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章　失衡的语境

　　　　　　　　　　　　一、小说的分裂
　　１９８５年，文坛的断裂公开化了。与新时期前期小说相区别，新潮文学“回
归”于自身的艺术本性，语言、意象、技法、结构、叙述方式……受到优先考虑。
涌现出了莫言、马原、残雪、余华、何立伟、洪峰等新型小说家。他们提倡“作品
应与生活有一段距离”。[1] 他们的小说不再有意指涉什么现实的社会问题，原先
的“写什么”让位于现在的“怎么写”，“问题小说”让位于“文体小说”。文学
迅速脱离原先作为其母体的社会现实，趋于纯粹和自足，退变为一种自我封闭的文
本体系。这种情况被人们称作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和“小说文体的自觉”。
　　马原是一个在小说叙述结构方面备受关注的作者。他的名篇《冈底斯的诱惑》
（１９８５年）讲述了三个彼此无关的独立的“故事”：观看天葬，探寻野人踪迹
以及顿珠、顿月和尼姆的爱情婚姻。传统小说中的主题、人物、情节在这里仅仅是
一系列淡化的虚影，被凸显的反而是小说的叙述本身。在作品中，叙述角度不断扭
转和断裂，表现为叙述人称的不断变换、作者话语的直接介入以及彼此毫不相干的
故事的罗列。这种情况使得在传统小说中一向被沉埋在主题、人物和情节等要素之
下的结构－－即叙述本身，凌驾于诸要素之上，明确地呈示在读者面前。马原的西
藏系列小说大抵如此，它们曾被当时的新潮批评家簇拥叹赏，获得了过高的估价，
这里不值得过多评议。应当指出的仅仅是，马原的文体实验使传统小说遭到无情的
肢解，在其表面的智力和文字游戏之下，由叙述的扭转和断裂所透露出来的正是一
种可称之为“叙事危机”的情况。
　　如前文所说，叙事在本质上是一种解释体系，它将分散的、杂多的经验现象纳
入到整合性的结构当中，使片断在整体中得到阐释并获得相应的确定意义。因此，
１９８５年以后，以马原为例子的小说叙事的裂解、颠倒和错置，便令人油然联想
起文革后期的有关情形。那时，青年一代的现代主义诗歌探索以及那一批在形式上
支离断裂的作品，正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因此，仅从“叙事的危机”我们
也可以断言，新时期前期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曾经支撑了伤痕文
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连续展开，然而，短短几年时间，这种世界观在新潮文
学家的内心，却已经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一种怀疑主义的精神重新弥漫开来，新潮
文学家们不再自信拥有解释世界的能力，他们声称：“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几乎全是
由这样的缺乏联系的细节构成。”[2] 因此，’８５新潮在艺术形式方面的种种荒
诞不经的表现，均有着更为深层的依据，或者说是先前依据的动摇和丧失。由于这
种原因，新时期前期文学（伤痕、反思、改革）的演进终于遇到了阻障，时代精神
为之一变，８０年代跨入了它的后期。
　　新潮文学将触角从外部世界缩转向内心，转向作品内部。它们作为能指在失去
指涉对象（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失去了阅读主体－－许多人阅读小说的经历终止
于１９８５年。至此，小说从广大社会阶层共享的普遍的体裁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共
同语言，迅速转变为专业话语和特殊的体裁，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局限于一
个个远为狭小的圈子，“于是有人干脆提倡起划圈子来了。”[3]
　　与新潮小说同时，文学批评也经历了一个大致同步的过程，即从外部的社会政
治批评（例如，“歌德”与“暴露”的争论从理论上确立了新时期文学的社会批判
功能），转变为１９８５年以后占居主流的所谓“新潮批评”（讲究专业方法和术
语，注意文学的特性以及批评家自身的写作文体，等等）。新潮批评与新潮小说同
气相求，这大概就是所谓“圈子”的形成。
　　应当说，小说从普遍的体裁退变为某种专业话语，这一文体盛衰的消息同前述
诗歌的经历一样，具有相似的含义。它们先导性地预示了某种社会历史的变迁：即
新时期知识分子终于脱离宏大的社会角色，从该阶层的最高职能（承担社会良心）
回到最低职能（掌握书面文化），回到平淡的散文写作和专业学术领域。这将是９
０年代初的局面了。
　　总之，文学回到自身，原先作为文学核心内容的社会现实被当作某种异物排除
出去。实际上，在１９８５年以后，小说的功能发生了分化：一方面，小说专业化
了，它被还原为艺术形式上的实验、探索、玩赏，收缩为一种特殊体裁。小说家在
很大程度上变成写作技师（例如，马原的作品被称为“技术小说”），退出了先前
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角色。另一方面，小说在新时期前期参与现实、关注社会
政治问题的功能，则转递给了正在重新崛起的另一种叙事体裁，这就是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的黄金时代始于１９８５年小说转型之后。此前，新时期初叶拨乱反
正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逐步平稳和小说艺术的日益成熟，曾使以“写人物”为主要
形式的报告文学一度步履艰难，甚至“渐趋沉寂”。[4] 然而，８０年代中期以后，
城市改革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使大量长期积累、沉埋着的社会问题暴露
在公众面前。同时，日趋精致的专业化的小说又不再－－也无力继续承担原先的社
会职能。由于这种情况，“大约从一九八五年后半年开始，新时期报告文学在经历
了短暂的沉寂之后突然兴盛起来”。[5] 报告文学作为“另一种叙事体裁”异军突
起，迅速走向复兴，继而全面繁荣。在小说退出公众视野，失去“轰动效应”之后，
“报告文学以它极富魅力的风采吸引了千百万读者。”[6]
　　１９８６年，《中国的要害》（赵瑜）、《唐山大地震》（钱钢）、《中国的
“小皇帝”》（涵逸）、《北京失去平衡》（沙青）和《阴阳大裂变》（苏晓康）
等报告文学名篇接连问世。从１９８７年底开始，全国百家期刊联合发起所谓“中
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到１９８８年６月，发表征文超过三百篇。继１９８６
年之后，１９８８年再度被恰当地称为“报告文学年”。
　　报告文学作家对小说界的不满是明显的，麦天枢针对小说的情况指出：“中国
的文学出了些毛病，文学界的人太囿于文学来考虑问题了，根本不把文学放到整个
社会生活中……”[7]于是， 新时期前期小说指涉现实的功能便历史地落到了报告
文学的肩头，由它全面继承和强化。报告文学替代了小说，成为又一种普遍体裁。
在写作方式上，它突破了在新时期前期以“写人物”为主的狭小格局，将视点集中
于重大的社会事件和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在８０年代后期，报告文学将宏阔
的视野与细部描述结合起来，将文学手法、专业知识、社会批判和文化哲学的反思
熔为一炉，创铸成空前综合的巨型体裁。从小说那里排除出来的社会现实，被报告
文学纳入到自身更为适宜的表现形式中。
　　因此，《白夜》（麦天枢）、《阴阳大裂变》（苏晓康）触及了性、恋爱、婚
姻问题，《国殇》（霍达）、《神圣忧思录》（苏晓康、张敏）写照了知识分子和
教育危机的现状，《中国体育界》（尹卫星）、《强国梦》（赵瑜）揭示了中国体
育的误区和体育体制的隐患，《世界大串连》（胡平、张胜友）思考了人才流失，
