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５章　衰落

　　　　　　　　　　　　一、一个征兆
　　１９８２年以后，“美学热”继续保持鼎盛的势头。除去美学的对象、中西美
学史和审美范畴等问题外，美的本质仍然是主导全局的重心，成为众多兴致勃勃的
文章的主题。例如在１９８２年，有关的论文就有：
　　《“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美》（胡健）、
　　《试谈“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李戎）、
　　《怎样理解“劳动创造了美”》（李春青）、
　　《美是自由的象征》（高尔泰）、
　　《“美起源于劳动”说异议》（涂途）、
　　《美的本质疑析》（潇牧）、
　　《美在于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统一》（李欣复）、
　　《评所谓“自然的人化”的美学观点》（毛崇杰）、
　　……
　　总之，几乎不胜枚举。新的美学刊物也层出不穷。除先前的《美学》、《美学
论丛》、《美学译文》、《美育》外，１９８２年以后陆续创刊了《美的研究与欣
赏丛刊》、《美学述林》、《外国美学》、《美学评林》、《美学新潮》、《美学
与艺术评论》等等。
　　但是，鼎盛的局面似乎更多只是表层的热闹，发表的论文大多是在重复原有的
观点。中心人物李泽厚虽然偶有文章，但大多只是自己已有理论的展开或系统化，
如收在《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１９８５年）中的《美感谈》、《谈美》等篇，
还有后来的《美学四讲》（１９８８年）。他的基本思想在《美学的对象和范围》
之后已再无实质性进展。１９８２年，有关他和朱光潜的研究述评文章接连问世，
如李丕显的《朱光潜美学思想述评》，梅宝树的《历史“积淀”是美学的重要课题
－－试谈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丛英奇的《“历史之谜”的探求与“结构方程”的
预言－－李泽厚同志美学思想述评》。“美学热”似乎已开始带有总结的意味。同
时，李泽厚主而未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则开始接二连三地推出一部部油墨未干的
西方近、现代美学名作，令多数不谙西文的海内美学家和爱好者们视野顿开，开始
切近地了解黑格尔之后西方美学的若干发展。这些美学的观念、理论和方法均诞生
在古典哲学体系解体之后，因而已不是当时中国“美学热”的意识形态内涵所能框
范的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尔泰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形象。他在从事文艺创作，如
小说《庆端阳》、《杨吉祥》和绘画作品的同时，连续发表了一些美学文章。他的
长篇论文《美是自由的象征》以实践观点重建了自己５０年代的“主观派”理论。
文章重申美感的主动性，宣称：“美感点燃了美”。作者强调：“人类的自由是一
种自觉地和有意识地从过去向未来突进的力”，并在这一信念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
结论：“美本身在其内在的完满性中包涵着更深刻的不完满”。[1]在高尔泰那里，
审美领域似乎更多地充满了“变化、差异和多样性”，隐含着张力和冲突的因子。
　　他的《现代美学与自然科学》（１９８２年）尝试超越社会历史的层面，从现
代自然科学的角度，“更深层次地”探索美学问题。这是国内最早一篇倡导并运用
自然科学的观念与方法研究美学的文章。与众不同的是，一系列现代自然科学的术
语、观念和命题被作者综合在充满思辨和诗意色彩的人文语言的上下文中，却极少
有生硬之感，反而使文章风格独具。
　　此文大概是高尔泰从北京返回兰州时写成的。由于同主流学界的距离等原因，
似乎使他更倾向于对实践派美学采取一种反省和批判的立场。他对“把主客观的划
分看作是美学研究的基础，把美仅仅说成是社会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仅仅用人类的
社会实践来解释美的现象”的做法，表示了明确的不满，以至于断言：“我们的美
学研究……抱着五十年代的概念不放，已经远远地落在创作实践的后面了。”[2]
　　高尔泰的批判锋芒之所向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到１９８３年，他又发表了《美
的追求与人的解放》。美学与人道主义的一致性，在文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明确表
述。他说：“人道主义与现代美学，都着眼于人的解放……这不是两条互不相干的
途径。后者是前者的一个象征、一个向导、一个缩影，或者说一种探索、一种准备、
一种演习。”[3]在这里，新时期美学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涵义再明显不过了。 这股
学术思潮的深层内涵至此已跃然纸上，相当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如果分期的话，从１９８２至８３年，“美学热”显然已跨入后期。
