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中日关系与21世纪日本的持续发展

　

    日本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大体分为战争与和平两条路线，两条路线都围绕着一个目的，这就 是资源与市场。由于日本乏矿的缺点，于是，保证资源的外来供给，便成了日本政治家的首要考虑。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东亚羸弱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扩张，大大刺激了刚刚转入资本主义经济轨道的日本向外扩张的政策选择。当时中国正处被瓜分的边缘，俄国也在一战中被拖得疲惫不堪，美国尚属新进但羽毛未丰的资本主义强国。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政治家们排斥和平的发展道路，选择了军国主义战争扩张的歧途。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日本在海上打败了中国，1905年，日本在黄海又打败俄国，1910年日本又强行合并朝鲜，这样日本就实际上控制了东北亚地区。1927年田中内阁提出“田中折奏”，明确表露出了日本独霸亚洲的计划。1937年，日本又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1941年12月，日本先发制人，突袭美国珍珠港，发动了意在控制整个东亚的太平洋战争。然而，时隔4年，日本就在亚太大国联手和整个亚太人民的团结抗击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失败使日本几乎断送自明治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成就和国民财富积累。现在看来，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惨败不仅仅是战术性的，它更是20世纪初以来日本选择用战争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败。20世纪前50年的实践证明：用战争扩张实现发展，对日本来说是绝对行不通的，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地缘政治格局看，日本地处亚太三大国钳形合围之中，北有俄国，西有中国，东有美国 ；加上境内缺乏矿产资源的国情，迫使日本必须有一条有保障的直通南中国海再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海运线路。日本若要绝对控制这条线路，就必然要与视南中国海航运线路为生命线的美国产生矛盾，这样，日本在亚太的扩张便天然地与中俄美三大国发生矛盾，如果这些矛盾激化，那么，其中任何两国联盟都会致日本于毁灭的境地。日本在20世纪初的军事扩张，就是在中国和俄国暂时软弱的情况下发动的。在20世纪中叶，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毁灭性失败，也是在中美联合打击及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下出现的。历史证明，只要亚太地区中美俄三国的大国地位不变，日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打破这种被动的地缘政治格局。

    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日本想改变受大国钳制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努力遭到惨败的话，那么 ，21世纪的日本就更不可能改变这种格局。为了改变这种格局，日本在20世纪先是与俄国结怨并成宿敌，后来日本又在太平洋与美国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血战。太平洋战争结束时， 俄国占领了日本北方四岛，美国则占领和驻军日本南部冲绳岛，并最终形成了北有俄国踩尾，南有美国执缰的态势，再加上中国自80年代以来的迅速崛起，这使今天日本战争扩张的政策选择与20世纪前半叶形势相比，更具毁灭性。

    然而，战后50年日本的历史却证明了和平发展是有利于日本发展的正确选择。我们知道，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政策不仅给亚洲而且也给日本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由于战争，日本丧失了对北方四岛的国家主权，死亡人数多达222万，国民财富损失42%，海外贸易几乎断绝。战后日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改革，修改宪法，并认真向国际社会承诺“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以和平外交为基础，日本经济到1955年多数指标超过战前水平，1968年赶上联邦德国，1971年，日本出口贸易总额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三。1973年，日本黄金储备仅次于联邦德国，居世界第三。1985年，日本年人均收入为17000美元，超过美国。1996年，日本国民总产值已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从日本前半个世纪的山穷水尽到后半个世纪的柳暗花明，证明了这样一个定理：永远放弃战争，实行和平与合作的外交路线，是保证日本21世纪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

    就其战略意义而言，日本的对外合作首先是与美国和中国的三角合作，因为这两个国家是日 本资源补给线上不可逾越的亚太大国，同时又是日本贸易最大和最有潜力的伙伴国。日本传统上的资源补给线是经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最终直达波斯湾的海路。历史证明：日本只有与中国和美国，特别是与美国合作，才能保障经由这条运输线路的资源供应，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供应；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21世纪，随着贯通中国大陆的欧亚大陆桥的深入开发和中国经济西进势头的推进，它也必将发展成为中亚和中东石油输入中国大陆乃至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线路。如果这条线路贯通，将大大减缓日本能源补给的海路风险。因此，帮助加速欧亚大陆桥中国部分的建设并与中国合作修建途经中国的连接中亚和东亚油气管道，对日本说来，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价值，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都应看到这一点。