《洪荒启示录》（苏晓康）报告了河南水灾，《黑色的七月》（陈冠柏）将透视的
焦点对准牵动亿万人心的一年一度的高考……。社会问题小说的主题、题材和领域
在这里被放大和落实，在这两种体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于是，苏晓康、
钱钢、贾鲁生、麦天枢、尹卫星、赵瑜等报告文学作家继新时期前期小说家之后，
成为新一代文学知识分子的代表。
　　本书第１章指出，“文革”后期的现代主义诗歌曾经凝聚着青年一代的怀疑主
义精神，由此成为一个时代的体裁。新时期伊始，由于新叙事模式的形成，诗歌迅
速让位于总结历史、参与现实的中短篇小说。到８０年代中期，报告文学抛弃了小
说虚拟的人物、情节的中介，以更直接的赤裸的方式跃入现实社会的前沿。有趣的
是，知识分子的时代感受和关注的重心总是不断突破原有的文体形式。我们可以黑
格尔式地将这种现象表述为：这是一个社会内容不断超越原有艺术形式的过程，是
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关怀或时代的使命感日趋高涨满溢，而艺术的审美的因素
却相应逐渐删减淡化的过程。
　　在８０年代后期，针对报告文学的有关批评（如“空泛”、“轻率”等等）一
直不绝于耳，但是，这一新的普遍的体裁仍然越来越有意识地追求一种恢宏壮阔的
气度，一种巨型的叙述构架，力图“全景式地”审视它所面对的每一个特定社会问
题。报告文学作家笔下的每一个问题都被联系于它所在的整个社会环境及其文化传
统，乃至于被归结为整个社会政治体制的弊端。因此，那个时期的每一篇报告文学
作品，几乎都是一份从特定问题匆忙出发的急进的社会改革备忘录……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说，１９８５年文坛发生断裂，一方面是艺术形式的畸变
和扭曲，另一方面是现实内容的空前膨胀，新潮小说与报告文学分道扬镳，相继从
形式和内容两端，打破了新时期文学原有的暂时平衡。或者说，前期文学（伤痕、
反思、改革）内容大于形式的格局，如今由报告文学（作为普遍的体裁）与新潮小
说（收缩为专业话语）以更为分裂的方式体现出来。原有小说的裂解导致了文学知
识分子的严重分流，而这种分流仍然可以按照前述依托于书面文化的知识分子的两
种可能性来理解。也就是说，一方面，部分作家脱离新时期文学批判现实的固有传
统，据守隐晦冷峭的象牙塔。另一方面，更大数量的知识分子以报告文学作家的身
份，以浮躁激烈的政治热情，跻身社会大舞台。报告文学取代小说，成为知识分子
干预社会的新的共同语言。这种情况当然寓含多重意义，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与
１９８０年前后相比，知识分子阶层以激进的姿态进一步贴近于现实政治。
　　至此，“美学热”兴盛初期的语境发生剧变。背景移换，角色更迭，当帷布再
度拉开的时候，身处８０年代后期的美学已经不可挽回地跌入了低谷。

　　　　　　　　　　　　二、三种理论，一个人物
　　本书第１、２章分别勾勒了“美学热”兴盛的文学语境和哲学语境，依照这种
体例，我们在描述了１９８５年以后文学的形势之后，便应当转入理论领域－－在
这一时期，取代人道主义讨论的是遍及知识界的文化讨论。但是，在着手考察文化
讨论之前，作为一种过渡，我们先留心一下文艺理论界的有关情况。这样，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有三种理论：性格组合论、主体论、新方法论，这三种理论现象都密切
地联系于同一个人物，即刘再复。
　　在《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一文中，刘再复写道：“任何一个人，不管
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8] 这种正反两极，被归结为所谓灵与
肉、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等等。“任何性格，
任何心理状态，都是上述两极内容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组合的表现。性格的二
重组合，就是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两种力的相互冲突、因依、联结、转化，
便形成人的真实性格。”[9]这以后， 刘再复又接连发表了有关文学人物性格组合
的系列论文，并扩展为专著《性格组合论》（１９８６年）。
　　在１９８５年前后，这一新的性格学说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论争激烈。除去
白烨的《老问题的新解求：评刘再复〈性格组合论〉的系列论文》、朱立元的《论
典型的复杂性与审美价值－－兼评刘再复同志的“二重组合原理”》以及周来祥等
人的《论艺术典型的历史形态－－兼评刘再复同志的“性格二重组合论”》等一大
批评论或商榷文章外，刘再复论文发表不久，《文学评论》便刊发了一组关于“人
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来稿综述，《丑小鸭》专门组织了座谈会，并在会后编发
了《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座谈纪要》，《作品与争鸣》、《飞天》、
《青年评论家》等杂志相继刊登争鸣综述，甚至《人民日报》、《福州晚报》、《
大众日报》等报刊也很快发表了消息或文摘。
　　按照文艺学的一般分类，“性格组合论”原本属于传统的典型形象塑造范围，
这本是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领地。以今天的眼光看，“性格组合论”只是一种
浅泛的印象式的归纳加上生硬的科技名词的拼贴，基本上尚处于前理论的阶段。它
在１９８５年以后一两年内的剧烈反响－－以至于一部《性格组合论》在短短半年
之内便累计发行达３０万册以上，只能反衬出当时文艺理论界本身的停滞和贫乏。
　　但是，应当认为，“性格组合论”又远远溢出了典型理论的纯学术领域，而透
露着某种时代转折的消息。《性格组合论》的作者在“自序”中申明该书是“人的
研究”的一种形式，并在“导论：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中，以“关于人的反思”
为前导，激烈反对了“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因而实际上，“性格组合论”
正可以看作是前一时期的抽象人性学说在８０年代后期的某种延展。如前文所述，
在新时期初期，人性曾被归结为自然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等等方面的和谐或平衡，
这作为１９８０年前后新人性理想的内涵，不仅成为当时“美学热”的基本观念，
而且，在同期的大量文学创作中，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表现。当时的作家们塑造了
一大批或高大或完美的人物形象，例如罗群，例如陆文婷，例如乔光朴，等等，都
不愧是一些大写的“人”。
　　因而，如果我们把“性格组合论”视为一种新人性学说的具体形态，那么，值
得注意的便是，在这里，先前的自然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等等方面的和谐与平衡，
已经剧烈地倾斜了，它们被善与恶……等等正反因素的对立冲突所取代，所置换。
人性的不和谐的一面，人性“恶”的阴暗的一面，到８０年代后期愈来愈被承认，
被强调。这大概便是上文所说人道主义理想的瓦解在理论领域的一种表现吧。在这
里，有必要再次回顾一下与“性格组合论”同期问世的新潮文学。
　　在韩少功、莫言、残雪、洪峰、余华、马原等人的作品中，透过怪诞、奇诡的