　　在《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中，高尔泰鲜明地提出了一对新的概念：感性动力
与理性结构。他认为，美感“首先是人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
方向的一种感性动力”，“其次它是历史地发展了的，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成果
……是一个相对地静止和封闭的理性结构。”[4]他认为，理性结构是静态的， 是
作为结果与过去相联系的；而感性动力是动态的，是作为动力因与未来相联系的。
　　高尔泰指出：“美感包括这二者。但不是这二者的机械的结合。它首先是一种
感性动力，在其中理性结构不过是一个被扬弃的环节。”他指出：“在扬弃的意义
上，审美的能力，又是一种感性批判的能力，一种与异化的力量相对峙的力……没
有对理性结构的批判，也就没有感性动力的行进。”他指出：“美不是作为过去事
件的结果而静态地存在的。美是作为未来创造的动力因而动态地存在的。”[5] 由
此，高尔泰对新时期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积淀”说提出了相当激烈的批判：
　　　　从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即从人类进步的观点来看，不是“积淀”而是“积
　　淀”的扬弃，不是成果而是成果的超越，才是现代美学的理论基础。
　　　　强调变化和发展，还是强调“历史的积淀”？强调感性动力，还是强调理
　　性的结构？这个问题对于徘徊于保守和进步、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我们来说，是
　　一个至关重要的抉择。“历史的积淀”和既成的理性结构，是过去时代的遗物，
　　所以它要求我们认可一切既成事实，而感性动力则力求批判地扬弃它，以扫清
　　前进道路上的障碍。[6]
　　在“积淀”说的倡导人李泽厚那里，“积淀”即所谓“理性溶在感性中、社会
溶在个体中、历史溶在心理中……”，本是一系列对立价值取得综合统一的关键和
枢纽。他甚至断言：“‘积淀’或将成为今后的哲学和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可
能提供一个社会与个体、理性与感性、历史与心理的统一如何可能的中介……‘积
淀’将是‘人化自然说’的发展关键。”[7]
　　本书第３章曾指出，在新时期，审美领域被奉为一系列对立价值的综合与统一，
这决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观点，而是“美学热”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正是由于具
备了这种综合统一的性质，美学才能有资格作为“历史之谜”的一种解答，才能作
为人性复归理想的一个切近的范例，吸引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旦这种综合统一被消
解，一旦审美领域也被证明充满了动荡不安的因素，那么，它如何还能继续成为知
识分子终极理想的寄托呢？
　　因此，高尔泰的所谓“感性动力”与“理性结构”的激烈斗争以及前者对后者
的扬弃和超越，便具有重大含义。在他那里，作为“美学热”前提或标志的一系列
对立价值的综合统一，那种古典式的平衡，已经严重倾斜和陷落了。美感或美的和
谐完满的一面被搁置、被淡化，对峙冲突的另一面则被注意和强调。审美王国内部
出现了裂隙。“美学热”已隐约浮现危机，衰落的征兆已初现端倪，只不过仍旧沉
浸在理论热情中的人们尚未察觉而已。
　　因此，正是在发表《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稍后，高尔泰在为自己的一本论文
集撰写“前言”时说道：“‘美学热’正在静悄悄地降落下去。”[8] 这大概是最
早明察到这股学术思潮已趋于沉寂的文字了。可以说，１９８３年的高尔泰恰好站
在“美学热”盛极而衰的临界线上。如果说李泽厚代表这股学术热潮的上升阶段，
那么，高尔泰高扬“感性动力”、贬抑“理性结构”，便已标志着它的下降期的开
始。他们分别走着“美学热”的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
　　在上一章，我们描述了８０年代中叶以后文艺界、知识界的创作和思想背景，
认为布景更换，焦点转移，“美学热”已经越来越失去生存的土壤。实际上，除去
外部环境的剧变，美学内部也已出现上述裂解的征象。应当认为，“感性动力”与
“理性结构”的对峙冲突，已经从学科内部预告了“美学热”的鼎盛期行将终结。
　　这种美学理论内部的倾斜和陷落，与上一章所论述的８０年代中期一系列平衡
的打破，即新潮小说与报告文学的形式与内容、性格组合论的善与恶、主体性理论
的主体与客体等一系列关系的破裂，具有大致相同的意义。它们互为背景和注释，
共同推动着理论领域从新时期初叶转向急进躁动的后期。
　　高尔泰把美学看作“人的解放”的一种途径，认为美学应当介入现实，“应当
配合当前进行的一系列体制改革，对亟需改革的一切旧体制、旧思想、旧作风、旧
方法等等进行深刻的批判。”[9]在这里， 似乎已能听到知识界激烈批判传统的狂