    不管从市场的角度还是从能源补给的角度看，日本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与中国和美国的良性互动合作关系。分析起来，中日合作在其间具有首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中日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日本也需要中国的市场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对日本的支持；而美日经济则具有较强同极竞争的性质。近年来日美经济发生的一系列贸易摩擦便是证明。在21世纪已来临之际，日本与美国签署的《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从另 一层面看也是对日本安全的威胁。《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对美国言，它是一柄双刃剑：一面威慑亚太各国，一面又遏制着日本；它对日本言，却是一杯不得不吞下的苦酒：它对外引起邻国的警觉，对内则引起国民的反感，日本政府为此还不得不反复向国内外解释。其中苦衷，欲吐不能。今之日本犹如被扼骏马，这对日本21世纪发展和国民心理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压力。日本要想卸去这一压力，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就不能不与中国合作。中国是太平洋战场上的战胜国，但胜利的中国并没有占领日本领土，日本向占领自己国土的人寻求“安保”，与从未占领自己领土的人对抗，恐怕天下难有这样的道理。

    显而易见，积极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对于21世纪日本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日本长远计，笔者在此向日本的政治家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放弃军国主义或军事大国道路的选择，坚定不移地把和平发展的既定外交政策带入21世纪。

    第二，进一步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日本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的必要环境。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相似，日本明治崛起与中国大陆封闭体制瓦解同时发生的现象说明，21世纪日本的持续发展有赖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与扩大，中国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不仅对日本而且对整个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会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

    第三，与中国合作，把中亚石油出口持久地引向东方，这符合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东北亚的利益。1997年日本首相提出“欧亚大陆外交”设想，日本三菱财团与美国石油公司已计划推进修建一条横跨欧亚大陆，长达8000公里连接中亚和远东的天然气工程。这条经中国到日本和韩国的管道工程的完成，对中日及东北亚地区的发展都有世纪性的意义。保持中日长期友好的基础是培育双方共同利益的生长点。这条连接中亚和东北亚的新的油气管道，对保 证中国，尤其保证对日本长期能源供应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只有开辟多条能源供给线才能更多地降低日本能源供给的海路风险，从而保证日本21世纪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这个角度 看，日本在中亚的利益及其外交与中国有着很广泛的合作前景，如果日中两国的政治家都能推动本国外交向这一前景迈进，这对亚太地区政治合作将有积极的和深远的意义。

十二、印度的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问题

　 1998年5月以来，印巴核试验和印度人民党政府突然对中国发难，引起世界大国在南亚问题上一阵纷忙。这迫使人们对南亚问题进行思考，人们想问：在中印关系日益好转的情况下，印度却突然反目，它究竟想干什么? 印度是南亚核竞赛的始作俑者，在制裁问题上，与伊拉克相比，以西方大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对印度如此软弱，这究竟是为什么?长期困挠国际社会的南亚问题的焦点及中国周边安全的重点是什么?南亚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影响是什么?

    

    1.印度在南亚的目的何在?

    

    印度在历史上的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河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南亚大国；中世纪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印度的版图曾再次接近这一规模。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东至东南亚的范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雄心勃勃，梦想以大印度“联邦”的形式全盘继承英帝国留下的“遗产”。1947年，印度 和巴基斯坦分治使尼赫鲁的“大印度”梦想首次遭到重挫。印巴分治后，尼赫鲁痛心地说： “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不可能实现的神权概念的中世纪国家。它不应该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国人支持真纳的愚见，这件事决不会发生……总有一天合并必然会到来。[1]

    中国是尼赫鲁实现其大印度“联邦”不可回避的邻近大国。尼赫鲁对华外交存在着他既想与中国联合又不想放弃控制西藏地区的企图这一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尼赫鲁认为：“不论从长远角度或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应作朋友，应该合作，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2]1949年12月30日，印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印度开始在中印边境线上默不作声地蚕食中国领土，以图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中国政府承认。1950年中国进军西藏，年底印度三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反对中国出兵西藏，要求中国政府用和谈来解决“西藏自主”问题；1954年印度与中国在联合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按五项原则发展两国关系；但就在同一年，印度政府修改地图，并照尼赫鲁“应沿边界全线建立一系列的边境哨所，特别是在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必须建立边境哨所”[3]的指示实行“前进政策”。1959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发生在中国西藏的武装叛乱并鼓吹“西藏独立 ”。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到1962年达到高峰，中国政府被迫实行反击。