文体形式，展露出来的恰好是人性的骇人听闻的丑陋、污秽、残酷和血腥。例如，
莫言的《红高粱》精细描绘了罗汉大爷被剐的全过程：不成形状的嘴巴，酱色的头
皮，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整个身体被剥成一个肉核，周围漫天飞舞着葱绿的苍
蝇……。人们被这种种意象“折磨得浑身颤栗”，当时的批评家们纷纷将这些创作
倾向总结为“审丑意识”、“人性恶的揭示”或“人性表现的倾斜”，等等。
　　因此，“性格组合论”标志着人性观念在８０年代后期的重要转变。原先素朴
的、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理想遇到了疑难，在赤裸裸的人性“恶”的映照下似乎黯
然失色。这不但是导致上述文坛断裂的原因之一，而且，对于本书来说重要的是，
持续数年的“美学热”的人道主义基础也因此被釜底抽薪。所以，尽管“性格组合
论”本身并不具有多少学术意义，但作为新时期人文思潮的一个表征仍然有必要严
肃对待。
　　主体论是刘再复在文艺学领域围绕“人的研究”倡导的又一种新观念。
　　人们曾经指出，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直接来自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但实
际上，平心而论，这两种理论几乎仅限于概念上的移用，在实质内容上的确大相径
庭，关系甚微，这里不遑赘述。
　　１９８５年７月，刘再复在《文汇报》发表《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
简略地提出了文学主体性的问题。很快，首先在《文汇报》上，不同意见便展开了
争鸣。接着，刘再复的长文《论文学的主体性》在《文学评论》１９８５年第６期
和次年的第１期上连载。关于“主体性”的重大意义，该文宣告：“……强调主体
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
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至于文学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
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做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
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10]
该文认为，文学主体包括三部分：一、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二、作为文学对象主
体的人物形象；三、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等等。
　　作为一种理论，《论文学的主体性》的矛盾、重复和空泛程度，与“性格组合
论”相比大概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一理论也几乎同“性格组合论”一样，在发表
之后反响剧烈，甚至更具“政治”色彩。
　　先是陈涌在１９８６年４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艺学方法论问题》，
比较系统地评论了刘再复近期的有关文章，其中第二部分主要涉及主体论。陈涌指
出：“刘再复同志在他的文章里反复谈到了‘自我实现’、‘主体性’、‘能动性
’等等，但却忽视了所谓‘自我实现’或‘行动着的人’发挥主体能动作用的基础
和前提。”[11]陈涌因而重申了关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人的无所不在的制约这
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试图恢复严重倾斜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衡。文章的结束
语不无忧虑地写道，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弃之不顾，甚或加以贬斥的做法，不是
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在
中国的命运问题”。[12]
　　陈涌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一场左翼理论家与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论战，
这成为当时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个焦点。甚至香港《大公报》也及时介入，发表报
道和专访，称从陈涌的批判文章中“又嗅到了十年前‘两报一刊文章’的气味”。
随后，《红旗》杂志编选争论双方的代表性文章，在辩论尚在继续的时候便出版了
《文学主体性论争集》（１９８６年）。
　　论战结果尽在意料之中。刘再复的一系列观念广为散播，并实际上被知识分子
刊物《读书》颔首肯定为“我们时代的文艺理论”[13]。而“主体性”一词也不胫
而走，成为知识界在１９８５年以后使用最广泛最流行的一个基本概念。
　　主体性问题为什么能如此影响广泛，如此牵动人心呢？
　　实际上，当时的论辩双方并未仅仅相持在纯理论的层面上，而是都隐约地表露
了学术之外的某种意图。陈涌的忧虑已如上述。此外，站在主体性理论一侧的论辩
者敏感地提到了知识分子问题，指出：“几十年来，在人们的观念里，认为知识分
子同工农大众比起来……是不安定的因素；在知识分子当中，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是
最不安定的因素；而在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当中，又以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为不安定因
素之最。”[14]另一位论者则反省了主体性理论产生的社会必然性：“今天的公民，
已不再是‘文革’中被任意驱使、践踏的玩偶或尘土”，而是正逐步“从政治、经
济到思想全面寻求解放的自由的人。他们的思想、人格、价值、尊严、地位开始受
到尊重和保护，他们满怀着自尊、自信、自爱、自强的心理和气质。一句话，人的
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得到了强化。”[15]
　　在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删去当初的皮相之谈和偶然因素，将上述知识分子
问题与主体性理论的社会基础问题联系起来看，那么，就可能获得一种或许更符合
事实真相的结论。如前文一再所说，“文革”结束以来，在社会各阶层当中，知识
分子的地位和影响迅速上升，他们由原先被歧视、被抑制、被改造的阶层，一跃而
步入历史的前台，持续地发出独立的声音。由于多种原因，这一趋势在１９８５年
以后更为高涨。１９８６年８月２３日《文汇报》发表邓伟志的《对知识分子的评
价能否再高一点？》，文章提出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普通的一部分，而是
工人阶级当中富有创造力的一部分，它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一句话，知识分子
是工人阶级中的中坚。”此后，人们开始广泛使用“精英”或“知识精英”来指谓
知识分子，对他们在文化、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寄予厚望。几乎与此同
