销调查、广告期待、销售额、畅销书排名）的威胁[按32]，人们会说我夸张。　　

如果我说那些签订国际协议的政治家，将文化作品降格到凡俗产品的庸俗命运，与玉米、香蕉或柑桔等量齐观，有意无意促助了文化和精神的沦落，人们会说我夸张。　　

如果我说那些出版商、电影制片人、批评家、发行商、广播电视频道负责人，殷勤屈从于商业流通的规律：追逐畅销书或媒体明星，不惜代价制造和炒作短期成功，还有社交圈退让和讨好的循环交流，如果我说所有这些人与市场的愚蠢力量合作、并参与其成功，人们会说我夸张。

然而，　　

如果我现在提醒，要制止这部恶魔的机器，希望寄托在那些对文化、艺术、文学事物拥有某些权力的人身上，他们可以在各自的位置上和以各自的方式，给这场很润滑的随大流同谋游戏里掺一些沙粒，哪怕起很小的作用，如果我补充说，那些有幸在《Telerama》杂志工作的人（不必在最重要最显眼的地位）处于有利位置去掺沙粒，为了信念和传统，人们也许会例外地说我是绝望地乐观。　　

然而……　　

　 　

                              巴黎，2000年9月　　

　 　

                       文化处于危险中*　　

　 　

*本文是2000年9月26至29日汉城国际文学论坛上的发言　　

　 　

我常常提醒人们要提防社会学家们自负而先知地企图预告、指责现今和未来的弊端。但这里，我受工作逻辑的驱使，被迫逾越自己以一种客观理念的名义给自己限定的界线，因为我渐渐觉得这种理念是一种查禁的形式。今天有一些威险，在压迫着文化。而大多数人，常常还有作家、艺术家、学者（他们本是首当其冲）对这些威胁浑然无知。因此，面对这些威胁，我以为有必要尽可能广地告知人们关于所谓全球化进程对文化可能产生的影响之最前沿的研究观点。　　

　 　

                           独立受威胁　　

　 　

我曾经描述和分析过（尤其在我的《艺术的规则》一书中）一个漫长的独立自主化过程，其成果是，在某些西方国家产生了一些我称之为“场”的社会小圈子：文学场、科学场或艺术场。我曾指出，这些小世界服从它们自己的规律（这是“自主性”一词的辞源意义），与周围社会世界的规律相异，尤其在经济方面。如文学界或艺术界，非常普遍地解脱了金钱和利益的规律，至少在其最自主的领地。我还始终强调一个事实：这个过程在任何方面都不是黑格尔式有方向和线型的发展。那些朝向自主的进步有可能突然中断。比如，每当一些专制政体建立时，都会削除艺术界以往的斗争成果。然而，当今在整个发达世界艺术生产领域所发生的，是某种完全新的、真正前所未有的东西。事实是，文化生产传播相对于经济必然性很不容易争得的独立，其原则本身受到了威胁：商业逻辑侵入了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的所有阶段。　　

新自由主义新福音的先知们宣教说，文化方面与其他方面一样，市场的逻辑只能带来好处。他们隐晦或公开地否定文化产品的独特性。例如对于书籍，他们拒绝任何形式的保护。他们坚称，文化产品经营中的新技术和经济创新，只会增加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从而满足消费者。当然，其条件是把文化产品当作一件普通商品，当作随便一件什么产品来处理，服从利润规律。尤其是，那些技术上经济上属于体制内的新通讯集团，它们在传播流通的，都统统无区别地归入“信息”名下，无论是电视新闻还是书籍、电影或游戏。他们认为：随着数码主题电视频道的增加和丰富化，将带来一种“媒体选择的爆炸”，使得所有需求、所有口味都得到满足；在这个领域与别处一样，竞争以自身的逻辑，尤其在技术进步的配合下，将有利于创造；利润规律在这里同样是民主的，因为它承认最大多数人认可的产品。对于这些说法，每条我都可以举出十几个例证和引文，不胜冗赘。我只举一个例证，几乎概括所有我刚刚说的。我引用让－马利·梅西埃（Jean-Marie Messier）：“在美国，幸亏电讯和通讯技术完全自由化，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职位。但愿法国从中吸取灵感！这关切到我们经济的竞争性和我们孩子的就业。我们应该走出我们的畏缩状态，大开竞争和创造的阀门”。　　