飙突进式的吼声。美学已遥遥指向日后的文化讨论和其他有关议论。美学的这种内
在指向注定了它迟早要让位于那些更为贴近时代问题的有关理论和学科。
　　因此，与李泽厚美学相比较，高尔泰的上述理论无疑更切合于８０年代后期知
识界的激进氛围。由此，他在新生代理论家中间产生强烈共鸣，便是必然的。
　　举一个偏激的例子大概更能说明问题。刘晓波说：“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
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审美的纯洁性。在中国就是不能谈什么感性和理性统一
这类字眼，人类就是永远处于这种感性与理性、灵与肉、本能与文明、自然人与社
会人的这种二律背反之中，它们之间是没法调和的。”“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
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10]这种情绪化
的议论已经很少有什么学理内涵了。也正是同一个作者不久便咄咄逼人地向李泽厚
提出了挑战，使高尔泰的上述理论迅速滑向极端。
　　顺便指出，高尔泰对“积淀”的批评日后引来了李泽厚的“回敬”。他针对前
者“美是自由的象征”这个命题说：“我把美看作自由的形式，而不看作是什么自
由的象征。因为‘象征’是种符号性的、意识观念的标记或活动，而自由的形式恰
恰首先指的是掌握或符合客观规律的物质现实性的活动或活动力量。”[11]其实，
这种批评几乎是无的放矢。因为，这仍是在用本体论的实践哲学代替美学本身，用
物质生产实践代替个体的美感经验，它在方法论上的困境已如本书第３章所述。

　　　　　　　　　　　二、从意识形态到科学
　　１９８３年的美学界似乎一片繁荣。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有关马克思
美学的文章骤然增多。《手稿》仍是论述的热点，关于中译文和原文关键段落的不
同理解也在争论之中（程代熙、墨哲兰）。
　　这年１０月，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在福建厦门召开了有１５０人参加的第二届年
会。在“美学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样相当空泛的中心议题
下，会议围绕以下五个专题进行：美学基本理论，门类艺术美学，审美教育，《手
稿》美学，以及中西美学史。美的本质仍是众所关心的主题，有关《手稿》的热烈
讨论也大多与这个问题相关。
　　在８０年代中期前后，基于传统实践哲学和认识论立场的美学原理文章仍不断
问世，但它们在新潮知识界主导下的思想环境中，已越来越显得空疏浮泛和陈旧不
堪。在这一时期的美学界，与以往形成对照，“方法”成为集中谈论的话题，有关
文章相继涌现，如《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蒋冰海）、《美学和系统方法刍议》
（凌继尧）、《美学研究方法的过去与未来》（曹俊峰）、《关于美学研究的哲学
方法》（李丕显）、《美学研究的方法应当多元化》（朱立元），等等。“方法论”
取代前一阶段的“美的哲学”，成为瞩目的中心。应当说，这是基本理论的自主性
建构日益匮乏窘迫之际，美学界的一次自我反思。
　　曹俊峰的《美学研究方法的过去与未来》是一篇较早论述方法问题的文章。文
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近几年来，我国的美学研究逐渐从冷门变成了热门，但研究
方法的陈旧却严重地影响着研究的深入发展。”[12]当然，这只是“美学热”面临
困境的另一种婉转的表述罢了。作者简要回顾了几种“美学史上较早出现并长期使
用的传统方法”，主要是哲学思辨、历史归纳、现象描述和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
　　文章临近结尾时指出：近几十年来，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在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许多部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应当自觉地引入这些新方法。”作者举例说：
　　　　例如，要揭示某一审美范畴的深层结构，就只有从审美信息入手才有可能。
　　抓住审美信息，分析信息，把它的特点、结构、层次、功能，形成条件、信源
　　和信宿的关系都搞清楚，那么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审美工程都会有重大突破，
　　甚至有可能解决审美的本质这个几千年的理论之谜。[13]
　　无论今天如何看待上述想法，在当时它们的确传达了人们的普遍心声。美学界
在经历了几年的辉煌之后，正步入徘徊和停滞的局面，人们在当时“寄极大的希望
于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14]无论如何，这是新时期人文学术史
上的一个重要事实。
　　１９８５年前后，运用新方法研究美学问题一时间成为风气，一大批文章相继