时，有关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群体的批判意识的主张和呼声也滚滚而来……[16]
　　因此可以说，在８０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得到
了最为引人瞩目的空前的提高。他们在文艺和思想领域酝酿了一个个运动，他们一
方面探索着艺术形式，另一方面介入社会，批评时政，以至于在其他阶层相对沉默
的时期，率先成为“主体”。而在这一过程中，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又扮演了某种先
驱的角色。因此可以总结说，主体性理论在知识界之所以能够如此反响剧烈、如此
深得人心，正是由于这种理论隐晦而又恰切地表达了处于上升阶段的知识分子的自
我期许。在这一理论中，主体凸显出来，高居于客体（实即社会环境、国家、民众
等等）之上，新时期初期主体与客体的原有平衡终被打破。因此，虽然空洞浮泛，
但由于有着上述深刻的社会根源，所以这种理论主张并不能被另一种理论（尽管在
学理上也许更为正确）所轻易校正。
　　本书第２章认为，抽象人性论的一个潜在结论是：以普遍的“人”取代阶级的
“人”，将使原有的政治集团面临失去自身阶级基础的前景。主体性理论是“人”
的学说的进一步展开，它作为８０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为原
先普遍的“人”的图景注入了新的内容：这里不再是千人一面，在原先的抽象的“
人”当中，知识分子已压倒群芳，转型为、上升为“主体”或曰“精英”，一个新
的“领导阶级”已经呼之欲出了。
　　上述性格组合论和主体性理论均属于文学的新观念，与新观念相辅相成的是新
方法。在当时，这两种“新”构成了文艺理论界急进的两翼。在１９８５年前后，
围绕“新方法论”形成了又一轮理论浪潮。
　　在这一时期，引进和运用新方法（首先是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文艺问题，蔚然
形成风气。有关文章成批涌现。同时，全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
院等所属有关单位和部门，分别在北京、扬州、厦门、武汉、桂林、西安等地召开
了文艺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影响广泛。为此，１９８５年被普遍称为
“方法论年”。
　　在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方面，刘再复是一位积极倡导者。在《文学研究思维空
间的拓展》一文中，他指出：“近年来我国的文学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尤其
在方法论方面有了更显著的进展。”“新的方法论的介绍和运用，目的在于从更深
的层次上理解文学自身各方面的本质特征，更深刻地揭示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以促
进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繁荣。”[17]
　　这些新方法最初主要是一些自然科学方法。那些先前使用传统方法的文学研究
者们，似乎在一夜之间便刷新了各自的“知识结构”，纷纷高谈阔论着远离自己专
业领域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测不准原理、模糊数学……等
等名目繁多的“方法”。在人文学科的上下文中，像“系统质”、“系统稳态”、
“对位效应”、“模糊集合”、“自组织的协同性”，诸如此类的科技名词显得佶
屈赘牙，它们不仅未能使文艺学获得任何实质的进展，而且，这些名词以及由它们
所标志的方法的运用，恰恰使研究对象独具魅力的人文内涵流失殆尽。其实，倘若
使用恰当的人文语言本可以将所要表达的意义叙述得更完整、更确切。那么，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科技名词在表述新方法的同时，实际
上还表达了文科知识分子的某种意识形态指向和含义，诸如“科学”、“现代”、
“走向世界”、“二十一世纪”等等。在１９８５年的中国文艺理论界，“科学”
就是意识形态。
　　在这一阵阵灼人的热浪中，马列学者就新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表示了种
种担忧，如陈涌文章已在上文涉及。此外，从人文学科内部也传来了清醒的声音：
“自然科学的方法原则并不能在人类思维的任何领域都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不能
希望用自然科学方法来取代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由于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
‘精确性’、‘科学性’、‘定量’、‘定性’等等概念的含义根本不相同，所以
我们不能要求文学研究结论具有自然科学结论那种一千个人可以重复一千次的经验
性。”[18]
　　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方法上的区分，是一个从１９世纪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
和狄尔泰的解释学以来的经典问题。但１９８５年新方法论的倡导者们似乎尚未掌
握这份知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方法论现象与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误区有
关。如本书引论所说，空泛的普遍性本是书面文化的一个固有局限。依托于书面文
化的知识分子常常流于一种空洞的、抽象的普遍性。这使他们往往倾向于按图索骥，
纸上谈兵，缺乏具体的针对性，从而误读现实，偏离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他们嗜
爱普遍原理和方法，却常常忽视具体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
以来的政治、文化和学术领域曾屡见不鲜。应当说，１９８５年的新方法论热潮使
知识分子们重蹈了这一覆辙。日后接踵而至的各种西方文论的传播与运用，从精神
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到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和
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走出这一误区。
　　总之，新方法的倡导者们渴望以一种现成的普遍方法使具体问题就范，并以此
代替真正的研究。似乎只要采用了新的方法，新成果就会奇迹般地源源而来。然而
实际上，对于文艺学来说，真正的研究工作应当首先是对诸多文艺现象的悉心观察
和体会，同时辅以对以往有关经典的大量阅读。应当认为，这才是文艺学研究真正
艰苦的基础性工作，是一道铁门槛。只有凭借这一工作，研究者们才能逐渐积累感
受、经验和知识，形成自己的问题和对问题的看法。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切
合问题的解决方法才能诞生和成熟。不能把复杂的学术研究简约为现成方法的选择
和运用，不能用方法或观念的更新取代艰苦的学术探索。实际上，新方法论现象暴
露了一种以既定的方法（普遍性）偷换特定问题的急功近利的投机心理。这种心理
在１９８５年以后漫延开来，遍及学术、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