    但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失败教训不仅未引起印度后来政府的足够重视；相反 ，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思想却为印度历届政府所继承，并在其实践中以不同(温和或强硬)方式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地区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实践：1965年印度对克什米尔继1947年后再次采取军事行动；1971年由印度军事支持导致巴基斯坦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1975年印度正式吞并锡金王国。80年代中期，由于印度国内经济日益下滑及国际斗争日益向经济竞争转化，执政的国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为发展经济注意改善和发展对华及与其他邻国的关系。90年代拉奥政府改革使印度经济有了长足进步；90年代中期，经济自由化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加上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印度国内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骤然抬头，最终把反映这种情绪的印度人民党推向印度政治舞台中心。印度人民党原主席阿德瓦尼在1998年2月大选之初就声称：“印巴分裂不符合印度任何一派的利益。” [4]阿德瓦尼这句话与尼赫鲁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印度人民党眼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本应与印度是一个整体。

    印度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分南北两面。在北面印度要求要有对巴基斯坦―西藏―孟加拉一线实际控制能力，南面印度则要求对印度洋的实际控制能力。要实现此目标，就不能回避北方中国纯粹是由地缘因素产生的所谓“威胁”，而要解除这一所谓“威胁”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促成西藏与中国（事实）分离。西藏独立可使中印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夹击的条件下，在南亚大陆继而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所说的“中国是(印度的)最大的潜在威 胁。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要大于巴基斯坦”，笔者认为这句话的深层语义是：中国是印度推行南亚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中国抵制印度南亚霸权主义的力量要大于巴基斯坦。

    

    2.西方纵容印度的深层原因

    

    印度在1998年5月11日―13日进行核试验，巴基斯坦又被迫于月底以核试回应。八国会议对印巴核试验予以遣责；在主席国中国的主持下，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1172号决议，要求印巴 中止研制核武器计划，并作为“无核国家”无条件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核禁试条约。但在制裁问题上大国间则很难保持统一的行动。不仅如此，印巴核试后，美国迟迟不宣布推迟或取消美国总统年底对南亚的访问，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只要印度给克林顿一个过得去的台阶，美国总统就会在年底如期访问南亚。俄国更是无所顾忌地和印度进行核能与军事合作。所有这些与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制裁相比，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这是为什么呢? 1997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欧洲已启动了北约东扩计划，在太平洋地区美日又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日美安保同盟及其作用范围。这两大部署在地缘政治上将从东西两翼对俄国和中国起到相当的钳制作用。环视摆在我们眼前的这盘国际“大棋局”，我们应意识到，西方亚太战略布署将在南亚封口。

    20世纪美国外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地缘政 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促成大国分裂和制造小国的方法来确保海上运输线及战略资源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中东和中亚不仅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同时也 是国际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藏量最为丰富的地带。这又使得麦金德的欧亚大陆中心学说有了双重的即地缘中心与能源中心合二为一的意义。40年代，英国促成印度分裂；90年代，西方又促成苏联的解体。自从中亚五国出现并把俄国边界向北推移之后，在中东和中亚周围，已没了比中国更有潜力的大国。这样在21世纪，分离中国西部，具体说，就是事实上――不管形式(比如达赖的所谓“高度自治”)如何――分裂中国西藏地区，很可能是西方地缘政治战略的目标所在。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像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政治屏障，符合西方永久控制世界地缘和能源中心的战略利益，这与印度在中印间建立西藏缓冲区的政治图谋正好合拍。印度目前正在竭力向西方表明愿为西方实现这一目标打前锋，但条件是请求西方对其核选择采取绥靖政策。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核试当天给西方大国首脑写信解释说：印度核试是因为“有一个公开的核武器国家与我们接壤”，因而不会对美国“造成任何威胁”。瓦杰帕伊在信中保证：“印度将继续在一个多边或双边框架中”同美国合作，“以促进核裁军事业”。同年5月11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的首席秘书米拉什明确表示：印度核试验不是针对美国的，并“希望美国能理解这试验是为了印度人民的安全”。