发表，例如《从控制论观点看美的客观性》（１９８４年）一文，依据粗浅的控制
论知识回顾了“主观的、客观的抑或主客观的统一”三种美学观点，认为“美是生
成的。它的生成过程与能够欣赏它的主体的系统发育与发展过程有同步性和耦合关
系，它是适应主体系统发育与发展过程中的自调节的需要而产生，并在与能够欣赏
它的主体系统相互作用中而发展的。”
　　《论审美趣味自组织的协同性》（１９８５年）以德国物理学家Ｈ. 哈肯的协
同学为理论基础，重新界定了“审美趣味”。作者指出：“审美趣味是一个完整的
系统，其自组织形成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内部诸要素（子系统）之间的一种协同
过程。”
　　《信息论美学初探》（１９８５年）把一切美的现象都看成一种信息，而不讨
论它们的价值方面。文章以一部文学作品为例，“在信息论美学中，创作的素材就
是信源，创作过程就是编码，读者的感受系统就是信道，阅读过程就是译码，作品
的最后接受就达到了信宿。”
　　“新方法论”的确近于一场“学术群众运动”。高尔泰是美学界较早引用自然
科学观念和方法的学者，但在新方法一片喧哗之际，他却指出：“现在有些文章虽
然用了新名词，但整个理论体系还是旧的，丝毫也没有变。如果要改变的话，那就
是新名词在这里获得了旧的涵义。”他举例说，“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中的‘模糊’
概念，在这样的美学文章和文学评论文章中，变成了‘含蓄’、‘多义’、‘意在
言外’……等等的同义辞和通用代号。”[15]
　　新方法论的弊端和它在书面文化及知识分子当中的深层根源，上一章已有所涉
及，这里不再赘述。应当注意的是，在各式各样的方法被匆忙引进之际，美学界耳
熟能详的各种原有问题，已经不再是人们真正关注的中心所在，新的“方法”似乎
已取代了旧的“问题”，成为当时真正的主题。实际上勿庸讳言，在一段时期，美
学领域已沦为人们演示新方法的一座靶场。
　　新方法在美学界来去匆匆，开出了一朵无果花。尽管如此，这个运动仍然表露
了当时美学界的一种真实意图。在８０年代中期，人的本质、自然的人化、感性与
理性的统一等理念已日渐空洞乏味。由于几年来的大量重复，它们已经失去最后一
点新意。但更重要的是，在１９８５年前后，抽象的人性复归理想在知识界已经被
搁置，这一趋势从内部抽空了上述理念的意识形态内涵，美的哲学被空心化了。因
此，人们此时普遍希望走出空洞的思辨哲学的阴影，就是一种学术思想史的必然。
他们将目光转向陌生的自然科学领域，试图寻找到一种绝对稳固、绝对可靠、因而
绝对有效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使开始黯淡下去的美学再度辉煌。他们试图确立一种
以科学方法论为基础的美学，以代替原先的意识形态。因此，从美的哲学到新方法
论的转移，应当看作是美学从意识形态回到科学的一种尝试。

　　　　　　　　　　　　　三、美学史
　　８０年代中叶，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察觉到美学面临着困境。有评论者指出，
美学已显出“气力不足”的迹象，因而担心我们“正处于两峰之间的低谷”。[16]
与此同时或稍后，便不断传来有关美学热“沉寂”和“降温”的呼声。到１９８７
年，《哲学研究》杂志明确断言：美学“已进入一个滞徊的状态”。[17]至此，“
美学热”陷于低谷的情况，总算在学术界取得了共识。
　　本书第３章指出，支撑“美学热”的三个基本因素分别是：
　　（１）５０－６０年代美学讨论的学术积累；
　　（２）“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以及
　　（３）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人性复归理想。
　　到８０年代中后期，这三种因素均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美学热”的鼎盛局面持续数年，涌现了大量专业人员和学术论著。在
大致相同的知识背景下，尤其在基础理论领域，各种可能的观点和立场似乎已被穷
尽，呈淤塞、饱和状态。从学术发展的周期看，不可避免要进入一个“滞徊”的时
期。这也是一个新的酝酿和积累的时期。新的突破，不仅需要假以时日，等候新的
契机，而且更需要在经历、观念和知识结构方面迥异于前辈的新一代学人。他们将
在变化了的时代和思想环境下，形成新的问题和方法。
　　第二、经过新时期初叶的拨乱反正，社会政治环境呈现建国以来罕有的宽松局
面。１９８４年第四次文代会之后，一片欢欣乐观的情绪在文艺界、知识界迅速弥
漫开来，“文革”阴影似乎消褪殆尽。
　　第三、在这种日益开放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发生剧变。他们不
再倾向于抽象、隐晦的思想方式，普泛的人性学说让位于更具体的中西文化讨论。
遥远的乌托邦式的人性憧憬，已在新时期中叶迅速消散，一种以西方国家发展模式
为目标的社会政治理想取而代之。这种变化已在上一章做了简要交代。
　　因此，随着８０年代后期的展开，知识界不断追寻着时代的当下问题，在美学
之外连续形成新的热点。相形之下，美学领域则犹如一块弃地。
　　回想１９８０年前后，许多相邻专业（如哲学、文艺学等）的学者纷纷加盟美
学，在使其阵容庞大的同时，也导致了学科边界的含混和学术规范的松弛。那时，