　　　　　　　　　　　　　三、文化大讨论
　　与文艺理论界的上述三个热点相比，８０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讨论弥散于整个
人文知识界，无疑更带有全局性质。应当说，这是继新时期初期的异化、人性和人
道主义浪潮之后知识分子的又一场大讨论。而从哲学到文化，则似乎构成了一个从
抽象趋于具体的行程。据当时统计，仅从１９８５年初到１９８６年中，全国各主
要报刊便刊发了二百多篇论述文化问题的文章。文化、传统和中西比较成了激动人
心的话题，各种热烈的会议、讲座、争辩在老、中、青三代学人中间此起彼伏，其
空前之盛况至今犹历历在目。
　　在大致区分出来的“儒学复兴”和“全盘西化”两种走向中，青年知识分子主
要聚集在后一面旗帜下。《文化：中国与世界》丛刊的创刊号上，以篇首位置醒目
地刊登出了《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一文。这是一篇宣言式的论文，写作
于１９８５年后期，它的两个主干部分曾以《说中西古今文化之争》和《传统、时
间性与未来》为题分别发表（《北京大学》校刊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６日和《读书》
杂志１９８６年第２期），在青年学人中间名躁一时。
　　作者首先回顾了中国近代以来有关中西文化的讨论，认为在辩论中，真正的问
题已经被置换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常常被无限突出，从
而掩盖了中国文化必须从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这一更为实质、更为根本
的古今文化差异的问题。”[19]也就是说，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主要不是地域的，
而是时间的。由此，作者引入了“时间性”概念。
　　他认为，以往通常把“传统”等同于“过去”，这样，所谓“传统”就只是“
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文章严厉地抨击这种传统观，认为这正是以往许多争论的
症结所在。与这种传统观完全相反，作者宣称：
　　　　“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而
　　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因此，传统的真正落脚点恰是在
　　“未来”而不是在“过去”。这就是说，传统乃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
　　永远处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20]
　　因而，按照这种“未来化”的传统观，“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
就是‘反传统’！因为要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
震荡、瓦解、消除旧的‘系统’……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
分子的肩上”[21]。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存在和意识。它源远流长，
从“过去”传递至今。它长期被证明有效，因而被深深镌刻于人们的行为、风习、
语言、观念、情感之中，从典章制度直至无意识的底层。它每时每刻都在通过自然
淘洗而延续着，但无论它的持存还是变更，却都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否则，
必遭反弹。
　　然而，在上述“未来化”的传统观中，“传统”已被阐释为某种无足轻重、屈
从于超凡主体意志、可以被任意塑型的“质料”。作者标榜“时间性”（现象学的
基本范畴），以此作为立论基础，但他的这种夸大自我意志的“主观性”立场，从
学术源流上说恰恰是前现象学的。在中外文史知识相当贫乏的条件下，作者似乎以
为仅仅凭借一些抽象的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就可以在古今中西之间广袤的文化开阔
地上恣意纵横。应当认为，这种立场和现象，包括其天马行空、狂态可掬的文体，
正好为前述知识分子主体性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提供了一条注解。
　　但是，新生代学者的急进态度在当时又是有针对性的。１９８４年，北京的一
批专治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的著名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梁漱溟、冯
友兰、任继愈、庞朴等老师宿儒纷纷出场。他们的学术积累已臻于炉火纯青，往往
能厚积薄发，取精用弘。１９８５年初，华裔学者杜维明在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
学”。他援引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倡导“儒学第三期发展”，反响激烈。
在部分学者中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成为主旋律。
　　“儒学复兴”的主张在新生代理论界遭遇猛烈抨击。甚至刚刚出版《中国古代
思想史论》的李泽厚也感受到了压力。他在继著名学者黎澍之后阐述“西体中用”
论的同时，特地撰文申辩，以免自己被“一些青年朋友”误解为“所谓‘新儒学’
的同道”[22]。因此，尽管“儒学复兴”的支持者们拥有远为深厚的学术根柢，但
在８０年代后期激进改革的社会政治空气下，“西化”论仍然越来越成为知识界的
某种主流倾向。只是到了９０年代初叶，在中西讨论中一度被抑制的传统学术文化
才在社会震荡之后，在学院知识分子当中，以“国学热”的形式再度回升。
　　在文化讨论中，新生代理论界的一个流行观念是：广义的“文化”包括由浅入
深的三个层面：器具、制度和精神（狭义文化概念）。上述《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
几个问题》认为，自“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三步“才走到文化这个问题
上来”，即首先是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后，是加强民主法制并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最后，狭义的文化问题才被提出。这三步似乎正是“文化”三
层面的逻辑展开。作者大概仍被笼罩在黑格尔式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辨哲
学影子之下，认为上述三步“就是今日‘中国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的真正背
景和含义。”[23]
　　实际上，如前所述，新时期初期的人道主义浪潮与这场文化讨论一样，也曾波
及整个人文知识界。它以异化和人性复归的模式重述历史并展望未来，第一次在理
论领域确立了知识分子的新的叙事，尽管仍停留在抽象哲学的理念形态。与此相对
照，文化讨论也具备两个方面：以中西文化比较的形式抨击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
同时倡导引进西方现代文化，以作为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讨论延续着人