    对西方大国而言，今天的印度与80年代的伊拉克不同。西方曾利用伊拉克军事消耗伊朗， 在伊拉克放弃伊朗并调头南下后，西方就利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机会，对伊拉克实行了最严厉的打击；这使得美国既捞到了和平卫士的桂冠，又为美国军队进驻海湾找到了借口。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之后，国际对伊制裁并未因此而中止，反而又在“核查”问题上持续了下去，致使伊残存的一些军事实力在制裁中也丧失殆尽。与80年代伊拉克把矛头指向伊朗的政治情势十分相似，目前印度的矛头已指向中国，印度所要实现分离中国西藏的战略目标也与西方一致。既然如此，西方就难于在核问题上对印度实行与伊拉克同等量的制裁。印度人民党看准了这个时机，在美国总统特使理查德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于1998年4月先后访印后没几天，就下决心向中国摊牌。印度人民党的谋略在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要取得大国地位，就必须公开进行核试验并宣布自己为核国家，为此印度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为了减轻美国的压力，印度必须向中国发难。这样印度便可达到三重目的：一 是印度在自认为最有利的时机，向中国摊牌(他们认为这是迟早的事)；二是在西方压力较小的情况下使印度进入核大国的行列；三是在成为核国家的同时又换来西方对其以中国西藏为近期目标的南亚霸权要求的绥靖态度。现在看，印度人民党上台后的第一次政治冒险的确取得预料之内的结果：印度不仅使西方在经济制裁问题上作出相当的让步，而且在1998年7月底8月初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及南亚区域合作会议上还避开了会议的正式遣责。西方对 印度的绥靖政策正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发展，然而，此时就必须指出的是，待到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利用价值消失，届时西方大国就会像对待伊拉克那样以各种借口反手削弱印度的军事实力并迅速解除其核能力。西方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在印度洋国际航海线北侧有一个核大国存在。

    

    3.南亚问题的焦点与中国安全的重点

    

    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一般认为南亚问题就是印巴问题，南亚问题的焦点是克什米尔问题。印度尚不具备在国际舞台上“自立门户”的综合国力，因而南亚问题只能是美苏两强各自世界战略中的筹码。

    冷战结束后，中亚形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苏联的解体和中亚五国的出现。俄南下印度洋的努力将面临着比冷战时更大的困难，这使克什米尔地区在西方遏制俄国战略中的作用下降了。二是印度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印度在多极化的历史潮流中已发展为独立的一极。1995―1996年度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十六位；[5]军事上，今天的印度已成为以核武器和高科技为后盾的军事强国，其空军自封世界第四，海军已挤入世界十大海洋强国之列。这一变化使印度的政治眼光不再囿于克什米尔这样的弹丸之地，印度所谋求的已是“在国际事务中要起到与其国土面积和实力相符合的作用并要得到相应的大国地位”。（参见印度人民党政府公布的《国家治理章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与30年代德、日及80年代伊拉克面临的两面夹击的形势一 样，印度必须先从北方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冷战后迅速崛起的中国及其对中东和中亚能源的巨大潜在需求，就不能不引起西 方战略家的关注。如前所述，西方现代外交的战略考虑是保证对国际能源重要产区(当然首先是中东和中亚地区)和地缘中心地带的绝对垄断和控制。为此，在中东中亚和中国之间建立一个像西藏这样的隔离带，符合它们的战略利益。这样，在冷战后的西方地缘战略中，克什米尔问题将逐渐让位于西藏问题――这与冷战时期西方为联合中国对付苏联而使得西藏问题让位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情形一样。印度一直反对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但希望西藏问题国际化。使西藏问题迅速国际化而不是与中国发生正面和全面冲突，在主权概念上用迂徊(比如达赖所谓“高度自治”)的方式而不是向中国主权概念直接挑战，这很可能是未来达赖集团、印度及国际反华 势力达到实际分离中国西藏目的的基本策略。[6]中印边界问题本身就与所谓的“西藏问题”扯在一起，因此，从我国西南方向看，未来使西藏问题进一步向“国际化”方向升级的政治导火线之一，可能就是由印方挑起的中印边界冲突。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应对世纪之交的南亚问题有一个新的看法，这就是：冷战前，南亚问题的症结在于殖民主义制造的印巴矛盾及由此产生的克什米尔问题；冷战后南亚问题的症结则演变为印度地区霸权主义问题，与此同时，南亚问题的焦点将从克什米尔地区日益东移至西藏地区。

    1997―1998年，在中国北方边境形势日益改善的同时，我东部和西南边疆的安全环境却出现逆转。其标志是：1997年9月23日，日美两国最终完成了对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双方进一步扩大了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合作范围。这对台海两岸良性互动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的统一事业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台湾统一阻力增大。其次，1998年印度公然以中国为敌对目标进行核试验；一些大国和地区组织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对印度的核试验采取绥靖态度，这对我西藏地区安全产生了潜在的威胁。西方遏华势力正在用迂徊策略向西藏逼近，而这恰巧又与印度分离西藏的图谋相合拍，这两股势力将把西藏这一中国国防安全的“底线”进一步推向“前线”。且不说西藏的存在使中国有了非常广阔的地缘战略纵深，仅就其极为丰富的水资源来说，在中国东部地区水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西藏地区安全就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鉴于西藏在中国未来崛起中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位，“东急西重”将可能是未来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新形势。 [7]