这些论据是否成立？对于产品大大差别化和多样化的神话，人们可以反驳：在国内和国际都只见产品供应的统一化。竞争远非使多样化，而是使同质一致化[按33]。追求最大数量的观众，导致生产商寻求“公共汽车”式的产品，对所有阶层和所有国家都通用。好莱坞电影、电视小说、电视连续剧、肥皂剧、警匪连续剧、商业音乐、大街或百老汇戏剧、直接为世界市场生产的畅销小说、大众周刊等，都很少差别化、使差别化。而且，随着生产、尤其发行机器的集中化，竞争不断减少：各种通讯网络越来越趋于在同一个时候发行同一型产品，以寻求最高利润和最低成本。那些通讯集团超乎寻常地走向集中化，比如最近Viacom公司和CBS公司的合并，一家是面向生产内容的集团，另一家是面向发行的集团。这样的集中导致了一种垂直的整合，结果是发行决定生产，强加了一种真正的金钱审查制（censure par l’argent）。同时兼搞生产、经营和发行，导致占统治地位的集团作弊。电影厂家从中得利：高蒙、巴特和UGC电影公司都是自己或用自己集团的放映影院，统占了巴黎市场新片放映的80％。还应该提到大量增加的多影厅电影院，完全隶从发行商的指令，跟那些独立的小电影院进行不正当竞争，常常使其被迫关门。　　

而事情的本质是，商业的考虑、寻求最大值的短期 效益、以及由此而来的“审美”，越来越广泛地强加于整个文化生产。这种政策的后果在出版界也完全一样，同样可看到一种非常强的集中化。至少在美国，书籍经销，除了两家独立的出版社（W.W. Norton和Houghton Mifflin）、几家也日益受制于商业约束的大学出版社和几家在挣扎的小出版社之外，都统握在八家巨型传媒大公司手中。绝大多数出版社都毫不含糊地转向商业成功，结果之一是大量媒体明星成了作者，导致金钱审查制。尤其是那些归属于多媒体大公司的出版社，必须赚到很高的利润率。（我可以在这里例举Bertelsman集团的总裁托马斯·密德勒霍夫。根据《论坛报》，他“两年当中实现了350个赢利中心，保证了高于10％的投入资本回报率”）。这种赢利、尤其是短期赢利的逻辑，怎么不可看作是对文化的全然否定？因为文化往往要求一些没有回报、回报不肯定、常常是身后才回报的投资。　　

关键是坚持一种不指向纯粹商业目的的文化生产，不屈从于大众传媒生产统治者的指令。他们特别控制了庞大的发行手段。事实上，在这方面进行斗争的困难之一，是这种斗争会有反民主的表象，因为文化工业的大众生产有点是广大公众表决赞成 的，尤其是受世界各国的年轻人认可，因为年轻人更易受影响（消费这些产品不要求多少文化资本），还因为他们受一种“悖反的时髦”感染：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统治性社会的）大众文化最廉价 的产品被奉为最时髦。穿那种裤档垂到半大腿的“宽松裤”的各国年轻人也许不知道，这种他们以为超级时髦又超级现代的服饰，本是产生于美国的监狱，就像某种对刺青纹身的时尚一样！这是说，牛仔裤、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文明”，本身不仅拥有经济的影响力，还有象征的影响力，通过一种诱惑发生作用，其牺牲者自身也助长了这种诱惑。那些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大企业，尤其是电影业，把孩子和青少年（最缺乏特殊免疫防卫体系）作为商业政策的优选目标。这些大企业借助广告和媒体的同谋，对所有当代社会施行着一种超乎寻常、没有先例的影响，使当代社会仿佛变得孩童化。　　

当贡布里希所谓的“艺术生态条件”遭到破坏，艺术将很快死亡。文化受到威胁，因为文化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受到利益逻辑的深重损害。在文化独立的条件已积有相当资本的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在其他国家就更不必说。文化产生的相对独立的小圈子，本当与学校体制相联，保证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画家们花了将近五个世纪，才赢得了独立的社会条件，使毕加索的出现成为可能。人们从当时的合同中读到，他们曾与订画者作斗争，使自己的画作不再被当作一件以画幅面积和所用颜料费来估价的普通产品。他们曾为获得签名权，即作为作者的权利而斗争。他们还曾斗争，为了选用色彩和用色方法的权力，尤其抽象艺术为了选择主题的权利（订画者曾对主题施加特别的压力）。另一些人，作家或音乐家，曾为今人所说的版权而斗争。他们追求稀罕性、独一性和品质，在批评家、传记作家和艺术史家的合作下，终于被承认为艺术家和“创造者”。同样，实验电影作品和欣赏实验电影的观众，也要很多必要条件以保证其存在。只举几项：为了实验电影的生存，需要一些专门的杂志和批评家，一些放映艺术片、大学生为观众的小影院和电影馆，一些由热爱电影的志愿者主持的电影俱乐部，一些愿牺牲一切来制做不马上成功的片子的电影艺术家，一些内行的批评家，一些有足够见识和修养而投资的制片人。总之，这个承认先锋电影的社会小圈子有其存在价值。然而，今天这个小圈子正受到商业电影泛滥的威胁，尤其那些大电影发行商的统治更具威胁。当制片者自己不是发行者时，他们都要看发行商的脸色。今天，因为作品被归结为一个产品、一件商品，整个这一切都受到威胁。当今电影艺术家们争取“最终剪片”权，反对制片人企图控制作品的终决权，与15世纪画家们的斗争完全一样。　　