道主义哲学的内在意向，它应当被视为知识分子从抽象迈向具体的关键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讨论所迈出的这一步只具有过渡的、中介的性质。从十年
后的今天看，“文化热”的深层流向和真正意图，是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导向对现
实政治的批判，从理论的批判转入实践的批判。到８０年代末叶，部分激进的知识
分子已转向鼓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全面资本主义化（多党制、私有化和自由
主义）。因此，哲学－→文化－→政治，这恐怕才是新时期知识分子由抽象到具体
的“三步”。这一点从电视系列片《河殇》可以获得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这部六集文化政论片由知识界人士亲手撰写和制作。它汇聚和概括了此前文化
讨论中各种流行的知识、观念和理论，以源远流长的“黄河”为依托，缩影式地总
结了中国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河殇》从二千年一贯制的“超稳定结构”一
直说到今日“衰朽的社会机制”，并以一种一厢情愿的“空想资本主义”作为中国
文明的未来方向。《河殇》有意识地运用大众传媒，将知识圈、学术圈内的急进思
想向各界公众广为散播，向“上”向“下”，都远远突破了原有界限。应该说，这
是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一个严重步骤。
　　本书第１章认为，在“文革”后期，知识分子的叙事尚处于微弱的萌生阶段，
它主要表现为现代主义的“地下”诗歌探索，在充满断裂、晦暗和歧义的艺术语言
中获得了自身的形式。应当认为，经过新时期初叶的小说（伤痕、反思、改革）和
人道主义哲学，经过１９８５年以后的报告文学和中西文化比较，到了《河殇》，
知识分子的堂皇叙事已臻于极致。这是一种新的独断论。它纵谈古今中西，文采斐
然，雄辩滔滔，一气呵成。它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口吻，编织成了一个炫人的表面。
在这一表面的掩盖下，其深部的历史观、价值观和社会发展理论则问题重重。
　　例如，《河殇》提到郑和七下西洋，抱怨并嘲笑了当时中国政府对待东南亚和
南亚诸国的“慷慨温和”与“谦谦君子”风范，对郑和船队竟没有从事殖民、掠夺
和征服而痛悔不已，而对日后西方的血腥的殖民主义则心怀艳羡。从这里，我们可
以看到在部分知识分子那里，先前的自由主义立场正在被放弃，一股阴暗的右翼思
潮在渐渐抬头。可以说，这正是前文曾经提及的，当代知识分子从左（“文革”时
代）经过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新时期十年），再到右（８０年代末叶）的历史行
程的表现。

　　　　　　　　　　　　四、一个时代的终结
　　８９风波之后，何新以令人震惊的姿态一跃而出，对这一巨大事件，对民主和
自由，对中国社会主义和国际战略环境等等，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从而以自
己的言行与精英知识界割席绝交，斩断了最后一丝关联。
　　何新在新时期十年里出入于知识界的轨迹颇耐人寻味。
　　他最初似乎是以一个文学评论者的身份为人们所知的。何新撰写文学评论，也
创作小说。他以复苏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刚刚开始流行的异化学说，评介了王蒙的几
个短篇新作，在文中控诉“四人帮”的极左政治，呼唤时代的新的生活。他的小说
很有“学术味”，《寻找被遗忘的世界》（１９８３年）掺入了自己的若干经历，
并似乎预示了日后《诸神的起源》的主题。《蓝色的雪》（１９８３年）以高尔泰
的厄运为原型，描写“我”和一位被押解的思想犯在严冬的路上的遭遇，塑造了一
个高大完美的知识分子形象。
　　同时，何新还研究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思想史。另外，
他关注历史理论，对社会发展史中的正统的五阶段论提出了质疑。这样，在新时期
最初几年，他已经并非浅泛地涉猎和探索了文史哲诸多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何新几乎参与了新时期知识界的所有思想运动。他的《青年马
克思的异化理论及人道主义思想》写于１９７９年，发表于１９８１年。此文专门
论述青年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高度评价了这部“不朽杰作”
。他的《试论审美的艺术观》（１９８０年）从普遍人性论的立场观照艺术，鲜明
提出“审美是艺术的根本功能”，表现了唯美倾向。此文援引青年马克思关于“共
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那段著名论断，在文章中
“美学热”的基本主题清晰可见。他的《艺术系统分析导论》（１９８５年）运用
“符号语言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的方法研究艺术系统，算得上“方法论年”里
的一篇重要文章。
　　此外，他还以《朴学家的理性与悲沉》和《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两文（均
１９８６年），较早评述了陈寅恪的学术和情怀，以及顾准的地下思想探索。这二
人日后在９０年代初、中期，在自由主义知识界发生了广泛影响。
　　８０年代中期，何新曾深入于古史、古汉语等领域，陆续发表了一组颇具新意
的《文史新考》，同时写作了《诸神的起源》（１９８６年），探究“中国远古神
话与历史”，以“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之所在”[24]。此书在当时（特别是在
专业领域外）颇具反响，毁誉参半。同期，他还在讲课基础上“整理改写”了《中
国文化史新论》（１９８７年），其“侧重点是指出传统文化中哪些东西阻碍着现
代化，需要批判和改革”[25]。因此，《诸神的起源》和《中国文化史新论》似乎
可以代表何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正一反两方面观点，而这两面，即对中国古代文
明的崇仰与批评，始终贯穿于他在８０年代后期的所有论述中。
　　这样，从新时期初叶的人道主义哲学、“美学热”到新方法论和中西文化比较，
在历次思潮中，何新都曾参与其事，以此追踪自己时代的问题。总的来说，在８０
年代前期，他一直笼罩在当时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斑驳的投影之下，侧身于自由主
义的传统之列，除去涉猎领域较他人远为广阔和多样外，在思想观念方面，似乎并
未表现出十分鲜明的个性。
　　１９８５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何新发表了《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
者》，由对徐星的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的评价，引发出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整个
新潮文学的全面抨击，同时呼唤“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感情”等正面价值。
[26]该文反响剧烈，导致了知识界从高尔泰到一批新潮学者的讥评，这里面有误解