     

    4.南亚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影响

    

    事实上，只要印度全面开动争霸南亚的军事机器，印度就会面临几乎是来自整个大国世界的压力。因为印度是一个在大国包围钳制中的国家，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历来是大国必争之地。印度要想称霸南亚，在北方它必然要解决分离中国西藏的问题，这就不能回避与中国对抗。但即使印度在北方得手，也只是达到了目的的一半。印度霸权的最终目标是印度洋，而建立在马汉海权理论基础上的西方军事安全政策，历来把保卫自太平洋和地中海两线交汇于印度洋的海上运输线当作一项极重要的战略任务。如果印度有朝一日在印度洋面上与西方发生冲突与对抗，那时，印度的命运就远不是今天的伊拉克，而是1945年的日本；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南亚次大陆霸权主义的倒塌和印度几十年发展的成就的葬送。

    和平与多极化时代并不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景，而是由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核不扩散条约》、《禁止核材料生产条约》、《导弹技术出口控制协议》等一系列条约以及保证这些条约不被破坏的国际合作力量构成的和平保障体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保障国际秩序的条约体系遭到破坏，而国际社会又无力阻止这种破坏行为继续发生，那么这个时代也就随之解体。

    目前的印度似乎是在玩20世纪30―40年代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以及伊拉克在80―90年代玩过的冒险游戏。而在对待印度核试验及其南亚霸权要求问题上，西方似乎正在重复20世纪30年代的绥靖主义和“祸水东移”的错误。如果说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6年德军进兵莱茵非军事区及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等未受国际制约的行动，标志着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解体的开始，那么，今天南亚上空再次升起的磨菇云则是对维持这一时期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条约体系力量的公然挑战。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还不能汲取二战前欧美绥靖政策的教训，还是把本国的特殊利益置于人类共同利益之上，还是希望利用印度称霸南亚的野心来遏制中国，其后果不仅对西方，而且对印度来说也是灾难性的。如果由南亚开始的核试验在中东和东北亚地区引起连锁反应，世界将由此再次进入核恐怖的环境之中。况且印度称霸南亚的战略目标不仅在于要促成西藏独立，而且在于它要称霸印度洋。与40年代太平洋战争及80年代的两伊战争的起因和结果相似：印度称霸南亚的计划若从向中国发动战事开始，即使不在北方中印边境上失败，那么它也会在印度洋上受到惩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决不会容许一个有核力量的印度控制印度洋，届时美国还得寻求中国的帮助，以恢复和平。那时，失败后的印度已是一个破败的印度，世界就像又玩了场游戏。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画幕已在南亚撕开了裂口，世界大国是否能通力合作尽快弥合这道裂口 ，还取决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国，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家们是否有足够的远见。30年代如果西方大国能够早日采取联合苏联的政策，或德日意国内的和平力量能够及时阻止好战势力的上台，那么，世界就不会经历那场本可避免的劫难。正如希特勒进攻西方才使丘吉尔认识到联合苏联的重要性一样，当日本进攻珍珠港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意识到扶持日本和怠慢中国都是同样的错误。今天中国正在崛起，有远见的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国政治家，应当意识到联合中国对于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所具有的巨大意义。若西方大国不愿意在未来的印度洋面上再经历一场类似40年代太平洋战争那样的悲剧，那么，现在就应放弃分裂或变相分裂中国西藏的目标，以赢得中国的信任与合作；若印度不愿意重复40年代的日本和90 年代的伊拉克因追求霸权而带来的惨痛教训，那么，它现在就应放弃地区霸权主义的追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与国际社会共同把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向21世纪。

    

   

十三、南亚――大国利益新的交汇点

　

    南亚是世界石油中心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 亚大国，地缘优势都非常突出。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重心，如剑南插印度洋，逼视由此经过的国际海运线；巴基斯坦是中亚国家进入阿拉伯海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波斯湾的门坎。因此，印巴两国的存在便与大国利益，特别是与大国的石油利益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在大国的全球战略中成了必争之地。