这些独立的小世界是一个长期演变、“呈现”的结果，而今这些小世界却进入一个“退化”的过程，正在向后倒退：作品退化为产品，作者退化为工程师或技师，去玩一些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技术手段，如特技效果，或退化为著名明星，被一些大发行量、专门吸引大众的杂志捧炒，而大众却不习惯于欣赏那些特殊的、特别是形式上的探索。尤其，他们要用这些很昂贵的技术手段来为纯粹商业的目的服务，就是说，用几乎无耻的方式去引诱尽可能广大的观众，满足他们的初级冲动。就这样，所有这些小圈子都出现了一些冒仿的文化产品（人们可以在小说界、电影界、甚至诗歌界看到这样的例子，雅克·鲁波Jacques Roubaud所谓的“混混诗歌”）。这些“混混”产品甚至模仿先锋的实验，同时却搬用最传统的商业生产的方法。由于其模棱两可和一种另类效果，这些东西可以欺骗那些追求现代主义的批评家和消费者。　　

一边是服从商业规律和“商业”统治（始终、到处与文化相悖）的“全球化”，一边是保卫民族文化或某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人们看到，选择不应是这两者之一。商业性的“全球化”庸品，那些大场面和特技效果的电影或“世界的虚构”，其作者可以是意大利人、印度人或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各个方面与这些庸品相对，是文学、艺术和电影国际 的作品。这个圈子的中心既无处不在又不知所在，尽管它曾经长期在巴黎。正如巴斯卡尔·卡萨诺娃（Pascale Casanova）《文学的世界合众国》一书所指出，乔依斯、福克纳、卡夫卡、贝克特或贡布罗维茨（Gombrowicz）的著作，是一些纯粹爱尔兰、美国、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但却是在巴黎完成的作品；或如考里斯马基（Kaurismaki）、马纽尔·德·奥里维拉（Manuel de Oliveira）、萨加吉特－雷（Satyajit-Ray）、基斯罗夫斯基（Kieslowsky）、基亚罗斯塔米（Kiarostami）和那么多世界其他国家的当代电影艺术家，好莱坞审美时尚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国族化的创作者国际”。如果没有一种艺术国际主义的国际传统，更确切地说，如果没有制片者、批评家和内行欣赏者的小圈子，这个“国际”就不会存在，或存在不下去。“国际”赖以续存的小圈子形成已很久，在商业泛滥未及的一些地方得以续存。　　

　 　

                       为了一种新的国际主义　　

　 　

这种特殊的、纯然文化的国际主义传统，透过表象，与人们所谓的“全球化”截然相反。这个用作通行口令口号的词，实际上是为一种策略进行辩护的假面具，旨在将经济和政治上统治性的强国、尤其是美国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传统普世化，将一种最有利于这些强国的经济文化模式推广于全世界，并把这个经济文化模式奉为一种标准，一种理应如此，一种宿命，一种普遍的命运[按34]，以获得广泛的接受，至少是广泛的忍受。就是说，这是在文化方面将某一文化传统（商业逻辑在其中经历了充分发展）的特殊性，强加给全世界，使其普世化。（事实上，商业逻辑的力量缘自这样一个事实：它装出一副进步现代性的表象，实际上只是一种放任自流的极端形式。这种放任自流，典型地标志了一种放任于将利益和即兴欲望化作赢利资源的逻辑的社会秩序。文化生产的小圈子，是非常缓慢、并付出巨大代价才形成的，而今面对与经济力量相联的技术力量，则显得极为脆弱易伤。事实上，在每个圈子内，正如今天的媒体知识分子和其他畅销书作者那样，那些满足于服从市场需求、从中获取经济利益或象征利益的人，在定义上始终比那些不对市场需求作任何让步的人要多，并更有世俗的影响。后者是为一个不存在的市场而创作）。　　