美学专业主要设于哲学系和中文系，其硕士研究生大多是来自哲学、中文、外语等
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往往竞争激烈。８０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况颠倒过来，受“
美学热”吸引而围拢来的人群渐渐散去。不仅如此，即使在本专业内部，美学也备
受冷落。硕士生们轻视专业课程，对学业漫不经心，其中的好学深思者则往往将兴
趣和精力转向现代西方哲学（所谓“现外”），作为一种普遍现象，从分析哲学、
现象学直到解构主义受到青睐。这固然与当时知识界的西化思潮及其崇洋心理有关。
但从学理层面看，与相对稳定的传统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到康德到黑格尔）不同，
自１９世纪末以来，西方哲学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解体与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西方哲学一向被掩盖着的内在问题和困境都暴露得比较充分。经过以尼采、海德格
尔、维特根斯坦和雅克·德里达等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反省者和批判者的工作，西
方哲学已获得了一种深刻而全面的自我意识。围绕他们的一小批经典名著，分布着
大量阐释性的二、三手文献，经过几代西方学者的渐进积累，到８０年代，已形成
了一套秩序井然的规范，使人们能够循序而渐入堂奥。因此，这的确是一个初学者
获取知识、训练思维的理想的学术领域。
　　相形之下，中国当代美学则日益空泛含混，充满彼此纠缠不清的概念和命题，
稍一深入便使人疑窦丛生，无所适从。从学术水准看，它与现代西方哲学相比不啻
有霄壤之别。这样，它被本专业的年轻一代摒置不顾便似乎是必然的。但是，应当
认为，美学的困难局面实际上已使它成为一个更艰难的思想领域，需要具有真正原
创性的思想者出，才能指点迷津，开辟出一条真正的思想之路。因而从长远看，美
学专业的初学者们转向西方现代哲学固然暂时导致了本学科的人才流失，但这未始
不是一种迂回的成才之道：经过这一“学习时代”，他们将获得较高的思想维度和
学术水准，从而在未来某个时期重返美学。当然，这一周期目前尚未结束。
　　纵观整个８０年代后期，美学领域可以说是两“无”两“多”：无中心、无热
点，多方面、多样化。有评论者在总结１９８６年的美学状况时指出，在普遍的沉
寂之中，只有“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近几年有较大突破”。[18]可以说，这也是整个
８０年代后半期的状态。基础理论已面临枯竭，新方法又缺乏期望中的成果，在喧
闹了一阵之后，日益门庭冷落。在这种形势下，有关中西美学史－－特别是中国美
学史的研究则相对活跃，在质和量方面都值得一提。
　　首先是西方美学史。由于美学是一门近代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因此，有关西方
美学的研究总是先行一步。朱光潜的两卷本《西方美学史》早在１９６３年便已问
世，而在当时，中国美学史的编纂尚未被列入日程。进入新时期，西方美学史一直
是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前期，有关研究侧重于古典美学，即从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以及１９世纪的俄国美学。到８０年代后期，由于有关译
著的相继出版和新一代学者的成长，也由于新时期古典人道主义传统下的美学在基
本理论方面陷于困境，尼采、精神分析、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等现
代理论，得到热情的介绍和评述。这些评介兼有为中国当代美学寻求出路的意向。
总体来看，由于地域、文化、知识和语言等方面的原因，西方美学史研究并未取得
应有的学术水准，不要说与西方学者，就是与日本同行相比，也存在着相当大的距
离（尤其在细节方面）。因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西方美学史与其说是一个自主
研究的专业领域，不如说是他们的一种学习的途径。
　　自新时期以来，中国美学史一直是一个稳步渐进的领域。但在“美学热”鼎盛
时期，它似乎只占居一个边缘位置。在前期，中国美学史领域以古代美学家的个案
研究为重点，从先秦到明清以至近代已全面展开。到８０年代中叶，当“美学热”
渐渐消歇的时候，几部重要的美学史著作相继问世，如《中国美学史》第一卷（李
泽厚、刘纲纪，１９８４年）、《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于民，１９８４年）
和《中国美学史大纲》（叶朗，１９８５年），等等。同时，受当时知识界关于中
西文化讨论的影响，宏观地涉及中西美学比较的文章成为一时的热点，例如《中国
的潜美学》（萧兵，１９８４年）、《中西美学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邓
晓芒等，１９８５年）、《中西方对自然美的发现》（王一川，１９８５年）等。