    二战结束后，鉴于南亚的重要性，英国人在离开南亚时，故技重演，留下一个印巴分治的“ 蒙巴顿方案”，由此埋下了南亚未来冲突的种子。

    冷战期间，美苏争夺全球霸权，南亚地位在大国利益交汇中骤然上升。1971年，苏联和印度签定了带有明显军事性质的《印苏和平友好条约》；1955―1979年，巴基斯坦曾是由美国操纵的有土耳其、伊拉克、英国参加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为“中央条约组织”)成员。这种大国利益交叉冲突到1979年底由苏联侵略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推向高潮，与此同时，美巴关系也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以及美国国务卿黑格分别在1980和1981访巴后得到全面加强。美对巴在物资道义上给予全力支持，成功地阻止了苏联实现对阿富汗军事占领的战略意图。

    冷战结束初期，从苏联解体产生的混乱中诞生的俄国，正处在政治经济过渡的阵痛期，此时 美 国外交似乎是一个没有对手的外交，就连美国人自己也不清楚美国将根据什么来确定自己的未来外交战略，当然也就无法确定南亚将在这个战略中的位置。在这一段时间，南亚在大国外交中的地位显然是下降了。

    到90年代中期，俄国从混乱中开始稳定下来。美国意识到不仅俄国没有被打垮，中国又在改革开放中随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崛起。面对这样一个日益走向多极化的世界，美国也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全球战略，其特点是以俄国与中国为遏制目标，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两翼，在遏制俄中两国的同时，主导和控制世界多极化潮流的发展，以确保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为此，美国不顾俄国的强烈反对，正式启动北约东扩计划，于1997年7月举行的北约马德里首脑会议上，确定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为首批接纳国；同时又宣布北约将继续向中亚扩展。在亚洲地区，美国大力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利用人为制造的东北亚紧张空气，不顾中国和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反对，重新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了针对“周边事态”美日军事合作的范围。这对台海两岸的统一及东亚地区的稳定，形成真正的威胁。

    在1997年完成了上述旨在从东西两翼遏制俄国和中国的布署之后，1997年底美国又开始把外交目标重新投向已被冷落的南亚。美国要加强南亚外交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石油。美国白宫文件《新世纪的国家战略》中写道：“美国基本能源需求40% 以上依靠石油，石油需求大约一半左右依靠进口，而石油进口大部分――尽管其份额正在减少――来自波斯湾地区。然而，我国也正在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以改变对中东进口的依赖状态。现在，委内瑞拉是美国的头号供应国，它和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向美国供应的石油，超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向美供应总量一倍还多。……拥有2000亿桶石油储量的里海盆地，今后几十年内也有望在满足日益增长的世界能源需求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在看到上述事态的同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看，绝大部分已查明的石油储藏仍位于中东地区，而且全球石油市场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从更长远来看， 随国内资源趋于枯竭……即使采取了各种节油措施，美国对确保获得这一关键资源仍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美国人看到20世纪末发生的对21世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莫过于亚太南方国家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能源需求的翻倍增长。据统计，到2010年亚洲石油日需求将为3000万桶，是20世纪末的两倍，而同期亚洲的日产量只有800万桶，除非出现新的能源产地，否则，亚洲石油进口90%以上将来取自中东和中亚。这样亚洲对未来中东中亚石油进口依赖性的巨大增长，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意识到抢先取得中东中亚石油控制权对它们，特别是对于已完成北约东扩和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美国，所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要控制中东中亚，首先必须控制（巴尔干和）南亚地区。南亚是中东的侧翼和中亚的重要门户。控制了南亚的印度就掐住了亚太各国石油进口的咽喉，控制了巴基斯坦就控制了中亚石油进入波斯湾的出口。

    美国外交开始向南亚倾斜，在政治上还有进一步遏制俄国南下印度洋和堵截中国经济西进从 而能源需求西进的战略意图。美国传统基金会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报告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仍是潜在的强劲对手；俄罗斯与西方浪漫的伙伴期已经结束；莫斯科正在试图在属于前苏联地区重新获得影响力，防止在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俄罗斯帝国是西方应该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美国不应在欧洲和中亚地区给予俄罗斯一个特殊的势力范围；由于中东地区越来越不稳定，里海海底、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蕴藏着的丰富的碳氢化合物资源以及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资源，对西方的经济发展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对这些资源的获取受到俄罗斯的限制；俄罗斯希望控制这一地区资源的开发及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而美国应采取措施以保证美国能够获得这些资源。美国人的这些看法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冷战结束后，俄国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东西夹击的攻势下，日益把外交的注意力投向南面的印度洋，试图从南面打破西方的战略包围。1995年俄国总统叶利钦访问印度，双方签订新的友好条约以代替1971年苏印签订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1997年春天， 印度总理高达访俄，两国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7月巴基斯坦外长古哈尔?阿尤布访俄，两国外长决定建立直接联系。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美国的关注，并促使美国在1997年完成北约东扩和重新确定“日美安保同盟”关系的战略部署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立即马不停蹄地于1997年11月对巴基斯坦和印度进行了闪电式的访问，为克林顿访问南亚作准备。