那些坚守文化国际主义传统的人，各国的艺术家、作家、研究者，还有出版者、画廊主持、批评家，今天应当行动起来。因为那种自身逻辑趋于将文化生产、传播屈从于短期赢利规律的经济力量，在所谓自由化的政策里找到了巨大的支撑。那些经济和文化上统治性的强国，旨在以“全球化”的幌子，将这些政策强加给全世界。这里，我不得已要指出一些平庸的事实，尽管在平常作家们相聚不谈这些。而且我知道我会显得夸张 — 灾难的预言家。事实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文化的威胁是如此巨大。我想到了“服务业贸易总协定”（AGCS）。各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都已签署该协定，其实施现在正在谈判。正如许多分析家尤其洛里·瓦拉赫（Lori Wallach）、阿涅斯·贝特朗（Agnes Bertrand）和拉乌尔·热纳尔（Raoul Jennar）所指出的，该协定实际上是强迫136个成员国，将所有服务业开放于自由交换的规律，以此促成把所有服务业活动，包括与教育和文化这些根本权利相应的活动，都变成商品和赢利资源[按35]。人们看到，公共服务的概念将会消失。所有人接受的免费教育、获得广义文化那种决定性的社会成果的概念，也将会消失。（这种质难现行分类的措施，似乎也施用于影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植物园和动物园那样的服务业，以及所有消遣性服务业，如艺术、戏剧、广播电视、体育等）。这个新自由主义计划，把所有旨在保护国族文化特殊性、因此妨碍跨国文化工业的国族性政策，都称为“对于贸易的障碍”[按36]。人们怎么会不看到，该计划的结果，只能是禁夺大部分国家、尤其是那些经济文化资源不厚实的国家，任何适应国族地方特殊性、尊重多样性的发展希望，无论是文化方面还是其他方面。这一点非常显见，尤其当该计划命令这些国家把所有国族性的措施（内部调节、对一些机构或团体的补贴、许可证等），都服从于一个世界组织的裁决。而这个世界组织企图根据跨国经济强权的要求，颁定一个普世准则的方向。　　

这个政策超乎寻常的邪恶，在于其同时给人两个印象。首先，因为制定该政策的人置身隐秘，以至受不到批评和争议。另者，该政策有很多后果，在实施之时（有时是有意）不被其承受者发觉。这些后果只是在相当长时间之后才会显现出来，使受害者们不能马上指控（所有在健康保障领域里减少费用的政策，就是这种情况）。

这项政策也懂得调动知识界的资源为经济利益服务，因为金钱可以调动各色“智囊团”，聚合那些帮佣思想家和研究者、记者和公共关系专家。所有执著于独立探索的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应当一致拒绝这项政策，因为他们是该政策的指定受害者。但，他们不仅始终没有办法，去意识和了解毁灭他们生存的世界的机制和行动，而且没有准备投身于政治领域，哪怕是为了捍卫他们的独立，因为他们发自内心地（极其有理）执著于独立，尤其是相对于政治的独立。他们可以为一些世界性的事业行动起来，左拉为德雷福斯的辩护是永远的典范。但他们没有准备好，去进行以捍卫自己最特殊利益为主要目的的行动。他们觉得这样的行动有点带有自私的行会主义。这是忘记了，他们捍卫与他们生存直接相连的利益（如法国电影艺术家反对“AMI”—“多边投资协定”那样的行动），实际上是有助于捍卫最普遍性的价值。这些普遍性价值，在他们身上，受到直接威胁。　　

这样的行动很困难，很少见到：如果为了一些行会性利益（超越一个特殊社会群类，如卡车司机、护士、银行职员或电影艺术家）的事业，政治动员总是很费力费时，有时要求很多英雄主义。今天政治动员的“标靶”极其抽象，极其远离国民（甚至有文化的国民）的日常经验：那些跨国大公司及其国际管理委员会，那些国际大组织 — 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及其众多的分支机构（都是用一些复杂的、常常不能读念的首字母缩写和缩拼来代指），还有各种与此相关、不是选举出来、公众很少知晓的技术官僚委员会，构成了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最大多数公众在任何情况下都看不见、不知觉、不知晓这个对各国政府行使权力的世界政府[按37]。这种“老大哥”，拥有对所有经济文化机构的互联信息资料，已在那里发生有效的影响，决定了我们能吃或不能吃什么，能读或不能读什么，在电视电影上能看或不能看什么，如此等等。而许多最开明的思想家还以为，今天所发生的，是对应了18世纪启蒙哲学家关于普世国家计划的经院式思考。　　

