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炜请我作序的这部专著，是他个人近几年对于转轨认知的思想结晶。书的开篇用了较大篇幅讨论人们是否在同一含义上谈论转轨。我本来不大赞成把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大变革用“转轨”概念来概括，因为人们赋予“转轨”内容以各种解释，包括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公有制向私有化的转变等。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目标的中国经济改革，显然不能完全纳入上述混杂的“转轨”概念。在对有关转轨的各种流行言论进行辨析之后，作者将转轨定义为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改革，我觉得这样处理也许可以为学界所认同。作者以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为立足点，反观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历程，反观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状态的艰难探索。以这样一种视野来考察和评价转轨研究的方法论，显然早已跳出了从公有到私有的简单、片面意识形态的、教条的框架，其立意因尊重实践而变得深刻。纵观全书，我认为有三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在研究思想上，作者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回顾和归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坚持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作为改革思想的来源，用其分析改革的内在逻辑，评价改革的绩效。没有武断地搬用西方经济学已有理论或某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已有观点作为评判中国实践的标准。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坚持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原则，在以中国改革实际为主体的前提下，借鉴、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有用的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增强了对实际问题的解析力。三是在研究深度上，此书是作者以最近几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高级别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成果为基础的进一步深化：

由于有以上的努力，该书在阅读起来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视野开阔，作者将计划向市场的经济转轨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并尝试将这一论题与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联系起来，对经济转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进行一种重新认识与求证。尤其是书的总论部分，以开阔的视野对经济转轨的研究思想进行了一次被作者称为全新的表述。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旁征博引，大胆地推导出了两个结论：“经济转轨应可通约于史论结合的思维范式”，及“转轨的收获是重新求证了近代落后国家社会转型难题”。这样的尝试显然另具新意，也正是时机。二是尊重实践，作者尝试着将经济转轨的方法论创新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进程对照起来研究，既用方法论上的见解来梳理、归纳中国实践与政策演进的合理性，又以中国实际的反馈去丰富完善对研究方法的认识。比如作者根据中国二十多年经济改革实践成功的轨迹，提出转轨中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的过程中经济形态；对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与经济运行状况，尝试从体制性约束的角度进行评价，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是完善体制、提高政策绩效的关键；将1998-2004年界定为中国转轨前期与中后期之间的重要转折期，强调绩效评价模式应转向更加关注公平，由单纯的GDP指标向更全面的经济指标转变，由单纯的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转变。作者进一步将经济体制改革完成时的评价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是否建立了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否确立了一种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否为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一个好的现实基础。在当今流行运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析模型，解释中国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得失的背景下，这是值得重视的另外一种声音。

在中国，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最大的包袱，是计划经济体制给予我们的。但我们也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在努力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时，对抛弃计划体制的坚决性、对脱离旧体制约束的艰巨性的认识，对原体制下政府调控和社会公正有益因素的吸取，以及善于根据变化中的制度进行各种政策的思考，则是任何别的市场理论素养极高的西方经济学家所无法具备的优势。试想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如果不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决策者与中国经济学家共同努力，而是拘泥和受制于西方标准模式与经范式，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正在经历着经济全球化检验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有更为开放的学习态度，同时也应该具有更为自信的求真务实精神。

通常年轻人请年长者为其论著作序，多半出于对年长者给予提携的期盼。但对本文作者来说，一般性地说好说坏已无太大意义。该书的立意已经不是就经济改革谈论经济改革，而是针对该领域研究经验进行方法论层次的辨析。吕炜一开始走上经济研究的道路，就有着与书斋式研究绝然不同的志趣，他所带领的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已在向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方面做出引人瞩目的成绩，并形成了一个和谐并富于效率的团队。作为年龄偏大的经济学者，我对这样一位有些个性的年轻学者所寄予的厚望是这样一句箴言：务实求真的学术道路往往意味着与寂寞结缘，坚持耕耘不易而前景必然可期。

刘国光

二OO五年六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