    1978年新年第一天，是美国总统卡特访问南亚印度的日子，美国答应向印度提供包括浓缩铀在内的援助，第二年便发生了迄今仍遗害无穷的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2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和俄国的利益，又开始在南亚交汇，这对南亚地区的稳定，喜耶忧耶，目前尚难定论。

十四、悄然复兴的亚洲民族主义

――从印度人民党崛起说起

　

    

    印度人民党在印度12届人民院选举中大获成功，赢得第一组阁权，这是该党自成立以来在大选中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

    印度人民党是1980年6月4日成立的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主要代表印度北部印度教派势力和城市中小商人的利益，其核心大部分属于印度高种姓的婆罗门。它的理想和主张在印度政坛上与国大党相反相成。国大党一直主张使印度这个多种族多教派的禁欲主义国家“在多样性中求团结”，而印度人民党纲领则日益从80年代初期温和的“世俗主义和多样 性的统一是印度民族主义的基石”的主张，渐进到印度应该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的主张。在经济发展政策上，印度人民党主张保护民族市场，发展民族经济，并对国大党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持相当的保留态度。1991 年拉奥政府开始推行改革政策，允许外资在100多种优先发展部门拥有的股份从40% 提高到51 %。印度人民党则认为“它给民族工业顺利发展设置了障碍”。印度人民党的智囊人物斯里·阿肖克?乔吉尔(Sri Ashok Chowgule)在《民族主义的概念》一文中激烈地批评西方经济自由化的理论，指出：“现在正在追求的经济开放政策，并不能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日本、韩国、台湾成为经济强人并有能力接受国际竞争之前，都有一个相当长的自我保护时期，而印度对外国公司不受限制地开放，使自己的民族经济面临不平等的竞争。”“发达国家告诉印度开放市场的同时，它们对本国一些竞争力弱的工业实行保护。”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给亚洲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伤害，作者在文章结尾处大声疾呼：“对于对印度有责任心的人来说，现在是认清这些事实并避免掉进发达国家设置陷阱的时候了。只有平等，才有双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压力下，印度正在沿着危险的道路进行。”印度人民党致力于提高印度的大国地位，认为印度应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在国际上也应受到相应的重视。印度人民党这些纲领在这次人民院议会大选中为印度各阶层多数人认可。看到金融危机对东亚国家经济政治造成的巨大破坏，印度人民党在许多印度选民眼中似乎成了印度强大的化身，

    印度选民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正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内在矛盾发展到今天并在 东亚激化的必然产物。

    冷战后的国际经济政治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的继续和发展。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政治上得到巩固。这种生产方式把统一的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以此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这样就产生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以及由此扩大而来的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地区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形式便是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这种建立在生产和消费对立基础上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资本中心对它的外围地区所造成的破坏，以及由此反馈到资本中心国(比如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作为资本中心国之一的日本)并引起那里的生产力的萎缩和相应的政治矛盾。资本主义花了300多年的时间，用暴力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为资本中心国建立了它的(最早是殖民地形式的)外围地区，以转移国内的经济(首先是劳资间的)矛盾。那种用殖民手段建立的不平等的殖民地―宗主国分工体系，早在50―70年代就被发生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摧毁了，但是围绕资本中心国建立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秩序并没有由此瓦解。发达国家处于高势能的资本中心地位，利用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脆 弱性以及政府对建立市场经济的认识和经验不足，并利用由他们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维持资本主义中心――外围秩序并使整个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 地位。这样的现实便为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及其和理论提供了生长和传播的社会基础。