这些世界的新主人，通过对各大通讯集团（即对整个文化产品生产和发行的工具）拥有几乎绝对的权力，日益集中了所有经济、文化和象征的权力。这些权力在大多数社会，尚是互相分离，甚至对立。而这些权力的集中化，使世界的新主人得以非常广泛地强加一种符合他们利益的世界观。那些大通讯集团决定性地助成将弥漫扩张、潜移默化的新自由主义言论流播于全世界，尽管确切地说，它们尚不是这些言论的直接炮制者，尽管其领导人在公开声明中的表达不是最独创或最微妙的。对新自由主义的“修辞”，应当仔细分析：这里有显得“规范结论”那样的逻辑怪圈（“因为经济在全球化，所以必须使我们的经济全球化”；“因为事物变化很快，所以我们必须变化”），有粗野、专断、过分的“演绎”（“之所以资本主义到处占胜势，是因为它铭刻于人性深处”），有不能证伪的论点（“只有创造财富，才能创造就业”，“太重的税，扼杀税收”。这后一句话对于专业人士，可以引用著名的拉费尔Laffer曲线，但另一位经济学家罗杰·盖斯内利Roger Guesnerie却证明该曲线是不可证明的……），有显然性之理 — 它们是如此不容争议以至争议本身显得成问题（“福利国家和职业安全是属于过去”，“人们怎么还能为一种公共服务的原则辩护？”），有常常是畸形的谬误推理（“更多的市场，即更多的平等”，或“平等主义罚判最优秀的人沦于贫困”），有技术官僚的婉转说法（用“重组企业”来指裁员），还有何其多现成的概念或短语，语义上几乎不确定，但被长期的自动使用磨得约定俗成，用起来像神奇的术语，具有咒语的功用，人们不厌其烦地在重复（“非调控化”，“自愿失业”，“交换的自由”，“资本的自由流通”，“竞争性”，“创造性”，“技术革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斗争”，“缩减国家债务”，“降低劳动成本”，“缩减社会支出”）。这些言论，由于一种“持续包围”的效应，终于显得强有力和不言而喻。人们要与这些言论作斗争，在文化生产领域内部，既不能依靠新闻界— 因为与直接面向满足最广大公众的生产和生产者同构（不排除例外），又不能指望“媒体知识分子”：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暂时的成果，他们的生存就靠了隶从市场的期待。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特别说明问题），他们可以在商业场上出卖对先锋的模仿或假冒。这就是说，那些最独立的文化生产者，渐渐被剥夺了生产手段、尤其是发行手段。他们的地位从未有如此受威胁、如此衰弱，也从未有如此稀罕、有用和珍贵。　　

因此，奇特的是，那些最“纯粹”、最无端、最“形式主义”的文化生产者，今天不知不觉地被置于捍卫人类最高价值的斗争的最前沿。他们在捍卫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也捍卫了最普遍的价值。　　

　 　

                                 汉城，2000年9月　　

　 　

　 　

                    合而治之*[按38]　　

*本文是2000年10月3日在东京keisen大学的讲演　　

　 　

历史上，经济场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形成的，与民族国家本体相连。事实是，国家以多种方式促助了经济空间的统合（这种统合也反过来促助了国家的出现）。正如博兰尼（Polanyi）在《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指出，民族市场的出现不是商品交换逐渐扩展的机械结果，而是因为国家有意重商、扩大外贸内贸（尤其鼓励土地、金钱和劳动的商业化）的政策。但，与人们以为的相反，统一和整合远非带来一种均匀化的过程，而是伴随权力的集中化，甚至可能走到垄断，由此使一部分统合进来的民众遭受剥夺。就是说，统合到国家和国家控制的土地里来，实际上是统治的条件（在所有殖民化情境中，这一点显而易见）。就像我在阿尔及利亚所观察到的，经济场的统一，尤其通过货币的统一和由此而来的货币交易的普及，趋于把所有社会成员抛入一种在文化经济上并非平等准备、平等装备的经济游戏之中，由此使他们隶从于更有效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竞争所客观强加的准则，就像人们看到的，那些农村小生产者越来越彻底地被抽离出自给自足。总之，统一对统治者有利，差别只在于相互的资本关系。（举一个近例，在三十年代，罗斯福不得不在劳动领域建立共同的社会规则，比如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等，以避免由于将各发展不平衡的地区统合为一个国家整体而带来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下降）。　　

不过，当时统一（和集中化）的过程还限于国家边界之内。这里有各种各样、尤其是法律上的藩篱，阻碍财产和人员的自由流通（关税、交换的控制等），还有一个限制是，财富的生产、尤其是流通，是与地理位置紧密相连（运输费用）。今天，正是这些阻碍经济场扩展的技术和法律限制，在不同因素的作用下趋于衰弱或消失。一方面是纯技术的因素，如新通讯手段的发展（空运或英特网），另一方面更确切地是政治、或法律政治的因素，如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因此，便利于形成一个世界经济场，尤其在金融领域（在这里，信息通讯的手段使曾经分隔不同国家市场的时间差 趋于消失）。　　

　 　

                “全球化”的双重涵义　　

　 　

这里，应当重新回到“全球化”（或法语“世界化”） 这个词：人们看到，“全球化”在严格意义上可以指世界经济场的统一，或这个场延展到世界范围。但，人们也让它意指完全另外的事物，偷偷从一个描述概念的意义（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过渡到一个规范的意义，甚或一个使动的意义：于是，“全球化”意指一种旨在统一世界经济场的经济政策，通过一整套法律政治措施，取消所有对这种统一的限制，取消所有对这种扩张的障碍（大部分与民族国家相连）。这恰恰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定义，与一场真正的经济宣传密不可分。这场宣传利用概念的模糊性，给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一部分象征力量。　　

