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的制高点俯瞰——《战略高度：玛雅国是访谈录》序

祝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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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代史的总体走向是从西方到东方，这个走向在地理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革命”的路线：从英国革命（17世纪）到法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19世纪），再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20世纪），自下而上的、暴力的社会革命一波接着一波，巨浪般由西向东传递。另一方面，相反相成，从西方到东方还伸展着一条“资本”的路线：环地中海（文艺复兴时期）、北大西洋（16－19世纪）和亚太地区（20世纪末至今），依次成为近代世界经济和贸易的热点或中心。第一条“革命”的路线主要走陆路，它在解放了相关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潜力之后，也曾经形成新的异化和压迫。第二条“资本”的路线主要走海路，它直接导致了对美洲的种族灭绝、对非洲的大规模奴役，但同时也积累了财富并传播了技术和文明。位于“远东”的中国，作为最后一个被纳入近代世界体系的东方大国，恰好是这两大政治、经贸路线的交汇点。

1949年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历史拐点，中国从此进入“上行线”。从那以来，我们经历了最彻底的政治动员，也经历了最极端的市场动员。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奔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这段描述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典段落，用来表述1949年以来中国的许多方面，应该也是贴切的。

1949年迄今的近60年，时间节奏仿佛突然加快，使这个相关时段成为一部“浓缩的历史”。在体制和观念不断转换、更新的同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7%到9%（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的速度持续扩张。这种以整个国家为单位的长时间的“强行军”，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它不但使中国走出了近代陷阱，而且使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政治、经贸的焦点或中心，但同时，也造成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困境和危机，此起彼落，层出不穷。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世界近代以来两大政治、经贸路线在东亚大陆的交汇，正是由于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的急剧转型，以及正是由于当代中国在动荡中的成长——使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部重大问题，最尖锐、最密集地出现在中国的思想空间。“中国问题”期待着“中国理论”或“中国社会科学”，这使得中国思想界在全球化的时代宿命般地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视角——进一步，也许可以说，正是上述千年不遇的特殊境况，使中国在整体上占据了一种特殊的“战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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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正是对上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重大问题的回应。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在本书中的有一批可能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战略思想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说起来，他们大多也许还是20世纪60年代那场思想-政治运动播下的种籽。从年龄来看，这些被采访的学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这正是当年“红卫兵”和“知青”的一代。

在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史上，这也许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例如这里的王绍光、温铁军、曹锦清、高梁、秦晖、徐勇、张文木、黄纪苏、房宁、王小东、王长江、徐友渔，等等，他们正值青春年少，便风云际会，经历了大时代的转折和动荡，大字报、大辩论，造反、串联，秩序瓦解、权威扫地。“红卫兵－知青”一代在他们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成长或萌芽的幼稚时期，就遭遇了中国政治、世界政治的大课题，而获得了一种开阔的大视野和问题意识。以后，不论是下乡插队还是进工厂或者参军，又使这一代人积累了底层生活的经验，并从这里转而重新认识社会，认识中国和世界。也就是说，1960年代的政治雷霆曾经击中了这一代人，使他们政治早熟；底层的磨练则刷新了他们以往的书本知识，又构成了他们未来书本知识的基础，使他们获得了生活的重量感。这种特殊的经历，在整体上明显地使“红卫兵－知青”一代，既区别于他们之前1930－1940年代出生的一代，也区别于之后1960－1970年代的一代人。

其实，本书的中心人物——采访人玛雅也是这一代人中的一个。她从小在北京西郊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的大院里长大，受那个时代的感染，不爱红妆，刚满15岁就参了军。退伍后，进中央机关工作。1990年代初，玛雅一个空中转体180度，辞去公职，先到澳洲，后到美国读书，取得了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

玛雅是在1989年之后出国读书的，1992年刚到美国时，又正遇上美国总统大选。当时的中美政治对峙，东西方政治传统的差异，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选战，一下把她掷于几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政策取向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冲突对立中。回国后，她供职于香港凤凰集团旗下的《凤凰周刊》，往来于北京、深圳、上海、香港之间，穿行于不同专业的学者圈中，渐渐成了国内学术思想界活字典式的人物。

本书中的被采访者不全是“红卫兵－知青”一代，也包括1960年代出生的潘维、康晓光、郑永年、于建嵘等著名学者，但的确以“红卫兵－知青”一代为骨干——本书中即使是少数1960年代、个别1970年代出生的学者，也处于那一代人的强大影响之下。书中以问答的形式讨论了当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关于中共执政能力、中国民主、中国政体，关于中国改革、产业政策、三农问题，关于中国民族主义、地缘环境和外交战略，还有主流社会价值观，等等。这些访谈，在思想光谱上涵盖了新国家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乡建派和自由主义等。在方法上的特点则是，在着眼于长远和全局的同时，又讲究细节和数据，也就是，既具备战略眼光，又注重专业知识的根基。由于上述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访谈所针对的问题、所表述的思想恐怕都不会过时。同时，这样多重大问题和这样多重量级学者集中在一本书里，在出版界也是并不多见的。这毋庸我赘述。

需要说明的只是，本书所有访谈均做于2003年以后，所包含的思想则大多酝酿、形成于1990年代中后期。从中国当代学术思想的演变看，自文革结束到整个1980年代，是传统的革命价值观和世界观被全面改造的时期，因此文学、哲学等人文学术成为当时知识界的显学——所谓80年代的“启蒙主义”，其实质就是在价值理想和象征符号的层面上批判国家体制和权力，而为日后“资本”和“市场”的支配地位，提供思想准备和舆论环境。而在整个1990年代，文学、哲学等迅速边缘化，经济学取代人文学术，占据知识界的首席——其根本原因在于：由国家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逐步推进，与宏观经济增长相伴随的赤裸裸的利益瓜分已成为1990年代的主题。但是，另一方面，新的思潮，包括对改革开放的总结和反省，也酝酿并形成于这个时期。

2003年以来，“延长的90年代”渐渐结束，旨在调整发展模式和利益关系的社会政策次第出台，人们期望，这将是从1949年以来前后相继的两个“当代中国”的某种整合。相应地，个别学科一枝独秀的局面亦不复存在，片面的知识和视野将让位于综合的社会科学的观察和思考——这也正是本书的内容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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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版图面积几乎等于整个欧洲，人口规模则接近欧洲人口的两倍。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创造力使其一向成为世界史上为数不多的主要文明类型之一，源远流长，直至晚清。这一巨大的文明遗产必将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影响。

自近代以来，中国已经历了“救亡”和“发展”两个阶段。其中，“救亡”阶段的结束大体以“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为标志，从此，中国由1949年以后的“准战争体制”逐步过渡到“和平体制”，由“救亡”阶段渐进到“发展”阶段。

那么，目前这个“发展”阶段将结束于何时？在它之后，是否还存在第三个阶段？放眼未来，“发展”阶段也许将结束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之间的某个时期。届时，中国将基本完成工业化，在持续近百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之后，中国将可能获得这样一种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将进入一个全面的“创新”阶段。也就是说，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架构、城乡关系、生态环境和文化观念诸方面，中国都可能创造出新的形态，这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包括它的经验和教训，都可能成为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和人口持续发展的范例和参照。

假如站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段回望我们这个时代，将会发现，2003年以来是一个发展模式和社会利益的重要调整期。那时的主流思想将起源于我们这个异见纷纭、思想交汇的时代，将从我们这个时代，包括从本书中，找到它们的萌芽或胚胎。

2007年6月10日  于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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