同一时期，专题论文的数量也明显增多，甚至大大超过了基础理论文章。
　　总体来说，有关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尚未建立起必要的学术规范，缺少共同的问
题和传统，在个案研究方面重复劳动的现象比较突出。与此同时，有关美学史的研
究也缺少基础理论方面的开掘，因此尚未提出富有思想性的观点，以使沉寂中的美
学获得一份思想史的资源。但尽管如此，相对而言，有关中国美学史的论著大多材
料详实，方法素朴，相对而言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因而可以说是８０年代后期美
学界较有学术份量的一个领域。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说，从“美的哲学”到“方法论”，再到“美学史”，美
学领域的重心不断迁移，这似乎是一个从“思想”（意识形态）不断向“学术”（
专业学科）回归的过程。在新时期初叶，当美学成为人性复归的某种注脚的时候，
它仍然是哲学的附庸。这样，摆脱意识形态、回到专业学科，便成为美学学科发展
的必由之路。这种转变不可避免地要使它以“沉寂”为代价。

＿＿＿＿＿＿＿＿＿＿＿＿＿＿＿＿＿
[1]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载《西北师院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2]高尔泰：《现代美学与自然科学》，载《当代文艺思潮》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3]高尔泰：《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载《当代文艺思潮》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4]高尔泰：《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载《当代文艺思潮》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5]高尔泰：《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载《当代文艺思潮》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6]高尔泰：《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载《当代文艺思潮》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7]李泽厚：《美学的对象和范围》，载《美学》第三期（１９８１年）。
[8]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前言”（一），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该前言写于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初。
[9]高尔泰：《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载《当代文艺思潮》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10]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载《深圳青年报》１９８６年１０
月３日。
[11]李泽厚：《谈美》，见《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第４６５页。
[12]曹俊峰：《美学研究方法的过去与未来》，载《复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13]曹俊峰：《美学研究方法的过去与未来》，载《复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14]章建刚：《美学：进展和趋势》，载《哲学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９期。
[15]高尔泰：《关于文学评论的随想－－为“社会学的评论”再辩》，载《中国》
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16]章建刚：《美学：进展和趋势》，载《哲学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９期。
[17]见《哲学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期为《语言和语言之外》（赵汀阳）所加的“
编者按”。
[18]刘树元等：《一九八六年美学研究述评》，载《江海学刊》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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