经济“全球化”不是技术或经济规律的机械结果，而是一大批人士和机构实施的一项政策的产物，是实施为专门目的而创制的一些规则的结果。这些目的是，贸易自由化：取消所有民族国家限制跨国企业及其投资的调节。换言之，“世界市场”是一种政治的创造 [按39]（就像当初国家市场也是政治的创造一样），是一项或多或少有意共谋的政策的结果。而这项政策，就像导致国家市场产生的政策一样，其结果（也许对于最清醒、最无耻的新自由主义辩护者是目的）是创造了统治的条件，将此前封闭于国家边界之内的人员和企业，粗暴地面对更有效、更强大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竞争。因此，在目前呈现的经济中，取消保护将使那些民族企业遭到破产。对于像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或巴西那样的国家，取消所有对外国投资的障碍，导致了当地企业的崩溃。这些企业，常常被跨国公司以可笑的低廉价格所收购[按40]。对于这些国家，公共市场是当地公司得以与北方大企业竞争的唯一仅存的方法。世贸组织关于竞争和公共市场政策的指令，据称对于创造“一个全球行动场”是必须的，然而其结果是，当那些跨国大公司和民族国家小生产者之间进行一种“平等武器”的竞争时，只会导致后者的大规模消亡。人们知道，现实不平等之中的形式平等，一般都有利于占统治地位者。　　

可见，“全球化”这个词是一个既描述性又规定性的伪概念，它取代了“现代化”一词的地位。美国社会科学界曾长期使用“现代化”一词，作为一种婉转说法，来强加一种进化论的、天真的种族中心论模式。这种模式是根据各社会与经济上最先进的社会、即美国社会的距离，来排列它们的地位，把美国社会认定为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例如，有人把这个社会的典型特性之一 — 表面上中性而无可讨论的特性，比如每个人消费的能量，作为进化程度的标准。莱维－斯特劳斯在《种族与历史》中批评了这个模式）。“全球化”这个词（及其表达的模式），体现了最完整形式的普世性之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是把自己的特殊性默认作普世的样板，而将其普世化（法国社会也曾长期如此：自命代表人权和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把自己奉为任何可能的革命的样板，尤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经济和金融在世界范围的统一，是将从前分离隔绝的国族经济圈整合为一。其组织模式是根据一个根植于特殊社会传统（即美国社会传统）历史特殊性的经济。由此，通过“全球化”这个词，这个统合过程被认定既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又是普世解放的政治计划，既是一种自然进化 的终点，又是国民伦理的理想。这种理想，以民主和市场之间假设的联系之名义，对所有国家的人民许诺一种政治的解放。这种乌托邦资本主义 最完全的形式，无疑是“股东民主”的神话。这是指一个以股票付酬的工薪者的联合体，这些股东集体地成为“他们企业的业主”，实现资本和劳动完美的联合。“现代化”理论中嚣张的种族中心主义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为那些新经济宗教的最通灵的先知，把美国看作“已实现的社会主义”的新祖国（人们看到，今天凯旋于芝加哥一方的某种科学主义疯狂，一点不亚于“科学社会主义”最激狂的谵妄，只是后者发生于另一些时空，带来人们已知的后果）。　　

这里应该停下来，首先指出，人们在全世界建议和强立为任何理性经济实践的准则的东西，实际上是将某一经济的特殊特征普世化。该经济沉浸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即美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由此，美国被定义为一种政治和经济理想实现的形式，而这个理想实质上是将美国自己的经济社会模式理想化。这个模式的显著特征是国家的虚弱。其次，应当指出，美国在世界经济场中占据统治性的地位。这种地位的获得是因为美国集中了一整套异常的竞争优势：金融优势 — 美元的特殊地位使美国可以从全世界（就是说从那些高储蓄率的国家，如日本，也从穷国的财阀或从世界金融交易网），吸取必要的资本来支付其巨额的赤字，平衡一种很低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这使美国得以采取自己选择的货币政策，而不顾及对其他国家、尤其对最穷国家的影响。世界其他国家实际上是戴镣受控于美国的经济决策，促助了美国的增长。美国的增长不仅因为其他国家劳动和产品（尤其是原料）低廉的外汇成本，还因为这些国家所遭受的金融提取，美国的银行和股市从中获益；经济优势 — 美国在资本投资的财富上、尤其在微电子工业领域具有实力和竞争性，还有银行对于私人投资技术创新的作用；政治和军事优势 — 美国的外交份量使美国可以把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经济和贸易准则强加于人；文化和语言优势 — 美国拥有质量出色的公共和私人科研体系（可从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中测知），有律师和大“法律公司”的强大力量，还有英语的实用普遍性：英语统治了电讯和整个商业文化生产；象征的优势 — 美国强加了一种几乎普遍承认的生活风格，至少是被年轻人所承认，尤其通过生产发行电影的世界景观，一种现代性的形象与其相连。（人们可以看到，美国经济正日益远离名义上试图强加的完美竞争的模式。美国经济的优势是由于结构的原因，而非由于一种经济政策的特殊有效性，尽管也不能忽视劳动强度增加、劳动时间延长以及不熟练工人很低的工资，还有一种科技特征的新经济的作用）。　　