也有偏见。从此，何新与主流知识界之间出现了裂痕，逐渐拉开距离。
　　随着８０年代后期的展开，裂痕日渐深巨。到１９８８年，何新发表《中国当
代文化备忘录：我的困惑与忧虑》，对包括文学、历史、中西文化比较和经济学等
在内的全部知识界的新潮理论和激进风气提出严厉的批评，同时表达了对“新的巨
大民族灾难势将不可避免”的深切预感[27]。也正是从８０年代后期，他开始关注
中国和世界经济以及国际政治等新的领域。实际上，在当时，时代问题的重心的确
已经越来越转移到这些方面了。
　　缺乏正规高等教育这一环经历，对何新的学术生涯有着明显的正反两面影响。
从积极方面说，他常能独往独来，蔑视和超越学院派的各种清规戒律（从科系分类
到思想轨范等），独辟蹊径，发前人所未发。从消极面看，他似乎欠缺那种在学院
环境里熏陶濡染而成的严谨扎实作风，立论有时显得草率鲁莽，在细节知识和资料
方面有时漫不经心，粗疏错漏现象时有发生。
　　但总体来看，新时期十年，何新的学术足迹遍及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
政治、经济和国际战略等等学科和领域，这在中国当代学界，大概是罕有其匹的。
在十年里，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观念和视角逐渐趋向整合。８９事件则提供了一
个契机，在何新那里，一个新的完整的“叙事”宣告诞生了。
　　在８９之后同各国记者、外交官及经济学家的众多对话中，何新系统地表述了
一系列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十分陌生的观念和见解。他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和战
略环境中，“民主”并非一个单纯的价值问题，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问题，而是
国际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他认为，２０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落后农业国以
国有制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之对抗先进的资本主
义工业强国的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他认为，世界经济结构和关
系并不合理，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
裕恰恰倚赖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他认为，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着眼，世
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
　　前述《寻找被遗忘的世界》曾经获奖。在获奖后的一篇创作谈里，何新表示要
创作一部以《追求》为总标题的三部曲。可以设想，这部系列长篇小说如果完成的
话，将以当代知识界为重要展开背景，以众多的人物群像和繁复的情节展示主人公
“追求”的漫长过程。对这部作品的拟议与构想，也许可以解释何新对柯云路类似
题材的两部系列长篇《新星》和《夜与昼》的评论兴趣。但是，这部文学作品似乎
已消隐在了作者的一系列学术撰述之中，因而最终问世的是一部多卷本理论著作，
这就是《东方的复兴》。
　　在《东方的复兴》中，何新试图集合在不同学科和领域中的一系列个别探索成
果，以系统地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传统文明及其价值体系，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可能
性与新世纪背景下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命运。这一总体意图包含四个专题：
　　１、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传播进程。
　　２、研究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伴随世界市场形成、竞争和危机而同时兴
起的世界霸权斗争。
　　３、揭示２０世纪以来世界历史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不断迁移，以及这一背景
下发生的现代中国革命。
　　４、论述新世纪人类经济、政治、文明一体化的大趋势，以及这一进程所面临
的激烈历史冲突，世界重新导向社会主义前途的逻辑必然性。
　　尽管这些专题有待于多卷本篇幅的论述，但其基本观点、思路和轮廓在他数十
万言的对话中均已具备，从而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以“东方的复兴”为总题的新的叙
事构架。详尽评述这一叙事超出了本书的题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新叙事的落
脚点基于历史正义，基于广大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基于人口众多的第三世界贫穷国
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民主意识形态席卷泛滥的世界潮流面前，何新敢冒天下之
大不韪，坦诚直言，这种独具只眼的、孤胆的知识分子个体，即使在中国近代以来
也是不多见的。与他相比照，精英知识界无论在道义方面或学理方面都显得苍白而
贫乏。他们私下流传着有关这位论敌的各种来历不明、也无法证实的“佚闻”，种
种流言统统指向他的有关“内幕”或“品行”，而对他一系列对话的实质内涵却几
乎不置一辞（即使是在私下交谈中）。实际上，未来的史学家也许断言，当时的何
新几乎以一人之力便平衡了整个精英知识界，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持续
十年的知识分子时代的终结。他之所以有可能成就这一工作，毫无疑问，首先是基
于个人学力。由于具备众多学科和专业的知识、理论和视角，从而使他本人几乎已
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知识界”。
　　在何新身上，隐约可见知识分子左翼传统的重现。本书第１章认为，中国知识
分子的左翼传统发端于五四运动，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战烽火直至“文革”
运动而抵达巅峰，同时也跌入低谷，陷于绝境。新时期十年，左翼知识分子的阵脚
步步后移，在知识界备遭冷遇和嘲笑，但却始终具有转型和释放出巨大潜力的可能
性。何新的立场使这一伟大传统的劫后新生在中国大陆初现端倪。
　　从方法论上看，何新“对现实和历史采用动态发展的观察方法（辩证法），通
过经济必然性和利益集团的分野（阶级分析方法），去剖析复杂社会政治现象和意
识形态现象（唯物史观）”[28]。从学科角度也可以说，他以经济学为轴心，汇聚
和概括了政治学、国际关系、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文化理论和文艺学等众多学
科，形成了一门新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对于所面临的每一
重大课题，总是能够立体地、多维地给以解答和说明，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优
越于单一学科的成就。应该说，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态，在经典作家手中，