    从1950―1979年，印度采取国家对经济实行控制的办法以保持民族经济与国际资本的相对独立。这在初期对维护国家的经济政治独立地位是非常必要的。但到70年代末这种政策已严重窒息了社会经济的发展。80年代印度经济政策开始有所松动。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政府对公共开支进行改革。为弥补庞大的赤字，政府大量举借外债；1981―1991年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 5%(1950―1979年是3.4%)，但国家也为这种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91年8月，失业人数 达3000多万，外债达7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达到16.7%，外汇储备降到10亿美元，仅够应付两周进口的账单。国家已到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并因此在国际货币市场中破产的边缘。印度不得不面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印度的信用危机。这种形势使得已在70年代落潮的印度民族主义再次抬头。1980年，具有鲜明民族主义特点的印度人民党成立；1984年，印度人民党在人民院中只有2个席位，到1991年，也就是印度向国际资本开放的弊端在印度初露端倪之际，印度人民党在议会选举中一举获得119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1991年，国大党推举拉奥为总理候选人。为挽救国大党在70年代后期出现的颓势，拉奥上台后，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实行市场自由化，引进竞争机制，把原来的国家管制经济转化为外向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要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拉奥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1992―1997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达到5.7%，1996年外汇储备到168亿美元，粮食可大量出口，印度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军事、高科技及核技术方面，印度已有了很好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与80年代国际资本对印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一样，到1995年，印度已为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外债所困扰。1994―1995年度的财政赤字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达5.9%，内债总额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的6.2%，需支付的利息占中央财政经常收入的53 %。 国营企业亏损严重，失业队伍继续扩大；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城市和农村居民贫困程度加深。经济危机使人们再次对国大党推行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产生疑虑，并转而支持印度人民党的民族主义纲领。1996年印度举行第十一届人民院选举，印度人民党从1991 年的119席，一跃获得162席，加上盟党席位共得193席，从而获得第一组阁权。国大党随拉奥政府下台并失去昔日一党坐大的雄风。

    伴随经济危机而来的是政治危机。从1996年始，印度政治进入“梅雨季节”：印度人民 党13天的组阁失败后，印度成立以高达为首的联合阵线政府。10个月后，国大党撤销对联合政府的支持，试图东山再起，引起朝野哗然；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并阻止印度人民党上台，国大党被迫转而支持以古杰拉尔为首的联合阵线政府。然而，古杰拉尔联合阵线政府仅维持了8个月，国大党又旧病复发，再次提出撤销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国内政坛上这接连不断的危机，对本已问题成堆的印度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国大党不仅不给联合政府有力支持以尽快解决拉奥政府遗留下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还四处掣肘政府，使印度经济在连续7年以7 %的速度发展之后，经济增长从1997年下半年始首次放慢。与印度政坛风暴并行的还有已沉重压在亚洲上空的东亚金融危机的阴云，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处于危机中的东亚各国所采取的落井下石的做法，更引起了印度各阶层对保护民族市场的强烈要求和对印度人民党鲜明的民族主义纲领的关注和支持，致使在1998年3月举行的印度第十二届人民院选举中，印度人民党选票和支持率再度飙升：它与同盟党所得席位从1997年的193席上升为250多席。印度人民党自1996年后再次以更大的实力赢得第一组阁权，这反映了民族主义思潮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已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印度人民党近年来的迅猛崛起，正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

    近现代民族主义是国际资本向世界扩张的伴生物。国际资本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世界划分为资 本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就把国家划分为宗主国和殖民地，把人类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国际资本在向世界扩张并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它也在破坏着受它剥削的民族的生存基础和民族特性。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走向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又不可免地要向国际资本开放以寻求必要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这样，民族国家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国际资本的高额剥削及其对本国政治经济的破坏性的冲击。在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 中，民族国家内部便产生了强调世界性或强调民族性发展政策的不同党派。当政府在某一时期因过分强调外向型发展而导致本民族经济在国际资本的冲击下遭到破坏时，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就会作为一种制约因素应运而“升”。从这个意义上看，民族主义是一种反映现代民族国家抵制国际资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破坏的思潮和运动，只要国际资本对民族国家的剥削本性不消除，民族主义思潮及其运动就不会消除。印度人民党从1984年在议会中的2席迅速发展为今天印度第一大党的现象，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很好的说明。如果联系近几年亚洲资深政治家马哈蒂尔、李光耀等对西方自由放任的经济和文化模式的激烈批评、对西 方大国强权主义国际交往方式的强烈谴责，再看看目前东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冲击下正在普遍遭受的经济政治危机，看看几年前还是虎虎生威的印度尼西亚，现在已成为内乱加剧的和不得不依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眼色行事的“羔羊”的现实，使人不能不预感，今天印度民族主义的崛起很可能就是70―80年代曾一度偃旗息鼓的亚洲民族主义――不管它们形式如何――复兴的前兆。