世界经济场内部力量对比最不容争议的表现之一，无疑是不对称和双重标准的逻辑（两种重量两种量度）。这种双重标准使得统治者们，尤其是美国，可以使用他们禁止其他发展中国家使用的保护主义和补贴[按41]（并阻止发展中国家调控外国投资，或限制一个产品的进口，尽管该产品会招致对当地工业的严重损害）。人们要有很多善意才会相信，北方国家为了南方国家社会权利的吁求（比如禁止童工）不带有任何保护主义的动机，因为人们知道，北方国家自己比如美国，在进行非调控化、灵活化、限制工资和工会权利。无疑，“全球化”政策本身是这种不对称的最好例证，因为“全球化”旨在把最有利于统治者的模式推广于全世界，不是相互地，而是单向地（就是说，是与一种孤立主义和地方主义相配合）。　　

人们是通过强行确立自由交换、资本自由流通、出口导向的增长之绝对统治，来统一世界经济场。这样的统一，与当初整合国家经济场同样的模糊性：这种“社会计划”给出一种无限世界主义、某种大同主义的所有表象（这种大同主义的依据是普世传播的麦当劳、牛仔裤和可口可乐式“文明”的廉价 生活风格，或常常被认为是“全球化”积极征象的“法律同质一致化”），但实际上是为统治者们，即为那些大投资者服务。这些大投资者凌驾于各国之上，可以依靠那些大国，尤其依靠政治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 — 美国，还可以依靠那些国际大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他们控制了这些国际大机构，以保证有利于其经济活动施展的条件[按42]。统合于不平等，这种统治的后果，在加拿大的命运中显然可见（如果欧洲转向与美国的海关统合，欧洲也会是同样的命运）：由于加拿大降低了传统的保护（尤其在文化方面）而变得无防卫，这个国家正遭受一种真正的在经济和文化上统合于美国的强力。　　

就像从前的民族国家，统治性的经济力量，实际上能够将（国际）法律和国际组织为自己服务，因为这些机构完全受游说压力集团的影响。这些国际大组织，致力于给一些企业或一些国家的经济利益赋予法律的辩护（比如，保障那些工业投资者享有最大值的保护和权利）。它们把非常重要一部分智力精力用于挫败民族国家的权利，比如保护本国消费者的法律和规定。这些国际机构，并不履行一般赋予民族国家的功能（比如涉及社会保护的功能），却以看不见的方式主宰着民族国家政府。后者越来越限于管理次要事物，构成一个政治幻觉的屏障，掩盖真正的决策地点。这些国际机构在象征方面，加强了经济竞争几乎机械的作用，强迫民族国家在税收方面玩竞争的游戏（给予免税），或迫使其提供竞争性的好处（提供免费的基础设施）。　　

　 　

世界经济场的状态　　

　 　

世界场显得像一些世界分场的整体，每个分场都对应一个“行业”：意指生产、交易同一类产品、互相竞争的企业整体。每一个分场的结构，几乎都是卖主控制市场性质，对应了不同大公司之间（不同种类）资本分配的结构。这是一些能够在世界水平上获得和保持有效竞争地位的大公司。一个公司在每个国家的地位取决于该公司在其他国家的地位。世界场非常强地偏极化。诸统治性国家的经济，由于在结构（仿佛入口栅栏的功能）中的份量，趋于将企业的资产能力集中化，获取企业生产的赢利，并引导世界经济场功能的内在方向。事实上，每个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场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优势，还取决于其所属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语言的优势。这种“国族性资本”对不同公司的结构性竞争，起到增倍的积极或消极作用。　　

这些不同的场，今天已结构地隶从于世界金融场。这个金融场被暴烈地去除所有的调节（通过像法国1985－86年金融非调控化法律那样的措施）。那些长达近两个世纪的调节，曾在三十年代一系列金融大崩溃之后得到特别加强。取消调节后，金融场达到一种几乎完全的独立和统合，变成又一个资本经营的场所。那些大投资者（退休基金、保险公司、投资基金）集中的金钱，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仅仅由银行家们控制。而银行家们越来越偏爱投机，偏爱只有金融目的的金融操作，冷落生产性投资。国际投机经济因此逃脱了民族国家机构（如各国中央银行调节金融操作）的控制，长期利率从此不再由国族机构确定，而是趋于由一小撮国际操作手确定。是他们在指挥着金融市场的走向。　　