所缔造和运用的正是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活的“社会科学”。
　　从文体特征看，何新的上述政论仍然延续了某种文学性的形式。一系列对话发
生在观点、立场全然对立的人物之间，“声情独具”，音容形貌跃然纸上，令人油
然联想到长篇小说中的大段人物对话，或者戏剧作品中的激烈对白。同时，这些对
话的内容也不是政治、经济或国际关系领域的纯专业问题，而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
的时代课题。８０年代末叶，知识界曾普遍热衷于某些政治谈论（从新权威主义到
多党制），何新在８９之后的对话正是这些谈论的某种延续，尽管采取了截然相反
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可以说，在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两种普遍的体裁之后，新时期在
逼近尾声的时候，还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政论”体裁时期。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
那么可以说这是思想大于形象、内容超越形式的文体变迁的最后一笔。
　　回到本书的题旨－－美学。上一章曾指出，新时期初叶，知识分子关注社会政
治问题的介入倾向与超越现实的对人性复归的向往，分别以文学和美学为代表，达
到了一种暂时的平衡。８０年代中叶以后，介入现实的一端持续上升。经过报告文
学、中西文化比较和政论，平衡终被打破，抽象的人性复归的理想，逐渐被更为切
近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楷模的发展模式和目标所替代与超越。“中国向何处去？”
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似乎已压倒了一切。知识界所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迅速滑
向社会现实一端。在一片急进变革的狂躁氛围中，人文理论界、知识界再也没有心
境和余暇去思考美学问题了。“美的本质”等问题已完全失去原有份量，甚至显得
有几分可笑。可以说，知识界的这种复杂语境直接导致了“美学热”的沉寂。

＿＿＿＿＿＿＿＿＿＿＿＿＿＿
[1]徐怀中、莫言等：《有追求才有特色－－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 载
《中国作家》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2]许振强、马原：《关于〈冈底斯的诱惑〉的对话》，载《当代作家评论》， １
９８５年第５期。
[3]阳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载《文艺报》，１９８８年１月３０日。
[4]徐学清等：《新时期报告文学之一瞥》，载《当代文艺探索》， １９８７年第
１期。
[5]参见谢泳：《论近期报告文学主题的转移》，载《山西文学》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6]朱建新：《面对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世界－－报告文学家、评论家对话会纪实》，
载《文学评论》，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7]《１９８８·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载《花城》，１９８８年第６期。
[8]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载《文学评论》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9]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载《文学评论》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10]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载《文学评论》１９８５年第６期。
[11]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载《红旗》杂志１９８６年第８期。
[12]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载《红旗》杂志１９８６年第８期。
[13]参见林兴宅：《我们时代的文艺理论（评刘再复近著兼与陈涌商榷）》，载《
读书》１９８６年第１２期、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14]王春元：《文学批判和文化心理结构》，载《红旗》杂志１９８６年第１４期。
[15]汤学智：《关于主体性问题的几点看法》，载《当代文艺探索》１９８６年第
４期。
[16]参见曹维劲、魏承思主编：《中国８０年代人文思潮》中的“精英治国的论争
与批评”部分，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17]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
，载《读书》１９８５年第２、３期。
[18]徐贲：《哲学和文学研究方法论》，载《文艺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０期。
[19]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１期。
[20]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１期。
[21]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１期。
[22]李泽厚：《关于儒学和新儒学》，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
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４３页。
[23]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１期。
[24]何新：《诸神的起源》“自叙”，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
[25]何新：《中国文化史新论－－关于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８９页。
[26]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人》，载《读书》１９８５年第１１期。
[27]何新：《中国当代文化备忘录：我的困惑与忧虑》，见《东方的复兴》，黑龙
江人民出版社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一卷，第３０８页。
[28]何新：《东方的复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二卷“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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