退休基金和互助基金吸纳、管理着集体储蓄。金融资本集中于这些基金，使那些跨国管理者能够以股东利益的名义，强加给企业各种金融赢利的苛求，渐渐引导企业的战略。尤其，他们限制企业多样化的可能性，强迫企业作出裁员、缩减成本和人员的决定，或进行合并收购，把风险转嫁到工薪者身上（有时，工薪者虚幻地与企业赢利挂钩，至少对于那些最高职位的要员，是通过股份付薪）。这些基金有越来越大的自由投入和抽离资本，进行投资或取消投资，以获得最佳金融收益。这种自由促助了资本的流动性，和工业或银行企业普遍的外迁。直接投资于外国 可以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本、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差别，并寻求靠近最有利的市场。就像新生的民族国家将从前独立的封地变成服从中央政权的省份，这些“公司网络”在一个既是国内又是国际的市场找到办法，如威廉逊（Williamson）所说，去“内化”商贸交易。就是说，在统合各公司为一体的生产单位内部组织交易，这些公司由此降为一个“母公司”下边的“子公司”。另一些大公司则在分包加工中寻求另一种方法，建立相对独立的附属关系。　　

因此，世界经济场的整合趋于削弱地区或国族的权力。它宣称一种形式上的世界主义，毁弃所有其他的发展模式，尤其是立刻被判罪为国族主义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世界经济场的整合使各国国民们面对经济和金融的跨国强权面前无能为力[按43]。那些所谓“结构调整”的政策，旨在把弱国经济整合到附属状态，削减所有被称为“人为”和“任意”的政治性调节经济的机制作用。这些机制是与社会保障的国家相关，唯有国家才能够对抗跨国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按44]。跨国机构为利于所谓自由的市场，采取一整套非调控化和私有化的集中性措施，比如取消一切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放宽对外国投资的控制（以达尔文主义公设的名义：竞争将使企业更有效率）。这些措施趋于给集中化的资本保障一种几乎完全的自由，给（直接引出这些政策的）跨国大企业大开门户。（相反方向上，这些政策则挫败人们称为“正在出现”的国家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借助民族国家建设一个经济基础，创建一个国内市场，同时保护本国生产，鼓励农民工人消费可及的真正需求的出现，通过国家的决策，如农业改革或建立渐进征税来增加购买力，以与跨国企业进行一种有效的竞争）。　　

这些政策所显示的力量对比，日趋于将最穷国家推到一种几乎只靠加紧开发自然资源的经济。这种力量对比还显现为，诸国际机构根据不同国家在资本分配结构中的地位而给予不对称的待遇：最典型的例子无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美国缩减久拖的赤字长期没有结果，而同一个机构却强行让许多经济已岌岌可危的非洲国家缩减赤字，结果只在那里增加失业和苦难。另外人们知道，同一些向全世界宣教开放边界和解构国家的国家，却可能实行微妙的保护主义，比如用配额限制进口、故意限制出口、强行要求质量或安全标准、强迫货币升贬值，还有某些要求普遍遵守社会权利的堂皇说教。或者通过所谓“混合的卖方控制”，采取某些形式的国家扶助：用国家的干预来保证瓜分市场，通过订立故意限制出口的协议，或给外国子公司限定生产配额。　　

与当初欧洲民族国家的统一不同，今天进行的是无国家的统合（与凯恩斯的愿望相反。他想看到建立一个世界中央银行，发行一种中立的、能保障所有国家平等交换的储备货币）。这种统合只为统治者们的利益服务。这些统治者与为欧洲国家起源辩护的法学家不同。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给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披上普世性的表象。是经济场的逻辑和集中化资本的力量，强行确立了利于统治者利益的力量对比。统治者们有办法，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国际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虚假中立的干预，将这种力量对比变成普世性表象的游戏规则。这些机构在许多假象下，只代表统治者们授意、强加的经济和政治。“多边投资协定”（AMI）是其最完备的表达：这种取消所有国家的限制、只受投资者们主宰的世界乌托邦，可以让人知道真正“全球化”的世界是怎么回事：这个“全球化”世界，乃是各国工业、金融跨国公司的总裁高官的“保守国际”，借助一个帝国性国家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权力所全力强加的。这个国家渐渐退向维持内部和外部秩序的功能。因此，以为这种由立法“谐调化”保证的统一，仅凭自身的逻辑就会导向由一个普世国家负责的真正世界化，那是虚幻的。不过，人们也许不无道理期待，一小撮只关注自己短期经济利益的寡头的政策，其后果也许会有利于一些也是世界性力量的渐渐出现。这些力量会逐渐创建一些跨国机构，负责控制统治性的经济力量，将其纳于真正普世性的目的。　　

                                 东京，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